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已毋庸赘言，它获得国际科幻小说界的最高大奖“雨果奖”，确实是实至名归。
《三体》的物理学想象不光让非专业读者叹为观止，而且在物理学界也引发了热烈讨论，甚至有物理学家专门写了一本书，《〈三体〉中的物理学》，来分析这些物理学想象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三体》的物理学想象只是成就了这部小说的“硬科幻”底色，真正使其接近伟大作品地位的，却是它的政治哲学想象。
一
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人性的思考，同样，所有伟大的政治哲学作品也都以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作为其推理的起点。20世纪德国著名公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中认为人性本恶，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评注施密特这篇文章时指出，施密特所讲的人性本恶，并不是道德上或伦理上的恶，而要理解为人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有一种兽性力量蕴藏其中。施特劳斯进而指出，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人性是否可以通过教化而得到改善，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像霍布斯那样的王权绝对主义对此持悲观态度，因此主张对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正统的自由主义对此持相对乐观态度，因此主张对人的限制要较为宽泛；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最为乐观，因此主张人性可塑，教育万能。
《政治的概念》
在《三体》中，我们看到，正是对人性的悲观绝望促使叶文洁下定决心把地球的坐标位置暴露给三体文明，从而开启了《三体》三部曲的故事序幕。在地球三体组织的内部分裂中，拯救派与降临派尖锐对立的立场实际上体现的是对人性之恶的不同态度：拯救派认为人类已不可能依靠一己之力抑制自身的邪恶，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能借助外来的三体文明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改造，从而帮助人类得到提升和完善；但降临派对人性已经彻底绝望，他们把人类视为邪恶的物种，必须为其滔天罪行遭到最为严厉的惩罚，那就是由三体人来毁灭全人类。降临派的纲领是全盘反人类的，其最终目标甚至也包括自身的覆亡，大有“纵使宇宙毁灭，也要让正义实现”的气势。这一点反映出地球三体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宗教政治运动，把一个宗教性目标——建立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当作一个政治性目标来加以追求。
鉴于任何严肃的政治哲学讨论都必须以人类的存续为前提，因此这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由拯救派的纲领所引发的：是否科技更为发达的文明，其道德水平也必然更高？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科学与道德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政治哲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美德即知识，换言之，道德问题首先是一个认知问题，人如果能像哲学家一样认识了理念世界，就会自觉按照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去践行道德，人在道德上的行为偏差归根结底是缺乏真知的结果。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终其一生都怀抱着“道德（自然法）可以如数学般精确地得到证明”的理想，虽然他始终也没能完成这个证明，而且越到晚年对于这个证明的困难性体认越深，但他终究没有放弃这个理想。不过，他从否定天赋知识论出发去证明道德真理性的尝试，最终却促使更多的人怀疑这一证明的可能性。最后，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休谟那里，科学与道德被彻底分开，科学属于事实层面，道德属于价值层面，事实不能推出价值，反之亦然，这一结论被称为“休谟铁律”。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想要挑战休谟铁律，但事实与价值，或曰科学与道德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横亘在那里。马克斯·韦伯的名言“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仍旧启人深思。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三体人的道德水平不抱幻想。事实上，从小说对三体人为数不多的直接描写中，我们看到，生存压力导致三体世界处于极端专制的统治之下。为了整个文明的生存，三体世界的道德体系对个体几乎毫无尊重，其政治权力的行使十分任意。例如，1039号监听员自作主张给地球发出了警告信息，这有可能导致整个三体世界失去唯一的集体求生机会，但三体元首的判决却是直接责任人被释放，数以千计的间接责任人被处死。同样，地球三体组织是一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精神贵族组织，却宣扬每一个个体都要为所谓的人类罪行付出同等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而完全不去考虑罪责是否相适的问题。这些例子进一步印证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绝非简单的相关关系。
小说作者刘慈欣在《三体》第一部的后记中讨论了宇宙道德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的理性思维才能得到解决。但是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科学的理性思维恰恰不能解决道德问题。小说作者还认为，完全可能存在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对此，我们可以说，道德的两个前提是自由和理性，缺一不可。所谓“零道德”，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理性不足，那么这样的“文明”不过类似于地球上的动物世界，并不是真正的文明；二是完全取消了自由，无自由则无道德可言，一切皆由必然性决定。也许，刘慈欣的本意正是，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就是行为动机皆由生存必然性决定的宇宙文明，这大概就是他构思宇宙社会学的最初想法。
二
《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的整个故事，最大的悬念是宇宙社会学的原理。小说主人公是拥有天文学和社会学双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罗辑，他的学科背景决定了他是建立宇宙社会学的不二人选。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从开篇罗辑与叶文洁的一段对话中引出。两大公理是：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不过所有这些公理和概念的深刻含义，一直要到《黑暗森林》接近结尾处才向读者完全解释清楚，而罗辑恰恰是借助这一理论抓住了三体人的软肋，最终成就了好莱坞式的个人拯救世界的壮举。
《利维坦》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颇有相通之处。宇宙社会学是通过演绎推理建立的，同样，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以几何学为榜样，以一个最初的不证自明的真理作为前提。霍布斯的公理直接对应了宇宙社会学的第一公理：左右一切行为的规则是，生命体总是会本能地保护或增强其生命力，自我保存是支配一切行为的生理原则。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像是茫茫宇宙的黑暗森林，每个人的首要行动原则是自我保存。基于这个原则，一个人可以做他认为必要的任何事情，包括侵犯他人已经占有的东西，甚至侵犯他人的身体乃至生命。自然状态因此是一切人对一切人都充满敌意的战争状态。由于缺乏国家那样的强制力保证契约得到履行，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任，也不可能达成任何真正的信约，因为先行履约人并不知道当他履约后，其他订约方是否也会同样履约，这样，所有人就都陷入了某种博弈论上的囚徒困境，遭遇到了“无限后退”问题。这其实就是宇宙社会学的“猜疑链”概念想要表达的意思，每一个文明都不知道另一个文明到底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怎样......”，于是，每个文明在生存第一的原则指导下，都只能以敌意对待他者，结果，黑暗森林就是宇宙各文明之间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而“技术爆炸”这一概念所传达的意思，不过是宇宙中低技术等级文明对于高技术等级文明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技术发展并不是匀速前进的，而是一旦取得关键性突破，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霍布斯的理论中，“技术爆炸”实际上对应的是，在自然状态中，即便是最弱小的人也有可能杀死最强大的人，因此，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不安全，所有人在横遭暴死的危险面前都是平等的。刘慈欣不一定读过霍布斯的《利维坦》，但宇宙社会学的公理和概念却颇得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的神韵。小说不仅在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对决中使用了这些公理和概念，而且还在人类群体内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凸显了这些公理和概念的作用，从而进一步让我们体会到霍布斯主义的深刻意味。当逃亡中的“自然选择”号太空战舰和追击它的另外四艘太空战舰知道自己成为人类文明仅存的种子后，舰上人员很快发现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他们被迫陷入了一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道德困境中，痛苦的选择是谁先开第一枪。先发制人将赢得生存之战，但必须要经历道德良心的折磨。小说告诉我们，自相残杀最终如期而至，被毁灭者在道德上并不优越，他们只是动手晚了一步，“太空使我们变成了新人类”，“新的文明在诞生，新的道德也在形成”。这种新道德就是生存至上原则。如果霍布斯知道这段故事，他可能会说，不错，这确实是新道德，不过这里的新只是相对于前现代西方世界的道德体系而言的，由这个新道德所形塑的世界正是我们的现代政治世界。关于太空造就了新人类的说法，霍布斯一定会表示反对，他会说，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太空就像自然状态一样，只是使人性的本质在其中得到更加鲜明的揭示而已。
三
随着三体威胁的日益逼近，逃亡主义思潮涌动，有投机者甚至利用这种思潮，打着设立“逃亡基金”的幌子骗取钱财。尽管逃亡基金并不存在，但逃亡确实作为一个真实的政治选择被政府认真考虑过。例如，小说提及，欧洲联合体曾制订了一个初步的逃亡方案，以抽签方式决定首批逃亡人选，规则虽然被大家通过，但抽签结果出来后，大多数未被抽中的人都反悔了，随后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公众舆论转而认为逃亡主义是反人类的罪恶。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提醒我们，在民主时代，在重大的利益攸关的问题面前，如何理解和贯彻人人平等的原则，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道德难题。
假如三体人入侵的结果就是要毁灭全人类，假如人类的技术和资源能力只能保证一小部分人逃离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飞向茫茫宇宙寻找新的定居点，那么如何确定谁有资格获得一张“诺亚方舟”的船票？金钱和财产所确立的优势性地位在平时如果还能得到普通人的理解甚至尊重的话，在人类群体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口，宣扬“有钱就可以活，没钱只能等死”这一逻辑的人只会加速自身的毁灭。政治权力所构建的等级秩序也绝不能成为在生死问题上确定孰先孰后的正当性基础。抽签虽然看起来最接近抽象的平等，但事实上最平等的选择却是听上去让人备感悲哀的“要死大家一起死”，这也是为什么公众舆论从赞成逃亡很快转向反对逃亡的心理原因。
《道德原则研究》
逃亡的需求是极端庞大的，逃亡的资源却是极端匮乏的，不仅无法满足每个人，甚至难以满足大多数人对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在这种极端的情境下，按照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的说法，正义或财产权的自然基础就不复存在了。休谟认为，正义是有条件的，只有当我们处于适度匮乏状态时，正义才是有用的，而且也才是可能的。如果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可以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这时再设定规则去明确什么是属于你的，什么是属于我的，就纯属多余。但如果是相反的极端，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生存需求，你获得足够生存的资源，要以我匮乏至死为条件，那么这时再去讲什么正义，讲什么财产秩序，在休谟看来，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在这种极端情形下，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原则——正义，就失去了存在的自然基础，霍布斯主义的生存原则再度凸显出来，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可以做他认为必要的任何事情，不再有任何道德原则可以约束他或谴责他。在生死存亡面前，任何道德原则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对此有一段生动细腻的描写，把为了逃生不择手段的众生百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虽然外星文明入侵地球不过是离我们生活太过遥远的虚构，但是类似的道德困境也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情形下出现。例如，《三体》所设想的冬眠技术，就有可能带来类似的平等难题。平等是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虽然我们对于道德人格平等、法律平等、政治（选举权）平等都有基本的共识，但一涉及经济平等或社会平等，人们马上就会分化成针锋相对的阵营。可以想象，冬眠技术的出现一定会进一步加剧平等难题的困境。比起外星人入侵，冬眠技术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可能性看起来要大得多。如果在不远的将来，真的发明了冬眠技术，可以让人以冬眠的方式直接进入到未来的技术发达时代，从而有机会使今天无法治疗的疾病得到根本治愈，大幅度延长寿命，并享受到今天无法享受的高科技便利生活，那么谁有资格享受这种冬眠技术？可以想见，这种冬眠技术很有可能非常昂贵，显然财富是一个门槛，把大多数人挡在了外面。但是，迄今为止，在财富可以实现的目标中，并不包括实质性的寿命延长，亿万富翁不见得比平民百姓活得更久。但是如果某种昂贵的技术真的可以实现用得起就活得长的效果，那么人们在经济平等问题上的争论一定比今天更加激烈。
四
《三体》是一部构思恢宏的小说，在三体人入侵的危机笼罩下，很多根本性问题变得空前突出，像个体的生与死、群体的存与亡、地球的兴与毁，乃至宇宙的在与灭，这些不同层面的终极问题都被抛了出来。这就为我们思考有关的政治哲学问题设置了富于启发的情境。事实上，很多小说的极端故事场景都具有政治哲思意义，例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人在脱离了一切传统纽带之后形成的孤独精神气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对于我们理解极权主义的可怖和自由的价值，库特·冯内果的《哈里森·伯格朗》对于我们理解绝对平等主义，都是不可多得的素材。在这个意义上，《三体》具有同样的价值。除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些小说情节与政治哲学主题的关联之外，还有像“思想钢印”与“思想自由”的关系，“章北海刺杀航天系统高层决策者以改变太空飞船研制的战略发展方向”与“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关系，“星舰地球的建国时刻”与“何种政体是最佳政体”的关系等，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寂寞的伏兵：当代中国科幻短篇精选》
反过来说，政治哲学的思考也常常需要伟大小说惯有的想象力。很多政治哲学的重要理念都带有生动的故事场景感，比如，当霍布斯说“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卢梭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麦迪逊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中很容易浮现出一幅幅故事画面。笔者甚至觉得，有些较为严肃的政治哲学构思，如果能够辅以这样的故事情节感，也许能更好地为人所理解。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尝试把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概念设想为这样的场景：一群准备到人间去投胎的小天使，在下到凡间之前坐下来开会讨论，他们将要降生其中的世界要有怎样的正义原则来规范其社会基本结构，才能算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由于这些小天使并不知道自己将会投胎到哪家，自然也就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天赋能力、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也不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人生观和性情取向。于是，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效果在这样的故事场景中就自然达成了。
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用小说的叙事来代替政治哲学的讨论。但是，像《三体》这样的优秀小说能够把政治哲学的重大论题深刻地蕴含在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中，让我们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生发出对有关根本问题的反思，确实是匠心独运、不可多得的佳作。这部科幻小说的技术内容很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过时，但它的思想内容却将为其锁定不朽的经典地位。
本文选自《<三体>的X种读法》（李广益 陈颀 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8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原文首刊于《读书》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