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6日，武汉高校读简会举办年终总结会，特邀“楚地出土文献：文本、地方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丛书责编、主编及各位作者分享丛书策划与编校、各书选题及研究思路、未来研究计划等内容。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涛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晏昌贵教授、武汉大学出版社李程副编审、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尹弘兵研究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田成方副教授、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王准副研究员主讲。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毋有江、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何慕、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魏栋、安徽大学历史学院但昌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叶秋菊与谈。
“楚地出土文献：文本、地方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丛书
重视利用出土文献、考古材料，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的治学特色之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前辈学人，唐长孺先生整理、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石泉先生倡导古史研究重视考古材料，都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在先秦秦汉史、楚史领域，整理并利用出土文献研究相关问题，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依托这一学科学术优势，武汉大学出版社形成了新文献整理与研究类图书品牌。
在编审、加工《秦简牍合集》《里耶秦简牍校释》等书的过程中，武汉大学出版社李程编辑认识到，几十年来，我们在楚国故地发现了一大批出土文献，从中可以解读出地方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晏昌贵教授指导下，围绕出土文献，包括简牍帛书、铜器铭文等，研究地方社会和思想文化，突出先秦至秦汉时期楚地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楚地出土文献：文本、地方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丛书得以问世。这套丛书共五册，分别为晏昌贵著《楚地出土日书三种分类集释》《日书与古代社会生活》、尹弘兵著《楚族、楚国与楚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田成方著《楚系家族墓葬研究》、王准著《战国秦代的乡里组织与地方社会：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其中三位作者是武汉高校读简会成员。
会上，四位作者先后分享了自己的写作思路与治学方法论。
丛书主编晏昌贵教授首先强调重视文本，把文本搞懂弄通后，才能做进一步的工作。日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可以假定日书每一个单元是一个模块，可以随意组合。基于日书的这一特点，晏教授在做前期工作时，有意识地将日书分门别类，一条一条制作集释，进而观察日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在具体方法上，晏教授评析了历史研究的两种方法。陈寅恪先生、石泉先生长于从常见史料里面看出一般人看不出的东西，十分高明，但如果研究者水平达不到一定高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严耕望先生、吕思勉先生习于大量排比史料，通过史料本身直接得出结论。在《日书与古代社会生活》这本书中，晏教授就有意使用第二种方法，不作过度推演。在写作方面，他力求表述简单、简洁，这来自他阅读石泉先生《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后对简洁与复杂的个人思考。在晏教授看来，日书具有和方程式一样的美感，术数就像解方程一样有趣，逻辑层层递进、简洁干净，其结果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他认为，日书具有连贯性，至少从战国秦汉时期开始，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为了撰写《日书与古代社会生活》这部书，晏教授系统翻阅了敦煌吐鲁番文书，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对于浩如烟海的明清史料，则重点参考了四大名著，从小说中挖掘“黄历”与日常生活的互动融合关系。如果向前追溯，日书的起源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尹弘兵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以楚都研究为主题，《楚居》发表后对楚都研究及利用《楚居》来深入探索楚都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楚居》为我们研究楚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新材料，但《楚居》所载地名绝大部分不见于传世文献，这就为《楚居》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楚居》这份新材料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因此须将楚都、楚族与楚文化的研究综合起来进行系统考察，以系统思维来克服单线考察无法深入的难题。楚族、楚国、楚文化这三者之间要互相衔接、互相支撑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构成一个三连环。在这个三连环中，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已经确定楚先祖源出中原，是华夏核心部族之一，这样楚族起源就已确定，从而为这个三连环打下了一个明确的基点。而楚都与楚族源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主张楚族源自中原，相应地，早期楚国必然在靠近中原的地方，考古上的楚文化也必须与之印证。依据这一系统化思维，尹弘兵指出，楚族迁徙与楚先祖研究紧密相连，迁徙所经历过的地区一定是连续性的、可衔接的空间，坐着飞机跨越式迁徙是不能成立的。近十几年来，考古学界逐步确认楚文化的直接源头在今天以丹江口水库为核心的鄂豫陕交界地区，西周中期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批新的考古学陶器文化，可以与江汉地区早期的楚文化遗存建立起直接的渊源与发展关系。三者结合，切入楚族、楚国与楚文化的起源以及早期的发展过程，是尹弘兵的书稿写作思路。
田成方在博士后报告的基础上，大量增补楚国家族墓葬的内容，对重要的家族墓地作了系统整理。楚国墓葬的发掘数量过于庞大，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整理难度。楚国墓葬，特别是贵族墓葬，有着聚族为葬的规律，因此他选择了家族、宗族这个角度去分析楚国墓葬材料。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田成方主张先熟悉所有材料，再去分析个案，这样更有助于对现有研究成果做出中肯的评判。对于南阳彭氏家族墓地等新材料，他首先对散见各处的铜器作了系统清理，然后加以分类、分期，由此从铜器的组合、类别、风格上来看，这一家族用器什么时候开始楚化，在楚化的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保持了原有的特点，哪些吸收了楚人的文化。经过系统梳理后，上述问题就能观察得比较清楚了。他还强调，对考古材料的消化是利用这些考古材料的前提，不能简单地拿来主义。
王准长期对乡里组织、地方社会充满兴趣，明清史研究对地方社会的关注，还有陈伟、罗运环对包山楚简文书档案简的前期研究给了他很大启发。新出秦简相对丰富，故而他选择将年代扩充至战国秦代，将出土文献与基层组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此作为博士后报告选题。这一选题的确定，偶然之中又带着必然，近十年来，有关乡里地方组织的简牍文献大量出现，以里耶秦简牍、岳麓秦简为代表，可供研究的选题相当多，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秦与楚的材料相对丰富，其他国家的材料相对匮乏，文献不足征给书稿带来了一定缺憾，对此，王准表达了对未来新出材料的期待。最后，他还提醒大家关注《楚学论丛》第11辑即将刊载的新书专访，这篇专访中有着更加详细的内容。
丛书出版绝不意味着研究工作的结束，在年终总结会上，四位作者先后分享了后续的研究计划。日书是中国古代术数文化的一个部分，晏昌贵在讲授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术数文化”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未来，他计划重新整理中国古代术数史。同时，在简帛地理方面进行拓展和深耕。尹弘兵有志于将楚都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楚都研究有两种方法，溯源而上与顺流而下，溯源研究不能保证研究者始终处于干流，很可能会岔入支流，但是确定无疑的支点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对此，他主张将溯源与顺流结合起来，以纪南城为基础进一步向上探索，在不能完全把点定下来的情况下，通过区域来推进。溯源研究与顺流研究结合，区域研究和定点研究结合，或可将楚都研究这一千年难题推进一步。田成方试图按照国别族别对楚系家族做一个总体性的全面的分类，未来数年会细致整理曾国、黄国等楚系国族的考古资料。另外，田成方希望能长时段（商代晚期到秦一统前）来观察汉淮地区的社会变化。这一区域里面的族群怎么样，方国情况怎样，社会进程怎样？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具体工作上，这一区域的淮夷仍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王准希望继续梳理小众的地方组织，给这部书作一收尾工作，至于基层组织与县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仍可作进一步研究。战国秦代的乡里组织，在两汉时代、魏晋时期继续发展演变，与单纯只做汉晋地方社会组织、乡里组织相比，从早期的战国秦代乡里组织一路向下，梳理二者的区别、流变，可能会是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