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几乎全在法学院度过，其中出入美国法学院的时间又最长。对于一个先在其他地方接受了法学教育的人来说，要形容入读美国法学院的感觉，少不了这两个字——震撼。在这最后一节里，我们放下悸动的市场与严肃的规则，轻松地聊一聊美国的法学院。要讲美国的法学院角度有很多，这里只看美国的法学院出了谁？因为教育质量如何，主要看教育出来的人才如何。
说到美国法学院培养的名人，去年角逐首位女性美国总统宝座的希拉里·克林顿想必一定会在多数人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几个人物之列。的确，律师是出任历届美国总统者最常见的职业。仅以二战之后的十二位美国总统为例，其中就有四位曾经是律师——尼克松、福特、克林顿和奥巴马。美国政界参众两院、内阁各部更有大把的律师。此外，出任国际机构领导的美国人中也不乏法学院毕业生，如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不过，政治与法律原本关系紧密，西方国家政要中律师出身者也算不稀奇。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个算不上与法学院专业对口的行当——大企业的掌门人。根据2010年的统计，在全美最大的五十家公司的CEO中有九位是法学院的JD毕业生。这些企业包括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世界最大制药商之一的辉瑞（Pfizer）、世界两大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州立农业（State Farm）、全美最大的超市集团Kroger、最大的装饰建材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全美第二大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美国医疗保险巨头Anthem以及全美十大零售商之一的西尔斯（Sears Holdings）。
假如把目光放宽到全球五百强企业（Fortune 500），那么，在2012年时，这五百家企业的CEO中，共有四十六人是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约占10%的比例。其中除一人获得的是LLM学位之外，其余均为JD。在这些法学院毕业生领导的企业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联合大陆航空（United Continental）、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纽约人寿保险（New York Life Insurance）、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默克制药（Merck）、万豪国际（Marriot International）、玩具反斗城（Toys “R” Us）、荷美尔食品（Hormel Foods）等等。这仅是针对2012年在任的大企业CEO的统计，至于此前已经卸任者中的美国法学院毕业生，只能凭印象举几个例子，譬如花旗银行的Charles Prince，时代华纳的Richard Parsons等人。
2012年的财富五百强企业，四十六位法学院毕业的CEO中，出身美国前二十名的法学院者有二十七人，出身前十名的精英法学院者有二十一人，分别占59%和46%，而哈佛法学院一家的毕业生就有八人榜上有名。有趣的是，也有不少CEO毕业于五十名以后的法学院，例如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法学院就有三名毕业生位列其中。
为什么从美国的法学院能涌现出众多的商界领袖人物（阿里巴巴的蔡崇信又是一例）呢？全球五百强排名第二十三位的Kroger公司CEO戴维·迪伦（David Dillon）的话也许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最成功的领导人是那些能突破自己的学科樊笼来想问题、干事情的人，是那些能够看透商业利益大局的人……法律总顾问们绝不能只提交法律报告，他们必须提供解决问题的商业方案。作为律师，我们有的是说‘不’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帮助董事会找到答案……我不认为董事会选择律师担任CEO是冲着律师这一点去的，恰恰相反，这些律师成为CEO是因为他们碰巧也是优秀的商人。”（Mark Curriden，CEO，Esq.）
除了政商两界，学界领袖中也有众多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包括哈佛前校长Derek Bok、耶鲁前校长Benno Schimdt、斯坦福前校长Gerhard Casper（LLM）、哥大前校长Michael Sovern和现校长Lee Bolinger、康奈尔前校长Jeff Lehman、伯克利加大前校长Ira Michael Heyman、普林斯顿现校长Christopher Eisgruber等等。还有美国的法学院毕业生漂洋过海来到亚洲担任大学校长，比如Jeff Lehman（密歇根法学院毕业）如今担任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而Howard Hunter（耶鲁法学院毕业）则曾出任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首任校长。
另外，美国法学院毕业生中成为新闻界名人的也大有人在，比如美国广播公司（ABC）前著名体育记者Howard Cosell（纽约大学法学院校友）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老牌时政节目主持人Charlie Rose（杜克法学院校友）。恐怕最让人意外的是法学院毕业的体育界名人，其中包括NBA前主席David Stern（哥大法学院校友），以及两届奥运会冠军和五届世锦赛冠军的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Dick Button（哈佛法学院校友）。在这些距离法学越来越远的行业中找到这许多法学院的毕业生，用“人才辈出”来形容美国的法学院恐怕并不为过。
美国的法学教育底下之所以走出了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应当与其独特的教育视角分不开，而这也正是让清澄君倍感“震撼”的地方。美国法学院——尤其是精英法学院——的教育看似脱离法律实务、漫无边际，耶鲁法学院甚至有名言曰教授“法律以外的一切东西”（anything but law)，实际上却为学生自由摄取各种知识，从各种不同视角认识法律、认识社会提供了宽广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今美国法学院的教育可以被视为对通识教育的拓展与深化。换句话说，美国的法学院教育不注重传授技能，而是致力于丰富眼界、开拓思路——无大眼界者无大成就。
随便打开一所美国精英法学院的课程目录，各种含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元素的跨学科课程就会扑入眼帘。以哈佛的商法学课程为例，从公司金融、资产定价到会计基础、统计分析的各色经济和金融类的课程自不必说，甚至还有资本主义史乃至公司与宗教这样的课程。另外，哈佛法学院还专门设有打通学科藩篱，综合教授分析式推理的“律师分析推理方法”（analytical methods for lawyers）课程，真正是“授之以渔”。
假如因为课程设置的广博而认为美国法学院的教师尽是不通实务的书蠹，那就错了。那里有众多一流的法律实务专家出任教职。例如，在哈佛法学院教授公司购并课程的John Coates就曾是华尔街上公司购并业务最富盛名的WLRK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恐怕没有多少人比他更了解公司购并的实务了。而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公司法的William Allen则曾是特拉华州专门负责审判公司法案件的衡平法院（Delaware Court of Chancery）的首席法官，曾写下许多历史性的公司法判决。要知道，当代美国的公司法几乎就是特拉华州的公司法，因此，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比Allen更熟悉美国的公司法了。
而且，即便那些专注于学术研究的教授们也对法律实践有深入的理解，说白了，美国的法学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太大的脱节。再以公司并购为例，并购合同中每一种类型的条款，standstill、no-shop/go-shop、fiduciary out、superior proposal、break-up fee、material adverse change等等，每一条背后都至少有一则登上教科书的判例。这些判例勾联起了实务家与理论家，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与话语体系——学者不研究判例无以为学，实务家不了解判例必死无疑。
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八名大法官中就有四人曾担任法学院的教职，而去年故去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同样是法学院教授出身。至于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中当过法学院教师的就更多了，著名者如波斯纳（Richard Posner）、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伊斯特布鲁克（Frank Easterbrook）、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都是法学教授出身，巧的是这些人还偏偏都是以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见长。倘若美国法学院的学术研究与实务严重脱节的话，很难想象会从法学教授中涌现出这么多联邦法官。
或许，美国法学院人才辈出的原因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与法学院本身的教育没多少关系，只是因为进入一流法学院的学生原本就素质精良。曾经听到伯克利加大法学院的院长对入学新生说：“只要我们不搞坏你们，你们就将是最优秀的——哪怕我们什么也不做。”不过，纵使如此，至少美国的一流法学院的确有能力拣别出精英人才，而精英人才也的确愿意去这些法学院就读。而这后面一点，果然离开了精良的课程与优越的师资恐怕很难做到。
说了这许多美国的法学院，究竟与本书“资本的规则”这个主题有多大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紧密得很。美国的法学院是现代公司治理观念重要的发轫之处，而正是这些观念架构起了维护成熟资本市场运行的规则。John Coffee、Lucian Bebchuk、Frank Easterbrook、Roberta Romano、Stephen Bainbridge、Ronald Gilson、Jonathan Macey、Bernard Black、Jeffery Gordon，对于这些名字，翻阅了本书前面各章节的读者们想必不会陌生。当然，美国法学院优秀毕业生中最多涌现的还当属优秀的律师，譬如著名的华尔街公司法律师“三杰”——Joseph Flom、Martin Lipton和Arthur Fleischer，而本章第三十八节讲的就是一家传奇美国律所的不平凡故事。
资本市场植根于一套精致而有序的规则之中，而这套规则的构建与运行则无法离开法律人——无论他们站在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还是利用规则的立场上。资本脱离了规则，就会是脱缰的野马，溃堤的洪水。因此，作为研究规则、传播规则的专业机构，法学院对资本市场的功用有如免疫系统对人体的功用。正是她不断输送精于规则的优秀人才，方才使资本迁恶向善、去伪存真。
本文节选自张巍的新书《资本的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6月版），原题为《人才辈出的美国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