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ent Pernot, The Subtle Subtext: Hidden Meanings in Literature and Life, Trans. W. E. Higgins, Philadelph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21（法文原版：Laurent Pernot, L’Art du sous-entendu: histoire, théorie, mode d’emploi, Paris: Fayard, 2018）
这几年在国外念书，常常深居简出，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偶逢师友小聚，总担心自己不谙社交礼度，说错话、办错事，坏了大家的雅兴。前不久在老师家做客，饭后闲谈已久，老师捧上一壶红茶，问大家：“来杯茶吗？”我心里便犹豫了，想起最近读的一本新书里说，在老派的英国人家里做客，主人邀你喝茶，也许是真有茶喝，但也可能是委婉的“逐客令”：该回家了。
这本书是法国古典学家洛朗·佩尔诺（Laurent Pernot）的《言外之意》（L’Art du sous-entendu，2018），我最初读的是一年前上市的英译本（The Subtle Subtext，2021）。佩尔诺是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文学院院士、斯特拉斯堡大学古希腊语文教授。他一方面棣通故训，语文学功底扎实，攻读博士期间校勘、译注的阿里斯泰德《西西里演说辞》（Les “Discours siciliens” d’Aelius Aristide）做得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他的修辞学专著，又大都是饶有趣味的小书，文字清通，没有学究气。其中《古代的修辞》（La rhétorique dans l’Antiquité，2000）一书已译成英文（Rhetoric in Antiquity，2005）及几种欧洲语言，尤其值得一读。佩尔诺行文干净，三两句话就能点透学术问题，而且笔下还藏着略带稚气的幽默和戏谑。《言外之意》最能展现他的风格。
和西方语言一样，汉语里有许多表示言外之意的词：影射、暗指、讽刺、寓意、潜台词、听话听音等等，我的方言南昌话还把“旁敲侧击”称为“发轮子”。如此多的说法，也从侧面说明言外之意无处不在。我们对它也早就习以为常了（1-2页，页码据英译本）。比如，要说“你没听懂我的话”，我们也许会用“我可能没把我的意思讲明白”来表达。中国人这么说话，西方人也一样。前面这个例子，其实是译自佩尔诺所引十六世纪佛罗伦萨作家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的一句委婉语。这位“礼仪专家”写过一本以友人的名字命名的书，叫做“加拉泰奥”（Il Galateo），专讲社交礼节（意大利文的galateo由此也有了礼仪的意思），书中还有不少其他的委婉语。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贵族很讲究，言外之意派上这样的用场倒也不足为奇。在讲究方面，法国人自然是不遑多让了，佩尔诺也常举本国人为例。据说，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aise）的人都知道，投票选新人的时候说“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一员”，意思就是“今天就别指望我的票了”。诸如此类的表达——也包括用“不好意思麻烦您”来请求帮助——是人际交往的必需品，而由此形成的规范，也成了文明人给自己贴上“文明”标签的依据。当然，这种规范也可以反着用，《世说新语》里不拘礼法的名士就很明白这个道理。
文学中的潜台词也是说不尽的话题（3-8页）。佩尔诺以几部二十世纪的小说为例，说明言外之意不仅存在于只言片语间，整部的作品也可以同时具有多层含义。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大家都很熟悉，书中以绝对平等为原则建立的政体，最终让猪成为特权阶级，奴役百畜：“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部作品表面看来写的只是动物，对实际的批评对象只字未提，但已经足以让读者明白其中的深意，使多层意义并行。又如法朗士的小说《企鹅岛》，表面上写的是企鹅从古至今的历史：从发明衣物，拥有私产，建立国家，经历“中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写到当下——企鹅岛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法国史。戏剧舞台上，阿瑟·米勒的名剧《萨勒姆的女巫》也是如此，演的是十七世纪的猎巫事件，而实际是借古讽今，直指麦卡锡主义。这类作品的作者，或许是为了自身的安危，才给作品披上了一层外衣。不过这只是采用隐晦写法的部分原因，佩尔诺特意补充说：双层含义本身亦有文学功效，读者亲身感受了猜谜的乐趣，便容易对谜底深信不疑。
文学的言外之意依赖于阐释，其中蕴含的“解谜式”思维在哲学、解经学、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10-14页）。西方哲学对探究事物的根底保有浓厚的兴趣，许多思想者都坚信世间万物必定隐藏着某种哲学、科学、宗教的秩序。前苏格拉底哲学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许多阶段都深受这种信念的影响，近代科学和浪漫主义诗学便可以看作两种“解谜”的方式，只是一方依赖的是科技，一方靠的是通灵式的感悟。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喻”，也同样诉诸表象与理念的区分，囚于穴中的人执迷于幻影，唯有挣脱镣铐才有可能见到真正的光明。这也是一种对言外之意的探求。
解谜式的思维在宗教世界里更是占有根本的地位。信仰超自然的神灵，也就意味着制造出了某种需要直接或间接（祭司、先知等为中介）解读的对象，从而就有了解谜的必要，如旧约《箴言》所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25：2）解读世界是如此，解经也同样可以诉诸隐秘的言外之意，也就是使用所谓“寓意解经法”。寓意法的希腊文名称为allegoria，字面义为“言他”，大约可以说是一种寓意式的表达：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与拟人结合，便可以把抽象的概念描绘为具象的人物，佩尔诺举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既然能把抽象概念具象化，也就能把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解读为抽象的道理。比如在这种解读模式下，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就成了刚毅对情欲的征服，《关雎》也变成了写“后妃之德”的诗。在基督教传统里，圣经《旧约》也可以按这种“寓意法”依照《新约》的信条来解读。《哥林多后书》里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3：14）仿佛希伯来圣经一直被表层义的“帕子”遮掩了，唯有待基督徒来掀开帕子，重现经文的言外真谛。
随后的“阴谋论”一节又把读者从遥远的解经世界拉回了现实。佩尔诺提出，当下泛滥网络的种种阴谋论，其实也是源自解谜式的思维。许多人拒绝相信事实，而乐于揣摩事实背后的“真相”，探求“言外之意”。总有人怀疑水门事件、“9·11事件”背后有未公开的隐情，总有人揣测药品制造背后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总有人认为“阿波罗”号从未登月：“有人在后台操纵，有巨大的利益驱使，世上就没有巧合”（14页）。佩尔诺这句话是在模仿并嘲讽阴谋论者的腔调，但我读来觉得好像也是在说：“阴谋论这么多，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不知佩尔诺是不是有意地在和读者开玩笑，让像我这样的人读出了“阴谋论的阴谋论”。不过这也说明阴谋论深入人心，而且阴谋论者常为自己的“高见”而洋洋得意，因而更容易执迷其中。佩尔诺引用了2018年的一项社会调查，其结果显示百分之七十九的法国人至少相信一种阴谋论。
以上内容大都出自书的第一章。我译述比较详细，既是为了说明言外之意深入到了思想、宗教、文学、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为了展示佩尔诺作为一位古典修辞学家的学术视野。合格的古典学者，也许能在古代文史的范围内，或是自创新说，或是做出扎实的校勘、考据工作，但兼及现代思想文化时，却容易失于浅薄。研究晚近思潮的学者，熟知种种现代问题，却缺少古典语文训练，难以亲身溯源回望，以反思现代思想家古为今用的局限——例如，佩尔诺指出，“金嘴”迪翁（Dio Chrysostom）的《论王政演说辞第四》，虽然被福柯用作“直言”（parrhesia）的例证，但其实藏有丰富的言外之意（118页）。而像佩尔诺这样的学者，既有深厚的古典学功底，又广泛涉足现代文史，因为吃透了修辞学，便能以修辞现象为媒介，打通古典学术和现代文化，同时也能够尊重两方面的特性，客观分析，以免附会。这是《言外之意》最值得学习的优点。这部书采取了古今互鉴的结构，先论述两千年前的希腊、罗马修辞学家对“婉言”的理论分析（15-25页），后呼应以二十世纪以来遍地开花的“阐释”思潮（26-36页），从正反（古今）两面来充分解说言外之意。
“婉言”即古典修辞所谓“文言”。拉丁文的说法是figurata oratio（希腊文为eskhematismenos logos），可泛指经过文饰或加工的表达，在此特指通过间接的语言来传达意义，佩尔诺解释为“伪装的”（déguisé）或“涂脂抹粉的”（fardé）语言。早至希腊化时代末，晚至中世纪，都有婉言修辞理论流传至今。其中，昆体良（Quintilian，一世纪）和（伪）赫莫根尼（Hermogenes，约二至三世纪）是最重要的人物。之前的德米特里（Demetrius，前一世纪），以及四至五世纪的福尔图那提亚努斯（Fortunatianus）、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也都对古代的婉言修辞理论有重要贡献（15-16页）。
老塞内加（Controversiae 2.1.33）把婉言称为“沉默与直言间的持中之法”（inter silentium et detectionem medio temperamento），既不因为怯懦而选择缄默，又要避免逆耳之言所带来的危险。如德米特里（On Style 294）所说：“谄媚可耻，直言又危险，最好的是秉持中道，即‘婉言’（eskhematismenon）。”昆体良总结了需要使用婉言的三种情况。首先是自身安危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古人面对帝王时，进言者一般需要以婉言自保。其次是可能会冒犯长辈、前辈的情况，此时为避免鲁莽顶撞，也应使用婉言。另外，婉言也可以用来打趣，这类文字游戏在古代的修辞课堂里很常见，不过昆体良这位古板先生对此倒是不以为然。
（伪）赫莫根尼等把婉言也分成了三类：一是“点到为止”（l’atténuation），二是“言此及彼”（le biais），三是“正话反说”（le contraire）。（伪）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曾用史诗《伊利亚特》的三个场景来说明这三类婉言，其中最有趣的是正话反说的例子。《伊利亚特》卷二开篇，宙斯派梦神传令阿伽门农，命他立刻把盟军将士武装起来，“因为他现在能攻下特洛亚人的宽阔的城市”（12-13行，罗念生译）。梦神化身涅斯托尔，入梦把宙斯的话传给了这位希腊将军。阿伽门农信以为真，于是想出了一个“精明的策略”（55行），与手下的将领密谋说：“让我们把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武装起来，我要先拿话去试探他们，像往常那样，叫他们坐在多桨的船上纷纷逃跑，你们从各个方面劝说，制止他们。”（72-75行）他召开全营大会，对将士们谎称宙斯命他撤兵，并尽陈战势之不利，最后说：“你们要按照我的吩咐服从命令：让我们坐船逃往亲爱的祖国的土地，因为我们攻不下街道宽阔的特洛亚。”（139-141行）可惜将士们未能经受住试探，没有听出阿伽门农是正话反说，竟一个个欢呼雀跃，准备打道回府。后来还是靠其他将领的鼓舞，并依赖神助，战士们才放弃了回家的想法，重新备战。根据佩尔诺的分析，阿伽门农看似险些失手的计策，应是出于他的精心谋划。手下的将士驰骋沙场九年，早已无心恋战，又都认为阿基里斯之所以从战争中撤出，尽是首领阿伽门农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阿伽门农才故意给将士们向他发泄怨恨的机会，说反话诱使士兵撤退，“他们发泄了心中的不满，才又士气昂扬地回到战斗中”（20页）。
也许我们会觉得，阿伽门农的反话和通常所说的委婉语并不相同，而这个例子的好处正在于此：点到为止、言此及彼、正话反说三类婉言，其夸张程度是递增的，反话作为古人分类中最极端的婉言形式，尤其能展现古代修辞学家思考言外之意的特别之处。我们由此也可以认识到，古人所谓“婉言”涵盖的内容非常多样，而且各个理论家对它的归类（16-17页）和讨论也都有所不同。不过佩尔诺提醒我们，不应该认为古人只是把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因为古代婉言理论的优点，正是在于它能“把表面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归结到一个概念之下，展现它们共同的问题”（21页）。
相反，言外之意在现代文化中的影响，并不在于委婉的修辞技巧，而是表现为对“阐释”的执着。佩尔诺引用俄裔法国小说家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的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怀疑的时代”；与“怀疑的时代”（l’ère du soup?on）并行而至的，是以求索隐晦意义为基础的阐释文化，所谓“怀疑的阐释学”（les herméneutiques du soup?on）。现代思想的这个特点显而易见，当代西方文化的许多方面都难免与对言外之意的探求有关。不过在我看来，在不少学科的内部，对这种思想倾向并没有足够的反思。比如我们念文学的人，好像总要在诗里读出点什么才满意。不屑于在文学中挖掘思想的学者，也总要“精读”出文本细节的“妙处”，不然就显得不太专业。对“文本解读”的执念，我想也部分源于二十世纪遍及诸学科的怀疑文化。
佩尔诺首先举语用学为例。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内部的运作，而语用学把语言的使用和生活的种种语境联系了起来。英国分析哲学家格莱斯（Paul Grice）的“会话隐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尤其与言外之意有关。佩尔诺没有专门讨论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奥斯丁（J. L. Austin），其实言语行为也同样关注的是言语之外的意义和功能。我特别提到奥斯丁，是因为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研究，深受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思想史学者不光要清楚文本的意思是什么，还要探索文本在做什么。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言外之意跨越学科的影响。此外，佩尔诺也扼要地讨论了弗洛伊德——他与马克思、尼采并称“三大怀疑宗师”（保罗·利科语）。心理分析学与探求隐晦含义的关系显而易见，不必多说。值得留意的是，佩尔诺说心理分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已经发展成了“每个人的科学”（la science de M. Tout-le-monde）、现代西方人的“文化包袱”（bagage culturel）。至于文学领域（30-34页），除了丰富的阐释理论和解读视角之外，与言外之意尤其相关的是作家和批评家对“模糊”的热衷。佩尔诺特别介绍了这一点，讨论了燕卜荪的名著《朦胧的七种类型》，并对比了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批评家布瓦罗（Boileau）对“清晰明了”的推崇和十九世纪法国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所谓“灰色的歌”（la chanson grise）。
怀疑式的阐释，可以是“读书得间”，也可以是“疑神疑鬼”。挖掘言外之意，常需要考虑解读是否妥帖，而阐释也有边界的问题。佩尔诺提到，有些具有多层含义的梵文史诗会在开篇给出诗歌阐释的“游戏规则”（45页），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言外之意的解读规则是非常模糊的，阐释也因此变得困难——“精明过头”（trop sophistiqué）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48-49页）。关于解读言外之意的困难，（传为）哲罗姆所作的《约伯记》拉丁译本导言（Prologus Sancti Hieronymi in libro Iob）里有一个形象的比方：“哪怕对于希伯来人而言，这部经书也被看作是很隐晦的（obliquus），滑得捉不住（lubricus）；用修辞学家的希腊术语来说就是‘婉言’（eskhematismenos），讲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就像你想用手紧紧抓住一条鳗鱼或是小海鳝，你抓得越紧，它溜得越快。”佩尔诺感兴趣的是哲罗姆的比喻，所以只引述了后半句，并且把书中的这一小节也命名为“捉不住的鳗鱼”（anguilles indécidable），英译“打滑的鳗鱼”（slippery eels）更为传神。其实，前半句话也很重要，因为它把阐释的困难和古典修辞的婉言理论直接联系了起来。也许《言外之意》这本书在修辞、阐释两方面的古今对照，也是受到了哲罗姆这句话的启发。另外，阐释的困难也自然会变成阐释的困境，也就会有“诗无达诂”之类的理论。佩尔诺借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里的说法grammatici certant，杨周翰先生译作“学者们还在争辩”，《言外之意》的英译者（也曾翻译佩尔诺的其他著作）给译成了PhDs disagree（读博的人总是争来争去）。
书中有一小节标题为“（并没有发出的）消息收到！”，专门讨论过分解读。佩尔诺列举了过度阐释的种种原因，而大部分都是“心理因素”（d’ordre psychique）：比如爱琢磨，爱扮聪明，爱显得比别人懂；或是自作多情，总要觉得别人对自己有所求；或者天性多疑，不信任其他人。佩尔诺还提到“克雷宏波”综合征（syndrome de Clérambault），即所谓的“被爱妄想症”（érotomanie）。这种心理疾病的患者总误以为自己的心上人也爱慕自己，便在对方的所有行为中，都解读出对自己的爱意。对理解言外之意来说，这种心理疾病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依赖的是“长期不断的努力解读”（un travail continuel d’interprétation）。我想这也能充分展示过度阐释的甜头和诱惑，这一点大概也适用于文本解读，毕竟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以上是对《言外之意》核心内容的介绍，书里的其他章节也同样精彩。第六章《巨牛压舌》讨论政治与委婉语的关系（古希腊的政治变革对词语含义的扭曲、西方极权主义的言论管控、当代“政治正确”对语言的改造等等），很值得一读。标题“巨牛压舌”用的是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的典故，说守望人知道了阿特柔斯家族的秘密，但迫于压力，不敢直言：“别的我就不说了，巨牛压住了舌头。这宫殿若能言语，便会明白地讲出来。我愿意说给懂的人听，对不懂的人，我就说已经忘了。”（36-39行）
各位读到这里八成会想：有话直说也行吧？这正是《言外之意》第八章要回答的问题。古今很多人都抱怨过婉言的造作，批评过委婉背后的懦弱心态。古时候也有一种修辞手法就叫做“直言”（licentia），最早的拉丁文修辞典籍《致赫兰尼姆演说术》（Rhetorica ad Herennium）就对它做了仔细的讨论（4.48-50）。有意思的是，作者并不赞同过于直截了当的言辞，反而建议在“直言”的时候添加一些婉转的好话（4.49）。这也说明直言与婉言相辅相成，都以说真话为目的，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118页）。
佩尔诺写书，也是直言、婉言相结合。《言外之意》的语言浅白易懂，但仔细读来，会发现不少言外之意。比如，读过诗人佩吉（Charles Péguy）对法国人痴迷婉语的批评——“（委婉）是法国人的恶习，既不堪，又恶俗，是法国人无数恶习里最可厌的”（108页）——便很容易明白佩尔诺以下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每个人都能直观地领悟言外之意的艺术，所有读者都可以——尤其我们法国人，因为我们的民族可是出了名的聪明，而且在言外之意这方面更是出了名的天赋异禀呢。”（x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