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观众徜徉在现在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昆虫博物馆，是否会想到，在一百多年前，上海土山湾画馆的画师们投入全部身心，绘制了一部多卷本的皇皇科学巨著——《中华帝国自然史》，涵盖宗教、美术、生物、医学多领域。
2022年，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之际，张伟、张晓依合著的《土山湾画馆人物志》由中华书局出版。由张伟策展的“传承与影响——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艺术文献展”也于去年底在沪举办。2023年1月11日，67岁的学者张伟先生因感染时疫不治而辞世。本文选自该书，经土山湾博物馆和中华书局授权刊发。
为科学而绘：土山湾画馆与《中华帝国自然史》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徐家汇，一群远渡重洋传播宗教的法国耶稣会神父们，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进行着影响至今的科学研究；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培养来绘制宗教画的土山湾画馆的画师们，则拿起画笔，配合神父，投入全部身心，仔细绘制着各类动植物的标本图。正是由于他们的神奇合作，诞生了一部多卷本的皇皇科学巨著——《中华帝国自然史》。
一、 江南科学计划与《中华帝国自然史》的诞生
1. 江南科学计划
1872年8月，江南代牧区郎怀仁主教和耶稣会谷振声会长主持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江南代牧区进行科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案（即“江南科学计划”），方案内容之一便是：“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
这个会议影响深远，今天的上海气象台、上海天文台、上海自然博物馆、昆虫博物馆、复旦大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次会议相关。生物学方面的成果除了今天的自然博物馆和昆虫博物馆外，这本《中华帝国自然史》也是其中之一。
生物学能够被列入“江南科学计划”，得益于法国人当时在中国生物学上的几大贡献。其中最大的莫过于法籍遣使会会士谭卫道（Armand David）神父在欧洲科学院对他在中国动植物方面的新发现作的科研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有了关于大熊猫的描述。这一发现震惊了当时的世界，同时也让当时的欧洲生物学界对于这片神秘的土地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在充分的资金保证下，传教士们对于生物学的研究自然也就被纳入“江南科学计划”了。
2. 韩伯禄其人
在上海徐家汇的这些中外神父中，韩伯禄无疑是一位神奇的人物。说他神奇，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神父：他的传教工作做得并不好，至今在很多关于安庆教案的史料中，提起“韩石贞”，都是负面评价。但是在生物学领域，没有人能否认他的建树，除了这本《中华帝国自然史》之外，他曾出版过多部生物学著作，如《南京省和华中地区江河贝类动物》《鳖类研究报告》等，还曾于1877年获得法国教育大臣授予的银质奖章。
韩伯禄，字石贞，原名皮埃尔·玛丽·韩德（Pierre Marie Heude），1836年出生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省的富杰堡（Fougeres）。历史档案中已经找不到他的家庭以及他本人接受早期教育的更多记录，只知道在二十岁那年，他扣响了耶稣会的门，然后和所有耶稣会士一样按部就班地读书，直到1867年9月5日，他在拉瓦尔（Laval）的圣米歇尔堂中，接受江南代牧区主教郎怀仁的涂油，然后，被告知要准备去中国，同时被赋予了新的任务：自然科学研究。
韩伯禄神父
教会选择他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在阿尔萨斯、普伊、布列塔尼等地居住期间做的一些植物学研究以及图集。终其一生，无论在哪里，他始终对于当地的动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
两个月之后，韩伯禄踏上了开往中国这片古老土地的商船，在他的心中，最吸引他的是中国那些神秘的动植物。当时的法国，对于中国的动植物了解并不多，韩伯禄希望自己能够补上这一块内容。韩伯禄时刻记挂着那些动植物，即使在途经新加坡时，还去当地的丛林做了一次远足，甚至在丛林中遭遇过老虎和蛇的袭击，但依旧乐滋滋地把收集来的标本装进广口瓶里。
1868年1月，韩伯禄到达徐家汇。他经常会爬到阁楼上，察看空间，并记录下他所看到的每一个新的生物，还去上海县城的鱼市场，察看、购买他没有见过的鱼类做标本。1869年2月，他被派去镇江传教。即便在传教过程中，韩伯禄也在进行考察动植物的工作，从上海到江南、苏北、安徽……江南代牧区的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869年9月，安庆教案爆发，一些考生闯进英国传教士的寓所，双方发生了口角。不久，法国天主教的住院也成为攻击目标。1869年11月，当时韩伯禄因病乘船去上海，突然留守看家的一个工人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集结在省城应试的一群考生在神父动身后，立刻冲进了住院，目前正在抢掠。韩伯禄毫不犹豫，立即回城。路上遇到了一批青年考生，他们正背着从住院抢来的财物，一见到韩伯禄，便丢下财物逃散了。傍晚，一大批有组织的群众来到神父的住院前闹事，大声威胁说要杀死神父，烧掉住院，并向住院内扔砖头。韩伯禄一看寡不敌众，只好逃离住院。他乘坐那艘平时用来搜集动植物标本的小船到长江边，不久途经安庆的一艘日本洋轮（“平户丸”号）将他带到了上海。
在逃难的路上，韩伯禄只带走了几年来在安徽地区收集的动植物标本。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动植物标本，后来成了徐家汇博物院最早的藏品。
安庆教案给韩伯禄留下了难以忘却的阴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曾奔赴陕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似乎故意绕过安徽，直到八年之后的1876年底，他因为感觉还缺少较多的安徽动植物标本，才再次回到安徽。这以后直至1880年，他每年都会花四至六个月时间在安徽的安庆、宁国、水东、池州等地考察当地的动植物。
经过多年的考察，韩伯禄搜集了无数鱼类、龟类和甲壳类标本，此外还有许多哺乳类、鸟类、蛇类的标本以及植物的标本。
早在1880年《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一册出版之前，韩伯禄就于1874年在法国出版了《南京省和华中地区江河贝类动物》一书，该书中有八十幅贝壳类的作品，由当时的法国画家Arnoul绘制。
1883年，徐家汇博物院建成，这是十余年前制定的“江南科学计划”中的一部分，宗旨是为科学研究收集大量动植物标本，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标本的收集、分类、考订、研究、著述等工作。博物院开放之后，韩伯禄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想，就是将徐家汇博物院建成远东级的博物馆，“从马六甲到远东，从新几内亚到贝加尔湖”地区最大的博物馆。因此，之后他又相继去了菲律宾、印尼（当时名为爪哇）、越南、日本等国考察，深入丛林，收集标本作研究，同时参观当地博物馆。1900年7月8日，他在老挝考察时病倒，被紧急送往河内的医院。虽然之后侥幸被救回，并回到了上海徐家汇，但是身体已大不如前，后于1902年1月去世。
二、 庄其仪神父与《中华帝国自然史》
相比阅历丰富、九死一生的韩伯禄神父，庄其仪神父的经历就简单多了：他一直在上海，从事的职务也较单一——教区的医生，兼带进行生物学研究。
庄其仪，字敬斋，原名夏乐·拉图伊（Charles Rathouis），1834年出生于法国南特。和当时来华的很多神父、相公一样，庄其仪也是“半路出家”的，在进入耶稣会之前，他是医学博士，也是南特当地的名医，他的生活一直平静地进行着。直到三十一岁那年，他去昂热（Angers）参加了一次避静之后，突然决定为天主献身，不久便加入了耶稣会。不过由于他的专业背景，加入耶稣会之后，他曾在拉瓦尔的耶稣会主办的教会学校中教授生物学七年，还曾编撰过生物学教材。
徐家汇博物院
1877年底，年逾四十的他自愿前往中国传教，职务是做代牧区内的医生。同时，他也在博物馆中绘制各种标本，还利用业余时间对当时徐家汇地区的一种新的昆虫种类白蜡虫进行研究。
由于韩伯禄来中国时已年届不惑，且之后还罹患上了心脏病，从头开始学习汉语并去更加艰苦的地方传教显得很不现实。因此，他在中国的十三年中，除了1888年因心脏病加剧被调往洋泾浜养病外，其余十二年的时间都待在徐家汇。
由于相同的爱好，韩伯禄和庄其仪决定利用土山湾印书馆将二人的研究出版成册，取名《中华帝国自然史》，上级对此十分支持，同意出版。
第一册出版于1880年，其中有两份报告，一份是韩伯禄关于中国甲鱼的，另一份则是庄其仪关于白蜡虫的。出版之后引起了欧洲方面的注意，之前的研究文章中，都将白蜡虫分泌的蜡和蜜蜂分泌的蜂蜡（又称黄蜡）相混淆，但是庄其仪用了十四页的报告以及两张素描图展现了二者的不同，因此他的报告可谓是为科学“添砖加瓦”。
除了白蜡虫之外，庄其仪还有一篇研究山东地区野桑蚕的文章和一篇研究华中地区短吻鳄的文章，1878和1879年分别发表于耶稣会内部杂志《研究》（Etudes）上。
除自然科学的昆虫之外，庄其仪还绘制了在上海所见到的各种船舶，并把画作寄给了他在法国海军做上尉的弟弟。
1890年，由于心脏病加剧，庄其仪神父在洋泾浜去世，但留下的是《中华帝国自然史》中无数关于动物的珍贵的素描插画。
三、 土山湾画馆的全面参与
在1880年《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一册《昆虫 龟类》出版之后，书中出自庄其仪神父之手栩栩如生的动物骨骼、牙齿的素描引起了巨大轰动。于是上级把他派到了土山湾，以便其能够利用土山湾的平台，培养更多的生物画家，为徐家汇博物院服务。
庄其仪手绘插图
1890年，庄其仪去世，土山湾画馆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手稿。此后安敬斋继承了他的任务，但不久因被派去佘山天文台工作，无法继续再绘插图。《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三册《哺乳动物Ⅱ》的出版需要寻找新的画家，此时韩伯禄选择了土山湾画馆中的水彩画老师宋德林与温桂生。与前两册相比，第三册开始有了动物内容的彩色水彩画。两位来自土山湾画馆的中国画师将庄其仪存留的部分手稿补全，这才有了1896年《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三册的出版。
安敬斋手绘插图（署名“画馆学生”，其余均署名“耶稣会士安敬斋”）
庄其仪神父与温桂生共同绘制插图
1898年出版的《中华帝国自然史》第四册《鸟类Ⅰ》，土山湾画馆的宋德林画师继续担当重任，画师王思福也参与了绘制。宋德林可谓深得庄其仪神父真传，里面有多张水彩画，均为两位的“隔空对话”。某些插图若非有注，旁人恐很难猜到左右两只鸟分别出自中外两位画家之手。
庄其仪（左）宋德林（右）手绘插图
庄其仪与宋德林共同手绘插图
庄其仪生命的最后两年，深受心脏病的折磨，但是并没有辜负教会对他的期望：“他教导一些中国青年学生继续他的事业……他每天和学生一起度过几小时，指导他们努力学习，有数人得他指导后有相当的成绩，至今能替代他工作。”
庄其仪神父与宋德林共同绘制插图
1888年，《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二册《哺乳动物Ⅰ》出版，其中除了庄其仪绘制的插图外，参与的人更多，如当时担任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副院长，同样具有艺术天赋的方殿华神父（Louis Gaillard）。庄其仪也是土山湾画馆的著名作品《新史像解》的插图设计者，还曾用指南针绘制《南京地图》。在第二册中，他参与绘制了一幅羚羊的头骨和牙齿，可惜不久就被派往海门和南通地区传教，无法再继续这项工作了。之后接替插图绘制工作的，是后来担任土山湾照相制版部主任，成为张充仁老师的安敬斋修士。第二册其中一幅的署名为“画馆学生安敬斋”，而其他几幅的署名为“耶稣会士安敬斋”。结合安敬斋的生平轨迹，这些作品大约作于他进入耶稣会修道的前后。可以这样说，除了恩师刘德斋外，安敬斋也曾受过庄其仪的指导，当时的教会也有意培养他作为庄其仪的接班人。
方殿华手绘插图
1901年，《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五卷第1册《哺乳动物Ⅲ》问世，该书中全部11幅插图的绘制工作都是宋德林一人完成。
1902年韩伯禄神父去世之后，留下了许多未能编入《中华帝国自然史》的哺乳动物标本。一年之后，教会指派柏永年神父接替韩伯禄的工作。柏永年生前曾多次说过，他本不愿来中国，觉得在法国担任物理教师的平静生活更适合自己，还曾以种种理由推脱了多年。韩伯禄去世，博物馆的事业后继无人，柏永年不得不接受安排来到上海。
巴黎大学物理学专业出身的柏永年虽然对于这一决定有点失望，但依然在思考怎样依靠自己有限的能力来完成任务。思虑再三，没有生物学背景的他，选择了从植物学开始学习……
从此，柏永年将他每年的工作分成两块：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他会去江苏和安徽考察，重点采集植物的标本；每年的冬季和夏季，他会留在徐家汇，将考察结果分类、整理，并继续邀请土山湾画馆的宋德林来担任插图的绘制工作，这样才有了1906年第五卷第2册《哺乳动物Ⅳ》的出版。
《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五卷第3册《鸟类Ⅱ》的出版可谓一波三折，由于摄影技术的发展，之前几卷中纸本水彩的呈现方式被认为无法反映标本的全貌，但当时无法实现文字与彩色照片同时印刷。因此，《中华帝国自然史》第五卷第3册的文字版于1912年先行出版，扉页上注明让读者“稍事等待”，而这一等就是两年。
1914年，终于出版了第五卷第3册《鸟类Ⅱ》的图册部分。该册最大的特点是印制黑白照片，然后手工着色。这一系列工作皆是由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下属的照相制版部制作，学生负责着色。第3卷《鸟类Ⅱ》的图册一共分为五本，历时十三年才出完。这是当时土山湾照相制版部最大的任务，包括张充仁在内，几乎全部参与了这项繁重的工作。
在照相制版部负责鸟类标本照片的拍摄、修图、着色工作的同时，土山湾画馆参与了《中华帝国自然史》第六卷的绘制任务。1920年，《中华帝国自然史》的第六卷《植物》出版，该卷中的十七幅插图全部由土山湾画馆的素描教师杨达明绘制。
杨达明手绘插图
纵观《中华帝国自然史》一书，前后历时近五十年，共出版六册，其中包括动植物素描、纸本水彩、着色照片三百二十二幅，几乎全部由土山湾画馆负责完成。该书中的插图，是当时徐家汇博物院中最经典的藏品，可以说是当时徐家汇博物院的“馆藏精品图集”。
就在《中华帝国自然史》最后一本出版一年之后，当时的徐家汇博物院院长柏永年神父因在海州云台山（今连云港花果山所在地）考察期间身患恶性痢疾去世。
《中华帝国自然史》是徐家汇博物院历史上最经典的出版物，同时也是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出版物。凭着图文并茂的《中华帝国自然史》，柏永年被提名为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会员。
柏永年之后，徐家汇博物院院长由耶稣会士松梁材（Auguste Savio）接任。松梁材当时在震旦大学担任教师，他发现震旦大学有大量研究人员对于这些标本有研究的需要，加上原先徐家汇的馆舍非常狭小，徐家汇博物院于1930年在震旦大学（今交通大学医学院）内建设新院，改名震旦博物院（为纪念韩伯禄神父，法语名至1948年一直为Musée Heude）。1931年土山湾木工间主任葛承亮相公去世后，教会方面将其生前收集的古玩与徐家汇博物院的藏品一并迁往新院。1931年，震旦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这里有一个插曲：1935年前后，当时担任震旦博物院副院长的郑璧尔神父（Octave Piel）曾写信给当时的土山湾画馆主任、同来中国的潘国磐相公，想让他帮忙寻找一位好的素描画家帮他绘制标本画像，而潘国磐在回信中提到，之前画馆参与绘制的杨达明老师已经离开土山湾，下落不明，目前画馆中也没有适合的人选。
之后，郑璧尔、蒲君南（Albert Bourgeois）等人先后负责震旦博物院。但柏永年之后的负责人职位——除出版过多部昆虫学研究著作的郑壁尔神父，和在任仅一年的白于珩（Henri Belval）外——都只是单纯的“管理者”而非“研究者”，他们除了管理震旦博物院之外还有许多繁杂的其他事务，不可能把重点仅仅放在研究上。最重要的是，由于震旦博物院1931年之后对外开放，若有意研究标本可以直接来馆参观，加上摄影技术的发展，欲展示馆藏精品，完全可以使用摄影的手段，没有必要将馆藏以费时费力的方式绘制出来，因此这本《中华帝国自然史》也成了徐家汇博物院和土山湾画馆合作历史上的绝唱。
即使如此，郑璧尔依然从土山湾木工部和五金部预定了一些橱柜和箱子，因此，震旦博物院与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往来并没有中断。
1939年，郑璧尔将当时震旦博物院所存的标本拍照，收入震旦博物院的70周年纪念册。这也是对震旦博物院最完整的记录。
震旦博物院一直存在到1953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之后其藏品分别归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和上海自然博物馆。
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带着孩子徜徉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昆虫博物馆的文科生，也可能是想在书本中了解生物学知识的理科生，但是否会想到，在一百多年前，宗教、美术和生物、医学曾合作出版过《中华帝国自然史》这套如此美妙的著作？
张伟、张晓依著《土山湾画馆人物志》，中华书局2022年10月出版。摄于“传承与影响——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艺术文献展”现场，2022年12月29日。
（本文选自张伟、张晓依著《土山湾画馆人物志》，中华书局2022年10月出版。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