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经年/王昆士——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

昆山孤儿王经年被常胜军司令戈登带回英国读书,在香港警队供职近30年,参与创办上海华界、天津、济南巡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后任沪宁铁路巡警总巡官。他在香港、上海长期使用William Quincey一名,香港华人多称之为“昆士”。复旦大学刘军曾撰文叙述王经年最后25年的内地岁月,本文利用香港报刊及新出史料,希望完整呈现其传奇一生。

“戈登孤儿”

王经年(1849-1923),江苏昆山人。1863年英国人戈登率领“常胜军”洋枪队攻陷昆山后,收养了几个孤儿。1863年12月,经戈登担保,郜永宽等太平天国苏州守将投降,李鸿章事后将这批太平军将领残酷地杀害。苏州杀降使戈登与李鸿章大起冲突,也使“常胜军”走向了末路。1864年戈登回国时,将王经年带到英国留学。

王经年被收养时的年龄有许多不同说法。据香港天主教档案记载,1872年王经年在香港结婚时23岁,照此推算,1863年他应该是14岁。戈登当时收养了好几个男孩,准备都带回英国,但其他人都在上海逃走了。有西方学者认为,戈登是个同性恋。(史密斯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他热衷收养男性孤儿,有其可疑之处,聊备一说。

戈登让他妹妹照顾这个孤儿,让他尽快适应英国习俗与文化。昆士在著名军事训练基地奥尔德肖特(Aldershot)培训5年,学习军事原理、骑术、枪械和演习,1870年被香港警察总监甸尼(Deane)招募到港,10月19日加入警队,1874年被提拔为警官(Sergent),1878年转入港府工作,1880年仍回警队,提拔为三级督察(Inspector),俗称“帮办”,为当日香港警队唯一的华人督察。

回国之初,王昆士显然无意进入清廷的仕途。1880年7月,正值“伊犁危机”时期,戈登接受清廷邀请回华,就如何对付沙俄国威胁问题接受咨询。戈登到天津与李鸿章叙旧,宾主甚欢。以戈登和李鸿章在战场上“过命”的交情,想让王昆士进入淮军当教习应该是举手之劳。他没有开口,想必是尊重昆士的本人意愿。

戈登


1893年1月11日,王昆士长子Thomas(王文光)结婚,在香港杏花楼大摆宴席。英文媒体报道,新娘父亲是“张之洞的翻译”。其时,张之洞的主要外文翻译为蔡锡勇(英文)、辜鸿铭(德文)、张懋德(法文)三人。起初,笔者曾猜测这位“张之洞的翻译”为辜鸿铭,但深入了解王昆士妻子的家庭信仰后,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张懋德。

张懋德(1834-?),江苏华亭人,一说江苏松江人,在今日都可称为上海人,1849年赴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中华书院学习,1858年回国后曾任意大利驻沪领事馆翻译,后通过捐纳得到甘肃通判头衔,入两广督署当法文翻译,张之洞督粤时任广东洋务处法文翻译委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112页)参加中法越南勘界工作,后任广西“东兴洋务委员”,因办理交涉不善于1897年被撤任,受盛宣怀之命协助比利时工程师沙多修筑铁路。

张懋德、王昆士,一个华亭人,一个昆山人,在当时来说份属同乡,乡音相通。无法忽略的是,张懋德出身天主教家庭,这是他得以赴那不勒斯留学的主要原因;王昆士妻子谭有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是两个家庭联姻的基础。日后,王昆士三个儿子进入汉冶萍系统工作,想必跟张懋德有一定关系。

辜鸿铭与张懋德为张之洞幕府同事,都曾赴欧洲留学,这些有着共同留洋背景的人容易构成同一个交往圈子。

辜鸿铭与王昆士合影,摄于1920年,据说由香港著名的华芳照相馆拍摄


“中国福尔摩斯”被开除

王昆士是语言天才,各种方言能学得惟妙惟肖。他也是伪装大师,经常化装成苦力、小贩、海盗等等,混入鸦片窝点、贼窟里面,有时一待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经常命悬一线。王昆士几乎是香港人人皆知的华人侦探,曾屡破要案。有一次,王昆士在街上见到一个人很面熟,怀疑是潜逃的杀人犯,却又不敢造次,他叫便衣警员前去挑衅,故意发展到吵架,然后名正言顺地带回差馆审问,一审之下,果然是他一直在追捕的杀人犯。王昆士屡破大案,特别是有一次将一伙海盗数十人一网打尽,从此有了“中国福尔摩斯”的盛誉。

刘军认为1898年王昆士从香港警局退休,“执意返回上海”,此说不确。1897年,王昆士被香港警察司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指控卷入包庇私赌大案而开除出警队。梅含理于1881年作为官学生被招募到港,精通中文,1893年当上警察司(即警察总监),1902年升至辅政司,1912年出任港督。

1897年6月21日,香港警方破获一起私开赌场大案。梅含理接到线人郑安密报,赌商岑贤集合巨资,贿通警员,设总机关于上环东街、华里、长兴街、四方街等街道开设赌馆多处。此时正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许多警员返英会操,岑贤信息不灵。梅含理出其不意率人前往搜查,起获很多典质的财物、珠宝、首饰,其中不少属于盗窃赃物,还从夹墙中搜出载有受贿人员姓名、职务、金额的数簿。此案牵涉很广,英籍帮办屈治尔因受贿罪被判处6个月徒刑;英籍帮办碧架、士丹顿,英国警察何尔特、费尔士,总登记官署首席书记柯士孟,洁净局帮办何雅,以及西警、印警、华警、通事等100多人,都被革职。王昆士因此案被罢黜,而非例行退休。

1897年8月27日,《香港华字日报》有非常简短的《帮办黜革》报道:“前报华里捕赌一案,迭登前报。兹又悉,昆士帮办以其有干庇赌之咎,亦被黜革”。“华里”(Wa Lane)具体来说就是岑贤位于上环华里2号的赌馆。在梅含理进行调查时,王昆士推说不知此地开赌的事。(1897年8月28日《孖剌西报》)

在梅含理整肃警队的雷霆行动中,有两个警员供出王昆士受贿庇赌,岑贤数簿中更有受贿者名“坤”的记录,王昆士被梅含理怀疑有庇赌嫌疑。为此,王昆士用英文写成致梅含理公开信申诉,《香港华字日报》译登,文称:“身委系未曾受过赌规,华里赌馆确未知悉,因身有管辖地段司理,遑及他顾。所管之处,东自孖利兵房,西至卑路街,南北之界由荷里活道至皇后大道。身前曾破获赌馆多处,能成案者不一而足,所以该馆地段无甚赌案。……据岑贤口供及其簿内受规人之书身为‘坤’,不知身之名为‘经年’,名刺系书‘王经年’,常人称身为‘昆士’,或用‘坤’字。”(该报1897年9月6日)王昆士知情不报嫌疑难以洗脱,故被梅含理黜革,当时虽大力辩解,最终仍接受处分。当日香港警队受贿成风,岑贤既已买通警队上下,内中有甚多王昆士的上司、同事,不欲揭破,亦是人之常情。此案破获后不久,线人郑安即被暗杀,可见王昆士不向梅含理实话实说,实在是受到太大压力。

梅含理


上海南市捕头

王昆士在港期间,结识一位清廷洋务要员蔡钧,后被提拔为上海道台。是时,法租界要求任命法国人担任华界巡警首领,蔡钧以其有损中国主权无法忍受,遂召王昆士北上,担任上海南市“捕头”。这是1898年的事。之前,蔡钧以通判在广东候补十多年,在广州时曾与陈桂士等倡办南关寿世善堂,1877年被两广总督刘坤一派往办理汲水门厘厂征收事宜,经常居住香港,由此认识了王韬、王昆士。蔡钧原籍江西,寄籍京师,为晚清洋务“红员”,曾被郑藻如奏调为出使随员,任驻西班牙参赞,回国后,“特派南洋大臣差遣”,1894年署常镇通海关道,1897年底授上海道,1901年任出使日本大臣,因与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生大规模冲突而“青史留名”。

署常镇通道蔡钧


蔡钧作为爱显摆政绩的官员,有一点比较难得,即不埋没他人贡献。1898春初,他视察十六铺,认为“当派员管理马路巡察”“拟聘巡警之人,办理警察”。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曾任驻粤领事)听闻此事,力荐法租界巡捕房捕头为总巡。蔡钧顾虑到十六铺与法租界相连,“若聘法人,必有后患”,曾拟请第三国有经验者担任,法方对此强烈抗议。为此,蔡钧决定聘请刚好赋闲的王经年。

十六铺则访聘香港帮巡王经年办理。王本昆山县人,已改洋装,曾在香港办理巡警念余年。聘定之后,并雇印警五名,沿岸另设电灯,修理马路,于是竟可与租界抗衡矣。自办警察以来,流氓匪类均已逐去,十六铺一带窃案日鲜。即日总巡办理新马路,亦能勤慎将事,足见巡警之功效如此。钧本拟城厢内外均开办巡警,因筹经费未就,未克遽行。白总领事见钧所用王捕头,既系华人,无所借口。西报时相揄扬此事,谓钧办理巡警以开中国风气,若内地各城市皆仿而行之,中西均可享升平之福云。(蔡钧著、张晓川整理:《外交辩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6-137页)

1899年,蔡钧将上海南市地面也交给王经年管辖。作为上海道台,蔡钧本人的记载无可置疑,上海自主设立警察制度,比保定、天津早了3年,仅比黄遵宪在湖南设立保卫局稍晚。更加重要的是,上海、保定、天津的巡警制度都是在王昆士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王昆士从香港带了5名锡克族警察来到上海,其中一名专门负责训练员警。王经年对上海华界警察事业的贡献是在日常制度建设方面。华界人流密集,流氓痞棍往往混迹其间,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与财产安全,王经年到任后,即督带巡捕与印警沿街巡逻,以震慑匪徒,并定期每逢星期二、星期五午后进行操练。1899年3月,王经年得蔡钧批准,招选包探(侦探)数名,以便追踪一些可疑人物。王经年对警察形象整顿不遗余力,规定“不准私吸香烟,擅入店铺与人谈笑,落差后更不准远离”。(《申报》1900年7月14日 )因巡捕制服破旧不堪,王经年多次向新任上海道台余联沅提出申请,请求更换新的制服和雨衣,将新衣五十套“转交捕头,分给各华捕,逐一更换,以壮观瞻”。(《申报》1901年6月22日)1902年王经年北上后,上海华捕的日常操练废弛,可见仅靠条文不能撑起警察制度的运转,人的因素仍不可或缺。

十六铺及南市示意地图


协助创办天津巡警

袁世凯创办天津巡警,顺利接受八国联军治下的天津,实为近代史上浓重一笔。笔者之前即有所怀疑,袁世凯办巡警所重用的人物,曹嘉祥、段芝贵、赵秉钧等,都没有率领警察队伍的工作经验,何以能在短期内建立起一个近代警察制度?刘军《威廉·昆西:中国近代警务开拓者》一文很好地解答了这个疑问。袁世凯是依靠他(用回中文名“王经年”)丰富的警察管理经验,实际也借鉴了香港的警政管理制度。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一书指出:袁世凯从军队中“精选两千人,延英国警官某君,暨粤人入英籍之王昆士等,教以警察大义,即就保定地方,先行试办。迨天津收回,布置警署,施行警政。此支那警察制度之嚆矢也。”(该书第139页)此书说王昆士“粤人”有误,出错的原因是王昆士在香港当警察20多年,粤语非常流利,与袁世凯亲信广东人唐绍仪(天津海关道)、曹嘉祥(天津巡警总办,广东顺德人)等人用粤语交谈,致有此误会。

1902年,朝廷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尽快收回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但各国公使不断提出无理条件,如距离铁路2英里、距离津城旧址6英里中国不得驻军。传统上,中国治安由驻军维持,袁世凯为此伤透脑筋。袁的幕僚唐绍仪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即从军队中选拔部分人,提前进行警察训练,开赴天津接收。但事实上,当时能够具体组织警察训练的华人极少,王经年几乎成为唯一人选。

1902年3月,袁世凯致电上海道台袁树勋:“目下天津将次索还,应办巡警事宜需人襄赞。查得沪上南市捕头王经年深谙捕务,著即传谕带同印度捕五名迅速赴津,以资臂助。”(1902年3月26日《申报》)香港英文报除上述内容外,还说袁氏将俾以巡警总巡(Superintendant)之职。在袁世凯一再催促下,王经年于4月7日首途,先到直隶首府保定,对挑选出来的兵勇进行警察专业训练。(1902年4月8日《德臣西报》)8月8日,袁世凯上奏朝廷,汇报他已于农历四月,仿照西法,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遴选干员妥办,挑选巡兵加以训练,又拟设立警务学堂。所拟《保定警务局暨警务学堂章程》极为精密,中西结合,其中技术性、事务性部分,恐怕王昆士的贡献为多。王昆士还招募了一队印度人当天津巡警,在袁世凯离京时排队站岗,让老袁甚为满意。8月13日,袁世凯接收天津。事先从保定调来训练完毕的巡警2000人,分布天津各重要地面,匕鬯不惊。

袁世凯


1905年,原直隶按察使杨士骧升任山东巡抚,因济南开埠受到德国势力干预,聘请王经年到济南,筹组华人巡警队伍。德国领事听闻后大为震惊,向巡抚提出抗议,认为王昆士已入英国籍,不算中国人。杨士骧辩解说,王昆士虽然有点英国化,但确实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昆山人。不久,王经年出任济南府巡警总办。(1905年5月17日《孖剌西报》)其第三子王文照也随往济南,担任胶济铁路医官。(1908年《孖剌西报行名录》第724页)期间,上海道台召王经年回沪,王回话说,本人从事警务已39年,若不能授以全权,重新整顿,则不愿重作冯妇。(1909年2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

1910年,留美幼童、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因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中外贵宾云集,担心铁路沿线治安成问题,力聘王经年为沪宁铁路巡警总巡官,(1910年3月1日《香港华字日报》)后改任总稽查,1922年退休。他将上海吴淞路103号的住宅命名为Gordon Cottage(戈登小屋),以纪念他的恩人戈登将军。1923年,经历了丧女、丧妻之痛,王昆士在这一年8月追随妻、女于地下。

家庭及子女

王经年定居上海之后,是否找到了他的家乡亲人,目前所见记载多有分歧。《申报》曾说他在1902年清明前后拟回昆山扫墓,看起来似乎找到先人庐墓;1913年,The China Press(英文《大陆报》)报道说他将乡下的母亲、两个兄弟接到上海相聚。然而既然母亲在堂,所谓“戈登孤儿”的说法就不成立。后来,有回忆文章称其第五子王文显曾回昆山寻访老家亲人。

王昆士1913年摄于上海


1872年11月26日,王经年在香港大教堂举行婚礼,新娘Catherine Tam(1855-1923),原籍广东开平,岳父Antonia Tam,他们一家均为天主教徒。据香港天主教会档案,王昆士为了结婚而信教,教名Guilielmus。1923年5月,其妻去世,在上海圣心教堂举行葬礼,落葬于静安寺公墓(Bubbling Well Cemetery)。

王经年家庭十分西化,子女都精通外文,也普遍采用西式名字,以致中文名反而鲜为人知。王经年育有6子4女。长子Thomas(王文光),毕业于香港拔萃男校,1893年结婚,曾任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总行董事局秘书长(1935年9月29日《天光报》);次子Charles,据说是汉阳铁厂首席电气技师;三子Peter(王文昭),毕业于香港医学院,曾在上海执业,后任胶济铁路医官、大冶医院医生;四子Patrick,汉冶萍公司秘书;五子王文显(John),清华学校外文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副校长、代校长;第六子Louis,巴拉特公司最年轻的会计。长女Margaret,嫁给Captain Ingram;次女Mary,美国玛丽诺外方传道会修女。他让后人在姓氏中加一“王”(Wong)字,如Peter Quincey Wong,大约以此显示不忘本,让人一看名字就知道他们是华人。

多年前读温源宁教授《不够知己》,谈到清华外文系主任王文显(1886-1968)英文姓名为John Quincey-Wong,当时未曾留意,不求甚解,失之交臂。王文显1915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为莎士比亚专家,曾用英文写成两部话剧《委曲求全》与《梦里京华》,演出时在戏剧圈子里十分轰动。王文显的名字到今天已隐入尘埃,但他的几个学生却名震云霄:曹禺、洪深、李健吾、钱锺书、杨绛。

王文显


王经年(王昆士)返回内地工作20几年,其任职均与维护中国主权、抵制列强侵夺警权、协助地方政府自主创设警察机构直接相关,其意义不可小觑。遗憾的是,在有关袁世凯、赵秉钧、曹嘉祥兴办直隶巡警制度的官方文献中,王经年的贡献都遭到抹杀;佐藤铁治郎的日文著作翻译过来后,也乏人注意。刘军从上海中英文报章中“打捞”出王经年的业绩,堪称“昆士功臣”。王经年可谓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笔者深望日后出版的中国近代警察史能出现王经年的名字,以表彰他的筚路蓝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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