去年，青年作家张天翼推出了首部女性现实题材小说集《如雪如山》，书中以七篇故事，通过七位名为“lili”的女性人物的生活断面，拼贴出一部女性视角下的世界，呈现当代女性的境遇。从少女时期、青年时期到中老年时期，书中充满了对各个人生阶段女性生存现状的观察：婚姻围城、产后抑郁、失独之痛……
《如雪如山》因为对当下女性生存现状的犀利而细致的观察而被关注，成为豆瓣读书2022年度图书第四名和中国文学小说类第一名。
2月20日，《如雪如山》首场线下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与本书作者张天翼进行了对话。
活动现场
和曾经懦弱的、年轻的自己做告别
回忆张天翼之前的写作，徐晨亮认为，她的许多小说非常自由和有想象力：短篇《吻瘾者》，讲一个人得了一种怪病，要不停地跟人接吻，不接吻就会死；《魔术师的女儿》讲述在马戏团里长大的女儿和作为魔术师父亲之间的关系。徐晨亮说：“张天翼的写作像是一颗怪味豆，有时很温馨，有时很黑暗。”
《如雪如山》和之前张天翼有些瑰丽、有些怪谈色彩的故事不一样，书中的七个故事形成一种特殊的整体感，因为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lili，这七个故事关乎当下女性的普遍困境，更加现实而尖锐：七个lili处在不同的人生状态，有少女阶段作为大学生在春运时坐车回家的，有青年阶段的，也有结婚成家后在婚姻的围城里做困兽之斗的，也有进入中老年阶段成为失独老人的。
张天翼认为，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分享”着自己的一部分经历和观点。比如，《我只想坐下》中，大一新生詹立立和同学结伴坐火车回家过春节，只买到站票的立立一路“蹭座”，由于羞涩进退失据。其间偶然认识了热情的列车员左一夏，他邀请因座位被占而狼狈不堪的立立到单人乘务室休息，但后来却发生了让詹立立难以启齿的屈辱回忆。
张天翼谈到，自己读书时坐火车就被性骚扰过，当时也是待在那里，没有做更多的反抗，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它的物理层面结束了，但是它在精神上给我的影响绵延了很多年。”
“坦白讲，这个故事里面的立立有一大部分很像我的，比如她的沉静、她的乖巧，我从小也是被这样教育起来的，在一个父亲具有极大威权的家庭，非常有眼力见儿。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当她从学校里突然来到火车这样一个微型社会，她遇到了各种她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这种潜在的危险也伴有一些诱惑，比如列车员提供给她的便利让她感受到虚荣与快乐，她能不能挡得住，我反复把这个故事想了很多遍。”张天翼谈道。
张天翼认为，写作这样的故事就像是和自己的往事做正式的告别，也和当初在火车上懦弱的、年轻的自己做告别：“人的坚强其实是很难的，人要真诚面对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那些糟糕的念头也是比较难的。当她还没有坚强起来的时候，当她某一次选择了软弱的时候，她后面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这是这本小说我想讲的。”
作为“持微火者”
《雪山》是这本小说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故事讲述了中年失独的独居妇女姜丽丽的悲惨晚年：女主人公巫童与男友到一个能看见雪山的城市参加同学婚礼，意外与旧时邻居、不幸夭折的少年好友吴桐的母亲姜丽丽重逢。巫童早年与吴桐的友谊和一段伤心往事被重新勾起……
在为小说集命名时，张天翼介绍，在“雪山”这个名字里面嵌入了两个“如”，有两个女、两个口，其中的含义正如此时对话的场景——当“她们”开口诉说，这些故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女性共通的一些生命经验。
张天翼的小说中关注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其中多篇如《雪山》一样，是以“母亲”角色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她们之中有养儿不易的单亲母亲，有深受产后抑郁困扰的新手妈妈，也有失去孩子、却仍在“母亲”的角色里挣扎的中年妇女。
张莉认为，女性写作者就是持微火者，“创伤是不分大小的。把我的创伤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就是文学的意义和创作者的魅力所在。什么是女性文学？就是说出那些别人不敢说出来的，向那些陈规滥调旧世俗说不，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张莉回忆，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读者意识在前，作家的创作意识滞后。2018年以来，整个中国文学读者的性别意识在发生变化，它会反推中国作家的创作。“我认为阻挡中国文学向前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女作家的察言观色，但是真正的作家一定要知道，你要为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受而写。所以最近几年女性写作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有些作家开始勇敢地拿起笔，而且往往是那些来自边缘的从来没有写过的人，选择拿起笔，比如《秋园》的写作。”
并不是所有的女作家都有女性视角，而具有女性视角的也不一定都是女性。《安娜·卡列妮娜》《包法利夫人》就是深具女性意识的，“你要站在低微的边缘的地方发生，让那些看不见的被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被听见，写作者要作为持微火者，照亮晦暗之地。比如张天翼写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她如此思念她的孩子；写火车上一个女孩遭遇到侵害却手足无措，这就是作者试图照亮晦暗之地的努力。”
还比如《春之盐》这一篇，故事中的女性并没有初为人母的喜悦，她真实而狼狈。作家以一位年轻母亲为叙述者，刻画了正在经历产后抑郁的年轻母亲的痛苦与辛酸，在家庭和自我中的挣扎与摇摆。张莉指出：“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女人生完孩子就应该快乐。但是‘应该’和‘是’之间是有距离的，作家要做的是把‘是’写出来。这是作为我们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要求，中国的作家应该有责任，也应该有能力去回应这样一个要求。”
张莉也注意到，很多女性文学作品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是正因为有一个这样强的理念，让她们小说很像问题小说，而不关心文学。“但事实上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学魅力，要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让人共情，而不是来说问题。一个人的处境身上不可能只有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很含混很模糊的东西。”
杀死那个“应该如何”之后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引用伍尔夫的话探讨了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规训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文化语境里，都有一套规训女性的价值观。女性作为一个女儿应该如何，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如何，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如何。而伍尔夫认为，一个女性获得自由和独立价值的时刻，恰恰要从杀死房间里的天使开始。杀死了那个‘应该如何’之后，才能开启真正生命经验的发掘，去找到那些可能未被命名的、处于幽暗之地的、羞于启齿的，或者我们尚未找到恰当的文学表达路径去呈现的经验。”
徐晨亮也注意到，张天翼写作涉及到的很多情节在当代文学中是被回避或者很少触碰的，比如《地上的血》这一篇，涉及到女性身体的经验和伦理话题，比如母亲让继父给女儿买卫生巾，女儿在卫生间里流的一滴血被继父擦掉。
张莉谈道，《地上的血》看似在写一个关于女性身体的故事，但是她对于其中的母女情谊感受更为强烈。“这个故事中涉及停经的母亲对于整个生活的局促，她再婚之后的那种生活，母女之间那种相依为命和惺惺相惜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动人。经血只是一个隐喻，隐喻母亲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儿其实是欣慰，但是她也有点失落。但是你如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看，比如最近出版的《暮色将近》中所写，一个90多岁的女性，她在回忆一生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绝经之后的人生长着呢，所以那就是另外一种反对经血羞辱。”
关于具体的创作，张天翼分享“比喻是接近陌生事物的一种方法，用手边熟悉的东西做成抓钩，把浮在遥远水面的睡莲钩近”“写小说的过程就像找松露的猪闻到树下有松露”，关于书中的七个lili，张天翼也认为：“她们都是lili，也都是我。”徐晨亮分享，《我只想坐下》中，里面有大量的声音、气味，那种拥挤的给我们一种直觉的压迫我们的感觉，构成了作为一个小说存在的那样一个世界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