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30日，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治理”的世界史系列学术活动正式开启。11月16日，香港药史学会会长赵粤教授面向广大师生讲述“从鸦片戒烟药‘大王’转型到全球化药妆：屈臣氏”。
赵粤教授担任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也是香港特区注册药剂师、现代商业药史研究者和作家，至今已出版《香港西药业的故事》《香港西药业史》《街角的药妆龙头——超级零售势力屈臣氏的崛起与挑战》及Transformation from Colonial Chemist to Global Health and Beauty Retailer: A S Watson。
本次讨论的主题是屈臣氏品牌崛起与转型的历史。屈臣氏原为主销鸦片戒烟药、品牌成药和苏打水等零售商品的药房，二战以来，屈臣氏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化的药妆品牌。其转型历经了种种困难，其崛起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系赵粤教授讲座内容及与谈学者发言的整理稿，文字经主讲人审定。
鸦片戒烟药“大王”
屈臣氏是亚洲历史最为悠久且极具代表性的百年企业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至1828年美国船医布拉德弗德（Bradford）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启发而成立的广东大药房（Canton Dispensary）。实际上，广东大药房是一家眼科诊所。1832年，广东大药房装置了亚洲第一台苏打泉（Soda Fountain）以资助眼科义诊。183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独家对华贸易权被英国国会终止。翌年，英国驻华贸易总署在广州成立。哥利支医生转任总署医官，在原来广东大药房的基础上于1835年成立了广州眼科医院。
公元前3400年，鸦片就已在现今的西亚的波斯湾地区（伊拉克东部地区）被发现与种植，并很快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18世纪，英国商人开始从印度出口鸦片到中国来减少中英贸易产生的白银逆差。1839年，清政府在两广总督林则徐的带领下在虎门销烟。经过两年半的战事与谈判，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
香港大药房于1841年成立，是当时香港首家专门售卖西药的药房。
1843年1月1日，哥利支医生的助手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与彼得杨医生（Peter Young）在香港岛金钟正式建立香港大药房（Hong Kong Dispensary），它实际是一个兼售药品和零售服务的诊所。1856年，托马斯·沃特森（Thomas Watson）医生收购了香港大药房的业务。但由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邀请了他大哥在德国的儿子亚历山大·沃特森（Alexander Skirving Waston），也就是现在屈臣氏（A. S. Watson）命名者来到香港继承他的业务。沃特森在1860年的上海与英国人克里夫（Cleave）成立了一家药房，兼做远洋轮船供应商的业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诊所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远洋轮船供应商，给来往中国与欧美、印度的货船提供麻醉药品、饮料与招商设备。当时，香港已经成为亚洲的劳务中心与鸦片、茶叶的实际中转站。
把香港大药房变成现在“屈臣氏”商号的是约翰·亨弗里斯（John Humphreys）。最初，亨弗里斯以会计师的身份加入，负责供应轮船产品组合优化。随着远洋轮船经过香港，鸦片无限制进口到内地，止痛与止咳的麻醉药吗啡酊剂从英国进口到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鸦片为专卖商品，专卖烟商在交付专利税款后，只能在有牌照的烟馆提供大烟，与富有的公子高官们为“消闲”药，药用鸦片与酊剂只在欧洲人担任药剂师的药房售卖。而在内地，清政府没有严禁鸦片销售，吸烟的人数众多。
19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对麻醉药都没有销售管制。所谓鸦片戒烟药事实上是鸦片代瘾药。屈臣氏在1870年开始批量生产鸦片酊剂，得到了市场上的积极回应。亨弗里斯预计，鸦片酊剂的内地市场将会日益庞大。因此，1874年，当他在成为屈臣氏唯一股东后，马上集资建立新厂房，在香港本地量化生产鸦片戒烟药酊剂、药丸与麻醉药粉。当时中国吸大烟的烟民人数也是全球第一，戒烟药也成为全球热卖的商品。
1892年，美籍医学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arr）在广州博济医院的弟子们使用吗啡针剂作为皮下注射，吸引了鸦片药瘾者的注意。口服药剂因为在肠道的吸收不完整，但是皮下注射吗啡可以完全吸收，同时也让鸦片药瘾者有着较长时间的精神活跃，费用也比鸦片来得便宜，因此受到偏爱。1893年，吗啡针剂的使用习惯传到香港。每天早上，鸦片药瘾者在屈臣氏药房外大排长龙购买吗啡粉注射，到专卖烟馆抽大烟的药瘾者人数急剧下降。
嘉约翰（John Glasgow Karr）
1832年，屈臣氏的前身在广州药房安装了第一台苏打水喷泉。到了1876年，屈臣氏在香港制造了六款姜啤和苏打水。十年后，屈臣氏在上海和马尼拉也建立了分厂，屈臣氏从此成为中国与菲律宾的标志性品牌。在1920年代的上海，全世界唯一一个巧克力苏打是屈臣氏独家发明的。1927年，屈臣氏成为可口可乐在香港与上海的代工厂，或是装瓶商。当时疯魔上海滩的阮玲玉也是可口可乐的广告明星。屈臣氏的哥拉，就是广东话拼音的可乐，也是在二战后才推出来的。屈臣氏的花塔饼里面主要是有一个草药，叫做山道年（Santonin）的成分。山道年是在19世纪中期西伯利亚与土库曼斯坦的一种抗虫草本药物。屈臣氏生产的花塔饼是按照广东人小甜点的形状生产的，因此花塔饼一生产出来以后就风行内地和东南亚地区，直到1986年屈臣氏在香港荃湾的药厂被烧毁，花塔饼才停止生产。
到了1900年，屈臣氏在华成为最大的连锁药店，拥有100多家联营的药店商店销售他自己品牌的鸦片戒烟药，屈臣氏鸦片戒烟药销量一路飙升。1928年，国民政府才立法严禁麻醉药的销售。但戒烟药的利润极为丰厚，在上海滩与全国各地生产与经营鸦片戒烟药都一直为半公开的勾当，到了1949年解放后才完全禁止。
20世纪初的1909年长江洪水泛滥，1910年上海证券市场的橡胶商品期货贸易崩盘，1909-1910两年东北发生鼠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一件接一件的事件，累计导致1912年中国银元贬值50%，屈臣氏向其零售和批发客户收回的货款也缩水了一半，屈臣氏的鸦片酊剂和苏打水业务陷入困境。但鸦片代瘾药在香港的营销与出口到东南亚与日占台湾地区仍然继续，支撑了屈臣氏的营运。
1921年的香港工人大罢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使得英资在香港的工厂，包括屈臣氏药厂与汽水生产线完全停摆，业务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殖民统治下，1923年香港出台的《危险药物条例》和法规虽然有效地停止了香港麻醉药品的零售和批发，但出口业务依然不受管制。同时，不法者转往地下活动。
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对公司业务产生严重打击，特别是在利润高的部门——鸦片戒烟药。事由屈臣氏在1910年代内地的戒烟药市场被民族企业家取缔后，转往东南亚华人劳工市场发展。1929年开始，鸦片代瘾药业务受到全球金融风暴而引起暴跌。因为当地锡与棕榈油出口至欧美与澳大利亚受到冲击，数以十万计的华人劳工遭受遣返内地而面临困境。
屈臣氏在香港的业务因为1937-1941年期间逃避日军侵华而南迁的民众开始反弹。一直到1941年圣诞节，侵华日军占领香港，民众又一次返回内地。由于苏打水的生产设备和一些原料在战前被很好地隐藏起来，屈臣氏最终在1945年9月1日恢复运营。
全球化药妆品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依赖美国恢复战后重建。受到美国的压力，最终英国在香港结束了一百年的鸦片贩卖政策。1963年，亨弗里斯家族因为没有主要继承人，就把主要股东的地位转让与英资和记国际有限公司（Hutchison International Ltd.，简称HIT）。屈臣氏在母公司的战略方向下迅速发展，于1973年收购本地品牌芬兰冰淇淋的业务，加强了零售与冷冻食品的业务。
1973年，HIT因为在全球石油危机过程中在印尼过度投资，印尼货币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大幅度贬值，出口也因欧美市场经济萧条而久久不振。公司资不抵债，随时可能倒闭，屈臣氏遇到极为严峻的挑战。1977年底，HIT得到汇丰银行（HSBC）提供融资与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Hong Kong and Whampoa Dock Co. Ltd.）的合并，一年内顺利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建立和记黄埔有限公司（Hutchison Whampoa Ltd.，简称HWL）。1979年9月，汇丰银行转让其原来在HWL的债权转为股权的份额给香港房地产发展商李嘉诚，后者在市场上继续吸纳更多HWL股票而在1981年成为最大股东。李嘉诚在1982年3月从英国聘请了零售连锁超市阿斯达（ASDA）的年轻执行董事韦以安（Ian Wade）来到香港，执行HWL的零售业策略。基于韦以安对英国零售业与中产家庭主妇消费习惯的深入了解，他为屈臣氏开发了一种针对亚洲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需求的零售服务的商业模式。1980年，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四小龙”的人均GDP国民经济收入快速增长。1987年7月，台湾自1949年宣布的戒烟令结束，导致对外开放与投资政策松绑，不再需要与执政的国民党的中央投资公司建立50%对50%的合资企业。一个月后，屈臣氏在台北开设了第一家独资的零售药妆企业。
1997年7月2日，泰国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屈臣氏董事会包括国际机构投资者的欧美基金建议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亚洲篮子内。当时，屈臣氏的董事总经理韦以安在HWL董事长李嘉诚的支持下制定了一项企业战略。他在1997年下半年将屈臣氏的翅膀扩展到亚洲以外，以英国为第一站进入欧洲市场。在韦以安带领下，屈臣氏的第一次起飞是通过在1998年10月收购英国的水晶泉（Crystal Spring）矿泉水业务，建立了新的品牌POWWOW。2000年，屈臣氏收购了英格兰北部的100家Savers连锁健康与美容门店。
到了2002年，屈臣氏开始进一步的飞跃。在五年当中，通过收购几家大型的国家级药妆零售商，包括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的Kruidvat，英国的Superdrug，德国最大的连锁药妆Rossman40%的股权，法国Marionnaud的香水与化妆品零售门店和欧洲的其他药妆公司，使得屈臣氏成为2006年全球健康和美容零售商前三名。
黎启明
在2004年到2006年期间，屈臣氏在亚洲与欧洲陆续与当地的房地产商合资投资与管理零售药妆业务。2007年，随着英籍高层管理人韦以安由中国香港籍的黎启明接任，屈臣氏从积极的对外策略转变为侧重在发展中市场的有机增长战略，屈臣氏的重点是聚焦于快速增长的亚洲、中国与东欧市场，而内地是最成功的案例。到了2021年底，屈臣氏在全球门店数量从7700家增长到16400家。
在过去六年里，在内地市场稳定发展之外，屈臣氏也开始面临欧亚国家与地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挑战：2016年的英国脱欧、2018年的中美贸易冲突、2019年的香港社会事件、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包括2022年初第一季度开始的俄乌军事争议等等。
屈臣氏在收入和利润方面一直位居全球第三，但是在门店数量和利润率方面则排名第一。2014年，新加坡主权基金之一的淡马锡控股（Temasek）收购了HWL投资在屈臣氏的四分之一股权。
2020年屈臣氏在28个市场拥有超过16000家的门店，收入为17361亿港元。2018年10月屈臣氏与永辉、腾讯在大湾区成立超市合资企业，屈臣氏在大湾区百佳超市的持股被稀释至40%，意味着未来十年，屈臣氏整个超市业务最终将被抛售给永辉和腾讯。屈臣氏是否会被出售给中国腾讯或是其他企业，这是任何投资人都在猜测的事情。
尾声与交流
赵粤教授以长江“红船”救生船作为结尾，将屈臣氏现在的情况与100年前长江救生红船缓慢前行、巧妙避免与其他船只发生碰撞相比，隐喻其企业现状。与谈人上海大学王亚凯博士接过赵粤教授的结语，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短评述。她认为讲座从企业史的角度深入探讨屈臣氏内部的情况，有很多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她向赵粤教授提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否有鸦片戒烟药利润所占比例的具体数据？”其二，“是否有明确的鸦片戒烟药配方公布？”
赵粤教授回应，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与国际会计制度没有要求企业公布其销售金额，屈臣氏也不例外，但屈臣氏的公司董事会每年都需要向股东提供利润报告，不过并未公布详细的利润清单。据保守推测，1890-1910年间是屈臣氏在内地最辉煌的岁月，四分之三的公司利润来自鸦片戒烟药。当时，很多欧美从事麻醉药包括鸦片代瘾药的药厂并不愿意提及19世纪他们曾销售过鸦片戒烟药的公开事实。屈臣氏的鸦片代瘾药配方都是根据当时的英国药典的麻醉药相关标准公开制造的，不存在隐瞒的问题。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在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10年代初都没有限制零售药房公开贩卖麻醉药剂。德国拜尔药厂在1897年发明与销售的海洛因在美国与欧洲造成大量药瘾者，从而在1910年开始限制药房必须有医生处方才能配售麻醉药品与病患。
与谈人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Arnab追问：屈臣氏在1984-1997年于亚洲崛起之时，是什么推动了它在亚洲市场上的发展？赵粤教授回答说，20世纪80年代，亚洲发展迅速，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市场本身也在发展。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成为了全职人士，为家庭贡献了第二收入，拥有了消费能力。作为一个零售商，公司本身的现金流与高利润、高比例的自身品牌产品系列保证屈臣氏的发展。
北京屈臣氏超市
与谈人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舒健副教授表示，讲座的视野非常宏大。他提问道，屈臣氏在近些年门店数量有些许减少，是否是受到了电商的影响，或是其他原因？赵粤教授回应，屈臣氏在三、四线城市的数量其实是在增多的，只是方向从一、二线城市适当调整数量而转向了三、四线城市发展，全国的每年门店数量还是不断增加。在中国内地，一半以上的销售品牌都是屈臣氏旗下的，有些并非是屈臣氏这一品牌，其中60%的毛利来自本身的品牌。而在英国的最大零售药房集团博姿（Boots）约27%的毛利来自本身的品牌系列，其余的利润来自其他国际品牌。因此，屈臣氏在国内的利润占比是超高的，可以支撑其在恶劣环境中屹立不倒。
与谈人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黄运提及，屈臣氏一战（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期间因为在海上有拦截，物资供应有所影响，那么香港是否有来自日本的货源作为补充？对此，赵粤教授表示，当时一战德国会出口原料到美国，中转后运到日本。由于德国是麻醉药生产大国，因此日本的吗啡都是来自德国。美国在一战后期的1917年4月才向德国宣战，日本只是短暂地没有从美国得到转运的麻醉药。
与谈人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学系张勇安教授对上述讨论予以简要回应，他认为目前对于香港药企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对于屈臣氏将近200年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最初企业对于苏打水、鸦片酊剂的研发，到后来拓展到药妆领域，药企的发展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密切相连。他提问道，在写作的过程中，如何和企业进行档案资料等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屈臣氏鸦片戒烟药是否有遭遇到外在的压力，如果有，在面对国际社会禁烟的压力下是如何应对的？
赵粤教授回应说：“第一，屈臣氏犹如许多上市公司，除非是他们出资编写的企业历史，一般都不太愿意提供内部信息与独立的第三方作家、历史学者与他们做研究的课题。在这本书的出版与上市过程中，屈臣氏未给予我任何资助或提供信息，因此，我可以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以平衡的角度研究企业历史。我有幸访问了曾于1982-2006年间出任屈臣氏董事总经理的韦以安先生，于1987年开拓台湾市场、1989年北京市场的前屈臣氏大中华地区总经理，也是后来草莓网创办人文礼士先生。我也通过香港药学会的行业关系网络，访问了曾经在屈臣氏1970年代至2010年代在香港、内地、台湾地区与新加坡屈臣氏药房工作的资深药剂师。虽然他们都没有提供任何屈臣氏公司内部的商业信息，但他们澄清了一些媒体报道中的事实，特别是我在调研屈臣氏在二战后一直到新冠疫情发生至2021年底的关键事件。
“第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首一百年（1842-1941）的税收中主要一部分来自鸦片专卖税，香港在一战期间（1914-1917）鸦片税在1915年达到50%，用以资助英国与德国的军费。当时，英国并没有理会美国主导开展万国禁烟会后的压力，也并未改变在香港的鸦片专卖政策。一直到二战（1939-1945）后的1946年，英国因为需要美国的战后援助才在它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结束了实行了一个世纪的鸦片专卖制度。
“目前国内的媒体、网络与上市公司业绩与营运披露信息对历史研究者非常有用，若能结合口述历史将会是研究改革开放后大型企业的历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