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快递包装，《听见天才：塞尔唱片和独立音乐的故事》便跳了出来，我感觉到它沉甸甸的重量。但我还没预料到，这本书将带我开始一段辣椒水加薄荷叶般的浪漫旅程。书封上倒是有一些熟悉的名字，the Ramones，Madonna，Talking Heads，Lou Reed，the Cult，the Cure……正是他们，在我和《听见天才》之间建立起基本的信任感——我对西摩·斯坦（Seymour Stein）这个一身正装的“摇滚猎人”还不了解，却本能地相信他的讲述是一种可靠叙述。另一方面，对策划人王江、译者余永黎的信任，也强化了我的判断。要知道，在信息爆炸与信息茧房“伙同作案”的今天，可靠叙述不仅是良心的代名词，更有一抹罕见的可爱。
《听见天才：塞尔唱片和独立音乐的故事》，【美】西摩·斯坦、【法】加雷思·墨菲/著 余永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乐府文化，2022年8月版
和不少乐迷一样，音乐市场的运行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以前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人的精力有限，我听歌就行了；至于别的，我没必要去了解，因为市场并非衡量作品优劣的绝对标准，有些时候，它还会与作品对着干。然而，在接触电影研究后，我意识到，当一部电影呈现在影院里时，它或许早已偏离了创作者的原意。在市场选择、审查制度、文化热点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它被重新剪辑，成为原作的“副本”，甚至是原作的陌生人。同理，流行音乐也甩不开商品属性。这就是我阅读《听见天才》的初衷，我想走出认知舒适区，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我熟悉的摇滚乐。好比摄影，镜头一转，画面就不一样了。
西摩没让我失望。老头从自己的出生聊起，详细地回顾了他的犹太家庭、童年往事，以及迷人的故乡布鲁克林。拉家常式的讲述，让我想到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的《滚吧，生活》，这本自传与《听见天才》有着相似的叙述结构。我的男朋友基思也出生于二战后期，和西摩同属“二战的一代”。两位摇滚老炮儿早年生活在大西洋的两端，素不相识，但他们的回忆明显让我看到了某种共性——那是一个满目疮痍又不失希望的时代，人们一边疗愈着战争的伤痛，一边努力重建战后的生活。何其幸运！在他们的成长期，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万物正于碰撞中酝酿未来的琼浆。西摩本人亦有感于这一点，他骄傲地列出了一串同时代人的名字，并说：“在音乐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重量级的艺人来自同一代人……我们出生在一片巨大的乌云之下，我想正是它迫使我们更快地跑向生命中光线最亮的地方。”（《听见天才》，第4-5页）
西摩·斯坦
西摩在很小的时候便展露出了听音乐的天赋。注意，如书名所强调，重点是“听”。他能记清的可不只是歌词，还有电台节目的歌单、歌曲排名和注释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对好音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这是一个注定为唱片业而生的人；用国王唱片（King Records）的创始人悉德·内森（Syd Nathan）的话来讲，就是“他血管里流的是能制造唱片的虫胶”。说到国王唱片和悉德·内森，绝对是西摩的人生剧本中打响的第一出折子戏。还在上中学时，西摩便到国王唱片进行夏季实习，得到了悉德的精心指导，这为他日后正式投入唱片业打下了基础。正是在那个时候，悉德敏锐地洞察到了西摩的潜质，对其寄予厚望；他对西蒙的信任与鼓励，令后者受用终身。正因如此，西摩一直将悉德尊为自己的导师。悉德辞世多年后，西摩依然感慨“我能生活在一个导师和学徒的时代是多么幸运”（《听见天才》，第349页）。后面的故事毋庸赘言：1966年，西摩创办了塞尔唱片（Sire Records），发掘了众多光芒四射的乐队和音乐人，其中包括朋克（Punk）的先行者雷蒙斯（the Ramones）、新浪潮（New Wave）的传声头像（Talking Heads），更有长盛不衰的巨星麦当娜（Madonna）。这家摇滚史上最重要的唱片公司之一，极大地推动了朋克、新浪潮等独立音乐的发展，在当代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在全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像我这样自幼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的独生子女一代，也曾在少年时受到塞尔的熏陶。在我个人的精神塑造中，有一部分正是打上了塞尔的烙印的。
西蒙·斯坦与戴维·伯恩、麦当娜在第十四届摇滚名人堂颁奖礼上（图片来自Getty Images，由出版方提供）
西摩的讲述向我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后叶美国唱片业的一角，让我对流行音乐的生产和推广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让我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从孕育到诞生，直至大放异彩，是多么不容易。我再次确信：要想更全面地了解一部作品，必须深入到它自身的时代结构中。由此，我的阅读跃进了下一层面。我抓住了一个关键词，“历史”。凝视“二战的一代”，我无比艳羡，又深感遗憾，因为我只能通过艺术与书本去感受、想象那个遥远时空。那是怎样一个闹闹哄哄、群魔乱舞，却又生气勃勃、激荡人心的时代啊！人类情感的毛边尚未被技术冰冷地削去，一切爱恨情仇皆真切、鲜活、淋漓。而这，正是艺术的肥土，是创造力的家园。今天，人类拥有更丰厚的物质条件，生活却远不如从前有趣。我们所身处的现实看似是多元的、丰富的，可多元的背后是共同价值的丧失，是基本共识的分裂，丰富的背后是消费的设计，是技术的统治。故而“多元”不过是“单一”的面具，“丰富”不过是“干枯”的傀儡。技术与政治经济的紧密捆绑，重塑了人类的生存现实，一种新的“泛技术”逻辑支配着社会与人心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人被“泛技术”持续异化，感知退化，成为工具人，乃至“非人”；另一方面，在“泛技术”的席卷下，数千年的文明基础日渐力不从心，新的伦理建设与价值建构严重缺位，能够为人带来安慰的诗意，曾被前人亿万次歌咏的大海和星空，也在大步撤退……对此我是忧虑的。2020年，我来到青岛栈桥，面对铺满灰黑波纹的冬日大海，曾写下一首诗《海滨故人》：“而今天，海浪正被风驱赶至礁石的领地，/波纹反向，像一条条玄色脊梁，/用不可阻挡之速持续后退。”
诸多遗憾表明，今天的我们已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的人质”。与《听见天才》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从西摩的故事里转过神，联想到我这一代人。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滋养和互联网的教育下长大的。自打记事起，我周围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高歌猛进的繁盛曾给我一个幼稚的错觉：我以为我们这代人无所不能。十年前，如果你和二十出头的我聊到这个话题，我的想法还是坚决的。而十年后的这个中秋节，我坐在京杭大运河边，看着树梢上影影绰绰的月亮，想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猛然发觉世事瞬息万变，诗歌盛唐亦不过短短数十载。诗圣杜甫二十四岁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又怎会料到十九年后就有安史之乱呢？今天，二十世纪的神话也在我们身后收起了幕布，旧日幻觉如同车窗后的景象在急速退去。此时此地，惟余月色幽白，秋水阒寂。在漫长的困顿与忧闷中，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历史开始向我展示出它现阶段的容颜，命令我认领自身的命运。我再次想到鲁迅先生说的“历史中间物”——我，以及我少数的同侪，很难说还能像父辈那样大刀阔斧，只能做茫茫大海上的桥，为滚滚向前的时间留下一条并不宽阔却坚忍不拔的水路，向着被迷雾覆盖的对岸，向着那隐身的灯塔中微弱的光，沉默地桥接起昨天与明天、传统与未来、绝望与希望、保存与开创。
我相信，当我们的后辈走在这座桥上时，将再度邂逅西摩和西摩们亲历过的壮阔风景。回望二十世纪，二战结束后，世界也不过只赢得一个喘气之机，其间尚有此起彼伏的区域动荡。然而，人类还是踩稳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阶梯，创造了又一次奇迹。这正是摇滚乐的背景——世界格局的重建，需要一套适配的文化逻辑。从表面来看，摇滚乐是以反抗的姿态来与正在构建的战后新语境对话的；从深层来看，它又和时代语境暗相契合，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作为时代浪潮中的个体，西摩在对的时间作出了对的选择，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春暖花开的摇滚事业。另一方面，他个人的性情，又是那个辉煌年代的典型注脚。他集敏锐、果断、坚韧于一身，对生活、理想和事业始终抱有热爱与激情。他和塞尔唱片缔造的传奇，就是那壮阔图景的缤纷缩影。我看到，在他和摇滚乐、唱片业、大时代之间，有一种健康圆润的逻辑，可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性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事业。
其实，以上文字只是记录了我阅读《听见天才》时的部分感悟。越往后读，这本书越是回到了情本体的表达，给我的震动也越大。我不过是想触碰二十世纪中后叶的唱片业余温，它却为我打开了历史的镜匣。最大的惊喜是，西摩的人生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再次感慨于人类情感的力量。不管是写亲情还是友情，他那饱蘸深情的笔触都直抵人心，为我灌溉了极大的勇气。在本书快结束时，西摩有两段话，我忍不住摘出来分享。第一段话：“我想，是我的布鲁克林精神让我坚持了下来。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候，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因为，各位，我们之所以被赋予宝贵的生命，就是要你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并尽可能久地活下去……有这样一句古老的谚语，我在每一个黑暗的时刻都会对自己低语：‘这一切终将过去（And this, too, shall pass）。’”（《听见天才》，第336-337页）第二段话，也是全书的结尾：“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是穿越生命的唯一途径。所以，请充分利用你所拥有的一切吧。趁着你还能干，现在就去干！”（《听见天才》，第357页）
那么，我也该清理好严冬的枯枝，收拾好寒冷的羽翼，去造那座海上大桥了。等等，那些走在桥上的人还会需要摇滚乐吗？会的。到那一天，摇滚乐或许已脱下形式的外衣，但它的灵魂将继续游荡在桥上，告诉后来者：他们的前人曾在晦暗的风雨中精心地呵护好信仰的火苗，艰难地锚定出一个“相信未来”的航向。
2023年2月15日 北京
（杨碧薇，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