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卫普的坦彻尔姆和布列塔尼的埃翁这两个救世主在世的那半个世纪，也见证了可以被毫不犹豫地称为“穷人的弥赛亚主义”的信仰的第一次爆发。它爆发的时代背景是由1096年和1146年进行的最初两次十字军运动设定的。
当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号召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参加十字军运动时，他也在群众中释放了希望和仇恨，但这些希望和仇恨被表达出来的方式却与教皇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乌尔班于1095年在克莱蒙（Clermont）做出的著名演说旨在为拜占庭帝国提供它需要的增援，以便将塞尔柱突厥人从小亚细亚赶出去。作为回报，他希望东方的教会能够就此承认罗马教廷的至高无上，从而恢复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其次，他想为贵族，特别是他的祖国法兰西王国的贵族指明一个发挥军事能量的替代性渠道，因为这种能量仍在不断给法兰西王国带来破坏。克莱蒙会议（Council of Clermont）正是一个恰当的机会，理由在于它非常关注神命休战（Truce of God）。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教会一直在利用这个巧妙的手段限制封建战争。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许多低级别贵族也因此来到克莱蒙。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教皇主要就是在向这些人宣讲他的观点。
《敌基督的故事》
乌尔班向那些愿意参加十字军运动的人提供了可观的回报。带着虔诚意图宣誓加入的骑士可以就其所有因罪而应受的暂罚获赦免；如果他在战斗中死亡，那么他所有的罪都会被赦免。除了精神上的奖励，物质上的回报也同样不可或缺。人口过剩不仅仅发生在农民中间。贵族之间经常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正是土地的严重短缺。长子之外的儿子通常得不到任何祖传财产，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自谋生路。有一份叙述称乌尔班本人拿许多贵族面对的穷困现实与他们征服南方的富饶新封邑后能享受的兴旺做了对比。无论他是否真这样做过，这个问题都无疑是许多参加十字军运动的人考虑的因素之一。然而在听了乌尔班于克莱蒙做出的呼吁的主教、教士和贵族中间，一些对个人物质或精神收益的期望之外的事情显然也发挥了作用。倾听教皇讲话的参会人员被一种难以抗拒的情绪笼罩着。成千上万的人在齐声高喊：“这是上帝的旨意！（Deus le volt!）”人们围在教皇周围，跪在他面前恳求被允许参加圣战。一位枢机主教跪下来，以所有人的名义诵读《悔罪经》（Confiteor），当人们都开始跟随他一起背诵时，不少人忍不住流下眼泪，还有许多人抑制不住颤抖。有那么短暂的一刻，这个主要是贵族参加的集会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狂热的氛围，这种狂热在后来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队伍中将成为一种常态。
在克莱蒙的演说只是个开端，许多布道者立即开始煽动这种兴奋之情。乌尔班本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走遍法兰西王国，就是为了继续向贵族们宣讲十字军运动。那些参加了克莱蒙会议的主教也回到各自的教区向本地贵族宣讲。还有许多先知（propheta）也在向普通百姓宣讲同样的内容。这些人虽未获得官方授权，但往往具有能施神迹的苦行者的声望，他们之中最著名的要数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他出生在亚眠（Amiens）附近，起初是一名隐修士，后来成了隐士。他赤脚行走，从未碰过肉或酒，一直过着严苛的苦修生活。身材矮小瘦弱的彼得留着灰白的长胡须，拥有威严的风度和雄辩的口才。因此，据一个认识他的人说，他的一言一行似乎都是半神圣的。他能够对大众施加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人们蜂拥到他周围，拼了命也要从他骑的驴身上拔一根毛当作圣物珍藏。关于他的人生流传着许多神话。据说彼得在教皇发表演说之前就去过耶路撒冷。基督在圣墓教堂向他显灵，并给了他一封信，委托他号召人们加入十字军。彼得似乎也为增加这个传说的可信性做了贡献，无论去哪里布道，他都会随身携带这封来自天堂的书信。彼得作为宣传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走遍法兰西王国北部之后，一支十字军队伍就形成了。人们匆匆变卖财产来购买武器和旅行装备，这使得他们不再具备任何糊口的手段，所以只能马上起程。1096年3月，在由诸侯们进行的官方十字军运动开始四个月之前，彼得已经带领着受他启发而形成的大队人马从法兰西王国进入德意志王国领地。与此同时，在法兰西王国北部、佛兰德伯国和莱茵河沿岸，也有大批人马围绕着各自的领导人集结起来。
教皇所设想的军队是由带着仆人的骑士组成的，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受过战斗相关的训练，并且拥有适当的装备；大多数响应教皇召唤的贵族实际上也是以清醒和现实的方式来为这场远征做准备的。反观因先知的宣讲而集结起来的那些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组成这些队伍的人没有军事方面的资历，全凭一时的冲动和急躁。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拖延，只想赶快行动。这些人几乎都是穷人，都来自那些人口过剩的地区，穷人在那里的命运只能是永远缺乏保障。此外，在1085-1095年这十年间，人们的生活甚至比以往更艰难。一系列几乎连续不断的洪水、干旱和饥荒等灾难恰恰发生在法兰西王国东北部和德意志王国西部。自1089年以后，人们还一直生活在对一种特别令人厌恶的瘟疫的持续恐惧中，这种瘟疫会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一个城镇或村庄，给大多数居民带来痛苦的死亡。人们对于这些灾难的普遍反应与平常没有什么不同：大家会聚集在隐士和其他圣洁之人周围虔诚地忏悔，并开始作为一个集体寻求救赎。宣讲十字军运动的先知的突然出现，给这些遭受苦难的群众组建更大规模的救世主义者群体，以及逃离已经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故土提供了机会。无论男女都匆忙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他们通常会把孩子和家庭财物放到手推车上，然后举家迁移。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还会有各种难以被归类的冒险者加入他们，比如背教的隐修士，伪装成男人的女人以及许多土匪和强盗。
十字军运动对这一大群人的意义，与它对教皇的意义截然不同。被编年史作家们统称为穷人（pauperes）的这些人对协助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没什么兴趣，但他们对抵达、夺取并占领耶路撒冷很感兴趣。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比任何地方都神圣的城市已经被控制在穆斯林手中长达四个半世纪。尽管在乌尔班最初的计划中，夺回它的可能性似乎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这个前景恰恰是最令大批穷人兴奋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十字军运动就是一次军事性的武装朝圣之旅，也是所有朝圣之旅中最伟大、最崇高的。几个世纪以来，向着圣墓的朝圣之旅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补赎形式。11世纪时，这样的朝圣活动变成了集体性的：忏悔者们不再单独或几个人一起前往，而是改为在一个领袖的带领下，组成一支有等级体系的队伍一起前往。这种队伍的规模可以很大，特别是在1033年和1064年，大型朝圣活动的参加人数都达到了数千人。至少在1033年时，最先前去朝圣的就是一些穷人，而且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是打算就此终生留在耶路撒冷的。参加十字军运动的全部或至少大多数穷人也没想过要再返回自己的家乡：他们打算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然后定居在那里，把它变成一个基督教城市。参加十字军运动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外衣上缝了一个十字架标记，这是后古典时期第一次有军队佩戴徽章，这种做法也是迈向现代军队统一着装的第一步。对于骑士来说，这个十字架仅仅象征着在有限时间内进行的一场军事远征取得的基督教胜利；对于穷人们来说，它却意味着那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军运动对穷人来说首先是一种集体性的效法基督（imitato Christi），是一个群体的奉献，作为回报，这个群体将在耶路撒冷被奉为神明。
对这些人来说，占据了他们所有想象力的耶路撒冷不仅是一个地上的城市，更是巨大希望的象征。自希伯来人关于完美弥赛亚的想象早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成形以后，耶路撒冷就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主已经借着以赛亚的口吩咐希伯来人：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她一同欢喜快乐……使你们在她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她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看，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河……你们要从中享受（注：原文作“咂”），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注：或作“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在后巴比伦之囚时期的预言及启示文学中，弥赛亚王国被想象成以被重建得无比宏伟的未来的耶路撒冷为中心。这些古老的犹太幻想进一步增强了耶路撒冷无论如何都能够施加到中世纪基督徒心中的强大情感意义。在事件发生的二三十年后，一名隐修士写出了他想象中的乌尔班在克莱蒙所做演说的内容，他笔下的教皇在谈到圣城时说，它永远辉煌不仅是因为基督在此降临、受难和升天，还因为它是“世界的中心点，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富饶多产的土地，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这个被置于世界中心的尊贵城市”此时被侵占了，需要帮助，渴望被解放。此外，耶路撒冷对于神学家们来说也是“如同极贵的宝石”的天上城市的“象征”，根据《启示录》的内容，这个天上城市将在末日取代耶路撒冷。如当时的人们注意到的那样，普通百姓会把地上的耶路撒冷与天上的耶路撒冷混为一谈并不奇怪，这使得这个巴勒斯坦城市本身也成了一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被充足赐福的神奇地方。当大批穷人踏上漫长的朝圣之路时，孩子们每到一个城镇或城堡就会大声问：“这是耶路撒冷吗？”好像这些人拥向的就是天上那个神秘城市。
阿尔布雷特·丢勒创作的《忿怒之日》
当法兰西王国北部、佛兰德伯国和莱茵河谷的穷人组成自治群体时，同样人口稠密、高度城市化的普罗旺斯（Provence）地区的穷人则纷纷加入图卢兹伯爵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的军队。结果就是，这支军队中也形成了一种和追随先知的队伍中盛行的那种兴奋之情一样强烈的情绪。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参加十字军运动的穷人都将自己视为十字军中的精英，是一群被上帝拣选的人，而诸侯们则不是。在安条克之围（Siege of Antioch）的关键时刻，圣安得烈（St Andrew）就是向一个贫穷的普罗旺斯农民显灵，送来令人欣喜的关于圣枪被埋在城中一个教堂里的消息。当这个农民担心自己身份卑微，不愿将消息传达给贵族领袖时，圣徒向他保证：“上帝从万民当中选择了你们（穷人），就像从燕麦田中挑拣出小麦麦穗一样。因为你们拥有的善功和恩宠超越了所有在你们之前和之后的人，就像黄金胜过白银一样。”讲述这个故事的阿吉莱尔的雷蒙（Raymond of Aguilers）是最能分享这个穷人观点的编年史作家。他认为当一些穷人被杀死时，在他们的肩胛骨上发现奇迹般的十字印记是意料之中的事。当谈到平民穷人（plebs pauperum）作为被主拣选的人时，他总是带着某种敬畏。
穷人的这种自负在那些混合了事实和传说的稀奇故事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体现，这些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被称为“塔弗尔人”（Tafurs）的群体。虽然平民十字军中的多数，甚至可能是绝大部分参与者都在穿越欧洲的过程中丧生了，但还是有足够多的幸存者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组成了一支流浪者队伍，“塔弗尔”这个神秘的词似乎就是流浪者的意思。塔弗尔人赤脚，蓬头散发，披着破烂的麻布，身上很脏，还布满疮口。他们靠草根草叶为食，有时还会把敌人的尸体烤了吃。塔弗尔人如此凶悍，以至于他们经过的任何村庄都会被彻底摧毁。因为穷得买不起刀剑或长矛，他们就用灌了铅的大棒、带尖头的棍子、小刀、小斧头、铁锹、锄头和弹弓做武器。冲锋陷阵的塔弗尔人一副咬牙切齿，好像要将敌人生吞活剥的样子，而且真的会吃死掉的敌人。穆斯林在面对诸侯组成的十字军时表现得英勇无畏，但在面对塔弗尔人时却感到无比恐惧，他们说塔弗尔人“不是法兰克人，而是在世鬼魔”。基督教编年史的作者大多是神职人员或骑士，他们主要记录诸侯的作为。虽然这些作者也承认塔弗尔人在战斗中非常高效，但他们显然对塔弗尔人抱有疑虑，并以后者为耻。不过，要是你去读读从穷人角度撰写的本国语叙事长诗，你就会发现塔弗尔人不仅被描述为圣洁之人，而且他们要“比骑士有价值得多”。
对塔弗尔人的描述中包括一个塔弗尔国王（le roi Tafur）。据说他曾经是诺曼人骑士，后来丢弃了马匹、武器和盔甲，改穿麻布，用长柄大镰刀。至少最初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位苦修者，贫穷对他而言，像对圣方济各及其门徒一样具有各种神秘的价值。塔弗尔国王会定期检查他的部下。任何被发现身上有钱的人都会被驱逐出他的队伍，并被赶去购买武器，然后加入诸侯领导的正规军队。只有那些怀着最坚定的信念，放弃所有财产的人才会被接纳加入“组织”，即塔弗尔国王追随者的核心圈子。正是由于他们的贫穷，所以塔弗尔人相信自己注定要占领圣城：“最贫穷的人应该占领这里。这是一个迹象，它清楚地表明主神并不在乎那些自以为是、缺乏信仰的人。”虽然穷人将自己的贫穷说成一种善功，但他们其实非常贪婪。这些人认为从异教徒手中抢夺的战利品不仅不会影响他们获得上帝的恩宠，还可以证明这种恩宠有多么切实。在安条克城外发生了一场小规模交战之后，普罗旺斯的穷人“骑着马在营地中飞驰，为的是向他们的同伴展示自己的贫穷终于结束了；还有人同时套着两三件丝绸衣物，赞美上帝是胜利和礼物的赐予者”。当塔弗尔国王领导对耶路撒冷的最后进攻时，他高喊道：“想要获得财物的可怜穷人在哪里？让他们跟我来！……今天，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获得用很多骡子才能拉走的财富！”后来，当穆斯林拉着他们的财富绕着被占领城市的城墙行进，试图引诱基督徒进入开阔场地时，我们会看到，塔弗尔人根本无法抵挡诱惑。他们的国王喊道：“我们被囚禁了吗？他们带来了财富，我们却不敢去拿！……既然我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我才不在乎我会不会为此丧命。”祈求“圣拉撒路”（即寓言中的拉撒路，中世纪的穷人把他当作自己的主保圣人）保佑的塔弗尔国王就这么带领人马出城，朝着灭顶之灾冲去。
塔弗尔人每占领一座城市，就会掠夺他们能拿到的一切，还会强奸穆斯林妇女，并实施不加区别的肆意屠杀。他们完全不受十字军官方领袖领导。当安条克的埃米尔抗议塔弗尔人食人肉的行为时，各位诸侯也只能带着歉意承认：“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不能管住塔弗尔国王。”事实上，诸侯们似乎对塔弗尔人有些恐惧，而且每当后者靠近时，诸侯们都会小心地全副武装起来。毫无疑问，这才是实情，但在从穷人角度讲述的故事中，显赫的诸侯们不仅从未对塔弗尔国王抱有疑虑，还会在他面前表现得谦逊，甚至充满敬意。我们会看到塔弗尔国王敦促犹豫不决的诸侯进攻耶路撒冷的内容：“各位爵爷，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对这座城市和这个邪恶种族的进攻已经被拖延得太久了。我们表现的像假的朝圣者。如果一切只依靠我和穷人，那么异教徒会发现我们是他们见过的最糟糕的邻居！”塔弗尔国王让诸侯肃然起敬，以至于他们请他来领导第一次进攻。当他带着满身伤痕被抬离战场时，诸侯都担心地聚集在他周围。但塔弗尔国王并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勇士那么简单。他还经常被与某个先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个版本中是与隐士彼得，另一个版本中是与一位虚构出来的主教，这个人用圣枪作为自己的标志，如同穷人也用它作为自己的标志一样。此外，国王本人显然还拥有一种超自然能力，这使他成了超越所有诸侯的存在。在为迎合穷人而编写的故事中，当布永的戈弗雷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时，诸侯们选择塔弗尔国王作为“至高者”来为他加冕。塔弗尔国王主持加冕礼时，给了戈弗雷一根荆棘以纪念荆棘冠：戈弗雷进行了敬拜，并发誓将耶路撒冷作为仅属于塔弗尔国王和上帝的采邑。当诸侯们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于是匆匆返回在自己领地中的妻子身边时，塔弗尔国王不愿看到耶路撒冷被抛弃，而是发誓要与自己的穷人大军一起留下来保卫新国王和他的王国。在这些纯属想象的事件中，乞丐国王象征了穷人抱有的毫无理性的巨大希望，正是这种希望支撑他们熬过了前往圣城过程中难以言喻的艰辛。
中世纪人诠释的犹太人谋杀基督徒男孩的仪式
实现这种希望需要大规模的人类献祭——不仅是十字军的自我牺牲，还有对异教徒的大屠杀。尽管教皇和诸侯原本计划的是一场为实现有限目标而进行的运动，但在现实中，这场运动总是倾向于成为平民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即一场消灭“娼妓之子”和“该隐后裔”的战争，这些都是塔弗尔国王对穆斯林的蔑称。我们已经知道十字军会抓住某个地区的所有农民，并强迫他们做出是立即改信基督教，还是立即被杀死的选择。“实现这些目标后，我们的法兰克人就满怀欣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城里发生了大屠杀。除总督和他的侍卫设法用钱保住自己的性命并被送出城外，剩下的所有穆斯林，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杀死了。在所罗门圣殿（Temple of Solomon）及其周围，“马匹在浸没马膝，不，是深到嚼环的由鲜血汇聚而成的河流中前行。这是上帝做出的公正和绝妙的审判，一座长期以来充满亵渎神明之人的城市也应当流满亵渎者的血”。至于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太人，当他们在主要的犹太教会堂避难时，建筑物被点燃，里面的人都被活活烧死了。喜极而泣的十字军一边唱着赞美上帝的圣歌，一边排成长队朝圣墓教堂行进。“新的一天，新的极乐的一天，新的永恒的喜悦……那一天的盛名将在之后所有世纪中流传，它将我们所有的磨难和困苦变成了欢乐和狂喜；那一天是对基督教的确认，是对异教徒的毁灭，是我们信仰的复活！”但是，有少数幸存下来的异教徒躲到了阿克萨清真寺（mosque of al Aqsa）的屋顶上。著名的十字军首领坦克雷德（Tancred）答应接受高额赎金作为放过他们的条件，并把自己的旗帜交给这些人作为安全通行保证。然而普通士兵顺着墙壁爬上屋顶，砍下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头颅，不想被斩首的人则直接从屋顶上跳下摔死了。坦克雷德虽然为此怒火中烧，却也无能为力。
考虑到已经出现的这些事件，那么对欧洲犹太人的第一次大屠杀也发生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期间就很自然了。由诸侯及他们的仆人组成的正规十字军没有参与屠杀，参与其中的全是受先知启发而聚集起来的那部分人。一位编年史作家写道，十字军运动开始之后，“各地都实现了稳固的和平，生活在各个城镇中的犹太人则立即开始遭到袭击”。据说，在人们刚开始煽动十字军运动时，鲁昂和其他法兰西王国城镇的犹太人群体就已经被要求在改信基督教和遭到屠杀之间做出选择。不过，在莱茵河沿岸各个主教管辖的城市中发生的袭击才是最暴力的。犹太商人在欧洲西部所有贸易通道沿线定居，在莱茵河沿岸定居的传统也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由于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他们总能得到大主教们的特别青睐。但到11世纪末，在所有这些城市中，城镇居民与他们的教会领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引发普遍的社会动荡。当时的环境被证明有利于宣扬十字军运动的先知们，就像它很快也会被证明有利于坦彻尔姆一样。
1096年5月初，在施派尔（Speyer）城外露营的十字军计划于安息日袭击犹太人会堂里的犹太人。不过，这个计划被挫败，他们最终只在街上杀死了十二名犹太人。主教将其余犹太人安置到自己的城堡中，并惩治了一些凶手。沃尔姆斯（Worms）的犹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也向本地主教和富有市民寻求帮助，但当平民十字军抵达这里，并领导城镇居民对犹太人居住区发动袭击时，主教和富人也无能为力。犹太人会堂和房屋被洗劫一空，所有拒绝接受洗礼的成年人都被杀死。至于儿童，有些也被杀了，还有些被掳去接受洗礼，然后作为基督徒被抚养长大。一些犹太人在主教的城堡中躲藏，当城堡也遭到攻击时，主教提出为他们施洗以拯救他们的性命。但这群人都选择了自杀。据说总共有八百名犹太人在沃尔姆斯丧生。
《财主和拉撒路》
德意志王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位于美因茨（Mainz），在这里发生的事件的过程与其他地方的大致相同。犹太人一开始也受到本地大主教、主要世俗领主和较富有市民的保护，但最终却要在受较贫穷居民支持的十字军的逼迫下选择受洗或死亡。大主教和他手下的所有人都因为担心自身生命安全而逃离了。一千多名犹太男女要么自杀，要么丧命于十字军之手。一支十字军队伍从这些莱茵河沿线城市去了特里尔（Trier）。当地大主教做了一次布道，要求人们不要伤害犹太人。结果连他本人也不得不逃出教堂。这里的情况也是少数犹太人接受洗礼，绝大多数被杀死。接下来，十字军到梅茨（Metz）杀死了更多犹太人，然后于6月中旬返回科隆。这里的犹太人都躲到了邻近的村庄中，但他们还是被十字军找到，并有数百人被杀死。与此同时，有其他十字军队伍继续向东行进，依靠武力强迫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布拉格的犹太人群体接受洗礼。在1096年5月和6月中死去的犹太人总数估计有4000-8000。
这成了一种传统的开始。1146年，当路易七世国王（King Louis Ⅶ）和法兰西王国贵族在为第二次十字军运动进行准备时，诺曼底（Normandy）和皮卡第（Picardy）的民众也屠杀了犹太人。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鲁道夫（Rudolph）的背教隐修士从埃诺（Hainaut）前往莱茵河沿岸，在那里呼吁民众参加平民十字军，并以杀死犹太人作为行动的开端。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时的情况相同，饥荒使平民百姓陷入绝望。鲁道夫也像每一个成功的先知一样，被认为能够施神迹，并获得了神圣的启示。饥饿的人们成群结队地赶来追随他。事实证明，最能煽动反犹情绪的沃土仍然是内部矛盾本就非常激烈的主教城市，比如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施派尔，以及这次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十字军运动途经的维尔茨堡（Würzburg）。反犹运动还从这些地方蔓延到德意志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其他多个城镇。犹太人依然和半个世纪前一样，向主教和富有市民求救，这些人尽可能地帮助了他们。但穷人是无法被轻易阻止的，许多城镇的平民已经处于即将发起暴动的边缘，一场令人无法抵挡的灾难似乎又要降临在犹太人身上。就在此时，圣伯尔纳出面进行了干预，他凭借自己全部的威信，坚持要求人们停止大屠杀。
即便是拥有圣洁之人和施神迹者的极崇高声望的圣伯尔纳，也几乎无法控制群众的愤怒。当他在美因茨与鲁道夫对峙，并作为隐修院院长命令后者返回隐修院时，平民差一点儿就要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先知了。从此以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直是由平民，而不是由骑士进行的十字军运动中的一个常见现象。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尽管穷人也从被他们杀害的犹太人那里随意抢劫财物（就像他们从穆斯林那里抢劫一样），但获得战利品绝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一部希伯来语编年史记录了第二次十字军运动期间，十字军是如何向犹太人发出呼吁的：“加入我们吧，让我们成为一个民族。”犹太人总是可以靠受洗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另一方面，据说杀死一个拒绝受洗的犹太人，可以让杀人者的所有罪过都得到赦免；还有些认为自己根本不配加入十字军的人，在至少杀死一个拒绝受洗的犹太人之后就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某些十字军参与者的评论被留存到今天：“我们已经开启漫长的旅程，要去东方与上帝的敌人作战。看哪，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他最糟糕的敌人——犹太人。他们必须最先被解决掉。”还有人说：“你们是那些杀死并吊起我们的上帝的人的后代。此外，（上帝）自己说过：‘我的孩子来为我报仇的日子终会降临。’我们就是他的孩子，为他向你们进行报复是我们的任务，因为你们表现得那么顽固，还亵渎他。……（上帝）已经抛弃你们，他将他的光辉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他的人。”
这无疑阐述了一种（要彻底毁灭犹太教的）信念，它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试图彻底毁灭伊斯兰教的信念同样坚定。
（本文摘自诺曼·科恩著《追寻千禧年 : 中世纪的革命千禧年主义者和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冯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