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汉·卡鲁纳蒂拉卡（章静绘）
2022年的布克奖再度爆冷，斯里兰卡作家谢汉·卡鲁纳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凭借小说《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摘桂。卡鲁纳蒂拉卡1975年生于科伦坡，处女作《中国佬：普拉迪普·马修传奇》（Chinaman: The Legend of Pradeep Mathew）曾获英联邦图书奖，颇受好评。卡鲁纳蒂拉卡的小说由独立出版社Sort of Books发售英国版，摘得布克奖后英媒因为不熟悉卡鲁纳蒂拉卡其人其书，只好炒作小出版社无力支付作者往返机票、布克奖组委会出手相救之类花边话题。《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小说编辑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在布克奖宣布次日采访了卡鲁纳蒂拉卡，并将访谈全文分享给中文读者。
《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
得奖前后的这二十四小时挺刺激的吧？
卡鲁纳蒂拉卡：白天的确挺长的，但晚上感觉很短，我没怎么睡觉，现在还在靠肾上腺素和咖啡撑着。
捧得布克奖对您和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卡鲁纳蒂拉卡：进入布克奖的长名单和短名单意味着我的书不会止步于在英国发售，而且会有主流媒体刊发书评，会有更多的读者；我还不知道真正拿奖意味什么，目前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肯定会带来之前意想不到的更广大的读者群吧。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斯里兰卡出本书，顶多能在印度发售，都不敢想能在英格兰出版，更别说大不列颠和美国了。拿了布克奖，我的书能在俄罗斯、德国和许多其他语言的国家和读者见面。《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是8月初在英国问世的，出版后的几个月真的很魔幻，像在做梦一样。
《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最初出版时用的是另外一个标题“与逝者聊天”（Chats with the Dead）对吗？它是怎么被英国出版社看中的？
卡鲁纳蒂拉卡：我写完这本小说是2019年，印度出版社比较热心，因为我的处女作《中国佬》在过去积累了一些读者基础。印度版出版时正好赶上了斋浦尔文学节（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我们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会让我们两年足不出户。那个时候想找英国出版社还是挺难的，许多《中国佬》的粉丝觉得这一本难读、怪诞、摸不着头脑，而且好像也没法通过编辑修改来解决。疫情期间，我几乎要接受现实——这本小说可能永远不会在南亚次大陆之外的地方出版了。
后来我联系了一个出生在斯里兰卡的老朋友娜塔尼亚·扬茨（Natania Jansz）和她丈夫马克·艾灵汉（Mark Ellingham），他俩在英国共同创建了独立出版社Sort of Books，我以前给他们投过一些短篇，哪怕不出版，他俩也总是慷慨地与我分享意见和建议。在疫情困顿中，我把手稿寄给他们，请他们看一看，哪怕只告诉我在英国有无机会出版也成。然后我收到了非常详细的批注和建议，他们觉得小说很好，但是如果要吸引斯里兰卡以外尤其是英国读者，需要进行大幅修改。于是我的文学经纪人问他们是否愿意尝试出版修改版，他们答应了。接下来我就用居家避疫的时间修改。
那小说是变长了还是变短了？
卡鲁纳蒂拉卡：篇幅和原稿差不多，我删掉了很多，又重写了很多，开头和结尾没有变，设定、节奏、人物也没有大动，不过整体要比原稿更尖锐，对不熟悉斯里兰卡民间传说和政局的外国读者来说要友善很多。一本书有两个版本对我来说略有些困扰，也许在将来《与逝者聊天》会作为收藏版再版，但目前《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是通行的版本。
我很高兴看到一个独立出版社出版了如此精彩的小说，并得到了相应的嘉奖。我们经常说现在是独立出版社的黄金年代，您怎么看？
卡鲁纳蒂拉卡：我非常感恩能碰到如此优秀的编辑。大出版社和小出版社、大经纪公司和小经纪公司手头都会有许多好的选题，区别只在于它们的规模。但是对于决定出版的作者和书籍，我真的得到了非常悉心的编辑关照，如果是大型出版社，我猜可能它们不会为像我这样的外国作者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耐心。我的编辑们像家人一样照顾我，陪我度过最疯狂的日子，获奖的当晚，我们没有开大型庆功会，就几个人坐在一起喝了威士忌，聊了聊这疯狂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现在谈谈小说本身，马里·阿尔梅达是个什么样的人？
卡鲁纳蒂拉卡：他的主业是战地摄影师，也是赌徒，还是个生活在1980年代斯里兰卡的深柜。尽管他出身科伦坡中产阶级，但喜欢去各种各样危险的地方。我本人也成长于1980年代的科伦坡，他眼中的科伦坡也是我的观察。那时候身在首都的人经常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但这个小说人物会去北部、东部和南部的战乱地区，拍摄暴行和死人。他的死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他发现还有死后的生活——在见证过那么多战争和暴力后，他原本坚信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赌场，只有骰子在滚动，并没有什么主宰之神。但死后他发现的确有来生，而且有很复杂的规则，这是第一章里他的困惑。在他的魂魄去向彼岸国度前，他还有七夜（也就是七个月亮）的时间去寻找自己被害的主因。他还随身带着一箱照片，拍的都是未公开的战争暴行，他希望能让世人看见。这是他在七天里要完成的两项主要任务，此外还有一些私人关系的和解。
如果没完成任务，会怎么样？
卡鲁纳蒂拉卡：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些会逐渐清晰。如果你错过了彼岸之光，就会永世留在阴阳之间，斯里兰卡的死后世界中充满了没有赶上彼岸之光的鬼魂，它们无所事事地游荡，充满了愤愤不平的怨气，它们会对生者耳语，给他们灌输各种坏主意。阿尔梅达更关心那箱照片的归宿，而没有那么关心自己的死因，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人类目睹战争的残酷，就会终结冲突。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心怀愧疚，后悔自己对待两个最好的朋友、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态度。
您选择用第二人称来进行叙述，这是很有挑战的写法，您完成得非常精彩。您在写作的哪个阶段决定用第二人称，过程中遇到过什么特殊的挑战吗？
卡鲁纳蒂拉卡：我写过很多稿，第一稿鬼故事的背景是海啸灾难后（2005年）的斯里兰卡，鬼魂乘着大巴四处游荡。这一稿我自己觉得问题很多，最后没有用。简单说就是个闹鬼巴士故事吧，还带点血腥恐怖片色彩，大巴上有十三个人，一个接一个都死了。我当时想法太多了，大巴上鬼也太多了，怎么写都觉得是本烂书，后来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写了几个短篇和儿童文学。有时候想想挺郁闷的，写本烂书花的时间跟写本好书差不多。你花了两年，写了三百页，然后发现到处都是问题。后来我回过头又打开手稿，发现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大巴上的一个鬼魂——马里·阿梅尔达。我开始写他的故事时，发现他在用第二人称跟我说话，我好奇为什么；另外一个技术问题是当你从第一页就告知读者叙述者是个鬼（很多小说的鬼魂身份会比较晚揭破），你要考虑鬼魂该怎么说话，我花了一段时间去想，后来意识到人死后能留下的应该是脑海里的声音（你也可以叫它灵魂或别的什么），对那个声音来说，我脑海里的声音是个第二人称，它会告诉我要这样那样。我的处女作《中国佬》的叙述者是个醉鬼大叔，他的声音一被找到就停不下来，阿梅尔达的声音也一样，我写了五十页觉得还不错，就一路写了下去。我知道第二人称不好写，处理得不好会很怪，但它也能给你一种距离感。用第一人称的时候是阿梅尔达在死后处理自己的事情，第二人称是他脑海里的声音在和你对话。
这样写很幽默很好笑。
卡鲁纳蒂拉卡：对我也这么觉得。我本来还担心会有什么蠢人要求我把第二人称统统改成第一人称，还好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
小说背景设在1990年，这个年份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卡鲁纳蒂拉卡：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于2009年，当时各界对战争如何结束、多少平民死亡、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等问题都有争议。我们没有太多真相与和解，只有各个派系互相指责和甩锅，所以我想让一个鬼魂当主角，听听那些战乱的受害者会说些什么。我担心如果写到战争结束或战后的争议年代会比较棘手，因为有些人仍在掌权，把背景放在当下会让我不舒服，你没法确定今天的立场是否明天还能保持。另一个可选的时间点是1983年，斯里兰卡内战的起点，此后冲突持续升级。不过已经有很多书写过这一年的事件了，我不确定是否还要再把族裔冲突的悲剧重述一遍。1989年斯里兰卡有三场战争同时进行，有泰米尔分离主义武装组织vs政府军、有南部工人阶级起义、青年起义，异常动荡。对一个谋杀案来说，有多个嫌疑犯总是好的，阿尔梅达在北方拍过泰米尔解放虎，在南方跟随斯里兰卡军队拍摄，不少人有作案动机。斯里兰卡人记性不大好，这些现在听上去都像古早历史了，战争结束后我们还经历了经济崩溃。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写战争时期可能负担更少，不用担心冒犯谁，当事人基本上已作古；谋杀案的各派嫌疑犯，也可以一一详述。就我本人而言，那是我的青少年时期，当时对很多事情不理解，现在为了写小说而做的研究也是一种再教育。
您在题记里写“愿主原谅他们，因为我绝不会”。马里·阿梅尔达最后原谅了他的凶手吗？
卡鲁纳蒂拉卡：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小说是个很好的起点。阿梅尔达不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他得一路学习去原谅凶手，也要原谅一生中经历过的种种不公。
这是一种谅解叙事吗？这部小说在幽默好笑的同时，也很黑暗。您觉得谅解真能在一个豺狼世界中找到位置吗？
卡鲁纳蒂拉卡：影响阿梅尔达死后生活的是他双肩上的天使和魔鬼，一个角色会说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你无法改变什么，只能寻找内心的谅解和宁静；另一个角色会说不要原谅要复仇，在人间没有得到的公平正义，我们现在应该用一切能用的手段去拨正。你很难确认阿梅尔达倾向于哪一种，因为在小说的不同阶段他的立场也不同。这是小说提出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直面历史还是淡忘它？斯里兰卡人今天仍旧面临相同的难题，我们很不擅长承认过去的错误。今天人们总是谈论经济危机，对八九十年代的战乱仿佛失忆了一般，但我觉得健忘策略未必总能奏效。阿梅尔达应该回到过去直面难题，还是接受一切谅解一切去彼岸生活，这是小说的核心冲突。
昨晚您在记者会上说，您宁可选择和平国家中沉闷的小说界，而不是动乱国家中繁荣的小说界，是否说明您是倾向于谅解的？
卡鲁纳蒂拉卡：我这是在引用一位巴基斯坦小说家的名言。的确，乱世会催生叫人激动的小说，比如2022年就诞生了大批紧跟时事的小说，我可能近十年都不会写时事小说，但我希望有人在写。
您还说过，如果要换一种口吻重写这部小说，2022年可能不是个好时机。为什么这样说？您写小说的年代和今天的社会氛围有哪些变化？
卡鲁纳蒂拉卡：如果用第一人称写作，难免会混淆作者和叙述者的观点或声音。我写《中国佬》的时候三十多岁，主人公六十多岁了，他思想要比我保守得多，那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我得住进他脑子里去。阿梅尔达跟我年纪相仿，但他是个深柜，这细节明显很重要，给了我机会去塑造人物的思维。我进行了大量研究，还请朋友们帮我把关，花费了不少心力，我希望能准确、逼真地呈现这样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下的氛围里，可能会有人质疑直男怎么能写，但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永远只能写我自己——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性佛教徒，那也太无聊了。小说里有个恶魔角色，原型在藏传佛教和印度教中都有，它可以在不同性别中随意转化，就算不是跨性别者，也可以说是无性别吧。我写的时候还问过娜塔尼亚，把这样一个角色写成魔鬼会不会招致刻板印象的批评？我俩很认真地讨论了一下，她说神话是超越性别的。如果搁在十年前，我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也不会和编辑有这样的讨论。
在初稿中，一些次要角色的描写比如警察、敛尸人、司机都有刻板印象的嫌疑，多次修改后，他们有了各异的色彩，在道德光谱中各就其位，也更经得起推敲了。
能谈谈库特·冯内古特吗？您写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想到前辈作家，还是毫无负担地写？
卡鲁纳蒂拉卡：我是要感谢库特大叔，还要感谢乔治·桑德斯、道格拉斯·亚当斯、科马克·麦卡锡，这些都是我案头常读的作者。库特是我在写《中国佬》的时候就钟情的作家，他的笔调不仅幽默，也有明有暗，我的确想模仿他。我觉得他较晚的也较冷门的两部作品尤其值得一读再读，《加拉帕戈斯群岛》讲人类末世，既丧又好笑，《蓝胡子》是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传记，小说的高潮是他让人看了自己唯一一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画的是一群犹太人被纳粹带向屠场。图像能揭示真相，这也是阿梅尔达随身带着相片的原因。我写作之前，经常会沉浸式读我喜欢的小说。
《第22条军规》呢？也是战争、幽默、荒诞的元素……
卡鲁纳蒂拉卡：老实说，这本书我打开了好几次，都没有读完。我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我们有相似点，但等我读完以后再告诉你。
最后一个问题，您打算怎么过接下来的一年？您肯定会全世界到处飞，参加文学节，能抽出时间写字就已经是幸事了……
卡鲁纳蒂拉卡：我来伦敦前的计划是看看热闹，然后回科伦坡去写我的第三部小说，已经开头了，计划在2023年写完的。现在我要试试看能不能在飞机上写完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