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英]理查德·J.埃文斯著，韦斯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780页，168.00元
2012年，以“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享誉全球的史学巨擘、左翼近代史大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院长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去世（Eric Hobsbawm，1917-2012），终年九十五岁。同一年，凭借“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声名鹊起的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剑桥大学沃夫森学院院长，曾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副院长、剑桥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受封爵位。这两位英国史学界、伯贝克学院的前后辈，在人生彼此意外接续的同时，迎来了学术上相互间的奇妙联系。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影响整整一代政界和学界的要人”，为霍布斯鲍姆树碑立传殊非易事，更遑论其本人已有珠玉在前——2002年，霍布斯鲍姆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中信出版社2010年中译版）便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省，在淡薄的个人色彩下展现了二十世纪宏大的社会和政治。最终，理查德·埃文斯为我们呈现的，更着重于主观的个人体验与内心世界，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在二十世纪曲折历史进程中始终如一的红色灵魂。
政治场上的童子军
在埃文斯笔下，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出身殊为可悯：在沙俄压迫下安土重迁的波兰移民家族，在伦敦移民官的粗疏登记下，丢失了“奥布斯鲍姆”（Obstbaum）姓氏中的t，又多了一个H，成了“霍布斯鲍姆”家；他本人的父母分别出身英国与奥地利，在1914年筹备婚礼时便面临一战带来的家国窘境，最终于1917年6月8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城诞下艾瑞克——几个月后，圣彼得堡的一声炮响震撼了世界，也预示了他未来将恪守一生的信仰。
一战后，霍布斯鲍姆辗转于维也纳和柏林。但无论是维也纳中产阶级的文艺氛围，还是魏玛柏林先锋主义的艺术潮流，都无法填补颠沛流离带来的空虚。年少的霍布斯鲍姆加入了维也纳的童子军组织——在经历了毫无保障的生活和大萧条下父亲的突然离世后，童子军提供了他渴望的身份认同、安定与归属感。这种对集体主义的追求，很快在1931年7月15日母亲辞世后进一步升级——两周后艾瑞克被亲人送去柏林，见证了德国深入骨髓的社会危机与浩浩荡荡的政治风潮：银行停止兑款，三分之一的人失业，通货膨胀不断，资本主义的崩溃迫在眉睫，“我们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这船要撞上冰山了”（31页）。在风起云涌的柏林，艾瑞克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大规模共产主义运动，开启了“一个20世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典型的入门仪式，也就是从第一页开始阅读和理解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短暂尝试”（33页）。1933年1月25日，艾瑞克参加了共产党人在柏林的最后一次公开游行，回击纳粹的挑衅。在零下十五度的气温中，十三万衣衫褴褛、脸色苍白但目光坚定的德共党员齐声歌唱高喊口号，向寒风中坚持伫立五小时的台尔曼致敬。贫穷的人们对剥削制度的仇恨，游行的歌声、呐喊与红旗下携手前进的队伍，给予了艾瑞克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我属于这个组织。”（39页）他始终记着当时大家唱的歌，直到去世仍保留着那张破破烂烂的德语歌单。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罢工还是游行，都没能阻止希特勒的总理任命，德共寄希望于通过3月5日的议会选举限制希特勒的权力。已经是斗争一员的小霍布斯鲍姆也参与其中，为选举分发竞选传单。1933年2月27日夜，他和妹妹南希分工运送小册子。九时，当南希完工骑着自行车穿过勃兰登堡门回家，看见了国会大厦熊熊而起的火光。
1933年3月，艾瑞克跟随亲属举家搬回伦敦，但并非因为参与共产党活动或犹太人身份，而是家庭经济难以为继。因此他并非难民、流亡者，而是以久在海外的英国公民身份，回到了未曾谋面的祖国。曾给予他希望的革命火炬，在大海另一侧的无边黑暗中黯淡了下去。然而在伦敦的艾瑞克却大放异彩，童子军的经历与街头斗争的经验，让他犀利的文笔与言辞远胜贵族学校里只会关注衣装打扮的公子哥儿。但在学业、社团和辩论场上的成功，难以掩饰内心的空虚：“15岁柏林男生熟悉的话题——政治、文学、性——在英国学校都没人谈论。我有点儿无聊，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上。”（53页）英国政治场截然不同的气氛更让年轻的霍布斯鲍姆格格不入：英共不参与议会和武装斗争，大搞精英主义路线，让习惯了融入人民运动的艾瑞克无所适从。他唯一有机会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左翼运动是工党领导的，而在1934年5月1日这个劳动者的节日，伦敦加入游行队伍的还不足一千人。
1936年5月，左翼人民阵线在法国、西班牙大选获胜，革命的火炬仿佛又在欧洲燃起，想要逃离伦敦压抑氛围的霍布斯鲍姆，凭借优良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支持赴巴黎访学，由此开启了他贯彻一生的环游世界的爱好。他在露天会场上冒雨聆听法共书记多列士的讲话，在地铁里与青年党员一起歌唱，与北非穆斯林工人一起扛着红旗游行，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佛朗哥兴兵政变的消息。他孤身涉足内战中的西班牙，沉重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1936年，霍布斯鲍姆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很快这位“什么都懂的大一新生”便在名校装腔作势的“老伊顿人”（Old Etonians）中脱颖而出：“他在英语文学社中讲述华兹华斯诗作中的象征主义根源，在法语、德语文学社发表的意见则深刻得如同神谕。”（127页）在剑桥，他找到了组织——社会主义学社是“所有大学里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剑桥大学里最大的政治俱乐部”，也是大名鼎鼎的“剑桥五杰”的政治觉醒之地。霍布斯鲍姆后来深深为此抱憾：与这些声闻遐迩的学长不同，他从未获得机会为苏联的反法西斯事业提供情报服务。
1939年战争开始，霍布斯鲍姆被征召入伍，但他一贯的亲共立场与犀利的墙报言论让军情五处花了大力气对这个没有危险的知识分子进行全方位监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剑桥五杰”在眼皮底下的活动，以至英国的机密直到战后的1951年还在源源不断地泄露给苏联。无独有偶，热情而多话的霍布斯鲍姆同样不受英共领导层的信任——英共一开始就知道艾瑞克惹上了麻烦，因为跟他同部队的长官也是共产党员，但军情五处窃听到的伦敦总部谈话却拒绝让霍布斯鲍姆知晓真相，而是要求他“变得实际一点儿，少点理想主义”（228页）。
埃文斯笔下的霍布斯鲍姆，在人生青葱之时迎来了历史的巨变。一战与二战共同影响着他成人的旅程。投身政治的热情与无与伦比的才华都将他无限趋近地推向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在最为出于意料的关头他却与革命失之交臂。这名维也纳走来的童子军，在柏林的政治大潮洗礼，欧陆各国的“穷游”，又撑过二战的提心吊胆与安全部门的监控之后，已经难以对沉闷保守的伦敦产生祖国的共鸣，更无法对自己的信仰妥协：“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共产主义，因此如果一个人不能完全投身到摧毁资本主义的事业中，那个人就会是叛徒。结论：我是叛徒。”（80页）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历史学的游击战士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认为自己的人生在广泛意义上并没有影响或塑造任何东西；相反，他是被自己经历的时代塑造成了这个样子。就像他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内心千头万绪、受直觉驱动的历史学家，不太愿意做计划”（第3页）。童年不稳定的生活使他不得不自学掌握多门语言，从十岁开始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各国著作，并在此后八十五年里未曾停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14岁开始尝试写作，但成年后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适合我的是历史研究……在16岁时候就产生了成为历史学家的自觉。”（54页）
二战后的霍布斯鲍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政治运动的局外人。当局的监控提防、英共的排斥党争以及苏联在战后的修正主义变化，都使得他这位魏玛时期的德共党员处境尴尬。“直到1946年从部队退役，我才决心要成为专业学者。”1949年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的《英国工会概况：1889-1914》标志着艾瑞克作为历史学者的职业生涯开端。1951年1月27日，他正式获得两星一等荣誉的博士学位。但亲共的政治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治史方法，使他在英国的正统史学界举步维艰。他自认是一个“软弱又摇摆不定的人”，在1952年11月的党员思想报告中，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我曾考虑过全职投入工会斗争，但觉得自己缺乏认真做好这件事情的组织能力……我觉得自己没有对党贡献应有的力量，也没有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做贡献。”（314页）自五十年代搬到剑桥后，霍布斯鲍姆再也没有参与英共党内的官方活动：“我的个人兴趣不在这方面，性格也不合适。从那时候开始，我实际上就完全只在学术或知识分子圈子内活动了。”
但在国内政治场的停滞不前，却使他在联络国际共产党组织、左翼知识分子方面颇有建树。霍布斯鲍姆加入了英国德国民主促进会、英捷友好联盟、英中友好协会，将始创于1938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小组重组成了共产党历史学者小组，创办了刊物《过去与现在》，让历史为革命思想服务，并于1954年冬访问了苏联。1957年，再次赴欧陆度假的霍布斯鲍姆撞上了阿尔及利亚危机。鉴于出动的四十万大军陷于泥潭，法国政府支持秘密佣兵与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大打出手，以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霍布斯鲍姆帮助游击队员摆脱军警的追捕，配合抵抗组织的行动，也第一次在心底里树立起了离经叛道，与压迫人民的右翼“主流”不共戴天的“游击队员”形象。
回到英国后，作为年轻研究员的霍布斯鲍姆最终在伯贝克学院安身立命，他将这里称为“穷人的万灵学院”，提供了“一种从内而发的自然保护，使我得以抵御冷战带来的外部压力”（277页）。但他竭尽心血的首部大作《工薪劳动者的兴起》却仍被评审和出版社联手扼杀，愤而想起诉出版商的霍布斯鲍姆获得的仅是一句让人心凉的忠告：“你可以找人证明你的学术立场，但他们会找到更多人证明你的观点不够全面。”（343页）灰心丧气的霍布斯鲍姆一度沉溺于五十年代末伦敦苏荷区的爵士乐风潮，这种抗拒成为高雅艺术的都市民间音乐让他找到了接近民众的感觉。1959年的《爵士乐图景》成了霍布斯鲍姆十年乐评生涯的写照，也成了这位史学大家跨领域的“爵士乐爱好者必备之书”。五十年代中期数次造访意大利后，《原始的叛乱》也在1959年横空出世。在这部霍布斯鲍姆自认最喜欢的作品中，他将“原始的叛乱”“社会性匪徒”这些新概念引入史学研讨。爵士乐的文化反叛，匪徒、千禧年运动、无政府主义、卢德派的“原始叛乱”，仿佛如他的个人经历和学术事业一般一体两面，使他成为一时众星捧月的历史学家。1960年，大名鼎鼎的共党霍布斯鲍姆大摇大摆地去了刚渡过麦卡锡时代的美国，还顺道去了一趟古巴——毕竟手眼通天的军情五处“没人知会他要申请美国签证”，无所不能的联邦调查局“没听说他竟然会来美国”。显然此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1962年1月他再赴古巴，并临时为初露头角的切·格瓦拉客串了一把演说的英文翻译。在哥伦比亚，他邂逅了共产主义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了”（419页）！
阿尔及利亚的抵抗运动、爵士乐的离经叛道、南美的自由战士让这位醉心于“原始叛乱”的学者开始颠覆英国死气沉沉的史学圈子：“曾经有一段时间，英国学术圈的历史学者一想到当一名平装本作家，换句话说就是为大众撰写通俗作品，就大惊失色……但情势现在有所改变，我这一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热衷解释历史和对公众进行历史普及教育的人士、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有创新意识的学者，都对面向学术圈子和面向普通民众的写作充满热情。”（410页）一念为人民，刹那天地宽。之前在出版方面屡屡碰壁的霍布斯鲍姆，迎来了《革命的年代》《匪徒》《劳动者》《工业与帝国》《革命者》等一系列作品的爆红。“我很乐意将自己描述为一名游击队员式的历史学者，我不是直接冲向文献炮火线后的目标，而是从侧翼小树林里端着思想的自动步枪找机会切入。”（678页）
如果说六十年代的霍布斯鲍姆聚焦于英法双元革命和工业发展下的底层反抗史，那么七十年代的他重新把目光归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繁荣扩张的欧洲社会，1975年的《资本的年代》对1848年革命到1873年后萧条期之间的资本黄金时代抽丝剥茧。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鲍姆在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同时，也逐渐被昔日难以跻身其中的学术圈、体制圈所接纳：“体制正日渐把我纳入其宽广的怀抱中——坦白说，我对这种开始有所收获的感觉还是挺沾沾自喜的——而我要如何保持作为一名老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呢？”（497页）霍布斯鲍姆的答案是——凭借历史作家的身份更为积极地参与到英国政治中去。他为意大利共产党担任英国通讯员，为英共的理论期刊《今日马克思主义》供稿，在英国政治辩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使这本刊物一跃成为知名期刊。这位昔日被军情五处压制舆论的辩论家如今在BBC享有专栏待遇，时不时对撒切尔之流评头论足批判一番。与此同时，将视野延伸到一战前夕的《帝国的年代》于1986年横空出世，与前两作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历史三部曲，霍布斯鲍姆也即将从学院教职荣休。他的一生似乎已经逆天改命到达了顶点：“艾瑞克此时被视为工党的思想导师，他从一位共产党知识分子变成了站在左派立场上发声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位英国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全球学界举足轻重的历史学家，在霍布斯鲍姆踌躇满志为自己的人生献上圆满力作之时，恰如其出生后迎来的北地那声炮响，一道铁幕的垮塌再次扭转了他人生的轨迹。
新世纪的旧先知
1988年，霍布斯鲍姆在接受《圣保罗州报》专访热情赞扬苏联的改革家时，恐怕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戈尔巴乔夫带来了苏联的末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霍布斯鲍姆远不是史书上的铅字，而是切肤之痛。《今日马克思主义》因苏联崩溃而停办，全欧洲的左翼组织莫衷一是，分化瓦解。整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背景下的西方媒体似乎习惯于拿苏联解体询问霍布斯鲍姆取乐，而他则利用举世无双的辩才反唇相讥：“1918年奥匈帝国的解体带来的影响几乎都是负面的，我不确定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乐见这些被禁锢了70年之久的力量释放出来。”（565页）面对自认已再无对手的西方社会，霍布斯鲍姆一再表露出自己的担忧：“苏联的终结意味着西方的社会进步有停滞之虞”，“新独立的中欧东欧国家里，政治秩序潜藏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冒险主义情绪再度涌现的中东地区势必爆发冲突”，“苏联没有解体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坐享和平。而现在，离战争已经不远了”（564页）。西方在苏东地区推崇的民族自决原则也被他嗤之以鼻：“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一股天然向善的力量……除了几个岛屿小国，全世界能合理宣称自己在语言和种族上具有同一性的国家不超过12个。”在1991年的美国人类学会上，他指责历史学者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民族主义的崛起，反而推动其右翼保守影响的沉渣泛起：“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民族间的对抗也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学家就是制造历史的人”，国际主义精神一旦散失，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然而，世纪末的欧美学界沉湎于冷战胜利的幻境，各类“终结论”层出不穷，似乎历史已经停在了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的那一瞬。海湾和科索沃战争的大获全胜，更让西方世界自负地认为霍布斯鲍姆的预言不值一提——直到2001年9月11日。今日遍及中亚、非洲、中东欧的战火，南美南亚的动乱，正如这位旧先知所言，无不在撼动着新世纪的世界。而大英帝国，也在纷乱的时局中走向日落。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正是霍布斯鲍姆八十周年纪念。在他声援下赢得大选的工党布莱尔政府推动了王室向“在历史学界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授勋。当女王将绶带挂到这位老共产党员的脖子上时，一片石膏板从白金汉宫失修的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在最后的岁月里，霍布斯鲍姆开始记录二十世纪这个“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时代”（578页）。1994年，《极端的年代》出版，这部从一战、二战一直到冷战结束的作品，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霍布斯鲍姆一生的写照，是他真正的自传。伴随着苏联解体，他这一代人的欧洲共产主义斗争失败了，但霍布斯鲍姆仍坚持为这个时代做出标注：“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失败者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极端的年代》是霍布斯鲍姆最成功的作品，这是他亲身经历的年代。
要提到的是，新世纪的霍布斯鲍姆已经是一个老人，一个旧日的先知，他能够凭借丰富的经验预言风云变幻，却无法理解当下的人们为何彼此攻讦。他反感“9·11”事件后西方“建立在绝对善恶基础上的道德话语”——政治正确；他不明白为何左翼统一战线会被碎片化的新社会运动——黑人权益、女权、环保主义、彩虹联盟等——取代，左翼媒体为何向民众倡导那些“激进而缺乏思考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张”。即便荣誉等身，功成名就后得以参与文化圈的各种协会俱乐部，但他一生都未曾真正融入高高在上的正统学界，也不为同行所认同理解。即便是本书作者理查德·埃文斯亦如是，作为剑桥精英跻身学界的政治外交“正史”学者，他将霍布斯鲍姆对共产主义的终生信仰解释为弗洛伊德式的童年缺陷，对依靠民众和第三世界读者支撑销量的“年代四部曲”颇有微词。书中对霍布斯鲍姆作品的评价永远是长篇累牍的批评引用，与最后一小段的所谓“积极意义”。同样，当今的西方学术评论界也笑骂他用的“老掉牙的理论”，嘲讽他不懂得“非洲主义、先锋艺术和女性主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直男思维”。
霍布斯鲍姆可能并不会否认这一点：“除劳工史和社会运动史，我对其他历史的全部兴趣来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使他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宏观历史问题产生了兴趣”；他重视马克思、列宁，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分析得了现实，指导得了实践，而不在于是不是足够“时髦”，能不能“标新立异”“抓人眼球”。他一直相信左翼阵营应当团结，摈弃各种派别之争：“共产主义是一个实现普遍自由、解放全人类、解放贫穷大众的梦想。”他一直相信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他并不去区别这些人的肤色、品味与取向，妄图打造一个绝对优秀、正确的群体，他要做的是“为那些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人们发声，这些人无法想象他们的罢工、抗议甚至团结起来，都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669页）。他一辈子愧疚于未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党员为共产主义革命做出贡献，而只能用红色的笔触勾勒过去的历史，为那些帝王将相总统军阀文治武功之下默默无闻的“底层”“叛逆”发声。2012年10月10日，霍布斯鲍姆葬礼上，在他的遗体移出火化时，灵堂响起了《国际歌》。
这一刻，一个红色的幽灵仍在欧洲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