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24日，中国历史上倡导“教师节”的第一人，从事了民生教育一辈子的教育家——邰爽秋，在北京病逝。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逐渐被人所遗忘。
而在今年九月，一项从事十年的工作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正式收官，这便是《邰爽秋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出版。没有想到，从读到邰爽秋文章的那一刻起，到这部115万字《文集》的发行，整整过去了十年。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最大的收获，或许并不是编著本身，而是通过这位不该被遗忘的教育家，重新认识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
《邰爽秋文集》，邰爽秋著，刘齐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
发现邰爽秋
“邰爽秋”这个名字第一次映入我眼帘大概是在2010年底，当时我在做硕士学位论文，主题是“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学府与政府”。今天看来，对于一个硕士生来说，有点“大题小做”，但当时确实为此花了不少功夫，差不多每天都泡在图书馆。也正是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偶然翻到了邰爽秋于1935年出版的《教育经费问题》，其中谈到了当时教育经费之弊，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一些观点，恰好与我文章某些论述相合，于是，便引用了《教育经费问题》中两段话。那个时候，“好读书，不求甚解”，未对邰爽秋做更多了解，只大概知道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教育家。在1931年，发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教师节——6月6日教师节。所以，每到今天的教师节，追溯其历史时，都会提到他。但是，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直到2012年初，导师南京师范大学胡金平教授组织准备编写一套有关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名家的书系。胡老师列出了一份名单，让我和其他作者挑选熟悉或感兴趣的人物来写，我一眼看到了“邰爽秋”这个名字。想到写硕士论文时读过他的一本书，还用了其中的话，也算“熟悉”，便选择了“邰爽秋”。也差不多从这一刻起，正式开启了我与这位教育家的不解之缘。
为了写好这本书，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深深地为邰爽秋的丰富经历所叹服。邰爽秋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后赴美国学习深造，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邰爽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后又历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授，并担任了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国民生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后，继续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可以说，邰爽秋一直在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奔忙于大江南北。
在繁忙的活动之余，邰爽秋还积极著书立说。如著有《民生教育》《教育经费问题》《教师节与教师幸福问题》《地方教育行政之理论与实际》《普及教育问题》《教育行政测量法》《庙产兴学问题》等，编有《乡村教育之理论与实际》《庚款兴学问题》《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等。同时，还发表各类文章、短评上百篇。当我展卷恭读，一篇篇仔细翻看这些文字，不禁为邰爽秋精深博大的思想，击节赞叹。他的思想，犹如旭日，试启窗向阳，看缕缕灿烂：讲教育普及，有教无类，化及冥顽；论教师责任，尽人之才，诲人不倦；谈教育管理，权责明晰，专业高效；说教育经费，机会均等，分开独立……有些话语，甚至充满了人生哲理，如他在谈及个人性格修养上说：“心地光明；言语有度；处事公正；爱惜声誉；经济时间；处事敏捷；料事得体；主张坚定；手腕灵活；了解人情世故；发言中肯合时；勿言人之短，勿炫己之长；成功不自满，失败不颓丧；态度大方，应有君子体貌；诙谐有节，毋作过分庄严；根据事实，答辩非难，态度雍容，言简意赅；临事怨怼，最不能得人信任。”（邰爽秋：《怎样做教育局长》，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11-12页）这些话，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为人处世的良言警句。
教育思想是教育发展史的灵魂，因此，研究教育思想，对整个教育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样，教育思想，也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教育理念，表达了一个人的教育情感，反映出一个人的教育关怀。邰爽秋，作为中国近现代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理应受到我们的关注。其教育思想中，有关教育经费的论述、教育行政管理的讨论、乡村教育的理念，对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发展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但事实是，有关他的研究和记述并不是很多，由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如果能经我之手把邰爽秋的论著梳理出来，说明它们的学术价值，阐明它们的文化意涵，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从关注到了解，从了解到热爱，从热爱到研究，也促成了《文集》的最终形成。
寻找邰爽秋
通过图书馆和数据库进行检索邰爽秋的著作，是了解邰爽秋的第一步。虽然这样做，肯定还会有遗漏，但所获得的作品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是邰爽秋著述丰赡，一生奋笔耕耘，仅正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有上百篇，这些论文与其他体裁作品散见于各类出版物中，这都要逐篇查找搜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也很容易出现疏漏。二是邰爽秋著作中，专有名词众多，还有一些汉译的外国人名、地名及词汇，又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和用纸质量，原稿中存在页面破损、缺字、别字和漫漶不清之处，无论是影印版（缩印本字形不清）还是数据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上问题，因此阅读十分困难。在数据库下载和转录文字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疏漏。为保证资料搜集的完整性、准确性，有必要核对数据库收录的这些材料的原始文本或进行学术考证。三是邰爽秋长期活跃在基层一线，工作环境变换较多，一些作品仅见于工作地所在图书馆。同时，除正式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外，邰爽秋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刊载于校内刊物、自编油印品，特别是手稿等，一些作品缺少必要的发行日期、刊期和来源，这些也需要认真分析和考证，而这一过程也必定是繁琐的。
如何保“全”？如何保“真”？如何转录？如何分类……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在这十年之中，我也从学生转变为一位大学教师，与之而来的，就是“青椒”的艰难岁月。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曾编撰过一部《宋登科记考》在《序言》中，龚教授说：“教学与科研的压力特别大，每年业绩点的考核与职称评审与聘岗、定级挂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我们面对的十分严峻的现实。”我所从事的工作，虽不如龚教授他们之巨，但面对的压力是一样的：既要完成每学年300学时教学工作量，又需要发表学术论文为考核之用，同时还承担了系里的一些具体事务、学生管理工作等等，差不多这些事情做完后，已是心力交瘁。但每每回到家里，看到桌上摘抄出的卡片，翻阅起地上摆放着的收集来的各种文稿，又被邰爽秋先生的思想所感染，便打起精神，整理起来。子时眠，寅时起，也从工作之需，成为生活常态。就这样，一点一滴，陆续完成。上述问题，也在这十年中都得到了解决，当然，这也是造成为期十年的一个原因。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的了解邰爽秋，在一方面开始整理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的同时，也计划到他曾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进行查访。实地考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大学学习的是历史学专业，记得课上老师就曾讲过古之史家，如司马迁，就非常重视调查访问，决不光从“金匮石室”里找死资料，也不像郑樵说的只是“局蹐于七八种书”，而是到处采访人物，查访古迹，蒐集散逸的传说逸闻。因此，要想把邰爽秋写好，到他工作生活到的地方去看一看，特别是找到与他直接相关的人物进行口述访谈，那就更好了。
理想总是美好的，待付诸实践，却发现遇到的困难比想象的大，出现的问题比预料的多。找到邰爽秋的近亲属的过程异常曲折。考虑到邰爽秋最后的任职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我希望能通过北师大找到他的家人。但邰爽秋已经离世近四十年，所以，一时间找寻他家人的工作陷于停滞状态。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北师大一位老教师的口中得知，他的女儿邰利利曾在北京明光中学工作，或许能够联系上。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喜出望外，连忙赶往明光中学。可能多数时候，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第一次是未带介绍信，第二次是负责的工作人员不在，直到第三次前往明光中学，才取得了邰利利老师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可能是由于邰利利老师早在九十年代初就退休，学校后来与其联系也较少，所提供的电话并未能联系上。而我到了邰利利的住处时，发现她早已搬走。我只能向当地社区居委会打听。即便我说明来意，但工作人员依然拒绝向我透露她的任何信息。无奈，找寻工作再一次中断。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求助北京的师友并多方问询，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一位友人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提供了邰利利老师的最新电话号码。我激动得都忘记回复这位友人，直接拨打了这个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又重复拨打了两次，还是没有人接。我又尝试发了信息，简要介绍了我的情况和事由。然后，便是默默地等待。那天晚上，整个人都坐立不安，也无心做其他事情，更不让手机离开我的视线，总觉得电话会响起。终于，晚上十点左右，电话铃声响起，随着电话里传来：“刘齐你好，我是邰利利……”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同时也激动得语无伦次，终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找到了邰爽秋的后人。在与邰利利老师简单交流后，约定了时间，要去登门拜访了。
邰利利老师的家并不大，陈设简单，但屋子里堆满了她收集整理到的其父亲邰爽秋的相关资料。当时，我已经发表了几篇有关邰爽秋教育思想的文章。邰利利也收集并打印了出来。当得知我决心将邰爽秋的作品汇集出版时，她很高兴，便将邰爽秋先生的一些未刊文稿，还有六万余字的自传诗交给了我。这对我来说，不仅是极大的支持，更是莫大的信任和鼓励。此后，在邰利利老师的引荐下，我还见到了邰爽秋的儿子邰忠民先生，电话联系到了邰爽秋的另一个女儿邰庆庆女士。这三位老师，都已年近九十。每次见面，都坚持出门迎送，每次谈话，都还会主动关心我的家庭生活，并叮嘱我不要太辛劳，尽力就好。在他们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教育名家的家门风范。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我收到了哈佛大学学生Michael He的来信。他在信中称，邰爽秋是其奶奶的舅舅，以前常听奶奶说起这位教育家舅舅。但他奶奶过世后，就与大陆的家人也逐渐失去了联系。他也是读到了我已经发表的论文，便来联系我，希望了解更多有关邰爽秋的故事。后来，我将他介绍给了邰利利老师，双方还互寄了全家福照片，介绍了各自家庭状况，也算是帮他们重新建立了往来。
邰爽秋先生
认识邰爽秋
在中国近现代诸多教育家中，邰爽秋是一位特殊而平凡的人物。说他“特殊”，在于这位知名人士“以博士的身份、大学教授的地位，却穿着得和工人一般”，让“一般人对他颇多忖测”，“所受到社会上的非议与歧视，真不知有多少次数！”说他“平凡”，在于他为人“和蔼”、“很诚恳”，“走在马路上，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邰爽秋就是以这样的形象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的舞台上。他以自己的热切渴望和积极准备，以自己高昂的呐喊和强烈的呼唤，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实干实践，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称是“一条打不死的蛇，始终穿着自创的念二中式土布短服，打起‘民生教育’的旗帜到处奔忙”。因此，时人将其与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并称为“中国教育界四大怪杰”。（《中国教育界四大怪杰》，1948年第2卷第5期《中国新闻》）
这些都是当时报刊杂志对邰爽秋的描述，显然，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留洋博士而脱下土布长衫，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学教授，而远离工人农民。所以，他的衣着，他的举动，常常让人产生误解，甚至是偏见。虽“怪”犹“杰”，是我对邰爽秋的最初印象。
随着越来越多邰爽秋作品的汇集，同时，也从他后人的讲述中，让我对邰爽秋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我时常会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甚至在某些时候引起我的共鸣。
据邰爽秋的子女回忆，在抗日战争期间，邰爽秋先生曾手书“欲凭只手救民生，剩有丹心报祖国”挂在办公室中，并告诫子女要发愤图强，矢志报国。在沪西创办教育实验区时，邰爽秋先生每月都会把三分之一的薪水拿出来救济贫苦百姓。新中国成立后，有时邰爽秋先生在看电视，当看到旧社会农民悲惨的苦难生活时，他会突然情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家人都吓了一大跳。可见，在他心灵深处始终是和劳苦大众心连心。
邰爽秋不仅影响着家人，也深深影响着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是著名教育家的李秉德在回忆起自己的老师邰爽秋时，依然颇为感慨：“他的感情是那么丰富，讲到令人悲愤处甚至会痛哭流涕”，“邰先生把他的精力、思想、感情贯注到这门课上。他自己对于解决所探讨的问题的真诚而迫切的心情，以及他对于自己的主张的身体力行的忠实态度，使我们这些学生深为感动，不由自主地也学着那样做”。（李秉德：《学习一门教育课的回忆》，《教育研究》，1981年第7期，第83页）也由此，本来主修英语的李秉德，结下了与“教育”的不解之缘。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邰爽秋不就是这样吗？他是一位“善教”的教育家，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人。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上个世纪初赴美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也不因为是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朋友。而是因为他热恋中华大地的赤子之心，谋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之志，寻求百姓富裕的为民之情。总之，他是一个一切为了国家、民族的教育家，一个为了国家、民族一切的教育家。
但与邰爽秋众多论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邰爽秋的研究著述，可谓屈指可数。事实上，作为活跃在中国近代教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当时，就有学者对邰爽秋的思想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如《中华教育界》于1934年发表了《陶行知邰爽秋二先生农村教育主张之不同》、杨肃于1936年写著了《邰爽秋之生平及其贡献》等。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关于邰爽秋个人及教育思想的介绍则鲜有。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关邰爽秋的研究才多了一些。
但总体上看，有关于邰爽秋的研究并不很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教授对此曾说“介绍论述得很不够”，“对邰爽秋民生本位教育思想及其实验事业，有关教育史书只字未提”。（《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6页）即便是一些大部头的有关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专著，也只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从目前一些论文的引用材料看，只集中在邰爽秋的部分著作上，有的还在引用中出现了谬误。
对此，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指出：“与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相比，学界对邰爽秋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表现有三：其一，邰爽秋身为留洋博士而终身着土布长衫，身为大学教授而亲近工人农民，其特立独行的举止，往往被皮相观人者视为‘乖谬’，产生误解和偏见，名之为‘怪杰’，即所谓贴标签；其二，邰爽秋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求学跨越大洋，工作辗转全国，经历十分丰富，但目前对邰爽秋的关注和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其相关著述的文本分析，不仅没有充分揭示其人际网络与互动，而且没能观察到他所处时代和社会对他的影响。其三，最重要的是，对邰爽秋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始终处于初始状态，造成论者往往仅就个别问题和思想断面立论，立体的和全面的邰爽秋研究，始终是一种愿望。”
其结果，正如曾经受教于邰爽秋的导弹专家郭衍莹所说，“老一辈的教育家献身于平民教育事业的精神曾深深感动了我”，（郭衍莹：《我所亲历的民国时期平民教育》，2018年第1期《炎黄春秋》）但如今却成为了“被遗忘的民国平民教育家”。（郭衍莹：《被遗忘的民国平民教育家邰爽秋》，2014年第5期《钟山风雨》）
邰爽秋主持编写的《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创立旨趣》
理解邰爽秋
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的著作《知识分子》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宣称他们热爱人类，或许真的是如此，但是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出种种美妙的图景，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可能，约翰逊所要证明的，正像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文人无行”。
读其文，观其行，听其言，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邰爽秋的“怪”：城市不待，教授不做，校长不当，洋货不用……更最重要的，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他“热恋民生”，这与其他三位“怪杰”，“晏阳初醉心西化，梁漱溟梦想村治，陶行知笃信手脑”截然不同。邰爽秋把“民生”视作自己的“命根子”，挂在嘴边，行在手头，穿在身上，食在饭中，深入民间地头，与贩夫走卒为伍，甚至因此闹起了家庭风波，夫妻不和。这样的作风，既不符合世俗传统，也与人们心目中能自觉践行礼义道德规范，积文学，正身行的“完美圣人”形象相去甚远。因此，在常人看来，邰爽秋岂不“怪”哉？何行之有？
也正因为其“怪”，邰爽秋还遭遇了一些社会人士的质疑，甚至是刺耳的批评。有人说邰爽秋“善吹牛”，其主办的大夏民教实验区，除了几块木头招牌外，一无所有。但为了迎接来参观的人们，而专门修路盖房，以显成绩。有人说邰爽秋“太刻薄”，对别人要求的严，对自己却另一套标准。要求学生做得太多，甚至以绩点、学分相要挟。还有人说邰爽秋“不彻底”，一方面大力提倡土货，另一方面却允许拥有一部很漂亮的黄包车，还配有车夫，这就是节约吗？“中国之所以糟，就遭于这般人身上”。
可是，有些人却又称“并不是故意挖苦邰先生，将短处宣扬出去。其实，我太爱惜邰先生，太钦佩邰先生了，因为人多是不能看见自己背影的，所以我很诚恳地将邰先生的背影剪下。希望邰先生知道他自己背影之后，努力苦干硬干，完成他的理想！”
滔滔者，天下皆是。可不论邰爽秋受到怎样的批评、质疑，或者有什么失误、错误，他一直满怀热情为了民生改善，为了教育发展而呕心沥血，一如既往。因为邰爽秋始终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他比任何人都更想尽快改变国弱家贫的局面，比任何人都想尽早看到国富民强的未来。
当国家利益遭受严重破坏的时候，他暂缓诉求，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先。“可知在这国难严重的期中，要谋教师待遇的改善，必先谋国民经济的发展；欲谋教师地位的稳定，必先谋整个民族的安全；欲谋教师修养的增进，必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做教师的应深深了解民族没有出路，教师决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在这抗战建国期中，对于教师节所悬的三大目标，应有一种新的认识。我们应当认识当前的新使命。应当集合全体的力量，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一致奋起把我们的仇敌——野蛮的日本军队——驱出国土之外；把帝国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枷锁，一齐解脱。等到将来我们的国土恢复国权完整国耻洗净的时候，我们的待遇自然可以提高，我们的地位自然可以安定，我们的修养也自然可以增进了！”
这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充分体现了邰爽秋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也正因如此，他更迫切希望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改善人民食不饱、住无居、衣不暖的状况，遂将民生置于首位，大力倡导民生教育。
而这与那些面对国家危亡之时，形遁于世，不居乱邦的“怪人们”相比，邰爽秋却是一个常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何“怪”之有？岂无行乎？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意为吟咏他们作的诗，读他们著的书，不知道他们的为人行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时代啊。
邰爽秋活跃的时代，正值大批欧美留学生回国。他们以自己的热切渴望和积极准备，以自己高昂的呐喊和强烈的呼唤，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实干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当时各种教育思潮传播和实验实践中，留学生们表现的最为活跃。
而这样的活跃，来源于留学生们的爱国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也得益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提倡，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扩展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个年代，不管你信奉什么“学说”和“主义”，“不可为古人奴隶，不可为西人奴隶”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从当时出版的许多杂志发刊词和文章中，强烈地感受这一指导思想。
如何让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事实上就是开启民智，发动民众，兴起民力。然而，面对这一共同的愿景，留学生们却选择了不同的实践道路：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实验实践，有的要求变革学制，有的积极修法订规，有的热衷职教，有的醉心工读，有的留守城市，有的投身乡村……这些，无不是对晚近以来，社会大变革的深刻回应，它们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留学生们的爱国之心，忧国之思，为国之情，报国之志。
邰爽秋，作为一位中学校长，一名大学教师，更是留学生的代表，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回到乡土。
回到乡土，是家园故土对海外游子归来的呼唤，是养育上万万中国人的黄土地对新时代的呐喊；回到乡土，是萧索乡村对城市知识分子的考验，是贫苦百姓对生活改善的期盼。
那个时候，留学生可以说是一代天骄。回国之后，便会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优渥的经济待遇，较佳的工作选择。宛若旧式中举之状，更有衣锦回乡之感。尽管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落后，但一旦留学后便可平步青云，其物质生活条件就那时的中国国情而言，是大大地超前了。所以，回到乡土，有人会软弱，有人会退缩，还有人会由于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巨大的差别的国情，而产生的爱国情结转化为困惑与自责心理。因此，邰爽秋选择回到乡土，是用自己独到的眼光直应了现实，自信的勇气直面了问题。
这正显示出邰爽秋，作为一代教育家的眼界与境界，胸怀与心怀，社会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不会遮蔽住他的双眼。不难想象，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教育探索和努力的方向一定会赢得众多的追随者，并引领和感召着他们的探索和成长。他实践着的精神或个人人格的魅力影响着许许多多人，并进而形成着一种风气，一种模式，甚至是一个运动。
其实，像邰爽秋这样的教育家有很多，其功业与思想、修养与人格，断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他们都有着尚公无私、兼济天下的品格，甘于清静、淡于名利的情操，勤于求索、乐于进取的追求。
有人曾作过总结，在教育家的必备素质与其教育实践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关联，这包括：高尚的人格力量，体现为对教育对象的呵护，对人才的垂青；人文的修养，体现为具有会通中西文化的素质与远见，具有开阔的教育视野；勇于献身的精神，体现为对教育事业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可以讲，正是有了这些教育家，才会奋力揖美追欧，实现旧邦新造；才会加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回想上个世纪上半叶，那些闻名四海的风云人物，那些缤纷多样的教育思潮，那些轰轰烈烈的实践运动，恍如昨昔，但却在倏然间停止了一切。而邰爽秋的民生教育思想，却以体系之完备，内涵之丰富，实践之广泛，而独树一帜。随着更多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更多观念和方法的介入，有关邰爽秋及其民生教育思想，理应得到更多的研究和关照。
邰爽秋先生已经逝世46年了。希望《文集》的出版能让我们记住他，这位曾经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教育家。邰爽秋，不应被遗忘。历史也将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