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维京时代始于8世纪90年代的零散远征，终于1170年英国诺曼人征服都柏林。很多文字史料记载了这段历史，尤其是《阿尔斯特编年史》。此外，重要的考古发现和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借词也能说明问题。
爱尔兰的斯堪的纳维亚聚落以贸易为主要经济基础，而不像在西欧其他地区一样，是土地所有权或者农业。在整个维京时代，也有很多斯堪的纳维亚人通过担任职业武士而赚取不菲的收入，因为在经历一开始的抢劫阶段后，爱尔兰内部的众多交战方常常拉拢维京人和他们快捷的舰队；维京人往往深度参与了爱尔兰海、苏格兰或北英格兰的权力斗争。通过劫掠，通过对爱尔兰和其他建立维京霸权的王国征收贡金，维京人可以获得零散的收入。
维京人这种传统的经济方式在爱尔兰比在欧洲其他地方延续更久，原因在于当地的势力平衡不断改变。在爱尔兰的活动给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挪威和冰岛，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在后世的冰岛萨迦中，这些活动充满了传奇色彩。
爱尔兰
在爱尔兰的维京人
维京人在爱尔兰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它们通常与维京人在其他地区的活动并驾齐驱，或者取决于后者。然而，这种相互影响很少得到明确界定，因为文字史料中只提到过一些参与其中的酋长的大名，所以追踪某支特定的维京军队或团体的活动是比较困难的。
约795年至9世纪30年代是第一阶段，各路维京流寇对小岛或海岸上孤立的修道社群发动迅捷的袭击。795年，爱尔兰西北岸的伊尼什默里和伊尼什博芬就在被袭击之列。最晚在812-813年，维京人正在对爱尔兰西南部展开进攻；截至9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沿着全岛闯荡。有位僧侣在一份手稿的边缘写下了一首诗，歌颂令维京人无法出海的暴风雨之夜，体现了当时孤立的修道院所面临的严峻气氛。位于阿马的修道院又大又富，虽然稍稍接近内陆，但在832年的一个月内遭到了三次洗劫。这位修道院长是爱尔兰教会的首领。防范这种疾如闪电的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爱尔兰人确实有那么几次赶跑了维京人。
维京人集中打击修道院，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教社群怀有仇恨，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可以抢得盆丰钵满。彼时的爱尔兰没有当代意义上的城镇，但有几座修道院类似于宗教城：它们是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某些时候居民众多，可能有大量财富聚存在此。它们的组织性较强，以至于能够从攻击中幸存，也因此会遭到反反复复的洗劫。
维京人的主要目标不是法器，因为它们很少是由贵金属制成的。通常只有装饰性的小型配件才由金、银所制，而很多配件虽然可能装饰华丽，但只是用镀金青铜制成。有大量这类物件是从爱尔兰的圣物箱、经书和其他教堂器物上撕扯下来（在苏格兰和北英格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最终进入挪威的墓葬中。毫无疑问，一些是作为纪念品带回家，送给妻子或女友的；一些被重制为珠宝。维京人也对日用的优质世俗用品感兴趣，如藏于奥塞贝格墓葬中那只带有精美桶箍的提梁桶，它出自爱尔兰或苏格兰，但我们不可能辨别这个别具一格的物件是买来的还是偷来的。维京人追求的，首先是金银、奴隶和荣誉，在哪个地方都是如此。
维京人绝不是唯一在爱尔兰制造暴力的人群。《爱尔兰编年史》记载，维京人在爱尔兰活动的约前25年内发动过26次进攻，而在同一时期，爱尔兰人自己发动了87次。爱尔兰的社会尤为好勇斗狠。它分裂为大量小王国，王朝的统治错综复杂。为了谁可以成为凌驾于各小王国之上的“至尊王”等问题，国王们展开了几乎不断的冲突。当时，唯有阿马的修道院长拥有覆盖全岛的威信。岛内的均势也时刻变换。由于修道院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还有它们与世俗统治者高度紧密的联系，焚掠修道院是爱尔兰的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个修道院之间、修道院与国王之间，也会爆发战争。
9世纪30年代到902年，是维京人在爱尔兰的第二阶段。9世纪30年代，就像在法兰克和英格兰一样，对爱尔兰的远征也方兴未艾。大面积的土地遭到洗劫，大规模的舰队沿着厄恩河、香农河、利菲河、博因河等驶入内陆。839年，一支舰队在阿尔斯特的内伊湖安置；840-841年，维京人在这里过冬。841年，他们在都柏林和东海岸正北方的安纳格森建立了防御基地，得到了新舰队的加入。845年，进攻达到高潮，他们在爱尔兰中部的里湖建立了一座进一步强化的基地。很多不同的军队在不同的地区活动，显然是互相独立的。
有个叫图尔格修斯的人成了当时最著名的维京酋长。845年，他被爱尔兰国王梅尔·谢奇瑙尔俘获，溺毙于湖中。这几乎是为人所知的有关他的唯一确切信息。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约250年后的一部政治宣传作品《爱尔兰人与外国人之战》。它讲述了图尔格修斯令人惊异的事迹，富有戏剧性，以此说明伟大的爱尔兰国王布赖恩·博卢功业彪炳并提升他的王朝的威望。该作品将图尔格修斯描述为信奉异教的维京精英，他闯荡南北，是爱尔兰全体维京人的领袖。据称他夺取了阿马的修道院，窃居修道院长之职，并试图让爱尔兰人改信托尔。他的妻子奥塔在克朗麦克诺伊斯修道院的高坛上举行异教仪式！
9世纪40年代的袭击大潮最终遭到了几位爱尔兰国王的反击，但此时的维京人已经在岛上站稳脚跟了。新的舰队继续从挪威和丹麦而来，可能中途经过了英格兰或法兰克诸王国。零星的洗劫继续发生，维京军队还经常互相火并。没有大面积的地区被夺取，但沿岸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基地，维京人就生活在这小型的飞地中，其中都柏林是最重要的一处。然而，在很多地区，他们被暂时或永久驱逐了。9世纪末，在爱尔兰的聚落面临的压力太大，以至于一些人去了其他海岸谋生。
截至9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开始融入岛上的生活。军事专业技能和优质的武器使他们能够在爱尔兰的战争中派上用场。而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通婚的人数和很多第二代维京人取凯尔特名字的现象，也反映了和平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加强。多数人也成了基督徒。在艺术层面，爱尔兰传统的大型环形胸针或别针启发了男用斗篷的非闭环胸针的制作，后者常为银制，在西欧和挪威的维京人社群中颇为流行，这一现象反映了双方的紧密联系。受到爱尔兰式样启发的新款小型青铜裙针也很受欢迎。反过来，爱尔兰人也学会了制造更好的武器及其他物品。
想必就是在这个时候，维京人确立了他们作为国际商人的身份。爱尔兰人没有对外贸易或者出卖商品换取白银的传统，而维京人凭借他们与家族和遍布欧洲的同道中人的紧密联系，习惯于做各种商品的买卖。他们也有必不可少的航船。金银窖藏、大型非闭环胸针和其他物品表明，大量贵金属流入了爱尔兰，但到此时为止，还鲜有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爱尔兰人间进行和平经济往来的具体信息。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许以武器和奢侈品，换取奴隶、补给等。
841年建在安纳格森的基地很可能位于高地之上，两侧由克莱德河与迪河的弯道保护，一侧由一道土墙保护。另一处基地想必位于沃特福德附近的伍兹敦，紧挨着一条河。巨大的都柏林基地很可能位于现代都柏林的中心，在这里，9世纪的聚落仍有遗存，还有墓葬被发现。沿利菲河上游方向不远，在基尔曼哈姆-艾兰布里奇地区，19世纪建造的一段铁路穿过了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公墓，这里有随武器下葬的男性墓（在此收集了约40把剑、35个矛头）和戴椭圆形胸针的女性。这些墓地的发现，以及其他一些物件证实了斯堪的纳维亚家庭曾在此定居，同时存在着异族通婚，与其他维京人聚落相同。
853年，“白王”奥拉夫（挪威人）和伊瓦尔（丹麦人）来到都柏林称王。都柏林王国日渐强大。但伊瓦尔在873年去世，随后就是多年的内乱。902年，都柏林的维京人被一支爱尔兰联军驱逐。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可能逃往了马恩岛、赫布里底群岛、英格兰西北部、冰岛；其他人或许在欧陆尚存的维京基地中寻找机会。
爱尔兰维京时代的第三阶段始于914年，持续到980年。舰队一个接一个到来，新一波的洗劫就像9世纪40年代那样肆虐全岛。同样，干出这些勾当的是许多不相同也不协同的群体。这些维京人很可能不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而主要来自英格兰西北部、马恩岛和苏格兰。其他一些人可能来自欧陆的基地，因为911年前后，罗洛在塞纳河下游地区掌权，导致维京人在这里发迹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了。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从英格兰东部而来，这里的威塞克斯诸王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北扩张领土。我们确实知道，有一支维京人是从布列塔尼经过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而来的，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没有交上好运。爱尔兰是西欧为数不多的仍然存在维京人发迹机会的地区。虽然爱尔兰诸王实施了反击，偶有取胜之时，但反击行动完全奏效还是花费了很多年头。多次侵略想必迫使修道院修建了更多的石教堂，而不是易燃的木教堂。但那种典型的圆形独立式石塔与维京人没什么关系，它们受到的是欧陆建筑物的启发。
维京人再度建造很多基地。917年，都柏林基地重建。国王们指都柏林王国的维京统治者。现在渴望获得对爱尔兰全体维京人的霸权，但他们没有如愿以偿。然而，他们最宏大的野心，是赢得威名赫赫且有利可图的约克国王之衔。约克就是诺森伯里亚富裕的都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煞费苦心，像龙瓦尔德、奥拉夫·戈德弗雷德松、“凉鞋”奥拉夫这些国王曾一度取得成功。但在954年，约克被纳入英格兰统治，都柏林国王的梦想遂告中断。
大好的贸易机会使爱尔兰建立了威克洛、阿克洛、韦克斯福德、沃特福德、科克、利默里克等城镇。都柏林最为重要。在都柏林和另外几处，维京人征服了城镇的腹地。想必有一些人在那里耕作，但是他们几乎全部生活在沿岸地区或河流上游方向不远处。
截至10世纪中叶，都柏林成为一座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心。在绰号“凉鞋”的奥拉夫（或称安拉夫）·西格特吕格松统治期间（约950-980年），都柏林控制了广阔的腹地。但是，就像其他维京王国一样，都柏林王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开始衰落了。在980年的塔拉战役中，奥拉夫被米斯（爱尔兰东部，都柏林以北）国王梅尔·谢奇瑙尔二世击败，都柏林丧失了政治独立性。从此时开始，爱尔兰人掌握了霸权，维京人要向爱尔兰人纳贡，但维京人留在都柏林和其他城镇，保留王位，继续控制爱尔兰人似乎没兴趣管 理的国际贸易。
最后一个阶段持续到1170年，维京人融入了爱尔兰的共同体。城镇繁荣，各色物品的大规模制造振兴了经济，也影响了爱尔兰艺术。在沃特福德，尤其是在都柏林，大规模发掘的成果透露了这一点。文化越来越体现出爱尔兰-北欧特征。爱尔兰诸王逐渐加强参与城镇事务。一些人在城镇获得了国王头衔（如1052年在都柏林），一些人在城镇驻跸。997年开始，在都柏林铸造了很多年硬币，像同时代丹麦、挪威、瑞典那样，它们均效仿英格兰的币制。
爱尔兰诸王现在渴望获得全岛的政治霸权。1014年，传奇性的克朗塔夫战役就是在两个敌对的爱尔兰王朝之间展开的。芒斯特王国（爱尔兰西南部）打败了伦斯特（爱尔兰东部，都柏林以南），而且，就像在其他很多战役中那样，维京人在两方均有参与；在伦斯特军队中，很可能有来自马恩岛和北方群岛的人。芒斯特国王布莱恩·博卢遇难。这场战役后来成了冰岛萨迦和爱尔兰历史故事的主题。它们将本次战役视为布莱恩·博卢对爱尔兰维京人的决定性胜利，但这一点实质上已经在34年前的塔拉由米斯国王实现。值得注意的是，都柏林国王“银须”西格特吕格和他的部众没有参加城外仅有数英里的克朗塔夫战役。直到1170年，英格兰征服都柏林，维京人的后裔和斯堪的纳维亚影响下的文化才被最终压服。
在爱尔兰发现的维京时代贵金属窖藏比在苏格兰的要多得多，这明显表明流入这座岛的财富是异常之多。已发现的窖藏贯穿维京时代，但多数来自10世纪和11世纪。最瞩目的是里湖黑尔岛的金窖藏，维京人曾在这里数次建造基地。金窖藏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在此入土，包括10枚宽面金臂环，总重约5千克——是挪威霍恩窖藏的两倍，也是已知最大的维京人金窖藏。然而，它发现于1802年，很快就被重熔了；只有一些绘图和简述存留至今。
一些窖藏中包含银臂环和其他首饰、锭、硬币和残片，这些在维京人的经济生活中都是常见的。一些迹象表明，很多物件曾经落入爱尔兰人之手，并由他们埋藏。有趣的是，一些文字史料暗示，在10-11世纪，大型修道院成了重要的国内贸易中心，如米斯的凯尔斯和伦斯特的格伦达洛。
各种不同的窖藏硬币表明，约925-975年，维京人与英格兰的贸易是由切斯特径直横渡爱尔兰海进行的。由于维京人与法国的贸易正在扩大，这条路线又被另一条绕威尔士南岸至布里斯托尔的路线取代了。威尔士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证实了后一条路线的存在。
随着时间推移，爱尔兰人采用了很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名，反之亦然。在都柏林和其他城镇，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在1169-1170年英格兰入侵前都是通用的。爱尔兰语借用了大量斯堪的纳维亚词语，例如，“margadh”意为市场。但大多数词语与航海相关，“Bád”仍然是一个常用词，意为舟。跟苏格兰和马恩岛相比，爱尔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不算多，而且大多数以英语词形留存下来，因为英语在1170年之后的爱尔兰变得极为重要。例如，“韦克斯福德”（Wexford）很可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Ueigsfjqrer”，“沃特福德”（Waterford）来自“Ueera（r）fjqrer”。“利默里克”直接由斯堪的纳维亚语“Hlymrekr”派生而来，而都柏林则是纯粹的爱尔兰语——“dubh”和“linn”，意为黑池子。另外，郊区霍斯（Howth）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名字，意为岬角、海角。
必定有很多人既说斯堪的纳维亚语，又说凯尔特语；还有一些人，如某位索尔格里姆，希望确保两支族群都能铭记他们。他的十字架竖立在香农河附近的基拉卢，利默里克以北不远处。碑文既以卢恩文字书写，也以爱尔兰古字母欧甘文字书写。
除了基尔曼哈姆-艾兰布里奇和都柏林一带的其他地点，斯堪的纳维亚墓葬在整个爱尔兰为人所知的并不多——比苏格兰或马恩岛的少得多。这想必是因为基督教礼仪在爱尔兰的贸易中心被采纳得更快，而贸易中心以外的斯堪的纳维亚聚落数量极少。在都柏林现在的主教座堂——基督堂的地址上，最早的教堂是1030年前后修建的圣三一教堂。爱尔兰很多地方的教堂是献给圣奥拉夫的。
约1000年前的都柏林，沿菲舍姆布尔街道分布的地块与建筑复原图
在都柏林的发掘
在都柏林中部，尤其是基督堂一带并延伸至伍德码头和利菲河，大规模的发掘证实是维京人建立了这座爱尔兰首都（尽管有些爱尔兰遗址的时代更早）。他们于9世纪到来，在经历15年的流亡后，又于917年返回。他们定居在利菲河南岸，靠近利菲河与一条支流的交汇处。这片地区很快被分割为地块，并由一道土垒包围。后来，它经过了数次翻修。1100年前后，一道石墙建成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城镇的北部及其防御工事越来越向利菲河方向扩展。当时的利菲河在此处比今日更加宽阔。
因地形之故，城镇的规划不是完全规则的。但是由篱笆包围的地块在斯堪的纳维亚时期始终是相同的规模。由于多处的上方地层（upper layers）因更加晚近的建筑物的深地窖而遭破坏，城镇后来的发展情况并不确知。篱笆之内的居民显然能够随心所欲地建造房屋，因为居室和外部建筑的地点时常变换。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房屋并不壮观，但它们与海泽比、比尔卡、约克等同时代城镇的房屋相比并不逊色。然而，爱尔兰常见的房屋与那里的不可直接类比，其或属爱尔兰样式，或受到爱尔兰海周边的本地建筑习惯的影响。几乎所有建筑均由板条筑成，室内有支撑屋顶的柱子；底层平面呈圆角矩形。最大的那些建筑物约有8.5米长，4.75米宽，通常每一面山墙设有一道门。室内有一块地面，地面中间有火塘，沿室内两侧有狭窄、低矮的长凳。房屋两端有时有小隔间。很多房屋想必既是居室，又是工作室或仓库。维京时代的都柏林没有发现马厩和牛棚，动物骨骼证实肉类必定来自城外。
比起其他维京城镇，都柏林的发掘成果多样性要高得多，质量也更胜一筹，这也反映了都柏林强大的经济地位，尤其是10世纪末之后。舶来品包括来自北方的海象牙、琥珀、皂石器皿和胸针；来自英格兰的陶器、剑、黑玉、金属饰品；来自欧陆的陶器和玻璃器；来自东方的大量丝绸；还有一些银币、若干银币窖藏和两枚金臂环。很多货物一定已经腐坏了，如毛皮和酒。文字史料将都柏林描述为奴隶贸易的中心，奴隶、兽皮、纺织品很可能是爱尔兰主要的出口物。多种手工艺也在此繁荣。这里发现了大木作（carpentry)、造船、木雕、制梳（使用马鹿角）、骨雕、木材车床加工（wood-turning）、制桶、制鞋和其他皮革品、铸铜和大规模锻铁等行业的痕迹。琥珀、海象牙、黑玉，很可能还有金、银、锡、铅，均在此加工。
骨骼碎片和其他物品上的一些卢恩铭文证实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继续存在，但都柏林的主要特征此时不再是纯粹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匠人倾向于生产既吸引斯堪的纳维亚人又符合爱尔兰人口味的艺术品，发展出了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地方变种。这在“图式绘板”（motif pieces）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块块骨骼或石头，设计师或学徒在其上试验各种各样的图式。目前已经发现了数百块“图式绘板”，很多装饰华美的木器也在考古发掘中被发现。
“图式绘板”和其他器物上发现的博勒风格实例相对罕见，而耶灵风格压根就没出现在“图式绘板”上。然而，灵厄里克风格和乌尔内斯风格非常流行，特别是以它们的爱尔兰形式流行，但仍然可以轻易辨识出。它们甚至被用来装饰教堂器具，例如，克朗麦克诺伊斯的修道院长权杖和康镇十字架，而且比主要风格在斯堪的纳维亚延续得更久。
（本文摘自埃尔塞·罗斯达尔著《维京人》，汪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