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章清、陈力卫任主编，张明杰、陈捷、陈继东任副主编的《近代日本汉文文献丛刊》第一辑（28册31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丛刊》所收集的汉文文献侧重于影响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近代西学著作以及晚清中国知识人阅读体验中的日本汉籍，还有甲午战争后日本为中国所翻译的“实用”类的著作。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有益于我们加深理解近代日本的走向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各个细节，同时也给翻译史以及概念史研究提供了众多的素材和基本资料。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由章清、陈力卫撰写的丛刊总序及所收的各册内容，以飨读者。
近代日本汉文文献丛刊·第一辑（全二十八册），章清、陈力卫 主编；张明杰、陈捷、陈继东 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版，5800元
“日本能决然舍去数千年之衣冠以从西衣冠，我国不能舍去二百年之衣冠以从西人，度量相越，岂不远哉！”宋恕1895年这番话，道出了晚清读书人共同的心声。晚清士人强烈感受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降临，也主要受到来自日本的冲击。正是中日两国步入“近代”不同的遭际，使日本成为晚清最为重视的“镜像”。有了“亚洲”意识的晚清士人，也有“借镜于人国，自同洲之国始”的看法，甚至传递出这样的认识：“观于日本，吾国人可以兴也。”今之研究者，对于来自日本的影响，也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就指出：“中国在1898至1910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这方面积累的研究，不仅注重展现数量众多的留日学生扮演的重要角色，还从多个维度揭示日本影响之广：有的着眼于中译日本书籍揭示其中的变化；有的聚焦于语言层面探讨“和制汉语”的影响；梁启超等人的“东学背景”，则构成揭示日本如何影响于晚清的重要案例。凡此种种，皆表明日本这一渠道对于晚清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如书名所示，本丛刊主要汇集的是近代日本士人用汉文撰写、译述的各类文献，试图发掘在以往的研究中利用还不够充分的文献，以展现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面。两种文明的交流，往往凭借书刊这样的出版物，并且主要通过翻译的方式推进，中日之间的交流，在进入近代以后，仍能通过汉文撰写的文献展开，无疑是文化交流中颇为特殊的事例，值得高度重视。此类文献产生的背景，以及对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此也有必要略加说明。重点在于，以汉文作为表达的“载体”，实际牵涉出一系列问题，既需要了解日本人的汉文书写的历史脉络，也有必要解析此类文献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一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用汉文写作成为士人的基本教养。从历史上看，日本早在八世纪就有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及各地的《风土记》，都是用汉文写就的，其中的作者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大陆的归化人。从八世纪末年的平安京迁都到十世纪初的百余年间，日本朝廷积极汲取唐朝文化，汉诗汉文的创作达到了最为兴盛的时代。《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経国集》等汉文诗集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连后来被称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所留下的都是汉诗汉文著述。而平安时代的高僧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838-847），现在也是被当作反映当时的汉语口语资料而受到广泛重视。自894年日本取消了遣唐使的派遣以后，中日相互间的交流才日趋减少。进入十世纪后，伴随着假名的发明，日本的和文逐渐形成并运用开来，《古今和歌集》的编纂使得和歌再次兴起，宫廷女性文学也得以发展，涌现出《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优秀作品，汉文则普遍用于正式文章和历史记录等方面。自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两宋时期渡海来华的日本僧侣，所书写的汉文开始占主导地位，正如“五山文学”所体现的那样，已经开始形成一种独特的汉文世界，呈现出专业化的写作风格；也出现了道元（1200-1253）《正法眼藏·正法眼藏随闻记》这类堪比正宗的汉文著作。
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8），随着朱子学在日本蓬勃兴起，加快了四书五经等儒学基本经典的学习步伐。正如汉学家宇野哲人所说:“汉学的传来虽远在上古，但其最为盛大的时代则是徳川幕府的三百年间。”各地方藩校等都从学习汉文入手，对汉文文章的理解也逐步加深；日本人的汉文写作水平整体得到提高，颇有一种汉文盛世再来之感。特别是对朱子学持批评态度的荻生徂徕一派，认为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是一种翻译，主张学习同时代的中文，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朱子学的神髄。他们跟冈岛冠山学习唐话（即中国话），这股精神的发扬光大，使得原本仅限于通商贸易口译的唐话，从偏居一隅的长崎解放出来，波及到近畿及江户。由此，日本的汉文在文章修辞等方面也开始与中华同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1879）中，就颇为称赞物茂卿（荻生徂徕）的汉文水平：“盖东人天性善属文，使如物茂卿之言，以汉音顺读之，诚不难攀跻中土，高丽、安南何论焉。”
这一热潮同时波及文化方面，除了直接学习汉语口语外，白话小说作为教材开始被大量阅读，其情节构成与描写手法在日本得以消化、吸收，以至于在长崎的唐通事周文次右卫门，也开始将日文净琉璃剧本《仮名手本忠臣藏》汉译为白话体的《忠臣藏演义》，后又改名为《海外奇谈》刊刻，广为流传。有趣的是，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山东京传，还巧妙采纳《忠臣藏演义》和《水浒传》这两种白话文本，重新创作出日文小说《忠臣水浒传》，使得该作品的情节描写具有更鲜活的时代气息和汉语表达特色。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早在十八世纪，日本就开始通过荷兰这一渠道汲取西洋文明，形成所谓“兰学”。正如黒住真所指出的那样，“近世的日本的汉学家们不光擅长经学，同时在兵学、自然学、历史、日本史等其他学问方面亦有广泛的拓展。”关键在于，日本在通过荷兰直接汲取近代科学技术时，也是以汉文形式进行翻译并出版传播的。比如今日视为医学的《解体新书》（1774）、本草学的《六物新志》（1786）以及物理学的《气海观澜》（1827）等，都是汉文体。
为何要译成汉文？宇野哲人在前述序文中有这样的解释:
兰学本是各自医家最先研究的，幕府末期，屡屡出现在汉学家里，如箕作紫川、大槻盘水，都是有汉学素养而转入兰学研究的。再如安井息轩，也是于天文、地理、工技、算数上多取洋学之说，其他学者也有不少人涉及这一领域。明治初年，中村敬宇能译出西洋道徳之精髓，其学说稳健妥当之处，正是因其学养基础在汉学，此乃世人所周知……当时的知识阶级，能靠汉学来磨炼头脑，所以待到接触西洋文明时，也不至于周章狼狈，能够咀嚼之、消化之，并采长补短，使我国民顺应大势所趋，不至于被误导也。
这就是汉文的力量所在，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明治中期。
进入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1840）中的失败，又逢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舰队叩关，日本士人倍感危机，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洋的情报。沟口雄三曾指明，在对待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困境或惨状方面，日本与中国在认识上或心情上具有共同的地方。这是一个“只要走错一步或许就会落到本国头上的事件”，也因此，“鸦片战争给幕府末期人士的西欧观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渡边浩也言及，鸦片战争后，中国被描写为因名不符实的尊大而自灭的反面教员，日本开始“蔑视不愿学或不学习西洋的其他亚洲国家，这种思维构图在明治维新前已经形成”。安政二年（1854）的《鸦片始末》、六年（1858）的《隔鞾论》都是因此而作，前者是广泛流传的汉文手抄本，后者则是盐谷世弘（宕阴）的刊本。《隔鞾论》不仅关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现状，还就日本今后的方向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明确的建议。这一点也博得了当时中国士人王韬的赞赏和共鸣：“呜呼！毋谓日本之无人也。我尝读其国近人所著《隔靴论》，皆论我国中外交涉之事，直不啻咨嗟太息以言之，顾犹未若今之已甚也。”尤其还表示：“今者泰西通商之局亦大启乎东瀛，传教之士盛行于国中。然西人卒不敢挟制凌侮之者，何哉？以一切西法无不讲求，虽未能夺其所恃，亦已效其所长，而其尤善者，则在能自为之也。”
同时，晚清用中文编写的各种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也成为日本人加快了解西洋的一种便捷的手段，因以往的兰学或荷兰语不足以应付欧美传播的新知识。日本的士人凭借着他们深厚的汉文功底，能够通过直接阅读中国已出版的汉文西学新书来汲取西洋文明，其中不仅包括耶稣会士留下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历史、地理著作，还有基督教新教徒的《博物新编》《大美联邦志略》《万国公法》等介绍科学、政体、法律的著作，连同出自晚清士人之手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也都一并传入日本，被翻刻出版，受到士人的广泛重视。在为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理全志》翻刻本做序时，盐谷宕阴就强调了解世界知识的重要性：“今也夷欲罔厌，海运日熟，彼之来者岁益多，而我亦将有事于四瀛焉，则文治武经不得不俱资于地志也。”他还将该书与《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二书进行了比较，指明“《图志》失于杂，《志略》主于事迹，皆未能悉于方舆”。为此也说明，尽管《地理全志》一书所记日本的情况，“确多疏谬”，但“浏览三日，略足以瞭五州之大势，则讲地理者，安得不以此为捷径焉哉！”
这一时期前后有三十年左右，从中国引进翻刻的书籍达百余种，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化学以及政治体制等各个领域。通过这种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辞书的方式，日本也建立起一条经由中国汉文文献吸收西洋文明的管道。
二
对历史和史书的重视，不独中国如此，也可以说是日本近世以来的一大特征。当时的日本汉学家不光阅读中国的正史和野史，各藩校也流行以历史书为教材，教授学生。比如《十八史略》，就是在“室町时代后期传来日本，到江户时代开始流行，庆安元年（1648）的立斎先生标题解注音释本就有十几种版本。明治以降又作为中国史教科书或汉文教本使用，称得上是至今最为普及的中国史书”。在明治时期出版的《标注十八史略》（东崖堂藏，1883）序文中，川田瓮江还这样写道:“今上中兴，更张学制，置文部省，开史馆。府县又有大中小学之设，生徒讲习，业分数科。而史学入门，大抵自《十八史略》始。”完全把它作为历史入门书来看。赖山阳的《日本外史》（1836-1837），更是堪称近世日本汉文的代表作。其“经由幕末再到明治初年，风靡一世。其版本多样，木活字（至少五种）、川越版（十四回改刻）、赖氏正本（四种系列、各系列一再改刻）、唐本（三种），不胜枚举”，不仅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历史书，也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叙述形式奠定了基础。
除了汉文书以外，江户至明治时期的日文书籍的序跋也多用汉文写就。而且，只要稍微有点汉文底子的人，都敢于用汉文书写。比如，服部诚一描写文明开化初期东京风俗的《东京新繁昌记》（明治七年[1874]），其文体和形式就承袭江户时代寺门静轩所作《江户繁盛记》（天保二年[1831]），较之纯粹汉学家的文体来说，似乎更为一般日本读者所接受。其销售量堪与福泽谕吉《西洋事情》《世界国尽》相比，达到一万数千部，而且引发出一系列汉文体“～繁昌记”的诞生。服部诚一随后还发行周刊《东京新志》（1876-1883），仍是以汉文为主，兼收日文杂文。该刊因喜欢揭露名人的隐私艳闻和讽刺批评当时的政治，收获大量读者的同时，也多次受到发禁处分。服部诚一之后又接着发行《吾妻新志》（1883-1887），同样受到好评。
通过这一系列对汉文的吸收和创作，到明治维新以后，具有汉文素养的日本士人已颇具规模，他们不仅从荷兰语、法语，还从德语、英语直接将西洋近代文明转译成汉文，既创造了一批新词来对应新概念，又使汉文著作成为新知识的载体，实现在东亚的流通。
比如，明治三年（1870）由村上英俊（1811-1890）汉译的《西洋史记》，讲的是欧洲通史，使用的底本是法国人驼懦屡（Jacques Louis Daniel）出版的编年体世界史概论Abrégé chronollogique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1865），译者村上在自叙中先讲史书之重要，称之“可谓国家大典也”，然后说明此书编译的缘由：“皇朝有《古事记》《日本史》《国史略》《日本外史》等全备焉。汉土有《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及历代史，以尽其详矣。然至万国史记，未有其全备者。故有志之士，不能见西洋诸国历代之事迹。因余译佛兰西人著述万国史，名曰《西洋史记》，聊补其缺。后进阅此书，少可足窥西洋诸国上自天地开辟下至近世之事迹大略。”指明该书填补了西洋史这一空白。
《西洋史记》的序言用“万国史记”指称世界史，这一说法不久便直接用于书名，即明治十二年（1879）出版的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冈千仞的序文写道：该书乃“辑和汉近人译书数十部，撰万国史数十万言。”该书凡例亦云：“此篇就翻译诸书摘录其要，欲使蒙士博通万国事迹、民情风俗。其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此反映的即是晚清出版物以汉文加训点的“和刻”形式在日本流行，也影响到日本学者。如果将该书与徐继畬《瀛环志略》相对照，就可发现，对欧洲沿革的叙述，几乎全抄徐文，区别只是《万国史记》开篇即谓“上古”，而徐文则用中国的朝代纪年。所谓“其体反仿泰西史例”，展现的是将东洋也纳入西洋历史演进的模式中进行认识。冈千仞的序文就指出，西史分称三古——上古、中古、近古，不独“明古今明暗之别也”，同时这样的“世运岁进”，也是万国常态，“与地球始终者矣”。相较而言，“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为弊时略相似宜矣”。
汉文体的《万国史记》，文笔流畅，不仅在日本被广泛阅读，而且在中国以多个版本流通，颇为畅销。王韬对此也大加赞赏：“搜罗颇广，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固必传之巨制，不朽之盛业也。况日邦近尚西学，得此书著其情伪，则尤切于用。”黄遵宪在与冈千仞笔谈时，述及《万国史记》也表示：“吾土自《瀛环志略》之外，述西事者甚少，故喜而刻之。”其所撰写的《评〈万国史记序〉》还阐明：“以汉文作欧米史者，编辑宏富，终以此书为嚆矢。”之后冠以“万国”的世界史书在日本骤增，也当源于此。
在近代东亚知识阶层，通过汉文相互交流，是一种常态。那么，对于处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士人来说，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用汉文翻译的西学书籍、用汉文传播的近代知识，无疑成为了解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源”。王汎森说过：在一个对世界了解的资源非常有限的时代，史书所提供的各种知识，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天窗，是人们模仿、撷取、批评自己的历史文化最重要的素材。日本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等书，披露了一些陌生却先进的国家的历史，即向读书人思索、批判现实提供了最具体的依据。18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一批政治评论书籍，到处有世界史教科书的影子。的确，如宋恕等读书人所展示的那样，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极为犀利的论评，每每是从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中得到启发，在给友人信中，宋就道明《万国史记》，“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原因无他，“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孙宝瑄、唐才常、刘师培等人对于《万国史记》一书也颇为推崇，而在晚清出版的各种西学汇编资料中，《万国史记》一书也以各种方式被收入各种文本中。
从中日交流史来看，《日清修好条规》缔结后，明治十一年（1878）清公使馆的设置，更促成双方的文化交流得以大力推进。这也给明治以后的日本汉学带来了新的刺激，文人之间通过汉文的交流不断加深，一直到甲午战争为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的。冈千仞在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撰写的跋文中，就称赞黄汲取日本知识的态度说:“君器识宏远，不妄言笑，尤用心我邦风俗政治治乱沿革之迹。无论《六国史》《日本史》，近世诸儒所撰著，一再涉猎，皆尽其源委。”而中村敬宇主持的《同人社文学杂志》（1876-1883）则构筑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其文章以和文汉文书写，各占一半。在中村敬宇周围，既有学生辈的中岛雄、安藤胜任、信夫恕轩、吾妻兵治、大野太卫等，也有重野安绎、井上哲次郎、津田仙、柳田信大、西村茂树、栗本锄云、副岛种臣、末松谦澄、东条世三等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当然汉学家大槻盘溪、冈千仞、冈本监辅、内藤耻叟、三岛中洲、龟谷省轩、森春涛、广部精等都在该杂志上撰文，形成一个与中国相关联的圈子。早期在东京的中国人（王治本）、清国公使馆员（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黎庶昌、姚文栋、陈允颐），以及朝鲜人（俞吉浚、尹致昊）等，都通过汉诗、汉文在此交汇。可以说，经由笔谈、诗文所促进的共同理解，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亮点。而相对于这种和文、汉文兼顾的《同人社文学杂志》，同年创刊的冈本监辅主编的《东洋新报》（1876-1878），则全部采用汉文，该刊之《凡例》对此就说明：“此编译以汉文者，欲使我同文国老措大顽如余者，察宇内之形势，悉当世之时务，所谓当仁不让师之意，多见其不知量也。名曰东洋，亦为此耳。”明确希望“与亚细亚洲内同好之士共之”。《东洋新报》主要按照“内报”“外报”“论说”“文苑杂识”四个栏目汇集各方面的信息，“外报”的信息，不乏来自《申报》与《万国公报》的文章；《万国公报》也曾转录来自《东洋新报》的文字。相应的，以“汉文”为媒介的《东洋新报》，也搭建起东亚文化交流的平台。其作者不但包括上述汉学家，甚至连不甚擅长汉文写作的福泽谕吉也在其中；中国官员、士人的诗文在该刊也多有登载。
至少可以说，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能够读写汉文的士人还是颇为可观的。但随着全面西化的推进，这种汉文书刊杂志在日本也逐步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则作为书刊销售市场浮出水面。在此推动下，中日的近代新学便通过“同文”得以相互沟通。不仅王韬的《普法战纪》在日本被广泛阅读，成为了解国际形势的重要依据，冈千仞的《米利坚志》《法兰西志》也流传到中国，各地均有不少翻刻版本，梁启超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就辑录了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上海排印本）与冈千仞的《米利坚志》（日本排印本）。中江兆民汉译的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民约译解》（1882），也成为近代中国受到广泛重视的读物之一，为宣传西方近代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日本汉文版书籍，只要除去日文训点就可直接翻刻为中文出版，成为引进知识的一种短平快方式。前面所举的《西洋史记》的中文版，就是以这种形式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上洋会文译书社出版，更名为《西洋通史前编》。
三
受《万国史记》等书籍在华成功销售的刺激，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着“亚洲主义”的旗帜，专门针对中国展开活动，翻译出版了众多的中文书刊。所谓“亚洲主义”，一般多指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的政治思想动向，而其萌芽，实际发端于上述以中村正直为首的中日韩之间人士的接触和交往。如善邻协会的翻译工作便是如此。《清议报》第二册（1899年1月2日）揭载有1898年11月由冈本监辅执笔的《善邻协会主旨》：“欲提供日本经验支持邻国，依此而成立株式会社善邻译书馆”，这是因为“支那之维新业已萌芽……首先要普及我新书以启彼知见”。此即道明日本维新后，靠外国书而左右了“国民的脑力”，而这一方法也准备向清国普及，并且强调“吾馆新书普及之日，则是剔去空文虚礼、鼓吹新知实学之时”，清国的督抚道台等，亦当“大赞吾馆之美举”。由善邻译书馆翻译推出的重野安绎《大日本维新史》、吾妻兵治《国家学》等在中国出版发行，并且极为畅销。狭间直树对此就指出：善邻译书馆的设立，可看作“经过这种以兴亚为目的、追求语言凝聚力的文化实践，冈本监辅和吾妻兵治在十几年后，虽几经间隔，终于构想出设立善邻译书馆这样一个机构，以把有意义的书籍通过作为东亚共同语言的汉文译书的方式提供为清、韩两国的改革”。
当然，这种开拓性的工作具体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首先，在中国进行书籍贩卖遇到的问题之一便是版权法未制定，参与其中的人，就主张严令禁止翻刻，才会有一个双赢的局面。内藤湖南写于1899年的《燕山楚水》，记录了一段中日读书人的对话，颇能说明此：
蒋：把贵国的书籍翻译成中文是非常有益的事情，不但可以开启中国的文明，而且贵国也从中获得利益。比如最近的《万国史记》《支那通史》，有很多中国人购买。可惜的是，这类书翻译成中文的太少，所以我很希望贵国人把日语的书籍翻译过来。贵国维新时的历史，以及学堂的好教材之类，都很有益。先生以为我说的对不对呢？
内藤：我国现在设有善邻译书馆，吾妻某氏和冈本监辅翁等人一起正从事翻译。听说贵国的李公使也很赞成这事。但我国人辛辛苦苦译出来，上海的书肆马上翻刻出售，我国人精力的结晶就徒然地被射利之徒掠取。贵国政府对此应该严厉查办。贵国的石印书籍价格极为便宜，这是我国无法匹敌的地方。《万国史记》就是冈本翁的著作，《支那通史》是那珂通世所著，两位先生我都认识。冈本氏曾游历贵国，访问了阙里先圣的故址。那珂是我的同乡前辈。
不幸的是，与冈本监辅一起创办善邻译书馆的中村正直的学生吾妻兵治，因在华遭遇兵乱，事业受阻，铩羽而归，反倒欠下一身债务，抑郁而逝。
不过，在这一翻译大潮的影响下，由伊泽修二主持的泰东同文局仍应运而生，出版有《日本学制大纲》《万国地理课本》《五大洲志》《教育学》等书籍。紧接着由井上哲次郎任会长的普通学讲习会（以富山房、东亚公司等出版社为后盾）又相继跟进，翻译出版了《最新生理学及卫生学》《物理学课本》，以及《（清国家庭及学堂用）家政学》《最新电气学》《家畜饲养各论》《养蚕论》等“实学”中文书。据《普通学讲习会创立趣旨》（1907）云：
今世界至切要者莫如学矣。世界日进而善变，学日新而不穷……中国古大邦也，文物典章，灿于历史。近年以存竞相驱，豁然晓守旧无益，乃凡百更新，急需世界今日之学……夫日本之与中国，辅车唇齿，厥谊固古，矧我前日之学得诸中国之旧学，而今以新学相报，正是其时也。因请我国知名学者，讲说普通学全科，译成汉文，名为汉文普通学讲义录。以平易之笔，出深远之理，或加图解，或应质疑……
其宗旨与《清议报》刊登的《善邻协会主旨》基本相同，只不过是把同时代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也作为阅读对象了。这批新学译书虽不到百种，但对废除科举后积极推广新式学校的中国来说，却是最为亟需的新学知识，也是新式教育开始后需要使用的基础课本。
既然要翻译成中文，相应的当时日本人的中文能力与翻译水平也成为重要问题，很多日本人与其说是在做中文翻译，不如说是凭着自己的日文语感，颠倒动宾结构，用汉字语词重构出一种汉文，前面所举的《东京新繁昌记》以及福泽谕吉的汉文都有这种倾向。黄遵宪1879年12月18日与石川鸿斋的笔谈中，就指明日本文人所作的汉诗文存在的缺点：
日本文人之弊，一曰不读书，一曰器小，一曰气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则善矣。
前述《西洋史记》因为译自法语，“字冗”之弊病就极为明显。再者，该书在人名、地名上往往依据法语逐字音译，没有延续中文传统（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的译法，偏离了当时一般人的基本知识，固有“艰涩可厌”之感。反过来说，日本汉文版本来的音译汉字都标有日文的片假名读音，容易区别一般语词与固有名词，而中文版舍去读音标记后，反倒不易断句阅读了。事实上，就连当时的日本人也认为这些洋学家们翻译的书不堪卒读。1879年3月冈千仞在与黄遵宪笔谈时，就传递了这样的看法：
陋邦洋学盛行以来，译书汗牛充栋（皆以伊吕波者）。而洋学者未曾学作文，故其书郁涩不可读（黄旁注：中村正直言不通汉学不能译洋书，洵然）。故其书随刊随灭（盖无读之者），其能行于四方者无几何。真乎哉，文章之难！所谓辞之不文，不可以传久者。
尽管如此，在明治中期，日本还是把精通和、汉、洋三种语言作为当时知识人的教养准则。比如，明治十九年（1886）为莘莘学子编辑的作文书《文法指南》（土居通豫编，Elementary Composition with Various Examples and Many Useful Words），就选取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的阐述，与西周译成为汉文体的《利学》加以对照，用来作为英译汉的范本。此外，该书还同時收录了《大学》《中庸》的两段文章来对译英文，作为汉英对照的样本。据该书《凡例》说明，这是因为某校开设英文科，需要为学生选编一些英汉对译作品作为范本。可见早在1886年，日本的学校已尝试将英汉、汉英对译作为学生的作文练习之一。这种翻译训练，自然也促进了用汉语翻译西文文献的趋势。
甲午战争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开始以日本为榜样，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去日本学习。在“广译日书”的号召下，他们通过直接翻译日语来汲取近代知识，逐步替代了上述由日本人承担的大部分工作。随着日本近代汉籍的逐步淡出，近代百科词典以及接纳各个学科知识所需的专业翻译，对中国接受近代知识、推进新式教育，愈发重要起来。但无论是日本人用汉文翻译介绍的西学知识，还是中国士人通过日本这一渠道所翻译介绍的“东学”“新学”，都是了解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重要的数据。针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既是翻译史上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更好把握“西学东渐”不可忽视的重要数据。
四
“东学”这一名称的出现，也是富于意味的，表明晚清“采西学”已发生方向性的转变。1898年康有为在一份奏摺中就指出：“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而且，“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为此康也主张在京师设立译书局，“妙选通人主之，听其延辟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张之洞《劝学篇》也道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更是注意到：“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反观中国，治西学者固微，而译出各书，皆“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
晚清出版的汇编新知，旨在提示“西学门径”的各类文本，也展示出其中的转变。最初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来自日本的论著还较为稀少，如前面提及的梁启超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就只辑录了两部日本著作。之后出版的汇编资料，“西学”之外，就有了“东学”之名，西学书也转变为东西学书，显示出19、20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更为重要的国度。出版于1897年之《东西学书录总叙》，算得上较早以“东西学”命名的著述。1899年徐维则辑成的《东西学书录》，特别谈到译日本书之重要性：“日本步武泰西，通俗教育，其书美备。近今各省学堂林立，多授幼学，宜尽译日本小学校诸书，任其购择，一洗旧习。获效既速，教法大同。”还指出：“日本讲求西学，年精一年，聘其通中西文明专门学者，翻译诸书，厥资较廉，各省书局盍创行之。”该书后由顾燮光增补，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也辑录了更多来自日本的著述。各种以“新学”为名编就的资料，也主要取法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是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俞樾以之与《富强丛书》《时务通考》之类的书籍相较，对该书就赞誉有加：
日本地居五岛，蕞尔微区，而自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来，讲求西法，辑译成书，以资考验，故今日得于文明之列，而中国地大物博反不如也。
尤其突出的是，晚清在新式教育酝酿、规划之际，日本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也有具体的呈现。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就勾勒出这一进程：
[光绪]二十四年的学堂章程，日本教育的势力还未侵入。但日本之所以强，究竟不能不加以注意，渐渐的就有人到日本去考察。日本离中国近，仿效日本，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后来加以庚子失败的激刺，更觉得兴学为救国要图，不容稍缓。但拟订学制，自然要参考各国的成法。日本学制，因那时国情及文字关系，最易仿行，故光绪二十八年的学制，特受日本学制的影响。张百熙的奏章，虽说他曾参考各国的学制，但除日本的外，他对于那时各国的学制所说的话，简直是没有根据。二十九年学制，对于日本学制，更加抄得完备，虽修改七次，终少独立精神。
实际上，这是晚清朝野上下主动选择的结果。缪荃孙交代了其中的转变：当今积弊之世，“补救之法，亦惟作人于学而已”，“近数十年，取法于泰西，观型于瀛东，而日本以同文接壤，变法自强，革故鼎新之迹尚可追寻，帆影轮声，往游日众，记载亦日出”。其中述及留下记录的罗振玉、李宗棠、关颖人、陶榘林、吴汝纶等人，即是受各级官员的派遣，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各级官员之所以重视日本经验，也是试图解决办学遇到的具体困难。缪荃孙赴日前，张之洞就反复叮嘱：“求学于他国，固当先取吾国所当效法者，尤当先取吾国近今所能效法者。毋好奇，毋躐等，循循善诱，以底于成，庶有益乎！”
关注的重点，除日本各级学制的安排外，尤其注意各科所用教科书。在致张百熙电文中，张之洞即表示编纂教科书事，日本的经验值得参考，“自应由尊处主持裁定。惟开办之始，其途不妨稍宽”，“准外省编书呈候核定行用”。在此之前，张之洞已致电罗振玉，委其率众赴日，在教科书方面多下功夫：“此教育根基，关系极重，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定不可，似非专恃购来图书所能模仿。”张之洞之选择罗振玉，是因为罗早已关注如何编纂合适的教科书的问题。1901年5月罗振玉发起创办于上海的《教育世界》，对于振兴教育，除提出设学部、定规制、明等级等主张外，罗特别就“编书籍”做了这样的阐述：“学堂既立，学科既分，则课书必须预备。”“学部中宜设编辑局，订定格式，招天下之士，令编译小学、中学等课书”。在日本考察学务期间，罗又撰文进一步阐述了对此的见解：学科既定，乃能编译课书，内分三类，即师范用书、教科书、参考书，“宜合朝野之力，时时取东西各国新出之书，随时译出，逐渐将旧本改良，以资应用”。此时，罗所规划的，还是以“东西各国”教科书为蓝本，稍后言及此，就强调“悉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蔡元培对此也表示：
此杂志中所译各学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种教科书，有可通用者（如动、植、理、化之类），有须特撰者（如读本、地理、历史之类）。兹译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学人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
上述来自日本的著作，并非完全用汉文写作，有的也是晚清士人译自日文的。无论如何，从京师大学堂1902年刊布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不难看出，过渡时期的教材范围甚广，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量采用日本课本，而且，日本士人用汉语撰写或翻译的，影响也更为昭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曾产生广泛影响，前者因用汉文写作，影响就更为直接，后者则有多个译本流通。连带着还影响到史观。论者揭示出，对明治时期的知识人来说，文明史观呈现的“文明（开化）/野蛮”“进步/停滞”的二元认识，既是认识西洋世界、确定日本以欧美为典范的“文明开化”的指针，也是重新认识中国的坐标轴。所书写的“支那史”，“正是欧洲文明史教科书影响下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产物”。
五
近代日本留下的汉文著述，主题丰富，曾在晚清广为流传。其中多是在东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广受关注的史地、政法、哲学著作，亦有不少日人撰写的游记类作品。对此进行研究，不仅可藉此观察当时日本学术及思想的变迁，亦是了解中日间文化、知识、术语、观念相互影响的珍贵史料。换言之，这既是把握日本“现代性”成长的资源，也可据此了解近代中国在“转型时代”对于新知的采集，如何发生由“西学”到“东学”“新学”的转变，又有哪些影响。
首先，从人物交流与思想史的角度看，通过收集和整理产生于近代的这类数据，既能从中找到当时清国公使馆员黄遵宪未曾收录于《全集》的文章，也能通过中日学者间的交流关系，发现章炳麟未被收录的序跋。这意味着通过整理这些在日本产生的汉文文献，可以辑录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新数据，有利于加深和完善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就连被批判为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也曾在《东洋新报》第35号上用汉文发表《论支那通交之益》（1878），指明“我邦富强，莫若知支那事情”，主张日本应该“仿学欧米之方，学支那语，读支那书，遣学生就其地学习，且迎教师设支那语学校于各大学区，使世人知支那情态，则庶乎其可矣。”这实际为研究其早期的亚洲主义思想即“亚洲连带论”，提供了重要线索。
再从上述人物的交流看，透过这些数据还可以发现，主要是跟中村敬宇关系密切的人物，如冈本监辅、吾妻兵治以及重野安绎、井上哲次郎等在推进对华的翻译事业。他们不仅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汉文、英文）翻译成日文，也把用欧美语言写作的如诗歌、西谚、格言或西方名人传记翻译成汉文，还翻译有不少科技教育类作品。弄清楚这一时期开展的翻译活动，以及各种文本流传的范围，不仅可以为了解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找到具体的证据，也可以更好把握近代中国士人如何通过日本获得汲取新知的捷径，使各学科知识的介绍及新式教育的推进，有了重要的参照。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知识的发生，当然要通过翻译。对东亚各国来说，译成汉文无疑更便于流通。这批日本人翻译的汉籍，不仅有译自西文的，而且译自日文的也逐年增多。相应的，这些译著自然构成翻译史研究的重要资源。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有关译者的选定及中国读者的评价，特别是针对这批书籍的选题及翻译过程的研究，所受到的重视，却远远不够，尚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最后，从词汇及概念史的角度看，汉文数据成为最为直接的传播媒介，也奠定了检讨相关问题的基础。20世纪以后，西方概念与东亚的“接轨”是通过语词的翻译来实现的，在译书活动中创出“新名词”与“新概念”，也难以避免。这是由接受新知所带来的变化，如王国维阐明的，“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913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还直接传递出这样的意思——“新名词”产生于对“新观念”的引介。故此，从词汇交流史上看，分析原本与翻译之间的差异，也尤为重要。通过对这类材料的研究，既能看到日本人创造和改造新词的努力，也可把握经由日本间接地吸收了哪些西方知识，以及由此导致的新词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扩散、定型的问题。这是近代中国语词概念扩充完善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研究概念史必须直面的数据群。
当然，值得重视的还有这些汉文资料在日本的地位问题。研究日语中的汉语史时，往往会发现，汉语词的用例在近世和近代之间明显存在一个断层，比如从中世的语料《日葡辞书》（1604）一下子就跳到明治时代的《明六杂志》（1874-1875），也就是说汉文最为盛行的江户后期和明治前期，反倒成了空白状态。这是因为近世以降原本是和汉一体的学问，随着日本国学意识的高扬，逐渐将两者相对化；明治以后又在向西学一边倒的情况下，汉文的地位变得模糊起来，比如学界最为重视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中，汉文文献所占的比例极低，无法由此描绘出日语变化的整体形像。现在能加以利用的几个主要的数据库，也都存在这一问题。如前面提到明治前期的汉文的兴盛程度，然而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制作的“日本语历史数据库”中，却主要收录了明治期的近代杂志，汉文材料作为另类，根本没有收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只有将近代日本的汉文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才能够反映近代汉语在东亚传播的实际状况。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整理出版日本近代汉籍文献（甚至建构数据库）也成为当务之急。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自江户时代以后，汉文著作汗牛充栋，难以全面展开，因此，我们重点选择了19世纪以后到昭和初期止的百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近代汉文著作及刊物。在收录方针和原则上，主要基于以下四点：
1. 影响日本近代化进程的汉文著作。
2. 中国知识人阅读体验中的日本汉籍，以及加有中国人序跋、点评的日本汉籍。
3. 日本人汉译的近代西学著作。
4. 甲午战争后为中国所翻译的“实用”类的著作。
影响近代日本的汉文著作，如《日本外史》《近世古谈》等虽然多是面对本国人的，但同时也是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第一手资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就大量参阅了这类资料。而加有中国人序跋、点评的日本汉籍，则反映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近代西学的汉译，尤其是“实用”类著作的翻译，都是先在日本受到好评后，再转向中国的，皆与当年中国士人的阅读需求以及欲了解西方及日本的意愿相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书刊当下却很难查找，更不要说把它们汇总在一起，做整体的概观。因为我们多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积累了不少相关文献，也在日本各地旧书店购买了不少不同的版本。除了我们收集到的书刊外，这里要特别感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的协助，以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先生提供的数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也提供了部分数据，同样要表达我们的谢意。
本丛书这批选定的书籍如书目所示，在具体编辑上每种书都分为原本影印、目录及解说。依内容的多少予以适当调整影印图像的大小，大体以500页左右为一册。由此当然也会出现数种作品合集的情况，这一点完全由各卷编者自行判断。本集主要以史地为主，编辑为31种28册，今后还将陆续推出政法、哲学、文学和游记以及科技教育类文献数据，供大家参考、利用。
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推动开展的，乐敏先生居间安排各方面的事务，对此贡献良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吕健社长及吕瑞锋、胡文波、张祎琛等编辑人员，在丛书的选题及编辑、制作、解题各环节，皆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出版方面，则得到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扶持资金的赞助。这项持续多年的工作，受到多家机构及诸多友人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疫情等原因，计划中的出版工作一再拖延，由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带来各种麻烦，我们也要致以深深的歉意。
章清 陈力卫
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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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各册目录及整理者
1-2 日本外史（乐敏）；3-4国史评林（陈力卫）；5 近古史谈 近世史谈 近史偶论（陈力卫）；6-8 日本名家经史论存（李华雨、陈捷）；9鸦片始末 洋外纪略 远西纪略 隔鞾论（章清）；10尊攘纪事 订正尊攘纪事补遗（陈捷）；11-12西洋史记（陈力卫）；13翻译米利坚志 法兰西志（陈捷）；14-15万国史记（章清）；16万国通典（乔志航）；17元明清史略（陈继东）；18增补元明清史略（陈继东）；19清史揽要 满清史略（陈捷）；20-21清朝史略（章清）；22支那通史（曹南屏）；23新编东亚三国地志 五大洲志 万国地理课本（张明杰）；24法越交兵记（张明杰）；25近世大战纪略 欧亚风云录 最近支那史（孙青）；26大日本维新史 西国新史（曹南屏）；27-28东洋新报（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