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四十年，巴黎出版了好几十种关于知识分子（intellectuels）存在与地位的书与文章。如果我说没有其他地方像巴黎一样有这么多与知识分子和知识界（intelligentsia）相关的研究，这一观点并没有太多独创性。诚然，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并不只存在于法国；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发现许许多多相关主题的研究，但从数量上看，没有哪个地方能达到巴黎这样的程度。要弄清楚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国式现象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都曾尝试过，他们提到了与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相关的环境和原因。但其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研究令人信服。大部分的研究者和评论者喜欢谈论这样一种观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终结，它被一个言论浅薄的时代所替代。
也许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我会重新考察它。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一事实：怀旧气氛笼罩着古典知识分子漫长的葬礼。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些大名鼎鼎的“伟人”的巨大身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中的智者已然明白，我们的影子会小得多，存留的时间会短暂得多。甚至有人会说——也许这并不正确——我们这些人， 就像是文艺复兴末期的矫饰主义艺术家，对于文艺复兴，仍试图保存它，模仿它，甚至再次投入其中，却是徒然。我写了这样一本小书，但我并不确定是否真的解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两个谜团：法国的特殊性以及“伟大”知识分子的消亡（抑或没有）。不过，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钻研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为法国的所有读者重新梳理一下我片段式的思考，目前为止，我的这些思考主要是以英语和希伯来语发表的。在接下来的书页中，我的目的不是书写法国知识分子的完整历史，因为相关的研究已经够多了，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只想集中研究从这一独特又短暂的历史中挑选出来的某些时期和某些话语。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著，樊艳梅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知识分子的自画像
任何写作都在其最深处隐藏了一些可以勾勒作家自画像的符号，尤其是书写知识分子的叙事，肯定具有自传性。所以，在本书的讨论中，如果出现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评论，请不要惊讶。 这些评论或是有意识的，或是不自觉地隐藏在所谓的“科学”定义之后——这很容易理解。虽然我在呈现事物的时候力求能用一种“冷静的”语调，但我的评论依然表现了我在面对某些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相关的内容时不自在的感受。在正式开始前，我要先坦白一些事！我现在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我想要成为“知识分子”的愿望由来已久：我在年轻时就梦想过这件事。更准确地说，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很早就打定主意要成为作家；换言之，我想写故事。在我成长的家庭里，父母小学都没有毕业，他们几乎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喜欢读书，尤其是我的父亲常常满怀敬意地摩挲他所珍藏的几本书。他对书写的字词有一种崇敬之情，或许这是一种迟来的回声——他是东欧一个犹太人家的孩子。我的父亲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起列宁的格言：“学习，学习，再学习！”所以大家可以明白，我曾经为何厌恶学习、憎恨学校。我16岁的时候曾从高中退学。事实是，我对阅读的热爱妨碍了我在家里做作业。在学校里也一样，我常常在上课时偷偷看书，以致老师不止一次把我赶出教室。我当时阅读的文学作品精彩而丰富，几乎都是翻译过来的：有经典作品——杰克·伦敦、维克多·雨果和查尔斯·狄更斯，也有侦探小说——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还包括生动的情色作品。我也喜欢《圣经》故事，因为它同时具有前面三类作品的特点。白天的这些阅读以及夜里做的梦让我能暂时逃离小小的雅法城中凄惨的移民街区，快乐地去往神奇的国度。有一本书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我小时候构建的天真的作家形象替换为之后岁月中我所崇敬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就是几年后我读到的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本著名的小说《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这本书1954年出版，50年代末被译成希伯来语。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读了这本书，但我不记得准确是在哪一年。然而我对书中非同寻常的人物保留着清晰的记忆，他们在文学写作、新闻工作与政治行动等各种活动中不断变化，在性自由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碰撞中不断变化。他们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丰富了我缺乏诗意的想象。以写作为生的人物所散发出的那种浪漫 的轻盈感让我折服，他们在“光明之城”这样一个快乐的地方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理想化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同样让我折服。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年纪尚轻的手工劳动者，在一家生产收音机设备的工厂上班，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能够以写作为生同时继续被左派工人阶级爱戴，这是遥不可及的梦。多亏了或者说正因为当时我身上附庸风雅的倾向，我将自己想象成巴黎的“风流名士”，我羡慕他们，憧憬他们，渴望与他们变得一样。因此，我努力使自己与周边的人、与所住的贫苦街区变得不同。我写诗来宣泄自己精神的苦闷，所幸，这些诗歌从未公开发表。
《名士风流》，[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12月
许多年后，我重读这本小说时却不断感到惊讶，从前的自竟然会痴迷于如此扁平的人物、如此不可信的争辩与论战。后来，比起《名士风流》中“进步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不断自我追问、以反派形象呈现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或者托马斯·曼《魔山》中经常出现的保守知识分子的力量。虽然在我眼中《名士风流》作者的文学之光很早就暗淡了，但是在许多年里我依然继续欣赏“罗贝尔·迪布勒伊”（让-保罗·萨特）和“亨利·佩隆”（阿尔贝·加缪）这两位最耀眼的“风流名士”，当然还有“安娜·迪布勒伊”（作者本人）。加缪一下子就在我身上激发出一种强烈的热情；他卑微的出身使我更容易认同他这样犹豫不决的形象；他的母亲与我的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家庭主妇。我第一次知道他时，他对斯大林主义表现出来的强硬的道德立场就让我着迷。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鼠疫》曾是我的兴奋剂与支撑点，让我能在一个小小的政治团体中战斗，这是一个孤军奋战的团体，它明白自己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加缪在《反抗者》中表现出来的对革命工团主义（le syndicalisme révolutionnaire）的偏爱引导了我的反抗倾向，最终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选择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主题。虽然加缪一直喜欢住在巴黎——它是“知识分子宇宙”寒冷的中心，但是他在这部文集最后表现出对“地中海精神”的怀念以及对其“哲学式”的理想化，我记得自己曾因此感到困惑。
我对佩隆（加缪）的欣赏与认同并未持续很久。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我正在耶路撒冷作战。战争之后，以色列的现实让我明白了占领、统治另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我变成了极左派。我之前已经受教过加缪的反斯大林主义，我发现他对1956年参加英法侵略埃及战争的以色列表现出一种宽容。并且，面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要求时，他表现出的立场也不过是一种搪塞。他认为国家独立对于阿尔及利亚人而言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表达”以及一种“新阿拉伯帝国主义”的表现，这让曾经那个天真地欣赏他的我失去了热情 。
重读《局外人》这部我从未真正喜欢过的“反阳光”（antisolaire）小说，我发现了某种傲慢的色彩。对比加缪所写的“杀死一个阿拉伯人”与乔治·奥威尔所写的“杀死一头大象”，会发现殖民地移民之子同英国殖民主义批评家之间的一种深刻差别，前者运用的是一种破碎的语言，后者则具有一种讽刺的目光。在我看来，后者更好地破解了荒诞感与可能将这种感觉推向极致的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加缪在1957年参加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时做了一次充满悲情的演讲，我第一次读到时非常震惊：“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正义之前，我首先会保护我的母亲。”
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快就想到了一种假设情境——也许这种联想并不合理，我曾努力把它从脑海中抹除，但是直到现在依然做不到：加缪，高尚的知识分子，坐在一辆救护车里送他的母亲去医院，因为想要救母亲，车开得非常快，压死了两个正在路上玩耍的无辜的阿拉伯孩子。诚然，两个孩子不能与国家独立运动中的残酷斗争相提并论，但是正义，依照它的定义，应该具有普遍性，虽然实现它一直很艰难，并且正如每个人所知道的那样，正义总是被排在自身利益之后。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受家庭、种族、宗教、国家或者阶级等私利的驱使，意欲蔑视正义——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间，并公开表达这种蔑视——哪怕是出于一种非同寻常的真诚。因为我严苛的道德感，这样的人再也不可能是少时的我眼中的榜样。
加缪
如今，退一步说，加缪关于正义所做的仓促而轻率的判断在我看来具有一种预兆性。这段演讲结束后又过了二十多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巴黎的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严重倒退，它被知识分子右派所推崇的思想与态度所替代，而加缪之前不想成为也不认为自己属于右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迪布勒伊（萨特）热情而坚定的支持者。虽然他冗长的小说从未让我信服，更不用说他的戏剧，但他的短篇故事和随笔充满了哲思（哪怕我必须承认从未读完《存在与虚无》）以及尖刻又准确的政治思考与心理学思考，使我成为了某种“外省的存在主义者”：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种潮流，那时我们对结构主义还一无所知。工作一整天后，夜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个蒙帕纳斯伟大的小个子男人所有被 翻译成希伯来语的作品，对于我而言，他代表的不是一种思想，而是某个群体的旗帜。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立场常常变化，这让我无法理解；与此相对，他毫不犹豫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越南战争，这帮助我厘清了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想 法。
许久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巴黎读博士的时候，萨特在德国占领时期很不英勇的表现遭到披露，这导致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有了第一道裂痕。之后，这位哲学家不幸被他最后一任秘书贝尼·莱维（Benny Lévy）狂乱的想法所左右。在生病的哲学家家里发生的偏狭争吵更是进一步磨灭了我眼中这座知识分子“灯塔”的光亮。1982年，即萨特去世后两年，当以色列为了彻底“消除”巴勒斯坦的抵抗而侵略黎巴嫩的时候，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她和萨特共同的朋友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都支持这场战争，而贝尼·莱维则成了一所犹太学校的学生（之后，他安全地移民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三分之一的居民在大约五十年前被剥夺了公民权和自主权）。可悲的衰老在左岸知识分子充满荣光的脸上刻下了新的深深的皱纹。
我身上残余的关于巴黎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认知最后被另一个故事彻底抹除，我曾说起过这个故事中的某些内容，现在，在我所研究的“知识分子”良知这一框架内，我有机会将其补充完整。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基督教民兵所为）——众所周知，它之所以有可能发生是因为当时贝鲁特被以色列军队控制——发生三年后，即1985年，电影院上映了一部克劳德·朗兹曼导演的纪录长片，标题为希伯来语的《浩劫》（Shoah）。当时，电影所揭露的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未如此这般使现实中所有其他“平庸的”罪行显得微不足道。
《浩劫》（Shoah）
为了宣传电影，西蒙娜·德·波伏瓦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剧情简介，与电影同一时间发表。那时我已经知道，在纳粹统治下，《名士风流》的作者为了能够继续在巴黎的一所高中执教，签了一份证明她自己不是犹太人的文件。她在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曾简单地提及了这件事：“我觉得签这份文件让人讨厌，但没有谁拒绝，对于我大部分的同事以及我而言，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不这么做。”恰如其分的表达。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很准确，因为她说“大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都签了文件。当时，孔多塞高中的老师亨利·德雷福斯-勒傅瓦耶（Henri Dreyfus-Le Foyer）被指是犹太人，他没有签那份文件，1940年他被解雇。1941年，萨特从战俘营回到了巴黎，他最终得到了这个职位。
并不是“雅利安式的陈述”让我气愤，因为我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为了能继续保留自己的职位是否也会这么做。实际上，我之所以气愤，是因为后来披露出来的1943年波伏瓦曾与维希广播电台（Radio-Vichy）合作。诚然，她的工作主要是编写与音乐厅相关的节目，但这个节目之外的其他节目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比如《保安队对您说……》（La milice vous parle...）这个节目。同阿尔贝·加缪、保罗·瓦莱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不同，这并没有阻止波伏瓦拒绝在反对处死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的请愿书上签字。也没有阻止她在回忆录中明确写道：“因为职业，因为使命，我赋予话语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词语 和毒气室一样能杀人。”
也有一些词语的目的是要掩盖“微小的细节”。在这样一部丰富又细致的自传叙事中，没有许多扰乱读者想法的观点，这揭示了巴黎知识权势集团（mandarinat）中许多知识分子立场有限的真实性。当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她的伴侣并不是“合作者”，但是，他们也不再是《名士风流》中呈现给我的那种样子，年轻时的我将他们视作英雄。在危机与灾难时期，他们也是普通的巴黎人，他们想方设法摆脱困境、出版自己的作品而不是抵抗（西蒙娜·德·波伏瓦后来描写他们试图“有组织地”进行反抗但没有取得结果，这不免显得可笑、不真实）。解放后，他们因为伟大的文学天赋、杰出的解读时代精神的才能以及塑造自我媒体形象的能力成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这一象征资本的积累是通过一种交换形式实现的：他们是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同行者，而共产主义准确而言才刚刚从混乱的英雄主义战争中诞生。这对伴侣与共产党极其亲近，作为交换，他们在面对斯大林主义的做法时赋予共产主义者一种不在场的借口。
挑战神话
2006年，历史学家维达尔-纳凯（Vidal-Naquet）去世前不久，我最后一次去拜访他。他病得很重，很虚弱，连站起来都很难。我想要感谢他曾经给予我的全部帮助。我们的谈话非常热烈。维达尔—纳凯忽然改变了谈话的主题，他问我，为什么在《银幕上的20世纪》这本书中，我会如此批判《浩劫》这部电影，而他与我正相反，非常赞赏它。我尝试向他解释关于我批评的所有历史学缘由与电影学缘由。但这些并不能让他信服，他坚持要知道是否存在某个更加特殊的原因，可以解释我如此尖刻又充满挑衅的态度。我立刻回答：“是因为比安卡·朗布兰（Bianca Lamblin）。她没有出现在电影中，而这并不是偶然。”他马上就明白了（他的双亲是在集中营去世的），他让我扶他起来，他眼里满是泪水，并拥抱了我。之后我们很快就道别，而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唉！
读者们肯定都会想知道谁是比安卡·朗布兰。萨特和波伏瓦在高中做老师的时候，与几个女学生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其中的一个，以韦德丽娜（Védrine）这个名字出现在波伏瓦的书信和日记中，她就是比安卡。1939年12月10日的一封信中，《名士风流》的作者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像：
她在一面哭墙前哭泣，这堵墙是她用自己勤劳的手筑起来的，是为了保护她十分想要保护的实际财富。这就像放高利贷的犹太老人悲伤地为被他逼上绝路的客人哭泣。她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在她身上可以热切地感受到一些慷慨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与她追逐的利益又是不相容的。即使她是这样的人，即使她有这些令人讨厌的犹太女商人的作风，她还是让我高兴、让我痴迷。
比安卡·朗布兰原名比安卡·毕楠菲尔德（Bianca Bienenfeld），读过这段话，我们就会了解，她与其他三个恋人娜塔莉·索罗基娜（Nathalie Sorokine）、奥尔伽·科萨基维奇（Olga Kosakiewicz）、 旺达·科萨基维奇（Wanda Kosakiewicz）不一样，她是犹太人（来自波兰）。因此，1941年，她是唯一一个不得不躲到法国南部“自由区”的人。萨特与波伏瓦这一对伴侣与这个年轻女孩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性关系在1940年已经结束，四年占领时期，这两位“名士”一点点都没有关心过他们年轻的前女友：没有一点消息、一封电报、一个电话给她，而她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得不逃亡。这对伴侣在学校放假期间去南部度假时，也没有想过打听她的状况。圣日耳曼德佩咖啡馆里关于真实性与存在主义的热烈辩论让他们无暇关心被抛弃、被迫害的恋人所处的危险境遇。比安卡的祖父、阿姨在集中营被杀害。直到生命的最后，比安卡一直都深爱她的老师，老师的权威——从韦伯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哪怕在 战争结束后也没有停止增加 。
如果我们略过时间与地点，那么这个故事可能显得非常平常。但是，这位女知识分子在此之前签了一份证明自己是“雅利安人”的文件，现在她竟然以这样一种无礼、没有人性的方式对待她的前女友，这位女友和她不同，无法宣称自己是纯粹的人种。长久以来我心中保留的对两位巴黎英雄知识与道德方面的赞赏已经所剩无几，而这件事则让所剩不多的赞赏彻底消失。因为罪恶感和内疚感，这些知识分子在战后试图认错，并且在人生剩下的日子 里试图对每一个犹太人都表现得极其慷慨，这些做法并不能让我原谅他们（更不用说原谅那些利用这种慷慨的人）。诚然，内疚是一种文明与道德的标志，应当被珍视，但它绝不能成为愚蠢、虚伪或者厚颜无耻地滥用痛苦过往的托辞。不幸的是，它也可以被用来证明新的不正义。
我承认自己真的感到悲痛，因为克劳德·朗兹曼（他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两位犹太情人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内尔松·阿尔格伦）的电影没有提及“比安卡”们在法国的命运：她们曾有机会被救出来，但她们被关在德朗西（Drancy），等着被送去奥斯维辛。朗兹曼的电影《浩劫》让观众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对犹太人的迫害，只涉及犹太人，而且只发生在莱茵河的东边，主要发生在波兰这个不怎么“有知识”且十分反犹的地方。这样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偶然。所以，我们对此不会感到吃惊：《名士风流》的作者，同大部分她周围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够轻松地表达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热烈支持，因为它呈现的关于他们的形象正是巴黎“文人”（gens de lettres）想要呈现的形象——在一个自认为是“犹太—基督文明”的统一的欧洲变得越来越“亲犹”。这与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
细小的真相越来越多，可以摧毁以及让人重新思考伟大的神话。年轻时候读到的作品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在读者成年后褪去了他们的光华。我在年纪尚小的时候构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神话促使我去获得知识，推动我去参加政治活动，也为我打开了通向写作的大门。但是，当我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时，这一神话却变得岌岌可危。换言之，我是一个不满足于教课、写书的学者，我时不时侵入公众领域，抨击权力的所有者以及政治谎言的制造者。我曾经为了中亚和平签过一些请愿书；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我想好好利用自己的声望—— 以前这种声望只属于高学历者，以我自身正义的立场去说服其他没有此类高等文凭的人。因 为总是有其他知识分子表达与我不一样的立场，所以不同的意见相互中和，而政治家得以继续按照他们的意愿制造公共观点。
我之所以选择成为历史学家，主要是因为作为左派活动家，我却在试图改变历史进程的尝试中一败涂地。作为历史学家最开始工作的那几年，我非常努力地将自己的史学任务与自己的政治立场区分开来。显然，我意识到这不可能，而且我从未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但是当我给人上课时，我有时会避而不谈自己所主张的关于历史决策与发展的明晰观点；有时我会维护我所憎恶的人的行为，我还常常为撒旦辩护。这当然是因为教学多元主义的原则，但现在我明白其实这也是一种怯懦的因循守旧，因为当时我在体制内的地位还不是很稳固。我来自一个社会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的阶层，我很清楚大学教职意味着社会阶层的上升，我较有意识地一直努力内化可能与不可能、许可与禁止之间的界限。我想，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过程，几乎所有融入知识生产机构的人——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话说，是体制内“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的那些人——都会经历这一过程。我曾希望自己在更有把握之后再开始在历史学研究中探讨更加合理的主题，从而构建历史意识。我选择的立场变得更加具有批判性、更加尖锐，同时也更加犹疑，这样，我才能成为一位比较优秀的历史学家——我希望能如此。当然我自己一点都不确定。许多观念根植于养育我的文化，哪怕摆脱了那些体制，我觉得自己身上依然会残留着许多不稳定的、充满欺骗性的形象和词语，而且很可能我无法消解这些存在。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是重新生产这些东西吗？作为知识分子批评家，我的责任难道不是尽全力去消解这些东西，创造出更加复杂的知识吗？难道我不应该坚持不懈，反抗一切阻碍甚或抑制我们思考力的禁忌？虽然我讲述了前前后后这些失望，但是年轻时候我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巴黎知识分子的浪漫化构想都留存在我的心底，深深地刻在我的意识之褶中。
因为我的学业以及研究，我在巴黎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使我遇到了许多“本土的”知识分子，多亏了他们，我才能更好地解读“光明之城”中知识分子论战的很多谜团。我真挚地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明白自己亏欠他们太多。不过，我把这本书献给肯定不可能见到的三位知识分子，西蒙娜·薇依、安德烈·布勒东和达尼埃·盖兰（Daniel Guérin）。他们都属于这样一群文人：面对时代的暴风骤雨，面对时代可怕的困境，他们懂得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表达正确的价值观——时至今日，我在思考和行动中依然会参照他们这些立场与观点。就像另一位我常常提及的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他们在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苏联斯大林主义与德国纳粹主义时都做出了正义的选择，没有谁从自由、国家或者阶级等立场出发做胡乱的哲学辩解为其开脱。他们不曾做过任何妥协，哪怕是短暂的；因此，他们避开了意识形态的陷阱，而许多其他人则掉进了陷阱里。当下，陷阱不再是以前的陷阱，我们必须面对新的冲突，不要怀念以前的战斗。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可替代的道德武器，我们就必须依靠构成以前某些世界观的伦理要素。首先，我注意到的就是建立在普遍主义基础上的批评方法；但是，当下社会，这一方法越来越少被运用。这一批评方法应该被注意到，因为任何普遍性的表达都带有个人的因素，这些因素应当以最透明的方式显现出来。
（本文系《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一书“前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