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文物考古学者吴梦麟辞世,享年85岁

知名考古、文物、金石专家,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吴梦麟先生因病于2022年12月26日凌晨四点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去世,享年85岁。

吴梦麟先生于1937年12月生于山西省定襄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至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五十余年来一直从事北京市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房山云居寺石经的文物保护工作。

吴梦麟先生(1937-2022)


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介绍,吴梦麟先生参与了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察与测绘。参与国保和北京市保单位的考察、整理档案工作。比如房山万佛堂孔水洞、昌平银山塔林等地。参加国家文物局组建的“京津唐地震小组”。80年代初又组织参与慕田峪、沿河城、黄草梁长城调查,并用考古方法进行发掘测绘设计。1985年参与筹建市古建研究所。

在拯救与保护文物方面。她担任古书、文物清理小组秘书,整理的档案为中国文物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物资料。1979年,她参与文管处修复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运用考古方法解决工程难题,墓地按原状恢复后,得到国内外好评,实现了“文物外交”的重要作用。1987年参加伦敦“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会议,受到参会国代表的特别关注。

房山石经


吴梦麟先生专题专项的研究与成果成绩斐然。她早期论著多以编写保护单位档案说明或勘察报告为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今日北京》等均有她撰写的条目。撰写了《北京古建震害》,并参加编写《中国唐山大地震》古建震害部分。主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中北京地区音乐文物的搜集工作。撰写《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北京“三山五园”石刻文化》、《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全三册)等著作,为我国文物、石刻文献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发表《房山石经述略》、《北京宫殿陵寝采石》、《“平则门”匾考》等论文多篇。此外参与撰写了《中国石刻通论》、《中华文化通志·丧葬陵墓志》等。

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调查者之一和撰文者,曾划船沿洞做考察抄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梦麟先生在云居寺北塔修缮施工现场


吴梦麟先生毕生倾情房山石经研究,“退而不休”。吴梦麟先生自北大毕业后即关注房山石经的考察研究工作,六十多年来曾数百次到云居寺、石经山考察,为“北京的敦煌”房山石经倾尽心血。耄耋之年,还编纂完成了国家十三五古籍出版规划《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三卷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成为房山石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备受学界关注。她退休后仍然活跃在文物保护和研究的阵线上,注重与北京市各区县文管部门及兄弟博物馆的联系,与业务人员交流切磋,培养后学,积极宣传北京文物,不遗余力。担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编委和特邀编辑,并多次受邀前往大学授课,在社会层面举行科普讲座等。

吴梦麟先生一生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对中国各地文物情况超然远览,奋其独见。特别是京华文物,更是殚精竭虑,爬梳剔抉,信手拈来,参互考寻。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吴先生作为文物震损调查组的成员参与相关文物调查工作。她后来曾撰文回忆说:“

所以说,中国古代建筑,地震的时候还是木结构最好,无梁建筑就差一点,发券的、砖石的损毁的厉害。蓟县独乐寺白塔,与云居寺塔像,所以毁坏的(多)是塔(一类的建筑)等等,而木结构的建筑总体来说好一些。

如果唐山刘家祠堂仍能保留,与今日唐山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做个‘对话’,将是对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称绝的最好实证。可惜今日只能在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抢拍的一张照片中,领略其地震中屹立的风采。”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河北省唐山市刘家祠堂震损情况


据考古学者尚珩今天撰文记载,2003年,吴先生参与国家文物局《长城保护、管理和研究现状的调查及对策研究》课题,为全国长城十年保护工程开启前站。1980年代,吴梦麟先生主持了慕田峪长城的考古调查工作,为后期的慕田峪长城开发留下了珍贵的基础工作。“第一次知道吴先生是2003年刚上大一的时候,在中国知网上搜索长城的文章,找到了先生的《北京市怀柔县慕田峪关长城调查》(《文物》1990年12期)。

2018年开始主持北京市长城碑刻项目,期间多次向先生请教问题,先生也多次打电话跟我说她知道的事情。2022年11月初,新申请的长城项目立项,旋即给先生打电话约拍摄当年长城工作的口述史和回忆录,但因新冠,约好明年开春再去拍摄,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和先生通话,再也无法拍摄、聆听先生讲述长城了!”

吴梦麟先生曾为《书法丛刊》撰长文《房山石经“再研究”,一项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澎湃新闻古代艺术》也曾全文刊发。

(本文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书法丛刊》等相关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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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吴梦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长城调查

北京市文物报

1957年的长城


今年北京市文物局有三个课题,要搞“三个文化带”的工作,其中“长城文化带”的题目我觉得是个重头戏,因为北京的长城虽然从年代来看比较单纯,但早期长城还有争议。另外过去说北京六个区县共有长城629公里,最近有新材料说是500多公里,不知是考察的还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我觉得我们不必拘泥于长城究竟有多少米,而是要将北京长城的特色显示出来并进行研究。

我最早接触长城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因为北京有居庸关长城,还有八达岭长城。当时首先拿卢沟桥做了试点,后来开展了对长城的调查,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还很粗放。

我记得那时还是困难时期,当时调查八达岭是坐火车去。那时候粮票很少,所以当时如果能买到康庄的火车票,就能在康庄买一包压缩饼干。如果要买到八达岭的票,就是在有詹天佑塑像的青龙桥火车站下车,这包饼干就买不上。那时候我们都很胆小,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都买的不是到康庄的票。后来调查长城时候我还到了康庄,康庄是北京和张家口军区的分界线,当时如果是康庄以北的军人,戴的是皮帽子,穿的是皮大衣,如果是康庄以南的,穿的是棉大衣,戴的是栽绒的帽子。回想起来,当时粮票最少的是罗哲文,因为他的母亲和妹妹从四川到了北京以后,她们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所以我们调查的时候就很困难。

罗哲文与长城


我记得当时的八达岭文物管理所,只有一个高振华所长——他现在已经作古了。当时就只有他一个人“看着”八达岭的长城。我们去了,他给我们熬了一锅白菜汤,我们当时觉得很好啊,一是能有个屋子坐一坐,再者还能御寒,能喝一碗白菜汤嘛。当然那时候就是做“四有”工作,谈不到更多的勘查、测量,这些还都没做到,就是考虑它(长城)的保护标志、要用几块保护标志,另外就是立在什么地方?另外呢,考察一下南四楼、北四楼,八达岭办事处和博物馆。后来日本人盖的全景(周)影院,那会儿都还没有。所以我们在高振华那里,他给我们说了说,我们委托他,就是他要当这个(长城的)保护人。因为1961年长城刚刚被公布为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要有“四有”,我们主要是为了建保护标志、划保护范围,那时候叫“影响范围”,不叫“建设控制地带”,要求有保护机构和保护人,当时那里就有一个八达岭保管所。

1964年的长城


然后我们到云台,对居庸关进行了调查,然后也对云台做了些调查。云台是个过街塔,雕刻也比较精美,有四大天王、佛像等等,还有六种文字的题记。这在全国也是(比较少见的)。我估计当时公布它的原因,是因为云台事实上是个关口,它并不是长城的一部分,但它在居庸关里面,而且是个过街塔,中间过去收税、出关外都要经过这里。另外这座云台镌刻得特别精美,所以当时我们也对云台做了调查。我记得云台的西边还有后来筑的一条路,从那里我们斜着就上了云台,现在云台你们看着都是孤立的,后砌的那些已经没有了。

居庸关云台旧照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所摄)


 

云台浮雕


另外云台上面原来有三座塔,后来他们还曾说想要以后恢复这三座塔,因为它是过街塔。宿白先生说可以考虑用北京的白塔寺、妙应寺白塔,还有元代的塔的一些形制做一下参考,后来看到在四大天王的一个手里头托着一个塔,说这个塔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实例,结果现在没有了,这太可惜了,老百姓就叫做“托塔李天王”。后来我多次去跟他们说,哪怕是残片咱们也要找到,但遗憾也没有找到,这就是残缺了。

今日云台


后来我们看到了日本人写过居庸关,此人还出过一本书,书在文物局的资料室,还有对天坛的研究,这都是当时日本人来中国时所做,说是文化考察,实际也有他们的目的。我记得居庸关的北边靠着西北的墙体上,就是一个厕所和一个猪圈,我们来考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是相当荒芜。记得八九十年代时,居庸关东边的山下还遗存着一座水关——长城的水关一般都被洪水冲掉了,我记得荣大为还告诉我找到了水关遗址,说在保护中,还是想要把这个遗址保下来,居庸关这边我认为应该有个水关,但是关沟这条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来了,所以这个水关也没有保存。当然现在辽宁的九门口、天津的蓟县恢复了水关,但是这都是现代人建的,我认为都比较太有点精致了。我想古代的军事设施,它主要是为了实用性,不是说首先要起到美学或者装饰的作用。居庸关长城和云台所在地的南北通道,这条公路修缮了好几次,因为往八达岭去的这条路,是自古关沟一条道,所以很难走,交通也很不易。

再一个我想说,咱们北京的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叠翠”。到后来听说修缮公路的过程中,“居庸叠翠”的平台就没有了,“居庸叠翠”的碑不知道哪去了。后来听别人告诉我说,“居庸叠翠”的残石还有,我和赵其昌、刘之光一起又去考察,在一个人家里有残石,那是一个叫陈庄的地方,后来我们跟昌平(因为居庸关云台属于昌平,但八达岭是属于延庆,是归两个区县管)还说赶快去征集,后来再去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最有名的乾隆的“燕京八景”中的“居庸叠翠”的残石没有了,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这座——因为“金台夕照”的碑之后发掘出来了,这也是非常遗憾的。后来我访问他们,说“居庸叠翠”的位置,就应该在居庸关的西南,也就是在后来修公路的那个路边上,所以可能是修公路时给弄没了,那个平台也没有了。他们说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居庸叠翠”的美景,且扼守在交通要道上,我总觉得这在北京历史上也是一个缺憾吧。当然,后来在居庸关里面出了“居庸关”三个字刻石,但是它那个刻石是单体一个字一个字的,后来就由长城博物馆征集走了。真正居庸关这个地方倒没有留下,按道理应该(展示)在居庸关的北门,应该留在这里。因为文物离开原位就是个展品了,而不是一个(遗存),但现在刻石是在八达岭。后来八达岭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我也去了,我说:保护好就是前提,但是一定要说文物是在哪儿发现的,不是在延庆的八达岭长城,而一定说是在居庸关发现的。因为居庸关的北门还有水闸,是很丰富的一处文物。

今日“居庸叠翠”石刻


所以我觉得北京市文物局要搞长城文化带的时候,不是说光要解决墙体、铺房,有些相关的堡、所、关,甚至于村落、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人,等等,都应该考虑在内,这样才是“文化带”,“一带一路”,不也是吗?它也是把周边的一些属于经济和文化的内容都要包括在内。从居庸关到八达岭的调查,当时是为了“四有”工作才进行的,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下雪,回来时候找不到路了,把方向走反了,当时去都是坐火车,从西直门车站,晚上回来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我们大家还手牵着手,唱着歌,各自回家。那时候我觉得调查长城、调查文物是一种愉快,这是1961年到1962年的时候。

记得“文革”时,我曾陪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到八达岭“居庸外镇”和“北门锁钥”二关门,当时说为交通方便,将二关门宽了一些,那时八达岭还归园林局管辖,此事他们的档案中应有收存,杨秘书长也已作古了。

二十世纪初,八达岭“北门锁钥”关门



(本文根据吴梦麟先生口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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