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公，是陈继儒的号。他是明代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也算上海的古乡贤。最初知道他，还是年轻时读鲁迅杂文：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隐士》）
鲁迅是斗士，文章对隐士文化崭露出批判的锋芒；他虽然也说“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却未具体剖别对陈眉公的误解。
但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六至九）》）同理，倘要评骘陈继儒，仅据一纸风行的眉公小品，议论便难公允；最好也顾及全面，以及他的时代，并通读他的全集，才能较为客观。20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广宏教授主编的《陈继儒全集》，让读者首次得窥眉公著述的全豹，功莫大焉。
陈继儒画像（《松江邦彦画像》南京博物院藏）
一
陈继儒（1558-1639），主要活动在万历、天启与崇祯三朝。万历前期虽有张居正改革，在经济上简化了赋役制度，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在政治上，体制性贪腐已无法阻遏，时政黑暗也日甚一日，内阁倾轧，党争激烈，宦官专权，税监横行，世风颓败，民变频发，晚明正向覆灭的深渊一路狂奔。在这种大背景下，士人该如何应对？袁宏道与陈继儒同时，他认为：“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尺牍·徐汉明》）按中郎所论，玩世的，上下几千年，仅庄子、列子、阮籍等数人而已；出世的，像达摩、马祖那样的高僧大德同样少见；谐世的，就是立定脚跟，服膺仁义道德，但往往用世有余而超迈不足。袁宏道最钦羡适世之人：“其人甚奇，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之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陈继儒与袁宏道都可归入适世型，但眉公雅不及中郎，俗则过之。所谓“适”，大抵近乎时下的“润”，且看眉公是怎么“润”的。
陈继儒少有文名，颖悟过人，也做过科考入仕梦。但万历十四年（1586），第二次乡试失利的次年，他便幡然觉悟，弃绝青襟。自绝场屋，在晚明生员中司空见惯。屠隆推美眉公的彻悟：“如此则了道之本也。”眉公的“了道”，固然有老庄道家的认知因素，如其《告衣巾》所云：“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但其两试均告铩羽之间，权倾一时的故相张居正先是追夺官爵，继则籍没家产，长子被迫自缢，相府饿毙十余人。这一大事变，势必强烈刺戟眉公，让他痛感现实政治的惨烈与酷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规诫，同样提醒他在无道之世应该知所进退。
抉择既定，眉公先后卜居松江小昆山与天马山等地，示人以山人形象，恣意享受精致闲雅的隐居生活。眉公有一段话，既说出了他追逐风雅的人生理念，也勾画了他闲散自在的生活实景：
凡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右皆一人独享之乐。（《读书十六观》）
然而，自断科场之路后，眉公虽声称隐遁山林，却仍结交达官闻人，毕生没放下过声名货利。对其而言，遁世显然只是一层保护色，便于进退能有托辞。在这块招牌下，为能过上“独享之乐”的舒适生活，他还必须广开财路。他的生财之道大致有三条。
首先，以知识才艺主动适应市场，赢得可观的回报。陈继儒与包柽芳、钱士升等为代表的当地刻书业联袂合作，他独具慧眼，操觚编书，纂辑之书既投契文人雅趣，又迎合世俗风尚，不少出版物假托其名才大行于世。他也干脆招集穷儒老宿，支给食宿酬劳，代为寻章摘句，形成流水作业。他不仅深度介入图书出版业，还在诸多生活领域大展才干，“甚至吴绫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继儒》）。清乾隆朝蒋士铨创作传奇《临川梦》，假借眉公之口自称道：“把饮食、衣服、器皿，各件东西，设法改造新样，骗那市井小人，遂致财源滚滚，所以古有东坡之肉，今有眉公之糕；古有李斯狗枷，今有眉公马桶。”虽竭尽嘲讽之能事，却未必凭空捏造。但换个角度看，他对饮食器服推陈出新，不仅未可厚非，而且应该肯定。且不说眉公糕，即便眉公马桶，倘能令便器雅洁，不也善哉！由此获取的收入也是其知识产品的应得报酬。
其次，丰厚的润笔是其另一财源。眉公文名藉藉，擅书画，精鉴赏，声誉鹊起后，向他求文章、索墨迹的达官贵人与文人雅士比肩接踵，甚至“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徵士继儒》），令其应接不暇。他的文集收有为数可观的寿序、贺序、碑记、传状、志铭、墓表、祭文，绝大部分都是收取酬金的。直到八十虚岁时，他乘舟出行，仍“陈笔砚，脱帽裸体，挥汗应求书者”，以致不胜自慨：近年“自朝至暮，自元旦至腊月三十日，但以浮字应酬，嚼蜡无味”。但也不难推想其润笔之丰赡。
最后，颇招非议的就是打秋风。万历三十二年，陈继儒跨鹿游钱塘，恰遇八岁的张岱随祖父到访，继儒指着《李白骑鲸图》屏风出上联考他：“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疾对：“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继儒大笑夸他：“灵隽如此！”打秋风属灰色收入，无非凭借名望与影响，一方暗示，一方明送。故相徐阶之孙徐元普在眉公次子出生时以馆饩为名馈田五十亩；眉公在东佘山营筑生圹，工部主事章宪文赠地四亩，都有打秋风的味道。
返观眉公的财路，第一条可视为在新兴文化市场中知识产权的早期试水，当时非议纯属偏见；第二条诗文书画的润笔酬劳古已有之，虽说山人爱财，也算取之有道。第三条打秋风虽有愧于隐士的高洁，但与体制性贪腐下的滥赃索贿毕竟两码事。总之，以往对眉公的苛评，无非数落他高挂隐士招牌，却不像陶渊明那样真隐；但正如鲁迅所说，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因为“‘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隐士》）。
[明]张琦、项圣谟《尚友图》（上海博物馆藏），正中手持画卷者，穿红衣服的是董其昌，穿灰衣服者是陈继儒。
二
如果说，眉公的前述面相久已定格，而且深入人心，那么，在《陈继儒全集》里却能读到他少为人知的另一面相。
蒋士铨借眉公之口将其成名归于董其昌的“极力推尊”与王世贞的“多方延誉”，这些因素诚然不假，却非决定性的。在江南文化圈里，陈继儒虽无科名，却多才多艺而各擅其能，黄宗羲说他“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品题，便身价重于一时”，这才是其出圈的根本，扬名的实力。仅据《全集》附录《陈继儒年谱》，除去董其昌与王世贞，与他往还的同时代文化名人还有王世懋、程嘉燧、顾宪成、李日华、李流芳、王思任、屠隆、王穉登、赵用贤、王时敏、冯梦祯、周履靖、郑鄤、钱士升、祁承?、王肯堂、陆树声、张大复、张岱、曾鲸、臧懋循、锺惺、袁中道、钱谦益、宋懋澄、朱国桢、徐霞客、施绍莘、沈德符、陈子龙、万寿祺、李雯、汪汝谦、汪道昆、文震孟、黄宗羲、黄道周、吴伟业、冒襄、陈贞慧、宋徵舆、杨文骢、夏允彝、夏完淳、张燮、倪元璐、张溥、顾起元、瞿汝稷、赵贞吉、何乔远、马湘兰等。纵观这张不完全名单，其中人物涵盖领域之广泛，享有声誉之卓荦，都让人刮目相看。倘若眉公没有点真才实学与绝技奇艺，如此众多的文化名流岂能都趋之若鹜，识荆为荣的。其中顾宪成、陈子龙、黄道周、黄宗羲与夏允彝等，或思想高迈，或气节卓绝，与眉公结交不可能没有对其人品的掂量。
当代学者潘景郑别具只眼道：“今世重先生文章楮墨，而于其行事功业犹多忽视，读先生遗集，庶几其可肃然深思矣。”（《眉公先生全集跋》）明确提示应关注眉公的另一面。
二十一岁那年，陈继儒应试途经镇江，冒雨拜谒因伏阙上书、直谏时政而惨遭宋高宗杀害的陈东墓，显露其年轻时的郁勃之气。然而，自宣告隐世后，他竭力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万历朝国本之争搅动朝野，万历三十一年穷究“妖书案”，株连甚众，高僧紫柏也被逮入狱，拷讯至死。陈继儒与紫柏有交往，遂有密告说“妖书”出自其手。所幸有朝臣为他力辨，否则如其所说，“且不知死所矣”。他次年有吊紫柏诗云“莫怨网罗弥世外，凤麟只合赤霄游”之句，心有余悸地大发出世避祸的感慨。惟其如此，眉公力避在时政大是非上表态站队。他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交谊颇深，曾为其父母作传，而前者邀其讲学东林时，他托疾婉辞。南京为魏忠贤立生祠，他也不写捧场文章。从万历三十五年起，眉公屡获有力之臣的推挽，黄道周竟然一年两荐，谦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但他屡征不出，不蹚这道浑水。所幸崇祯帝接锦衣卫密报，说他“务虚名，无实学，事奔竞，而衣服、饮食、器皿，俱用务以诡异”，认定“此妄人也”，征聘之议遽尔终止。眉公外以示人的那一面相，无形中帮他解了套。
尽管如此，眉公仍有忍不住的入世关怀。他关心乡邦公益事业，参与修纂《松江府志》，亲撰各门小序；对东南赋役、漕运、抗倭与赈灾等，也或提建议，或有行动。万历三十二年，他曾谋划修建秀州海塘。三十六年，松江府饥荒，“将有揭竿而起者”，他首发倡议，捐资设灶，煮粥赈饥；并利用声望与人脉，吁请华亭与青浦两县知县设粥局救灾，还写了《煮粥条议》，条分缕析，思虑周瞻。在他的策、论、议中，有《边务》《马政》《建州》《辽左》等篇忧心边防，有《国是》《国计》《言路》《士风》诸篇评议朝政，有《水利》《均役》《田税》《加派》诸篇关注民生，足见他并未忘情于国事民瘼。有记载说，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督师辽东时诛杀跋扈之帅毛文龙，就是眉公在大学士钱龙锡入阁前过访时所献之策，尽管此策是非功过存有争议，却表明他对边事的关切。当然，眉公“用事而度世”，绝非有人揄扬的那样，是所谓“山中宰相”（王思任《晚香堂品序》），主要见诸文章。
说到文章，眉公晚年提出两条评判的原则：“曰能言，曰立言。能言者以笔锋为主，如嘲风弄月之类，此花草之文章也。立言者以世道为主，如指佞斥奸之类，此节义之文章也。”（《杨忠烈遗集序》）也就是说，“能言”仅以文笔为标准；“立言”则以世道为鹄的。这两条标准同样适用评价他的文章。眉公写小品，编笔记，多属花草文章，也是其文传世的主打印象。但全集里也确有指佞斥奸的节义文章，却为人轻忽，有必要特别拈出。
陈继儒自书诗作墨迹
眉公不以史学名世，有一段说史的议论却值得重视。他说：
天地间有一大账簿。古史，旧账簿也；今史，新账簿也。……未出仕是算账簿的人，既出仕是管账簿的人，史之官是写账簿的人。写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国家之事了如指掌矣。（《古今大账簿》）
在他看来，无论历史的老账，还是新账，都应该明明白白，经得起查账；他所说“未出仕是算账簿的人”似乎指平民百姓，也就是说他们心中自有一本账；眉公不是史官，却慨然自许“职稗史”（《吴葛将军墓碑》），把自己视为写账簿的人。那么，他是怎样记老账与写新账呢？
对前代老账，试以宋代为例，他最倾心的是邵雍，辑有《邵康节先生外纪》，既辑其大隐隐于市的轶事，也辑其在野不忘世的谠论。他指出，当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还未登场时，范仲淹“能洗发眼目于诸子之前，疏通道脉于语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实肇基于此”（《范文正公全集序》），大有真知灼见。他论宋高宗说，“其书虽工，顾岂卧薪尝胆必报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笔数十箧书，不能敌‘莫须有’三字狱，可恨也！”也显出怒目裂瞋的那面。
针对本朝老账中的大是非，眉公立论也算堂堂正正。他曾辑集《建文史待》，盛赞靖难之役中慷慨赴死的烈士：“一腔热血，十族游魂，上可以与夷齐争光，下可与田横比烈。”（《建文朝野汇编序》）华亭县拟议设立求忠书院，祭祀冒死掩护方孝孺幼子转移华亭的那些孤忠义士（此事可信度另当别论），眉公作书院记卓然褒扬“此古今一大榜样也”（《求忠书院记》）。眉公还为重修于谦墓作记，歌颂于谦“真古大臣之用心也哉”；将其与岳飞比较，“风波之狱抅而岳祠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墓惨”；直斥夺门之变“乃变局，非正局；乃劫局，非迟局；乃纵横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让历史的公论压倒了帝制的强权。他为青浦重修海瑞祠作记，强调嘉靖朝“直言极谏者，无如忠愍椒山杨公、忠介刚峰海公”，说明之所以表彰劾论权相严嵩而死于狱中的杨继盛，推奖冒死进谏嘉靖帝的海瑞，完全旨在“前为父老慰，后为今君劝”（《重修海忠介公祠记》）。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眉公如何记录亲身经历的本朝新账本的。苏州织工葛成（葛贤）领导著名的抗税监斗争，囚禁十二年才出狱，百姓称之为“葛将军”，眉公出于敬重与之订交。崇祯三年（1630），葛贤去世，眉公慨许“不可无一言以志其实”，为作《吴葛将军墓碑》，摹写义士“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举止謦咳，栩栩动人，足与张溥《五人墓碑记》同为名篇。天启朝阉党专权，熊廷弼被冤杀弃市，传首九边。陈继儒愤懑难抑，私作挽诗云：“男儿万里欲封侯，谁料君行万里头。家信不传黄耳犬，边人多唱白浮鸠。一腔热血终难化，七尺残骸未敢收。多少门生兼故吏，何人陇上插松楸。”约略同时，杨涟与黄尊素接踵抨击魏忠贤，相继酷刑瘐毙狱中。崇祯即位，黄宗羲赴京为父尊素讼冤，眉公与他相遇杭州，为其“随笔改定”《讼冤状》。这年，他还为杨涟的遗集作序。次年，黄宗羲来访，眉公为其题扇，即书自作熊廷弼挽诗。其时，熊廷弼业已赐谥平反，自然不存在政治风险，但从其挽诗原题《挽经略熊公》，而不书“襄愍”谥号，应作于熊廷弼死后不久。由此可见，他对一笔笔大是大非的本朝新账，尽管在尘埃落定前从不作公开的臧否，私下里却自有标尺的，甚至还有金刚怒目的那面，并非只是出世的静穆飘逸。面对极权的淫威，眉公不可能像葛贤、杨涟与黄尊素那样，成为舍生取义的孤勇者，但仍把持住是非的底线。在专制政体下，这种态度也是绝大多数良知分明的士人的无奈选择。
三
眉公称得上是晚明的异人。然而，在晚明学术文化史序列中，他的地位却有点尴尬。在文学上，他诗词曲文，无所不能，但诗词不足以自成一家；文章以小品著称，比袁中郎、张岱仍见逊色。在艺术上，他的书迹画作有名于时，《中国美术辞典》说其画与董其昌“同时齐名”，但总体上只是董其昌的陪衬。在学术上，他的文章虽出入经史佛道与诸子百家，但“大都皆日用切实之务”（张大复《闻雁斋笔谈》卷一《眉公语》），换句话说就是浅，论学术精深他难以比肩黄道周，论思想深刻他更难望尘黄宗羲。总的说来，眉公虽多才多艺，但还称不上一流的大家，只是一位引领时尚的文化名流。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然而，倘若将眉公置于晚明大变局里审视的话，作为异类，他就有特殊的意味。首先，基于对晚明大势的烛照与权衡，眉公自绝仕途，以“山人”自居，向现实政治宣示了疏离，对正统权力表明了不合作。这种清醒的认知，在晚明士人中虽非唯一的特例，却是引人注目的典型。其次，眉公活动在晚明的江南，这一地区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市场充分发育，他凭借一己的才艺游刃其间，获得了优裕充实的物质基础，得以精心经营其高雅舒适的日常生活。这有赖于他的眼光与见识，因缘际会地将个人技艺与市场经济适时对接。最后，在时局窳败的历史大背景下，眉公虽以隐居遁世相标榜，但审时用世之志未泯，臧否是非之心犹存，其内心深处自有难以排遣的纠结与撕扯。
眉公晚年曾作《空青先生墓志铭》，自述未殁之前预先召集子孙宾朋，对他们说：“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亲朋遵命如仪，雁行举杯，依次敬献，宛如生祭。他仰天大嚼，叱曰：“何不哭泣之哀！”于是左右大恸。他却像小孩那样婆娑起舞，簪花帽上，令人尽醉方许散归。眉公自为生祭，貌似旷达，却分明是佯狂。由此及彼，其养鹤跨鹿的山人风貌与吟风弄月的闲适小品难道就没有故作潇洒、佯装轻松的成分吗？他的临终遗训很值得品味：
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鸢飞鱼跃。
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这段遗训才是其一生经历与内心世界的真实告白。眉公所说的“天”，应该既指他冷眼洞烛的晚明世运，也包括他厕身混迹的江南社会。对前者，他宣布隐世而保持着相当的疏离；对后者，他拿捏世情施展出浑身的解数。身处晚明的江南，面对多元的文化时尚，活跃的市场经济，他确实没怨天尤人，也说得上鸢飞鱼跃，活得很滋润。
至于眉公说的“八十年履薄临深”，内涵恐怕是复杂多歧的。其中固然有周旋人际关系小心翼翼的那一层面，但也包括应对日趋险恶的政局与坐视陆沉的时势。以个人而论，眉公的“适世”是成功的，他总算完整享受了社会大崩溃前江南烂熟的繁盛与虚幻的太平，不无自足地感叹“人生江南，是极乐国”（《太平清话序》）。
眉公死在明清易代的前五年。其时，农民大起义早就星火燎原，满清铁骑也已兵临城下，所幸他没有等到崇祯吊死煤山的讣闻，也未亲历繁华江南与板荡中原的玉石俱焚。作为个人，眉公总算润过了一生，但时代没有那么幸运。就在他死后第六年，且不说距离略远的“扬州十日”，华亭附近就有生灵涂炭的“嘉定三屠”。明清之际的华亭与嘉定都在今天的上海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