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德国达达主义艺术家、摄影蒙太奇的先驱，汉娜·赫希（Hannah H?ch）通过剪辑并粘贴一些报纸刊物上的图片，完成了拼贴画作品——《用达达厨刀切开德国最后的魏玛啤酒肚文化时代》。在这幅作品中，她打破了印刷物具有稳定意义的观念：人的脑袋和身体被胡乱拼接在一起；诸多个体在工业生产的齿轮和滚珠轴承间漂浮；人群聚集在一起，举行示威游行。这幅作品所呈现的，是一种律动、亢奋和险恶的现代性。时至今日，这种混乱仍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魏玛德国的全部景象。诚然，魏玛德国以失败告终，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夺取政权，第三帝国也远比当时任何人想象的更加糟糕。然而，通过2007年撰写的《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Weimar Germany：Promise and Tragedy），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韦茨（Eric D. Weitz）用辩证的视角、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1919到1933年间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全景。
汉娜·赫希的作品 《用达达厨刀切开德国最后的魏玛啤酒肚文化时代》
埃里克·韦茨是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和研究生中心的杰出历史学教授。曾多次参加过现代德国和欧洲历史书籍论坛，同时也从事国际和全球历史方面的研究。2019年，韦茨发表了著作《分裂的世界：民族国家时代的全球人权斗争》（A World Divided: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Nation-States）。此外，他还为普林斯顿大学编辑了一系列书籍——《人权与反人类罪》（Human Right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并且广泛开展关于人权和种族灭绝历史以及德国魏玛的讲座。在《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中，韦茨参考了大量当时的文字和视听资料，查阅了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大量研究著述，涉及1918到1933年魏玛时期的所有主要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以及彼此间的联系。从《凡尔赛和约》到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从海德格尔到希特勒，从包豪斯到公共住房，西方现代性的诸多要素诞生于此，其中存在辉煌，亦不乏梦魇。
动荡的社会
从1918年末到1919年的春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同时又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打击使德国来到无路可退的悬崖边——魏玛共和国就是在这样的危机中诞生的。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对外公布。这部宪法确立的民主共和原则使德国的政治制度更接近自由的西欧和北欧，而不是延续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君主专制。然而，宪法确立的比例代表制使魏玛德国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党把控政治局势，代表们对于所属政党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对选民的依赖；紧急情况下赋予总统的过多权力也最终为纳粹党的上台大开方便之门。对此，韦茨认为，宪法的缺陷与其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无关，而与社会的分裂有关。如果在一个较有凝聚力的社会，或更多人忠于民主原则的社会，这部宪法就能发挥作用。
但事实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纳粹党上台，高风险的党争占据了魏玛时期的全部政治世界。韦茨认为，历史的连续性在魏玛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所有主要的政党都是帝制时代权倾一时的政党的延续。军队和官僚机构的高层都出身名门，在共和国时期几乎未被改造，继续掌握权力和控制民众。但与此同时，右翼和左翼都出现了新的政党和运动，由它们发展出的对抗性群众政治，对所有其他政治组织都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政党都必须在众生喧哗的公共领域展开选战，学会使用新媒体为自己服务——发动群众就意味着权力。
而在所有的政党当中，韦茨强调，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总是来自右翼。共和国末期的大萧条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旧式权力精英背后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共和国稳定的基石——遭受重创，于是，一旦保守的当权右翼和以希特勒为首的激进右翼共享同一套语言，中产阶级随之向右转，权力的天平就彻底失去了平衡。对于魏玛的悲剧性陨落，韦茨一直将此作为一个警示：民主制度和相关人士屡遭无情甚至恶意攻击之时，会发生什么？当政治成为谋求极权统治的战场之际，会发生什么？当某些群体遭受强烈谴责并被边缘化时，会发生什么？当传统保守派与激进种族主义右翼交换利益，给予这些右翼势力靠自身永远无法取得的合法性时，又会发生什么？民主是脆弱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就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等根本议题达成共识，危险就会酝酿发展。
对现代性的探索和反思
魏玛就是柏林，柏林就是魏玛。20世纪20年代，柏林是德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这本书的第二章，韦茨带领读者漫游这座城市：从波茨坦广场到安哈尔特火车站，从柏林爱乐音乐厅到同性恋酒吧，这里有优雅现代的百货商场，也有陌生凄惨的贫民世界。漫步这座城市，韦茨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体会现代性：交通拥堵、工业浓雾、气息与味道；在街道和地铁车厢里相互推搡的人群；夜幕降临后，电影院、餐馆、汽车和交通信号灯闪烁着的亮光和点亮的广告牌……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动荡的经济、焦虑的社会和强烈的政治冲突使魏玛所面临的现代性更具张力。广播、摄影、电影......可复制的声音和图像不知疲倦地辗转于每一个德国人的眼前和耳边，“大众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形成的大众化倾向的社会状态——成为文化精英们的创作舞台。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催生了新的艺术门类和新的美学形式，穿透繁杂喧嚣的社会表象，一些魏玛时代最具创造力和洞察力的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他们各自对于现代性的探索和反思。
从“建设一个新的德国”开始，建筑家们通过“功能和感性”的结合，致力于发挥建筑在新艺术和新社会的形成中的独特作用。 从爱因斯坦塔到包豪斯艺术学院，从朔肯百货商场到汤姆叔叔住宅区，充满激情的建筑家们在努力弥合技术与美感、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裂痕。
与此同时，摄影师和电影导演的镜头穿梭在这些建筑和拥挤的人群之间，试图通过最佳的构图和光影效果来探寻魏玛德国的社会百态。摄影师莫霍伊-纳吉·拉斯洛（László Moholy-Nagy）酷爱从高处拍摄照片，他满怀乌托邦思想，通过对光线和形状的自如运用，致力于探索生命的诸多可能性，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元素创造了美感。与其相反，同时代的另一位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作为现实主义者，对纳吉的抽象艺术不以为然。他“最为痛恨的，是有些摄影作品会玩些小花招，摆出造作的姿势，制作虚假的特效，如同裹上了一层糖衣。”（Robert Kramer, “Historical Commentary,” in August Sander: Photographs of Epoch, New York: Aperture, 1980, p27.）因此，桑德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新客观主义特征和人道主义冲动，他不仅描绘社会中的德高望重者，也记录那些残疾人、流浪汉、潦倒的艺术家、共产党人、具有双性特征的女人等等，他坚信自己能够描写德国人的全景画面，并由此创建真实的历史档案。但是，韦茨指出，桑德的照片同时也有一些封闭的感觉——他只关注德国和德国人。和这种略带狭隘的民族主义傲慢相比，达达主义艺术家汉娜·赫希（Hannah H?ch）所理解的“大众”远远超出了德国人，还包括非洲人和亚洲人。她打破种族和性别的界限，运用现代性的产物——通过报纸和杂志复制的形象来再现现代性——创造出了本身就是现代主义标志的艺术：摄影蒙太奇。尽管赫希对技术的恐惧与日俱增，并对女性的商品化加以批判，但依然歌颂了大众社会。
奥古斯特·桑德的作品《失业者》，1928年摄于科隆
除了静态的摄影作品，还有动态的电影画面。魏玛时代的那些伟大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大都会》《M就是凶手》（M）、《蓝天使》等等，他们在技术和艺术上都开辟了新的领域，探索了个人和集体的心理、欲望和渴望、现代城市风景和死亡，代表了最优秀的魏玛精神。
新的大众传媒使得艺术家们将镜头和画面作为媒介来表达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能够直接探索新的大众社会对于我们思维过程和观念的意义，探索现代性对于思想和视觉结构本身的意义”（286页）。韦茨在书中这样说道。
对于社会理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来说，电影复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反映了现代工厂中的劳动合理化：每个产品都被分割为不同的零件，接着就快速组装起来。工厂和电影都不能被排斥：它们就是现代世界生活的真相。除此之外，韦茨还提到，克拉考尔在其最出色、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大众饰物》（“The Mass Ornament”）中认为，卡巴莱歌舞中衣着暴露的“踢乐女孩”们整齐划一的高踢腿所体现的不是欲望，而是异化。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似乎摧毁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通过“踢乐女孩”（“Tiller Girls”）的表演，用机枪喷射的象征性复制，以及流水线上的极度乏味，取代了性欲。正如文章的标题所示，这是一种“大众饰物”，因此女孩作为个人没有独特的性格，正如工厂里的工人也没有个人的特点。克拉考尔的这些思考无疑非常具有洞见，但是，韦茨同样指出，“克拉考尔很大程度上属于德国的文化贵族传统（mandarin tradition），最重视知识和自身修养，将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精英想象为文化使命的肩负者，以及德意志精神的化身”（292页）。所以，对于很多文化贵族来说，对知识分子崇敬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大众社会中普通人的某种鄙视，尤其是对女性，鄙视她们从20世纪20年代的视觉世界中得到的快乐。比如克拉考尔在谴责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常以轻蔑的语气提到“商店里售货的小姑娘”，批评她们任凭自己被电影中虚假的梦幻世界所吞噬。对此，韦茨表示反对：“克拉考尔的冷嘲热讽，让人感到不安。看电影只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消遣，能暂时逃离车间、柜台或办公室里领班和老板的严厉监督，忘记（众多德国女性）薪水微薄、空间狭小的生活条件。有人会问，这到底何错之有？”（293页）
如果要对魏玛现代性和大众社会进行哲学维度的思考，韦茨对马丁·海德格尔于1927年首次出版的《存在与时间》进行了尽可能通俗的解读。通过对“存在的意义”进行不断的追问，海德格尔指出，我们生活在一种异化的状态中，生活在一个缺乏本真性的世界中——现代性特别强调表面的现象和肤浅的忙碌，它赋予大众更大的力量，使人们身处其中的异化裂痕变得更宽。韦茨在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天才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后来成为纳粹分子的思想根源——他以隐微的方式将“此在”与共同体（community）联系起来，如此一来，民族或种族的有机共同体就成了扩大了的个体（the individual writ large）：通过一个本真的共同体，存在便可被企及。这也使海德格尔的声音成为主宰20世纪20年代右翼话语的“文明危机”大合唱中的一个。
魏玛遗产：一个全球视角
“在西方文明史上，‘放逐’这类事情向来占有一个相当荣耀的地位，但丁、格劳秀斯、贝尔、卢梭、海涅以及马克思等这些人，都是放逐之后在异邦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他们用既憎恨又渴望的眼光回头看曾经拒绝他们那属于自己的家乡，然后默默写出旷世杰作。”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如是说。纳粹上台后，魏玛时代富于创新的戏剧家、建筑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以及众多文学家、开创性的作曲家和政治理论家等都流散到了世界各地。作为一个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韦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也从全球史的视角为魏玛精神与文化的延续正名。他强调，即使在流亡之中，魏玛也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艺术创作之源。流亡者们携带着自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验，以各种方式融入各自的环境。
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期间，几乎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政治领域。他的经典之作《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最早出版于1948年——开启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论，至今在该学科依然举足轻重，深刻影响了无数强势的政治家。另外，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成了“6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在巴黎、罗马、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伯克利、纽约，学生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在那个冲突不断的十年中，只要是罢工和游行搅动现有秩序的地方，这本书就被人们争相阅读。还有流亡到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陶特、恩斯特·艾格利、马丁·瓦格纳等等，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建起了魏玛现代主义风格的典型建筑；戏剧方面，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的《三分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在日本被精心重制，在美国大受欢迎……但是，韦茨指出，来自德国的流亡者心里从未踏实过。尽管他们在新的环境有了新家和稳定的收入，一种个人的、思想的、艺术的漂泊感却一直如影随形。美国政治理论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Leopold Neumann）深入思考了美国和德国思想传统之间的巨大鸿沟。“德国流亡者是在重理论和历史、轻实证和实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却进入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思想环境：乐观、偏于实证、去历史化，而且自以为是。”（Franz Neuman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idem et al., The Cultural Migration: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p19.）
然而，诺伊曼——如同摩根索和马尔库塞，如同诺依特拉、埃格利和陶特——找到了在新加入的国度开展工作的方法。魏玛流亡者从德国带来了美学和思想的视角，又在他们的安家之地——无论美国、日本、土耳其，还是地球上的很多其他地方——接触到了主流的思想和传统。在最有利的环境中，他们在二者之间做了既紧张不安又有创造力的融合。具体的融合方式各不相同——政治也是如此——有的保守，有的自由，还有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魏玛流亡者的创造的文化总是具有介入性，总是不断探索。处于最佳状态时，这种文化充满了洞见、发现和壮美。
在魏玛共和国短暂存在的十四年里，它曾遭受着来自各方的制约，无论这些制约是来自协约国、疲弱的国际经济、德国自身威权主义传统的重压，还是新兴的、更加危险的、倾向暴力的激进右翼的出现。然而，正如韦茨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言，魏玛共和国十四年的历史，不应该因为之后的第三帝国十二年的历史而过于蒙羞。在这样一个刺耳、冲突、活泼、艰难的时代中，韦茨重新抓住了那些刺激和革新的元素。魏玛的伟大成就——民主制度、文化创新、性开放、八小时工作制、公共住房等——应该得到认可和褒扬。这是一个精彩而激动人心的时代，这一时期诞生的很多艺术作品、哲学思想和政治想象提供了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光明前景。这些远见卓识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