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祖国》，[美]埃德温·O.赖肖尔著，刘克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480页，78.00元
1964年3月24日临近中午，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正准备离开美国大使馆，前往参加韩国前总理金钟泌举办的午餐会。从1960年被肯尼迪政府任命为驻日大使，他便成为东京外交官圈中的中心人物。日本研究与东亚研究的学术背景，让他在当地如鱼得水，不仅与日本政商学各界频繁互动，也能与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政要保持密切沟通。
与之前历任驻日大使不同，这位来自哈佛大学的赖肖尔是第一位精通日本文化、能用流利日语进行交流的美国驻日大使。其实，赖肖尔本人就是1910年在日本东京出生的，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日本传教。在回美国上大学前，他一直在日本的美国侨民学校就读，浸润在日本社会文化之中。用他在回忆录《我的两个祖国》中的话来说就是“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就置身于日本的环境之中，日本的景色、日本的声音、日本的气息都是我自小所熟悉的”。这段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其早早就将日本及东亚研究作为毕生志业，并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24日这一天，赖肖尔刚走出大厅玄关，就瞥见不远处有一位穿着雨衣、行迹可疑的日本青年。
“这人要上哪里去？”
赖肖尔刚回头向工作人员询问，这位青年竟握着一把厨房用的菜刀冲向了美国大使。菜刀扎进了赖肖尔的右侧大腿，顿时血流如注，伤口长达五十厘米，从腰部一直延伸至膝部。所幸行凶者立刻就被负责大使馆警卫的陆战队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制服，而赖肖尔也被第一时间送往虎之门医院抢救。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美日安保条约》引发的安保斗争风波尚未消散，驻日美军、核武器部署等美日间的敏感议题仍时不时会引爆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甚至导致激烈的社会抗争运动。而即将于1964年10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或掩盖了日本社会对上述敏感议题的撕裂状态，对奥运的期待化为一种久违的社会共识。然而，就在奥运开幕前仅半年，却发生了美国驻日大使遇刺这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着实让日本人为之后奥运会能否顺利举办捏了一把汗，更让日本政府脸上无光。
驻日大使遇刺的新闻，自然引发了舆论哗然。《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各大报刊纷纷印发号外。
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行凶者是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的十九岁青年。当时他翻过大使馆围墙，正好遇到了走出大厅的赖肖尔。行凶者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动机，理由只是“他认为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希望通过一些惊人之举引起世人关注”。时任国家公安委员长早川崇在第一时间宣布引咎辞职以示负责。在表达歉意的同时，颜面尽失的日本政府非常希望将此认定为个别精神异常者的单独行凶，而非日本社会整体治安情况有重大疏漏，以免年底的奥运会受到波及。
躺在病床上的赖肖尔第一时间就察知了当时日本人的这种心态，“我最担忧的是自己的住院会给日美关系带来损害。虽然犯人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但日本政府和国民都因这一事件丢尽了颜面”。为此，“就在住院的第一个晚上，我想应该打消因这次事件给日本人带来的疑虑，我发表了一个声明，表明这次事件丝毫也没影响我以及其他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在声明中我说自己现在已是日美的‘混血’，对日本更加抱有亲近之感”。他这一系列安抚日本各界的声明与言论，恰好体现出了他这位驻日大使的独特之处。
遇刺次日《朝日新闻》的报道
次日公安委员长早川崇第一时间宣布辞职
尽管在二战期间因日语的特长，赖肖尔曾被美国军方征为军事情报人员，但他在战后仍对日本抱持较为友好的态度，甚至娶了日本前首相松方正义的孙女松方春为妻。在重返哈佛大学后，还曾多次以学者身份重访日本，并与美国国务院保持着联系，参与对日政策的制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安保斗争后日本国内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浪潮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恶感非但未消解，反而随着美国不断介入东亚、东南亚尤其是越南的局势，持续加大。之所以选择学者出身且视为知日派乃至亲日派的赖肖尔出任肯尼迪政府的驻日大使，很大程度便是希望利用他的社会形象来化解当时日本社会对美的强烈恶感，为美日关系重塑良好的政治气氛。
赖肖尔在上任之后，确实以长袖善舞的柔软手段来处理当时美日之间的各种难题乃至冲突。在他任内需要处理的难题之一就是因美国核武器、核动力装备在日本部署所引发的政治纷争与社会运动。
实际上，早在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改订时，美国政府就希望围绕美国核武器、核动力装备在日本部署问题达成共识和协议。此后，双方围绕该议题展开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而赖肖尔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其本人在回忆录中的记述：正是他在1962年主动向军方指出在日本部署、停泊核潜艇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非常希望能够在日本本土直接部署、停泊核潜艇用于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威慑。
之后，赖肖尔本人亲自向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核潜艇在日本国内停泊的要求，结果引发了日本国会朝野围绕此问题的对立。当时的池田勇人内阁一直采取“拖延”态度加以应付，断断续续延宕两年。1964年11月，大难不死、刚刚伤愈的赖肖尔与新任首相佐藤荣作谈的第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有关美国核潜艇“海龙号”（Sea Dragon SSN-584）计划进入九州佐世保港停靠补给。根据当时美国政府的指示，虽然美国海军负责制定核潜艇的巡航行程，但具体何日何时驶入日本港口则都要听赖肖尔本人的指令。最终，他与日本政府达成默契，为避免抗议群众集结，美国核潜艇停靠前二十四小时才会通过日本政府对外宣布消息。
美军海龙号核潜艇
11月12日，“海龙号”驶入佐世保港。此举开了核潜艇在日部署、停泊的先例。如赖肖尔所料，虽是临时才决定停靠时间，但仍在当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来自九州乃至日本全国的市民、学生都组织起不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佐世保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认为核潜艇的部署停泊有违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及相关法律。面对蜂拥的抗争浪潮，赖肖尔却显得很淡定，觉得“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但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么严重”，进而决定采取一种较为克制的方式来加以应对，既没有向日本政府施加更多的压力又没有直接跃到前台对此类抗争行为进行批评。
与之相对，当1960年爆发大规模“安保斗争”时，他的前任、战后日本曾经的“太上皇”麦克阿瑟的侄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则是把NHK、各大主要报社的负责人叫到大使办公室里“训话”，直接要求他们要多做有利于“美日安保条约”的报道，结果非但未能平息抗争，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而在赖肖尔看来，核潜艇首次进入日本虽引发了激烈的抗争，但此后只要将核潜艇驶入佐世保等日本港口的行为常态化，采取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那么当地民众就会慢慢习惯。对于一时激烈的反对抗争运动，根本不必回应、解释或批评，以漠视态度应对即可。事后来看，赖肖尔这套“以柔克刚”的策略是有效的。美军核潜艇在日本各港口停泊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从三四天逐步变成了十天半个月；驶入频率同样越来越高，从刚开始可能核潜艇每三个月停泊一次，之后频率就变成了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
1966年8月，赖肖尔正式离任返国，重新回到了哈佛大学继续他的学术生涯，但他的外交遗产依旧影响之后美日关系。1968年时，核潜艇已成“常规”，美军更是直接把美国“企业号”核动力航母开进了横须贺。
尽管赖肖尔会认为“美国人毫不虑及日本人的感受，他们认为日本这种国家除了依赖美国无路可走”，并为当时日本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边缘地位鸣不平，但终究是从美国人、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和美日关系。
晚年的赖肖尔将他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我的两个祖国》，但正如他在书中写道的那样：“我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日本就如同是我的故乡……我喜爱并尊重每一个日本人，对日本这个国家以及她的文化心怀挚爱之情。不过，我也从未丧失过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这种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