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言外之意》:打滑的鳗鱼

Laurent Pernot, The Subtle Subtext: Hidden Meanings in Literature and Life, Trans. W. E. Higgins, Philadelph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21(法文原版:Laurent Pernot, L’Art du sous-entendu: histoire, théorie, mode d’emploi, Paris: Fayard, 2018)


这几年在国外念书,常常深居简出,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偶逢师友小聚,总担心自己不谙社交礼度,说错话、办错事,坏了大家的雅兴。前不久在老师家做客,饭后闲谈已久,老师捧上一壶红茶,问大家:“来杯茶吗?”我心里便犹豫了,想起最近读的一本新书里说,在老派的英国人家里做客,主人邀你喝茶,也许是真有茶喝,但也可能是委婉的“逐客令”:该回家了。

这本书是法国古典学家洛朗·佩尔诺(Laurent Pernot)的《言外之意》(L’Art du sous-entendu,2018),我最初读的是一年前上市的英译本(The Subtle Subtext,2021)。佩尔诺是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文学院院士、斯特拉斯堡大学古希腊语文教授。他一方面棣通故训,语文学功底扎实,攻读博士期间校勘、译注的阿里斯泰德《西西里演说辞》(Les “Discours siciliens” d’Aelius Aristide)做得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他的修辞学专著,又大都是饶有趣味的小书,文字清通,没有学究气。其中《古代的修辞》(La rhétorique dans l’Antiquité,2000)一书已译成英文(Rhetoric in Antiquity,2005)及几种欧洲语言,尤其值得一读。佩尔诺行文干净,三两句话就能点透学术问题,而且笔下还藏着略带稚气的幽默和戏谑。《言外之意》最能展现他的风格。

和西方语言一样,汉语里有许多表示言外之意的词:影射、暗指、讽刺、寓意、潜台词、听话听音等等,我的方言南昌话还把“旁敲侧击”称为“发轮子”。如此多的说法,也从侧面说明言外之意无处不在。我们对它也早就习以为常了(1-2页,页码据英译本)。比如,要说“你没听懂我的话”,我们也许会用“我可能没把我的意思讲明白”来表达。中国人这么说话,西方人也一样。前面这个例子,其实是译自佩尔诺所引十六世纪佛罗伦萨作家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的一句委婉语。这位“礼仪专家”写过一本以友人的名字命名的书,叫做“加拉泰奥”(Il Galateo),专讲社交礼节(意大利文的galateo由此也有了礼仪的意思),书中还有不少其他的委婉语。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贵族很讲究,言外之意派上这样的用场倒也不足为奇。在讲究方面,法国人自然是不遑多让了,佩尔诺也常举本国人为例。据说,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aise)的人都知道,投票选新人的时候说“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一员”,意思就是“今天就别指望我的票了”。诸如此类的表达——也包括用“不好意思麻烦您”来请求帮助——是人际交往的必需品,而由此形成的规范,也成了文明人给自己贴上“文明”标签的依据。当然,这种规范也可以反着用,《世说新语》里不拘礼法的名士就很明白这个道理。

文学中的潜台词也是说不尽的话题(3-8页)。佩尔诺以几部二十世纪的小说为例,说明言外之意不仅存在于只言片语间,整部的作品也可以同时具有多层含义。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大家都很熟悉,书中以绝对平等为原则建立的政体,最终让猪成为特权阶级,奴役百畜:“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部作品表面看来写的只是动物,对实际的批评对象只字未提,但已经足以让读者明白其中的深意,使多层意义并行。又如法朗士的小说《企鹅岛》,表面上写的是企鹅从古至今的历史:从发明衣物,拥有私产,建立国家,经历“中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写到当下——企鹅岛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法国史。戏剧舞台上,阿瑟·米勒的名剧《萨勒姆的女巫》也是如此,演的是十七世纪的猎巫事件,而实际是借古讽今,直指麦卡锡主义。这类作品的作者,或许是为了自身的安危,才给作品披上了一层外衣。不过这只是采用隐晦写法的部分原因,佩尔诺特意补充说:双层含义本身亦有文学功效,读者亲身感受了猜谜的乐趣,便容易对谜底深信不疑。

文学的言外之意依赖于阐释,其中蕴含的“解谜式”思维在哲学、解经学、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10-14页)。西方哲学对探究事物的根底保有浓厚的兴趣,许多思想者都坚信世间万物必定隐藏着某种哲学、科学、宗教的秩序。前苏格拉底哲学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许多阶段都深受这种信念的影响,近代科学和浪漫主义诗学便可以看作两种“解谜”的方式,只是一方依赖的是科技,一方靠的是通灵式的感悟。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喻”,也同样诉诸表象与理念的区分,囚于穴中的人执迷于幻影,唯有挣脱镣铐才有可能见到真正的光明。这也是一种对言外之意的探求。

解谜式的思维在宗教世界里更是占有根本的地位。信仰超自然的神灵,也就意味着制造出了某种需要直接或间接(祭司、先知等为中介)解读的对象,从而就有了解谜的必要,如旧约《箴言》所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25:2)解读世界是如此,解经也同样可以诉诸隐秘的言外之意,也就是使用所谓“寓意解经法”。寓意法的希腊文名称为allegoria,字面义为“言他”,大约可以说是一种寓意式的表达: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与拟人结合,便可以把抽象的概念描绘为具象的人物,佩尔诺举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既然能把抽象概念具象化,也就能把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解读为抽象的道理。比如在这种解读模式下,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就成了刚毅对情欲的征服,《关雎》也变成了写“后妃之德”的诗。在基督教传统里,圣经《旧约》也可以按这种“寓意法”依照《新约》的信条来解读。《哥林多后书》里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3:14)仿佛希伯来圣经一直被表层义的“帕子”遮掩了,唯有待基督徒来掀开帕子,重现经文的言外真谛。

随后的“阴谋论”一节又把读者从遥远的解经世界拉回了现实。佩尔诺提出,当下泛滥网络的种种阴谋论,其实也是源自解谜式的思维。许多人拒绝相信事实,而乐于揣摩事实背后的“真相”,探求“言外之意”。总有人怀疑水门事件、“9·11事件”背后有未公开的隐情,总有人揣测药品制造背后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总有人认为“阿波罗”号从未登月:“有人在后台操纵,有巨大的利益驱使,世上就没有巧合”(14页)。佩尔诺这句话是在模仿并嘲讽阴谋论者的腔调,但我读来觉得好像也是在说:“阴谋论这么多,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不知佩尔诺是不是有意地在和读者开玩笑,让像我这样的人读出了“阴谋论的阴谋论”。不过这也说明阴谋论深入人心,而且阴谋论者常为自己的“高见”而洋洋得意,因而更容易执迷其中。佩尔诺引用了2018年的一项社会调查,其结果显示百分之七十九的法国人至少相信一种阴谋论。

以上内容大都出自书的第一章。我译述比较详细,既是为了说明言外之意深入到了思想、宗教、文学、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为了展示佩尔诺作为一位古典修辞学家的学术视野。合格的古典学者,也许能在古代文史的范围内,或是自创新说,或是做出扎实的校勘、考据工作,但兼及现代思想文化时,却容易失于浅薄。研究晚近思潮的学者,熟知种种现代问题,却缺少古典语文训练,难以亲身溯源回望,以反思现代思想家古为今用的局限——例如,佩尔诺指出,“金嘴”迪翁(Dio Chrysostom)的《论王政演说辞第四》,虽然被福柯用作“直言”(parrhesia)的例证,但其实藏有丰富的言外之意(118页)。而像佩尔诺这样的学者,既有深厚的古典学功底,又广泛涉足现代文史,因为吃透了修辞学,便能以修辞现象为媒介,打通古典学术和现代文化,同时也能够尊重两方面的特性,客观分析,以免附会。这是《言外之意》最值得学习的优点。这部书采取了古今互鉴的结构,先论述两千年前的希腊、罗马修辞学家对“婉言”的理论分析(15-25页),后呼应以二十世纪以来遍地开花的“阐释”思潮(26-36页),从正反(古今)两面来充分解说言外之意。

“婉言”即古典修辞所谓“文言”。拉丁文的说法是figurata oratio(希腊文为eskhematismenos logos),可泛指经过文饰或加工的表达,在此特指通过间接的语言来传达意义,佩尔诺解释为“伪装的”(déguisé)或“涂脂抹粉的”(fardé)语言。早至希腊化时代末,晚至中世纪,都有婉言修辞理论流传至今。其中,昆体良(Quintilian,一世纪)和(伪)赫莫根尼(Hermogenes,约二至三世纪)是最重要的人物。之前的德米特里(Demetrius,前一世纪),以及四至五世纪的福尔图那提亚努斯(Fortunatianus)、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也都对古代的婉言修辞理论有重要贡献(15-16页)。

老塞内加(Controversiae 2.1.33)把婉言称为“沉默与直言间的持中之法”(inter silentium et detectionem medio temperamento),既不因为怯懦而选择缄默,又要避免逆耳之言所带来的危险。如德米特里(On Style 294)所说:“谄媚可耻,直言又危险,最好的是秉持中道,即‘婉言’(eskhematismenon)。”昆体良总结了需要使用婉言的三种情况。首先是自身安危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古人面对帝王时,进言者一般需要以婉言自保。其次是可能会冒犯长辈、前辈的情况,此时为避免鲁莽顶撞,也应使用婉言。另外,婉言也可以用来打趣,这类文字游戏在古代的修辞课堂里很常见,不过昆体良这位古板先生对此倒是不以为然。

(伪)赫莫根尼等把婉言也分成了三类:一是“点到为止”(l’atténuation),二是“言此及彼”(le biais),三是“正话反说”(le contraire)。(伪)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曾用史诗《伊利亚特》的三个场景来说明这三类婉言,其中最有趣的是正话反说的例子。《伊利亚特》卷二开篇,宙斯派梦神传令阿伽门农,命他立刻把盟军将士武装起来,“因为他现在能攻下特洛亚人的宽阔的城市”(12-13行,罗念生译)。梦神化身涅斯托尔,入梦把宙斯的话传给了这位希腊将军。阿伽门农信以为真,于是想出了一个“精明的策略”(55行),与手下的将领密谋说:“让我们把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武装起来,我要先拿话去试探他们,像往常那样,叫他们坐在多桨的船上纷纷逃跑,你们从各个方面劝说,制止他们。”(72-75行)他召开全营大会,对将士们谎称宙斯命他撤兵,并尽陈战势之不利,最后说:“你们要按照我的吩咐服从命令:让我们坐船逃往亲爱的祖国的土地,因为我们攻不下街道宽阔的特洛亚。”(139-141行)可惜将士们未能经受住试探,没有听出阿伽门农是正话反说,竟一个个欢呼雀跃,准备打道回府。后来还是靠其他将领的鼓舞,并依赖神助,战士们才放弃了回家的想法,重新备战。根据佩尔诺的分析,阿伽门农看似险些失手的计策,应是出于他的精心谋划。手下的将士驰骋沙场九年,早已无心恋战,又都认为阿基里斯之所以从战争中撤出,尽是首领阿伽门农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阿伽门农才故意给将士们向他发泄怨恨的机会,说反话诱使士兵撤退,“他们发泄了心中的不满,才又士气昂扬地回到战斗中”(20页)。

也许我们会觉得,阿伽门农的反话和通常所说的委婉语并不相同,而这个例子的好处正在于此:点到为止、言此及彼、正话反说三类婉言,其夸张程度是递增的,反话作为古人分类中最极端的婉言形式,尤其能展现古代修辞学家思考言外之意的特别之处。我们由此也可以认识到,古人所谓“婉言”涵盖的内容非常多样,而且各个理论家对它的归类(16-17页)和讨论也都有所不同。不过佩尔诺提醒我们,不应该认为古人只是把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因为古代婉言理论的优点,正是在于它能“把表面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归结到一个概念之下,展现它们共同的问题”(21页)。

相反,言外之意在现代文化中的影响,并不在于委婉的修辞技巧,而是表现为对“阐释”的执着。佩尔诺引用俄裔法国小说家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的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怀疑的时代”;与“怀疑的时代”(l’ère du soup?on)并行而至的,是以求索隐晦意义为基础的阐释文化,所谓“怀疑的阐释学”(les herméneutiques du soup?on)。现代思想的这个特点显而易见,当代西方文化的许多方面都难免与对言外之意的探求有关。不过在我看来,在不少学科的内部,对这种思想倾向并没有足够的反思。比如我们念文学的人,好像总要在诗里读出点什么才满意。不屑于在文学中挖掘思想的学者,也总要“精读”出文本细节的“妙处”,不然就显得不太专业。对“文本解读”的执念,我想也部分源于二十世纪遍及诸学科的怀疑文化。

佩尔诺首先举语用学为例。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内部的运作,而语用学把语言的使用和生活的种种语境联系了起来。英国分析哲学家格莱斯(Paul Grice)的“会话隐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尤其与言外之意有关。佩尔诺没有专门讨论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奥斯丁(J. L. Austin),其实言语行为也同样关注的是言语之外的意义和功能。我特别提到奥斯丁,是因为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研究,深受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思想史学者不光要清楚文本的意思是什么,还要探索文本在做什么。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言外之意跨越学科的影响。此外,佩尔诺也扼要地讨论了弗洛伊德——他与马克思、尼采并称“三大怀疑宗师”(保罗·利科语)。心理分析学与探求隐晦含义的关系显而易见,不必多说。值得留意的是,佩尔诺说心理分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已经发展成了“每个人的科学”(la science de M. Tout-le-monde)、现代西方人的“文化包袱”(bagage culturel)。至于文学领域(30-34页),除了丰富的阐释理论和解读视角之外,与言外之意尤其相关的是作家和批评家对“模糊”的热衷。佩尔诺特别介绍了这一点,讨论了燕卜荪的名著《朦胧的七种类型》,并对比了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批评家布瓦罗(Boileau)对“清晰明了”的推崇和十九世纪法国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所谓“灰色的歌”(la chanson grise)。

怀疑式的阐释,可以是“读书得间”,也可以是“疑神疑鬼”。挖掘言外之意,常需要考虑解读是否妥帖,而阐释也有边界的问题。佩尔诺提到,有些具有多层含义的梵文史诗会在开篇给出诗歌阐释的“游戏规则”(45页),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言外之意的解读规则是非常模糊的,阐释也因此变得困难——“精明过头”(trop sophistiqué)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48-49页)。关于解读言外之意的困难,(传为)哲罗姆所作的《约伯记》拉丁译本导言(Prologus Sancti Hieronymi in libro Iob)里有一个形象的比方:“哪怕对于希伯来人而言,这部经书也被看作是很隐晦的(obliquus),滑得捉不住(lubricus);用修辞学家的希腊术语来说就是‘婉言’(eskhematismenos),讲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就像你想用手紧紧抓住一条鳗鱼或是小海鳝,你抓得越紧,它溜得越快。”佩尔诺感兴趣的是哲罗姆的比喻,所以只引述了后半句,并且把书中的这一小节也命名为“捉不住的鳗鱼”(anguilles indécidable),英译“打滑的鳗鱼”(slippery eels)更为传神。其实,前半句话也很重要,因为它把阐释的困难和古典修辞的婉言理论直接联系了起来。也许《言外之意》这本书在修辞、阐释两方面的古今对照,也是受到了哲罗姆这句话的启发。另外,阐释的困难也自然会变成阐释的困境,也就会有“诗无达诂”之类的理论。佩尔诺借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里的说法grammatici certant,杨周翰先生译作“学者们还在争辩”,《言外之意》的英译者(也曾翻译佩尔诺的其他著作)给译成了PhDs disagree(读博的人总是争来争去)。

书中有一小节标题为“(并没有发出的)消息收到!”,专门讨论过分解读。佩尔诺列举了过度阐释的种种原因,而大部分都是“心理因素”(d’ordre psychique):比如爱琢磨,爱扮聪明,爱显得比别人懂;或是自作多情,总要觉得别人对自己有所求;或者天性多疑,不信任其他人。佩尔诺还提到“克雷宏波”综合征(syndrome de Clérambault),即所谓的“被爱妄想症”(érotomanie)。这种心理疾病的患者总误以为自己的心上人也爱慕自己,便在对方的所有行为中,都解读出对自己的爱意。对理解言外之意来说,这种心理疾病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依赖的是“长期不断的努力解读”(un travail continuel d’interprétation)。我想这也能充分展示过度阐释的甜头和诱惑,这一点大概也适用于文本解读,毕竟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以上是对《言外之意》核心内容的介绍,书里的其他章节也同样精彩。第六章《巨牛压舌》讨论政治与委婉语的关系(古希腊的政治变革对词语含义的扭曲、西方极权主义的言论管控、当代“政治正确”对语言的改造等等),很值得一读。标题“巨牛压舌”用的是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的典故,说守望人知道了阿特柔斯家族的秘密,但迫于压力,不敢直言:“别的我就不说了,巨牛压住了舌头。这宫殿若能言语,便会明白地讲出来。我愿意说给懂的人听,对不懂的人,我就说已经忘了。”(36-39行)

各位读到这里八成会想:有话直说也行吧?这正是《言外之意》第八章要回答的问题。古今很多人都抱怨过婉言的造作,批评过委婉背后的懦弱心态。古时候也有一种修辞手法就叫做“直言”(licentia),最早的拉丁文修辞典籍《致赫兰尼姆演说术》(Rhetorica ad Herennium)就对它做了仔细的讨论(4.48-50)。有意思的是,作者并不赞同过于直截了当的言辞,反而建议在“直言”的时候添加一些婉转的好话(4.49)。这也说明直言与婉言相辅相成,都以说真话为目的,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118页)。

佩尔诺写书,也是直言、婉言相结合。《言外之意》的语言浅白易懂,但仔细读来,会发现不少言外之意。比如,读过诗人佩吉(Charles Péguy)对法国人痴迷婉语的批评——“(委婉)是法国人的恶习,既不堪,又恶俗,是法国人无数恶习里最可厌的”(108页)——便很容易明白佩尔诺以下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每个人都能直观地领悟言外之意的艺术,所有读者都可以——尤其我们法国人,因为我们的民族可是出了名的聪明,而且在言外之意这方面更是出了名的天赋异禀呢。”(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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