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王路曼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出版，261页，55.00元
一、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
身处后现代思潮冲击后和全球化的时代，如何理解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所承担的责任？
E. H. 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一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二十年，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时光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以其独特的经验和经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曾颇具启发地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实的过程，类比为谨慎地航行在西西里海岸附近的锡拉巨岩和其对面经常吞噬船只的卡律布迪斯旋涡（Charybdis）的危险旅程——这块巨岩就是那种客观的编辑事实、事实无条件优越于解释的站不住脚的历史理论，卡律布迪斯旋涡也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历史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把历史学家当作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主观产物，安排历史事实并通过解释的过程来控制历史事实。
在卡尔看来，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历史学家在历史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二者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有前途；而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无意义（《历史是什么？》，[英]E.H.卡尔著，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114-115页）。卡尔的这番思考，深刻提醒我们，历史事实从不会自动说话，它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解释，同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要对自己所持的既定预设，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
二、山西票号与中国内陆资本主义
阅读王路曼关于近代山西票号的研究，是一场智识之旅。这是因为该著不仅是一部告诉我们清代山西票号纷繁事实的历史著作（该著英文版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本系统研究山西票号的著作），系统地利用了大量关于十九世纪山西票号的档案、账册、书信、地方志等新鲜史料，同时还带给我们深刻的理论启发。该著对有关认识近代中国的系列二元对立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反思，着重探讨了一个被长久忽略的重要问题——在十九世纪，中国内陆可以推动资本主义吗？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长久以来，学界已经习惯于一套二元经济叙事模式。比如美国学者侯继明（Chi-Ming Hou）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启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强调，通商口岸开始出现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将中国区隔为两个中心，一个是通商口岸贸易与市场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一个是与资本主义市场隔绝的内陆腹地落后的农业经济（Chi-Ming Hou, Economic Dualism: The Case of China 1840-1937,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3, Sep., 1963）。如果从二元经济模式出发，山西显然会被归为中国内陆叙事，这不仅是因为山西东连太行，西接吕梁，百分之七十的区域属于黄土高原，处于一片近乎与外界隔绝的内陆的地理位置，还因为1900年被视为反现代化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山西当时发生了传教士遇害的事件，于是乎，山西就被“理所应然”归为落后的中国内陆叙事中。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后殖民主义揭櫫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大潮中，一批西方学者满怀热情地在中国去寻找本土资本主义成功发展，却在有意无意间更加强化了这样一套“通商口岸-内陆腹地”二元对立模式。比如在这股大潮下，中国的沿海地区则被构建为十九世纪“中国的西方”，那里交通便利，有着资本主义的富裕，并且向全世界开放。与之相反，中国的内陆腹地则被构建为落后、闭塞、狭隘的“他者”。后殖民主义研究强调将中国沿海地区从资本主义单一叙事中解放出来，却在无形中将中国的内陆重塑成了与资本主义时代与世隔绝的从属，要么中国内陆腹地面对国家的制度性变革无能为力，要么那里的人们极端保守，反对任何西化和现代化。
据此，作者颇具启发性地指出，后殖民主义研究对中国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和那种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观点，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未能让有关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叙事，从那些被构建出来的发生在诸如传统与现代、通商口岸与内陆腹地、贫穷的农业与先进的工业之间的对立冲突中真正解放出来。一言以蔽之，霸权性的西方资本主义逻辑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禁锢，现在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因为，如果我们依旧延续着那套霸权性西方资本主义逻辑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话，其结果必然只是在中国寻找西方的对应物。这种研究无非还是在未经反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进行，使用着科斯（Ronald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巴泽尔（Yoram Barzel）、张五常等学者的一套关于产权、交易成本、合约等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削足适履式地剪裁中国历史，其结果是将中国经济的丰富内容脱离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脉络，或者将近代中国经济的衰退简单归结为国家干预和经济制度自身的缺陷。在她看来，这样或许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革开放以后重塑自信，然而这样的做法，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机构只能存在西方之类的认识，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类型具有先天缺陷，其最终的结局只能通过采取模仿西方经济机构产权形式，才能实现转型和生存，没有任何其他别的途径。
行文至此，相信读者已经可以看到，王路曼选择山西作为研究区域，背后其实是有深厚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路对今天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也将带来深刻启发。十余年前，陈春声先生曾发表了一篇短文《走向历史现场》，该文实际上是一篇大气磅礴的关于新一代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宣言。他在文中特别强调，新一代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应该“努力把传统中国社会研究中，社会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学术风格结合起来，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尽量回到历史现场去”。在他看来，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关键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不应仅把贡献定位于地方性材料的整理和发掘，以及地方性知识的呈现，我们还力争通过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上也做出重要贡献（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要实现这一目标，这就特别需要研究者有将所研究的区域与学术史脉络进行连接的学术自觉，而王路曼关于山西票号的著作让人读后感觉回味无穷，其重要原因在于，该著并不是简单的“填补空白”，或者中国通史的地方版本的一个“专题”，而是带有深厚的理论思考和深刻的反思性。
要真正深入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霸权逻辑支配下的一套二元对立概念，最直接方式就是直面资本主义核心内容之一——货币资本。如果读者熟悉《资本论》的话，应该就会记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进行批判，说明剩余价值含义的时候，首先举的例子是关于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同时也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71页）。如果从此角度来看，王路曼选择票号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与她的理论诉求联系特别紧密。而在通常的历史认识中，人们几乎很难会将山西票号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联系起来，票号来自内陆的、过时的家族企业，西方银行机构则代表着票号的未来命运和唯一选择，比如1912年梁启超受邀在平遥票号年会上的演讲，就明确表示，惟有转型为西方银行，才是票号在资本主义时代走向未来的选择。类似的认识，同样体现在之后的各类历史叙事中，无论是现代化的还是与之相对的后殖民理论历史叙事。要超越二元对立，必须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场。
三、回到历史现场与超越二元对立
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王路曼为我们展示的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实际，深刻冲击了我们长久以来的诸如中国vs西方、通商口岸vs内陆腹地、制度vs家庭、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等系列二元对立概念与思维，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非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性，它也将必然深刻冲击着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的资本逻辑。
从此角度而言，王路曼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地方史”研究潮流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强调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唯一真理标准的批判，目前这一潮流已经从在非西方世界寻找关于资本主义的对应物，开始转到关注被边缘化的“全球农村”，例如Sven Becker关于十八世纪中亚边境地区的穆斯林地主，Kim Kwangmin关于美国南方诸州棉花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以及Tariq Omar Ali关于十九世纪孟加拉湾的黄麻种植者等诸种研究。此部著作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着重从“全球农村”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此展示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的复杂性。
中国票号博物馆（平遥日昇昌票号旧址）
要展示这种复杂性，必须从票号自身的历史来理解票号，才能由此揭示山西票号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市场、贸易、金融和家庭转型中所发挥的扩张性作用。作者认为，如果仅从地貌上来看，山西确实属于近乎与外界隔绝的内陆，然而如果我们从跨欧亚的视角来看的话，那么山西则是把长城以内地区与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地区连接起来的中心地带，而且在山西中部，长达七百公里的黄河支流的汾河孕育了省府太原，流淌过最适宜耕种的土地。地貌上的限制，在地理位置获得了补偿，对顽强追求财富与繁荣的山西人来说，这种地理位置是大自然的馈赠。1370年明朝开始推行“开中法”，晋商抓住机遇，利用这种地理优势，运粮换盐，逐渐积累起来财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山西作为满洲统治者、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三方达成的欧亚新秩序的腹心之地，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进一步增强，1727年的《恰克图界约》规定，中俄双方可以在恰克图开展免税实物贸易，晋商很快投身于俄国远东地区、中俄蒙古边境和中国南方三地的茶叶、皮革与牲畜贸易，得益于山西在跨欧亚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晋商迅速积累着财富，建立起一个遍及亚洲内外、广大的商业网络。
尽管如此，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国际国内发生的变化，无论晋商多么活跃地参与跨欧亚实物贸易，也不会出现票号和它的银行帝国。首先，十八世纪拉美取代日本和东南亚成为更加可靠和更加标准化的大宗银元供应地，中国商人可以在区域贸易中稳定和充足地使用白银，这是晋商缔造银行帝国得以扩张的最重要前提，十九世纪早期，第一家票号正式开张。其次，十九世纪中国的动荡、清政府的非集中化财政体制以及中国与全球经济的紧密关系，使得山西票号在这种环境下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荡，远距离运输白银变得愈发危险和耗时，票号开始推出汇票服务，这对远程贸易而言是一种更加安全、有效率的支付服务。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由于常规性的由地方政府委派代表将地方税收以现银解送中央政府的做法受到严重干扰，因此当时省府官员很快转向了使用票号的私人汇票，虽然中央政府担心私人汇兑业务会让国家的财政体制变得更加非集中化，但是仍然默许票号处理省府税收，以应付不断攀升的军事开销。第三，1842年以后，通商口岸加入中国的外贸巨流，带来了中国国内的进出口市场的扩张，票号通过参与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票号与通商口岸银行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共生而非被碾压的关系，甚至这些通商口岸的银行在内陆腹地要严重依赖票号所拥有的广泛金融网络，以在内地完成出口采购和交易。以上这三大变化，迅速推动山西票号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将票号在二十世纪初逐渐收缩视为中国本土经济机构的失败。1895年以后，清政府在征收、转运和管理省级税收方面，逐渐以高度集中化的财政制度取代以往松散的财政体系，中央政府推出系列现代金融改革，目的在于限制私人金融业者参与公共财政，此时票号为清政府担负公共财政的责任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已经不再乐意为清朝现代国家建设签名担保，票号开始转向小规模经营，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曾经兴盛的三十多家票号，只有四家仍旧从事着小规模的汇兑业务。作者指出，如果我们仅将票号视为具有准银行功能的非个人性机构，那么很容易将票号收缩简单视为中国经济机构的失败，然而，如果从家庭的视角看待票号，把票号视为基本的经济-社会-文化单元时，就会发现票号持续参与中国和世界的持续变化，清政府在现代化改革中，推动工业发展，汇兑业务陷入低潮，票号商人迅速投资至工业生产，这些领域涉及丝绸、火柴等行业，而这些商人及其家庭成员，借助票号与资本和商品之间的关系，重新适应了非资本主义的生活，要么做了慈善家，或者考取功名，或者去现代军事学院深造等，这既是资本的普适性逻辑使然，却同时不断地打破这一普适性逻辑。
整体上而言，王路曼为我们展示近代中国山西票号发展的复杂图景的过程，颇为精彩。比如，从对票号经营外部环境的分析来看，她将“中国内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层次，细致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市场、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纠葛，希望以此透视中国在朝着集权化的财政体系转型中的复杂矛盾。在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许多参与者，尤其是总督巡抚、海关官员，都拥有巨大的权力越过、甚至是抵制国家的财政制度。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后，票号承办省级税收的汇兑业务，此举让朝廷省级政府两极化，从省级政府而言，不仅能通过票号汇兑业务保证在战时准时缴纳税银，还能通过提起汇兑税额获得短期贷款。然而，清代中央政府对票号却一直怀有敌意，因为票号破坏了朝廷对省级官僚队伍及其财政的牢牢控制。不过即使如此，为应付节节攀升的军事和国家建设的财政开销，朝廷仍然默许了票号经营政府汇兑。这就提醒我们，在讨论所谓国家和社会关系时，需要将国家放置在具体场景中来分析，而不是抽象讨论二者的关系。
作者在对票号汇兑机制的分析上，同样引人入胜。在韦伯式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话语中，西方复式簿记法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复式簿记的特点在于它将每一笔交易都视为一个双重的自平衡体系，也就是每笔交易都以相等的金额在两个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记录。借贷双方的数据通过在日记账、明细账和总账三阶段记账系统中进行传输、分类和转录，最终在企业的财务表中借方和贷方达到自动平衡，这种做法往往被视为“经济理性人”的标尺，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资本家对企业的利润和亏损有着精确计算。而作者基于对翔实的经验证据的分析，这些证据既包括票号的账簿，也包括票号直接参与者的论著和信稿的分析，将票号簿记和复式簿记法在功能方面进行细致对比，颇具说服力地证明了山西票号复杂且精巧的簿记机制具备完善的相互核对和反查功能，同时能够有效追踪资本和利润的动态变化。这种分析思路启发我们，要超越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中比附的通病，不必过度陷在关于性质的争论，而应该通过对事物运作机制的分析，在具体历史场景中关注这种机制所发挥的功能。
结语
最后，在笔者看来，《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同时带给我们进一步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中国内陆资本主义可谓是该著的核心概念，然而，一涉及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问题就复杂起来。两位资本主义研究的大师——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在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中，资本的核心在于不断增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78页）。同样，布罗代尔也指出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特性：“在所有的社会里，资本注定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因此大而化之，资本主义就是通常为着利己的目的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方式……如果没有社会的积极配合，少数资本家要独占利益，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资本主义势必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甚至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文明，因为整个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等译，《资本主义的活力》，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22、30页）如果从此角度来反观山西票号的历史，可以发现，山西票号的核心业务在于汇兑，它的兴衰和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地方政府的汇兑业务，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该著中却很少看到山西票号经营和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之间紧密关系的核心证据。换言之，如果山西票号是一个以家庭而非机构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企业，当我们使用中国内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一个概念必定会有核心层和边缘层，那么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程度和资本主义的特性相关？
其次，作者细致分析了清代中央政府-省级政府-金融市场三个层次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彼此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作者反思“国家VS社会”二元对立框架，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面对无所不在的国家在场，清代的省级政府也好，山西票号也罢，它们是否只是如牛津大学的许慧文（Vivienne Shue）教授所说的按照“统治的节目单”来扮演相应角色？（许慧文：《统治的节目单和权威的混合本质》，《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总之，该著视野宏阔，史料翔实，扎实严谨，既带有新鲜的经验证据，也带有明显的理论关怀。真诚推荐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区域社会史、资本主义史等领域感兴趣的读者，认真阅读这本重要的著作，相信读者阅读后，会有诸多启发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