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说：“读古人之书，必知其人而论其世，则年谱要矣。”编年谱是知人论世的最好办法和捷径。年谱至宋代正式出现，很快成为一种传记体裁，发展迅猛，到明清时期，附庸蔚为大国，不仅数量日益增多，而且篇幅越来越大，但当时尚没有用“长编”作书名者。近二三十年来年谱长编突然流行，涌现一大批以此为题的著作，以至于有学者考证“长编”的本义，认为“长编”是“初稿”的意思，调侃学界望文生义，把误解当时髦追捧，结果群起仿效，成为一种风尚而流行开来。有的甚至为长编而长编，大量引用谱主的文字。薛玉琴教授与刘正伟教授合编《夏丏尊全集》增订10卷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字数达450万字，照理说她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和优势撰写夏丏尊的年谱长编，但她新近出版的和陈才合著的《夏丏尊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仅50万字左右，可以说是一部选材严挖掘深、精心构撰的佳作。
《夏丏尊年谱》，薛玉琴、陈才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夏丏尊（1886—1946），名铸，字勉旃，后改字丏尊，浙江上虞人。祖上经商，家境不错，能够从小读私塾，于16岁时，考取秀才。然好景不长，家道中落。为生计，夏丏尊不得不离家读外国书。虽然读了几个学校，甚至去日本留学，但均因学费无法继续，中途辍学，未曾获得过任何毕业文凭。尽管如此，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他历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虞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员，以及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国立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等。1926年参与筹办开明书店，以后长期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编译所主任，创办《一般》《中学生》《新女性》《新少年》等青少年刊物，发起并参与组织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等，与陈望道等合作编纂《开明国文讲义》；与叶圣陶等合作编纂《国文百八课》《初中国文教本》,撰写故事体语文知识学习著作《文心》。在长达40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他广泛涉猎文学、教育、社会、宗教、出版及翻译等众多领域，均卓有建树，尤其在文学、教育、出版等方面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夏丏尊
多重时事的观照
“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 夏丏尊生活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社会变动非常剧烈，经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那么时事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夏丏尊年谱》不仅撰写分年大事记，提供谱主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而且正文中也有谱主对所亲历事件的记述、回忆，以及与其文学家身份相关的文学思潮与实践活动。如1911年分年大事记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时事记载，正文对应的有“11月5日杭州光复”条，其下摘录夏丏尊《光复杂忆》一文，说：“那时我在杭州，事前曾有风声，说就要发动。四日夜里尚毫不觉得有甚么，次晨起来，知道已光复了。……记得在光复当时，人心是非常兴奋的。一般人，尤其是青年，都认中国的衰弱，罪在满洲政府的腐败，只要满洲人一倒，就甚么都有办法。当辫子初剪去的时候，我们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对时代抱着很大的希望。”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的威信锐降，形象每况愈下，越来越令人失望，就像一句电影台词说得那样，“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因此，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地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廷，其中多数实现和平改旗易帜。杭州也是其中之一，时人以为只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国家就有希望了，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待。
但事实并非如此，民国肇建后，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混乱动荡之中，更遭到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夏丏尊服务的立达学园惨遭毁损，主编的《中学生》2月号正在装订，也悉数化为灰烬，他不得不回浙江老家避难。尽管如此，他与巴金、陈望道、胡愈之等知名人士129人共同签署《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抨击政府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民众起来抗争，唯有如此，才能争取到中华民族自由独立的光荣。“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与王统照、郑振铎等101位上海文艺界人士联合发表《文艺界为卢沟桥事件告全国同胞书》，声明拥护全国民众在政府统一指挥下，从事抗战活动。这次，他支持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回老家避难，自己却全家搬至法租界居住。那个朋友后来抱怨说，听了他的话，回到老家，然而在生活上，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比起在上海，更飘荡，更没有着落，不禁对他有点反感。
1942年，因日军多年占领所带来的城市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上海华界霍乱流行。为防止疫情扩散，日军当局除了对疫区采取隔离、封锁等措施外，还强制对华界民众注射防疫针，尤其出入租界必须持有防疫证书，无证或过期失效者一律禁止通行。这迫使有出入租界需要的华界市民不得不去打防疫针，否则无法通行。时人记载说，华界、租界的卫生处门前大排长龙，拥挤不堪，医生也手不停射，忙碌不已，“上面烈日当空，下面竚足而俟”，民众苦不堪言。 当时夏丏尊次子夏龙文在宁波工作，他致信儿子，提到上海的霍乱疫情，说：“沪上疫势加厉，进出两租界须验防疫证书，无者或过时者不准通行。”还问从上海到宁波，“须验大便，而大便证书之有效期限只三日，手续非常麻烦”，不知由宁波来上海，“是否亦须如此”？
近代中国为时代巨变所激荡，各个领域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文学领域经过白话文运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也转型为现代新文学。作为文学家的一员，夏丏尊不仅有大量创作，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国文课，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一起讨论、制定《国文教授法大纲》，提出国文教授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所发表的文章，用现代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傅彬然深情地回忆说：“他读的古书不及别的国文老师那么多，可是他选的文章，多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文学和语文的见解，跟后来五四运动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颇多不谋而合之处。”另一个学生丰子恺则说：“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的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就此看来，早在陈独秀、胡适等公开提出文学革命主张之前，夏丏尊已开始践行文学革命了。
以社会交往为主线
人是社会的一员，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人。” 夏丏尊既当过中学老师，也在大学任教，还从事编辑出版等工作，阅历十分丰富。他有家人，有学生，与很多人共事，也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可以说与他有关系之人不胜枚举。对此，《夏丏尊年谱》没有面面俱到，全部涉及，也没有过于聚焦，集中到少数有直接关系的人身上，而是有所选择侧重，体现其人际交往网络的连续性、丰富性、多元性。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终身的关系，如家人和至交好友如李叔同、叶圣陶等；一种是各个时期的主要社会往来对象，像浙江一师的同事经亨颐、鲁迅、陈望道、刘大白等，学生杨贤江、丰子恺、曹聚仁等；湖南一师的同事舒新城、恽代英、匡互生、张文亮等；春晖中学的同事刘熏宇、朱自清、朱光潜等，开明书店的同事章锡琛、王伯祥、宋云彬等。《夏丏尊年谱》编者通过挖掘夏丏尊自己及上述往来人物的档案、日记、回忆录等文献资料，补充夏丏尊一生中原本模糊与缺失的部分，尽量全面还原夏丏尊的生命历程，使其形象更加立体、丰满、鲜活。
如关于夏丏尊清末留学日本问题，学术界或牵强附会，或人云亦云，语焉不详，扑朔迷离。通过查阅夏丏尊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档案及文件，结合夏丏尊的自述材料，编者进行一番严密的考订后，指出1905年恰巧有亲戚从日本留学法政回来，受其影响，夏丏尊遍访亲友，借贷500元，准备赴日留学。次年他负笈东瀛，为节省来之不易的学费，最初几月请一日本人专教日文。该年4月，他插班进入日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1907年5月15至20日参加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招生考试，被窑业科特别预科录取，而并非坊间讹传的染织工业，实际染织工业本身也不确，应为染织科。9月入学后，夏丏尊即禀请领取官费，因浙江省库款紧张，官费资助名额竞争激烈，他禀请失败，家中又无法筹措学费，不得不于次年5月辍学回国，应聘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育、心理、伦理等科通译助教。在这里，他开始职业生涯，并逐渐建立人际交往网络。他结交的第一个名人是鲁迅。鲁迅比他晚一年进校，虽然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与他学历相似，但比他幸运，任化学、生理科教员兼博物科通译，不仅专业对口，而且起点高，直接担任教员。夏丏尊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阅读方面。”
民国甫成立，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就改名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并积极引进人才。其中担任图画、音乐教员的李叔同后来成为夏丏尊一生挚友。他一到校，夏丏尊便参与接待，陪他夜游西湖。他们刚开始以艺交流，李叔同会书法，夏丏尊擅篆刻，经常互赠作品。1913年7月，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改设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俩合作为新学校写校歌，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正是这样频繁的交流合作，使他们惺惺相惜，结下深厚友谊，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一次，为躲避学校名人演讲，他们出去喝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自己回忆说：“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随后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绍断食之法，结果又是前者说过就算了，后者却当真了，趁寒假直接跑到虎跑寺断食。夏丏尊是回家过完年返校，才知道此事的。去寺庙里断食，使李叔同产生奇妙体验，有从佛愿望，这应是他出家的一个近因。1918年2月25日，李叔同正式皈依三宝，法名演音，字弘一。对此，夏丏尊颇为内疚，说李叔同因他的助缘而出家，自己却没有这个勇气，仍在凡俗之中沉浮，“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回顾他们共事的七年中，李叔同有离开浙江一师的机会至少有三四次之多，可都由于他的恳留而未走，“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故“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一方面是愧疚，另一方面是不同寻常的友情，夏丏尊与弘一法师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资助他；他圆寂后，夏丏尊编辑纪念文集、组织纪念会缅怀他。
曹聚仁在一篇回忆老师夏丏尊的文章中，指出人的品性以中和为最可贵，在他的师友中，性格多有所偏，“求其中和平直，夏师庶几近之”。 其实夏丏尊不总是平和稳重，也有激进血性的时候。在浙一师的文化革新风潮中，因遭军阀当局的压制，他与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等同事不顾学生挽留，愤而辞职。随即经陈独秀推荐，他与沈仲九应聘至湖南一师任教员。其时，毛泽东为湖南一师附小主事。1920年秋，毛泽东创办失学青年补习班，夏丏尊、沈仲九、匡互生等应邀任教。不久，因湖南省政府欠薪，夏丏尊等老师主张罢课，毛泽东认为罢课消极，主张采取积极的办法，由教育界自决。可夏丏尊等还是搬走行李，决意离校，对此毛泽东很是反对，找几个学生谈话，说：“教职员离校很危险，因为他们出去就散了，要想积极奋斗万难了。现在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慰留在校。”尽管未能如愿，但夏丏尊的斗争精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觉得“他是一个为企求光明而前来接受革命洗礼的人物，便劝他也加入他们的党”，然竟被婉拒，乃私下对人说：“夏先生的人格学识是令人可钦仰的，可是政治上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据说这激发夏丏尊后来对政治研究的兴趣，不仅翻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这样的书，还写了不少批评中国传统和时局的文章。应该说他人生经历丰富，社会交往多姿多彩，有的鲜为人知，有的影响一生，颇吸引眼球，容易激发兴趣和关注。
呈现另一面
丰子恺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夏丏尊“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的确如此，他是复合型人才，在许多领域都很有建树，被誉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新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因此，各方对他有口皆碑，普遍给予高度评价。像曹聚仁本来对他有恶感，后来了解到他是“有深度的文士”，才转而对他表示钦佩，盛赞他品性好，壮年时有努力的方向，老年时有开明书店这样的名山事业，切实为中学生着想。而周振甫则说夏丏尊既有生活艺术化的思想，也将之付诸实践，即在日常生活中讲究情、理、事。
然而，根据《夏丏尊年谱》所引用的王伯祥等日记，则并非如此。大体上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夏丏尊具有商人习性，重利贪财。1934年1月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载有人“评丏尊为商人”，但没有进一步展开，不清楚何出此言，到底有哪些表现。不过这种说法倒也并非无中生有，《社会日报》1932年11月6日曾刊登一篇杂文，题目就是《商人化之夏丏尊》，称靠《爱的教育》、《文章作法》二书，夏丏尊每季可得版税“至少三千元”，为除林语堂、郭沫若外最多的，“故现在之夏丏尊，已变成一商业化之文人矣”。而他的商人嘴脸，恰恰在王伯祥日记里多有揭露。1944年11月9日，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宣称有旧家要出售100箱左右的书，开价300万元，他想为图书馆买下来。可夏丏尊与陈乃乾想当中间人，通过卖书取酬。王伯祥对章说夏丏尊一向不喜欢开明书店买书，他又视这笔生意为利薮，肯定办不成。果然如王所料，夏丏尊把持这笔生意，连书的目录也秘不示人。就此，他评论说：“丏尊平日时以梨洲与晚村争书利为讥笑，今乃躬蹈而不恤，且从而加鄙焉。”1945年8月2日，王伯祥在日记中记载：有个叫刘劭青的介绍夏丏尊见李某，称以隐贫名义，可申请几十万元救济金。王认为夏丏尊还没有穷到这种地步，应该断然拒绝，但夏竟欣然接受，填报申请，并得到这笔救济金，发了一笔小财。王伯祥乃讥讽夏“不但忘垂老务得之戒，真可谓耄及之征矣”。
二是作为开明书店的领导层，夏丏尊未能尽责尽力。宋云彬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八一三事变”时，开明总厂遭日军轰炸，资产损失达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什么损失如此惨重，是由于开明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章锡琛、夏丏尊不关心时事。前者认为开明书店位于公共租界，仗不会打到这里，安全无虞，再说国家都到危险关头，即使牺牲他这点事业，又算得了什么。后者则不相信会出现长期抗战的局面，他不止一次地对宋云彬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没有认真跟帝国主义者打过一次仗，目前这个坏政府，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正因为此，夏丏尊和章锡琛没有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布置，致使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对于今后书店何去何从，有人主张清理关门，夏丏尊也有此想，与王伯祥谈店务时，忧心忡忡。王伯祥安慰说：好好筹划，妥善处理，开明书店不会有关门危险，如果投机乱来，不按部就班，就要大担心了。在王伯祥看来，夏丏尊除了杞忧，拿不出办法和主意，“至堪浩叹”。1943年，盛文颐设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出资50万元刊印《普慧大藏经》，夏丏尊任理事，一般上午到法藏寺做译经工作，下午去开明书店上班。最后因电车减少，干脆不去店里。1944年11月28日，他突然到店，是因为内山完造为他购买的法帖15部到了，他要转卖赚差价，所以特来办理此事。其时，店中同事想分杯羹者纷纷向他求买，讨价还价，较量锱铢，“状殊可哂”。当天，王伯祥就在日记里详记此过程，顺便吐槽夏丏尊近一年多来只上半天班，甚至“竟不来馆”的情况，最后悲愤地写道：“身处率导之任者乃躬以利倡如此，岂不大可悼叹哉？” 在他眼里，像夏丏尊这样的负责人非但没有经营能力和意识，还没有职业素质和奉献精神，很不应该。
三是日常言行殊乖常度。春晖中学教员有党同伐异之争，一次有某君选文将“疵之”抄成“庇之”，被对手抓住，大肆炒作。某君是夏丏尊学生，乃向老师求助。夏翻到一木刻本随笔，赫然即“庇”字，大喜过望，特地找学校当局“力言”，令对手心情郁闷，不得不离职。为此他非常得意，津津乐道。王伯祥查阅多种权威史料，发现均为“疵之”，并无作“庇之”者，不禁评论说：“其实英雄欺人，弥盖一时，而对手震其名，乃敛手不敢抗耳。”1939年12月31日晚上6点，开明书店全体同人在聚丰园聚餐，夏丏尊尽管来了，但情绪不佳，嫌此举为多事与浪费。王伯祥在日记里写了此事，分析原因说：“此老近日言动殊乖常度，殆有心疾矣。”这种“殊乖常度”大概时有发生，给王伯祥带来心理阴影，1941年7月15日，他与夏丏尊、方光焘等参加一个酒会，席间，夏、方二人大骂暨南大学与郑振铎，“实难入耳”，他忍受不了，赶快逃离。下月同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是夕本有酒会，以畏见丏、曙之使酒骂坐，托故辞去。”丏即夏丏尊，曙为方光焘，字曙先。次年3月5日，王伯祥日记载：“丏尊来，无因而至，大倾牢愁，令人莫名其妙。”1942年10月31日，王伯祥等开明书店同人赴上海殡仪馆吊唁郑振铎母亲，回店里后，几个人凑百元为赙仪，只有夏丏尊不肯出，“一再声言，我与郑曾相骂，决不送礼，颜色甚难看，大可笑”。王伯祥在日记里感慨道：夏丏尊胸襟如此狭小，“取与弘一对照，实有愧其死友也”。
应该说王伯祥的私评可能有夸张刻薄之处，但从上述他日记所载诸事，夏丏尊的表现确实有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称地方。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青少年时因为家穷他多次辍学，所以他穷怕了，一方面想方设法赚钱，如任教、卖文、投资实业等，另一方面对金钱也看得很重，只要与钱有关，他都在乎、计较。第二，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心事重重，有许多殷忧。他的朋友卢冀野这么描写他：“他老是摇头叹息。他老是爱咂一咂嘴，虽然嘴边上还挂着笑影，总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猜测他是受弘一法师影响，对人生彻底顿悟。第三，他晚年连连遭遇不幸，长女、长子、孙子相继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心境不佳。叶圣陶在日记里就说：“丏翁自吉子逝世，家境连年不顺利，老岁遇之，益难堪矣”，“此非劝慰所能为力也”。人无完人，难免有缺点，更何况夏丏尊还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其知名文人后的另一方面情有可原，应客观看待，不该过于苛责。
夏丏尊去世后，卢冀野撰有挽联，其中一句是“人生忧患始，呕血吐文字。文字岂疗贫，世间痴汉子”。从《夏丏尊年谱》全书的撰写来看，这应该是对夏尊丏一生极为妥帖确切、言简意赅的概括和总结，可谓盖棺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