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到一个世纪，凭借历史经验以及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的教训，有一位思想家终其一生致力于研究一个晦涩的问题：如何创造一种新型的精神权力？与此同时，另一位思想家则在哀叹这场灾难：革命冲突发生时，哲学家和文人以“精神”的名义占据了国家的权力圈。
奥古斯特·孔德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独特的思想家中的两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大家眼中现代社会学的开拓者。稍稍了解一下他们的人生就可以发现，孔德的职业生涯似乎一直充斥着失败的回声，而托克维尔的政治道路则顺坦且成功。孔德想要进入学术机构，但没有成功，他曾请求弗朗索瓦·基佐，想要在法兰西公学院获得一个席位，但是依然未果。相反，托克维尔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议会的议员，甚至还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担任了外交部长。然而，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圈中，孔德的名气越来越大：法兰西科学院的许多知名研究者都来听他的课，在他去世之前名字已经和一个思想流派联系在一起。然而，托克维尔在第一本书获得成功后，文学的光芒越来越暗淡，以至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晦暗期，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远离法国文化空间的中心。
孔德
孔德虽然在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并将自己视为一种新科学的代表，这一科学正在占据文化生产场中的最高位置（但这在当时还远没有成为现实）。至于托克维尔，他则认为自己创作的东西是面对历史事件的大风暴时的失败反抗。
孔德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进程表示赞赏，而托克维尔则担忧这种进步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孔德代表了19世纪的哲学乐观主义，这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一种审慎的共和主义，根据时局的变化，它可以是民主主义也可以是波拿巴主义。托克维尔则是悲观贵族主义的代表，它准备要接受某种民主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但依然持犹疑的态度，他认为这两种思想永远都不会在现代法国实现。
在很长时间里，奥古斯特·孔德都在和后革命世界中缺乏稳定的精神权力这一问题作斗争，这个世界包围着他，他在这个世界里写作。18世纪教会衰落，大革命时期，其地位摇摇欲坠，孔德认为，这些都导致了一种危险的空虚，这一直都是不稳定和社会动乱的因素。从今往后，哲学应当承担起铺垫纲领性根基的职能，可以在世俗权力建立的同时构建一种稳固的精神权力。在19世纪20年代的早期创作中，比如《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哲学思考》，孔德已经系统化地呈现了理论主线，在其之后庞大的创作体系中，这一主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孔德跟随他那位令人讨厌的导师圣西门的脚步，把新的科学家看作精神权力的所有者。孔德认为，与其他阶级不同，这些人从此掌握了两个基本要素来确保道德的统治，即能力与理论权威。
有趣的是，在引出一个新的概念“思想阶层”之前，奥古斯特·孔德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使用了一个极其不常用的词“有知识的人”（intelligences）来替代“科学家”这个词。“思想阶层”似乎具有双重的社会与历史功能：一方面它搜集、传播知识，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价值观的高强度教化履行其教育任务。在这位社会学先驱看来，文明的发展、工业化的进步、职业分工的细化、层级之间矛盾的加深，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建立一种精神与知识权威，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就一直缺乏这种权威。不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世俗政权，其存在时间是有限的。
1848年革命以及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使孔德重新认识到新兴无产阶级在世俗秩序建立中的核心作用。从此往后，可以发现孔德的某种政治倾向的变化，他转向了左派。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一种建立未来精神权力核心的迫切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年他创立了“实证主义协会”，并且亲自撰写了成立章程。这一“精神协会”的目的在于，重新构建革命的道德思想与条例，完善并完成最后的革命。他认为这一新的权威并不是在国家层面而是在一个泛欧洲化的框架内构成并建立。法国要在这一知识框架中占据精神核心位置，这项计划的缔造者应当且必须承担领导职能，孔德认为这一切都是合理的。他还坚持认为：“为更好地保证实证主义协会组织的统一性，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对所有想入会的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平进行考察。”
因此，这位社会学的开拓者先于任何其他一位思想家，以一种清晰、直白、天真的方式表达了知识分子想要获得已确立的精神权力的强烈愿望。这似乎是教会权威衰落后神职人员被剥夺的权力。
我们并不清楚1848年的时候托克维尔是否可能读过孔德这位社会学家的宣言，因为他那个时候完全醉心于政治活动。如果他了解这份宣言，他很可能会被吓坏。孔德在他所写的章程的开始，把实证主义协会比作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俱乐部，这可能会让托克维尔担忧、恼怒。哲学家想要改变世界的知识愿望具有一种预言性，但在他看来，在当代法国历史上这始终是一种危险的现象。
1848年革命的开展及结果促使托克维尔撰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部伟大的作品中有一章内容令人振奋，它的标题是“18世纪中期，文人如何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托克维尔从未对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表现出一种同情，当这种观点尚未流行时，他也从未隐瞒自己的这种倾向。他之所以不喜欢他们，是因为之后让学者获得“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东西，即他们与现代政治的关系、他们介入其中的方式。
托克维尔以自己的方式研究法国的文人，并且提出把他们和英国及德意志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他认为，法国与英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糟糕的是，法国的学者不承担任何政治职能，不参与任何日常政治事务。在法国，缺乏独立的政治性与机构性活动，这使文人很难近距离了解权力世界的复杂性。与处于相似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德意志文人不同，法国文人不愿意局限于纯粹的哲学世界，他们开始接受普遍的政治学理论：“所有人都认为，应当用建立在理性和自然法基础上的简单而基本的规则，替换影响他们那个时代社会的复杂而传统的习俗。”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借用了埃德蒙·伯克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假设，在此基础上，他绘制了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第一张草图。他认为抽象的政治思想以及文学思想源于18世纪文人的社会与政治立场：
这些作家的处境使他们可以理解与政体相关的普通理论与抽象理论，并且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与实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平息他们本性中的那种狂热；没有什么可以预先告诉他们：已有的现实可能会让最令人期待的改革遭遇多少阻碍……
这种抽象的观点没有考虑到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但是它被视为教育大众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后来革命时期出现了许多不幸，哲学家应当对此负责：
整个国家的人都在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最后都接受了他们冲动的观点、思想的变化以及个人的倾向，甚至是作家本人天生的怪癖，以致国家最终开始需要行动时，他们把所有著述中的习惯移植到了政治中……多么可怕的景象！因为作家身上的优点一旦到了政治家身上有时就变成了缺点。
只有托克维尔才会把大革命定义为一种文学行动，当时还不存在“知识分子”这一词，不然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一事件定义为“知识分子”行动。文人总是先验地根据统一的计划创作自己的作品；如果政治家也如此，那么他就把历史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实践，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确发生过。一些文人完全不理解历史现实的意义与复杂性，反而成了一代人的领导者。只需读一读革命者写的书就可以理解这一现象的本质。
实际上，托克维尔只是大体上告诉我们这些学者是在大革命时期掌权的，并且，他似乎第一个发现了现代革命是由转变为政治精英的文化精英指挥和领导的。最近这几十年里，政治社会学的整个分支迅速发展，它拓展、深化了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只是在论述既定秩序的维持这一问题时，方法不如这位19世纪的思想家娴熟，教条主义思想又更加浓重。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是在1848年革命发生后创作了这本书。当时他的脑海里是只想着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还是也想到了一些当代的“知识分子”，比如阿尔封斯·德·拉马丁、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或路易·勃朗？这很难说清楚。不管怎样，显然在他看来，直到19世纪中叶，作家和历史学家在法国政治领域所采取的研究方式和行动方式始终在制造不幸。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推断说，托克维尔要求文人退出任何政治行动：他的宣言、他介入政治世界的个人方式都含蓄地表明，他属于另一类政治文人。因此，这位法国学者与他的英国同伴一样，他必须让自己变成大众谦卑而高效的仆人，同时服从经验政治和实践政治的原则。很显然，这必然意味着摆脱向全世界人宣告永恒真理的愤怒预言者的虚假形象。
本文节选自《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著，樊艳梅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 也人，2023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