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一代从“年味”的享用者变为制造者、观察者变为参与者

聊起过年,很多人都会感叹:年味越来越淡了!

我们有一套关于年的文化印象,有一套关于过年的理想图景,当我们用这些印象或图景,比照当下的过年体验,就容易作出年味变淡的判断。

大体看来,年味变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备年越来越简单。准备过年,就是年的一部分。现在商业物流越来越发达,再也不用大量囤货。那些工作事务繁忙的人,也没心思精心准备,而是尽可能简化。有的家庭,打扫卫生也花钱请人代劳。缺少了亲力亲为,缺少了繁琐筹划的脑力活和累人的体力活,备年就变得轻松,甚至都不用专门准备,年味就没法得到充分酝酿。

第二,拜年越来越有效率。拜年是过年的重头戏,是家庭亲密社会关系的总动员。正是通过拜年,表达和再生产出亲密社会关系,展现出中国春节的社会关系属性和礼仪之道。近年来,拜年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有人拜年效率大大提高。以前在农村一天走1-2家亲戚,现在有人一上午就可以走好几家。不只是因为有了汽车,还由于人们都不愿留在别人家里吃饭,怕麻烦别人,也怕耽误自己时间。效率提高,拜年却变得流程化了。

第三,聊天交流越来越浅。拜年过程中,必然要聊天交流。近年来,拜年聊天话题中,家长里短在减少,直接原因是,亲戚之间的熟悉程度在降低,有些事情,不好多问,也不敢多问,怕人伤心或尴尬,怕自己不好接茬,索性聊那些都能接茬的话题,彼此轻松。

第四,饭店请客成为新趋势。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流行在饭店请客。以前都是家中待客,前来拜年的客人一起下厨房,择菜炒菜,有说有笑,其乐融融。现在有的家庭就近在饭店请客,这样自己轻松,客人心里也觉得放松。缺失了协同劳动环节,人的双手得以解放,但情感交流也浅了。有的家庭为了图省事,会一次把多家熟识的亲戚一起宴请,不用再办多场,过年的效率,进一步提升。

第五,年轻人参与感越来越弱。理想意义上的年,是多代人共同参与的。老年人享受着子孙满堂的快乐,小朋友们尽情玩耍,象征着家族的希望。中年人们上有老、下有小,积极劳作,为老人和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过年氛围。现在,这种理想意义上的过年图景中,未婚男女青年们有点难融入,参与感弱,仿佛游离在过年氛围之外。他们的状态其实有点尴尬,尚未结婚,还算是父母和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年龄上又不再是孩子,所以也无法童心未泯地跟着吃喝玩耍。未婚男女怕回家过年,亲戚到自家拜年时也不想露面,更不愿意跟随父母到亲戚家拜年。许多亲戚,自己根本不熟,很反感被拉住问东问西,更怕被问到那些敏感、扎心话题:恋爱了么?对象哪里的?工资多少?买房了么?为了避免尬聊或被扎心,最稳妥的策略,就是装作很社恐的样子,呆坐着耍手机,或简单寒暄后马上躲起来。

以上五个方面,仅仅代表了一些趋势,在有的地区,有的家庭,有的人身上,表现得可能明显一点,展现着人们在过年方式、心理状态方面的微妙变化。许多文化变迁,往往就是从这些微妙之处开始的。直到这些变化我们都习以为常,就意味着新的文化样态的形成。

中国人的年味记忆,主要来自于昔日乡村社会的过年经历。无论是50后、60后,还是70后、80后,较大比例都有乡村过年的深刻印象。50后、60后的童年时代,经济贫困,70后、80后的童年时代,经济逐步改善。尽管经济条件不同,但是这几代人所处的乡村,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外流少,春节时,人们经济上也许不宽裕,但是闲暇时间上、亲情上,是极为富足的。人们不会为了节省时间而简化环节,更不以提高效率为目标。人们沉浸其中,把其他目标都放下。好好过年,就是最大的目标。

过年的本质属性,不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种社会属性,在村落熟人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特别是村落所营造的过年氛围,比家族范围内的亲情表达和吃吃喝喝更能给人以深刻的文化感染。村庄内举行的庙会、唱戏、舞狮、扭秧歌、敲锣鼓,都会形成一个地方性狂欢景象,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共鸣,无论是亲自上场,还是作为观众,只要共同在场,同频共振,就会感受到节日文化的力量。节日文化是社会性的高级表达方式。村落范围内的狂欢,使男女老少获得一个超出个体、超出家庭和家族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感,就是传统年味的底盘。

村落的人气减少,是春节文化变迁中的重大事件。2000年之后更大范围的务工,带来了人口外流。打工的人,春节前匆匆返乡,春节后也惦记着尽快回城挣钱。有的人嫌路途远,花费高,也不会年年回。伴随着深度城市化,进城的越来越多,全家进城的也多起来。返乡过年的时间安排愈发紧凑,可能还没待稳当,就盘算着回城计划。家庭的匆匆团圆,家族的匆匆聚会,总让人沉不下心。当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村庄范围内的人气,也就不断降低。中青年越来越少,全村范围内的文艺活动越来越难以组织。当村落失去了这种整体感,年味淡化就会成为必然。

当代中国的村落变迁高度不均衡。相比较而言,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春节文化衰落得可能快些,人口外流极大消解着村庄的文化活力。人气与经济,二者高度关联。这些年,一些发达地区农村的春节文化反而在复苏和强化,因为村级组织的经济基础雄厚,可以开展更多的文艺活动,加上人口流出少,流入多,春节期间家庭和村落的完整性较高,人气旺,年味能够更充分地酝酿和表达。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年味,在经济实力和人气方面,都不具备发达地区农村的优势,从而不可避免以更快速度变淡。

50后、60后、70后、80后,这些有深刻村庄记忆的几代人,面对村庄变化,会产生过去和现在的反差感,难免黯然神伤,感叹年味变淡。90后、00后、10后,如果没有经历过繁荣的村庄生活,就不会对春节本身,形成长辈那样深刻的村落年味印记。没有了这些印记作为参照,他们也就很难去感叹年味变淡。未经昔日热闹繁华,就不会慨叹当下清冷。

与乡村相比,城市的年味则是另一种逻辑。乡村社会的年味以村落为单位,通过个体、家庭、家族、邻里等更多元的主体共同营造化合而成,在较小的地理空间中进行高密度的关系交往和文化展演。但是城市不同,城市的年味的内核不是社区,尽管小区物业可能会挂几个灯笼、几串彩灯或摆几个吉祥物来渲染节日气氛,但是因为小区并不是一个熟人社会,所以不具有单独营造年味的社会基础。城市中那些年味重的小区,主要是城市外扩征地时形成的回迁房小区,村民们依然集中居住,保持着熟人关系和社区记忆,并能够在春节中展演昔日的过年方式。

总体来看,城市的年味,普遍缺少乡村社会那种公共性。准确地说,需要一种更大范围的公共性来营造,超出了一个社区、街道的范围,要有一个更大的节日文化氛围,通过更多的灯光、道路两边的五彩挂件、拥挤的景区活动,盛大的焰火晚会,多种物质文化元素汇合成更为壮观的年味综合体。在盛大场景中,市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出游观赏,在人声鼎沸、接踵摩肩中感受节日欢腾。这种欢腾,通过陌生人的聚集来实现。

对一部分城市居民而言,春节只是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假期,所以放松、娱乐、休养精神显得尤为重要,难得的工作停顿,让自己得到深度休息。一些市民也会在春节走亲戚,搞聚会,但也尝试着用新的方式来度过长假。有些人不是渴望回到熟悉的地方,而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新的陌生环境中去。异地旅游过年,越来越流行。在一个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全家老小过去彻底放松一段时间,正成为一些市民的理想过年方式。

城市的年味,也受城市居民构成特点的影响。如果城市的外来人口大比例返乡过年,那么城市的人气骤减,城空了一半,年味就强不起来。如果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基本扎下了根,逐步适应在城市过年,那么这些新市民,将守住人气,守住年味。也就是说,在那些短期内人口膨胀的城市,单纯依靠原住民,根本就撑不起年味,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新市民的过年方式。

相比于人口流动和迁移,还有一些因素是影响年味的变量。

三年疫情与防控,极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半径。伴随着去年年底防疫政策的调整,今年春节具有了极不平凡的意义,不仅因为人们终于可以更自由地流动,可以像三年前那样庆祝春节,还因为情绪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得到释放。鞭炮烟花的燃放,被认为是这种情绪释放的有效手段之一。今年,诸多城市在烟花燃放规定方面,也宽松温和了许多。一些地方虽然没有彻底放开燃放规定,但是在执法力度方面具有较大弹性,这是对群众心理情感需要的积极回应。

许多人虽然没有亲手燃放烟花鞭炮,但是看到夜空中的绚烂焰火,也不由慨叹久违的年味又回来了。

春节前已经“阳康”的人,春节期间则自由放松了许多,行程码、核酸证明的限制大范围取消,自由活动仿佛回到了三年前。有的人,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哪里热闹去哪里。这种自由的味道,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春节本身的文化意味。

在乡村,今年的春节也非常热闹,很多地方的热烈气氛,远超三年前的年味。几年来就地过年的人,今年回乡过年的愿望最现实、最强烈,也更努力地去实现。这种情感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远超之前的年份。

对于那些尚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来说,这个春节就极不寻常了。为了避免感染,为了防止连累家中脆弱的老人,这些家庭减少人际接触,甚至比政策调整前更为谨慎。对比那些已经恢复自由生活的家庭来说,这些家庭的心情比较复杂,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年过得比较单调冷清。

尽管绝大多数人正在或已经从疫情影响中走出来,回到常态生活,但更深层次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心理状态无法短期内完全调整好。有的人慨叹人生和世界的不确定性,所以更重视当下的亲情和快乐。这种态度,也一定程度上展现在节日生活中。有人选择减少社交,花更多时间陪家人。有人更看重家族的团聚,有的则酝酿远行,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2023年春节,给了人们更多感受品味表达人生丰富生命体验的机会。这个过程,必然会成为特殊记忆,赋予春节以特殊意味。

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代际之间、家庭之间,年味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的现实条件和生活场景中,人们的文化体验必然存在差异。但在更为宏大的国家层面,春节将人们的情感和心理统一和关联起来,从而彰显出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比如春晚,其本身的象征意义不可替代,它代表了中国春节文化的大一统,并表现出在更大范围发挥文化影响力的现实可能性。

当代中国年味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平民大众属性。从文化形式本身来看,我们的确可以在历史文化长河中梳理出更为纯正的年味文化,但必须正视的一点是,春节的平民大众属性,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人之所以感叹年味变淡了,是因为平时物质文化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美食不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新衣不是只有过年才能穿上,精彩的文艺节目也不是只有在过年才能看到。物质文化生活的繁荣,模糊了节日与日常的界限和差异,这是年味变淡的根本原因。

只不过,物质丰富、文化繁荣与生活中的幸福感,并不是直接统一的。人们在美食、新衣、精彩文艺之外,更加注重心灵富足、情感充盈、关系和谐。这是更为根本的追求,也展现了转型社会中个体、家庭、村落、城乡之间的关系变动和情感纠缠。

文化的魅力在于继往开来。我们无法固守传统,不能刻舟求剑,这会带来文化伤感,也会忽视当下的生活状态。文化的希望,在于新生代。文化既表现着新生代和老一代之间的差异,也蕴含着面向未来的力量。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我们在感叹年味变淡的时候,可能更大程度上自己成为了观众,而没有充分参与其中。

现在一些家庭的年味,还是靠50后、60后撑场子,老人们忙前忙后,想给晚辈们一个快乐的春节。当年轻一代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张罗着过年,费心思地给家人营造一个春节氛围的时候,就会从年味的享用者变为制造者,从观察者变为参与者,此时所体验到的年味,才会强起来、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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