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澜与中国第一座近代油矿的开采

左宗棠一生最赏识两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名震天下,叶文澜则暗淡无光。叶文澜主持了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基隆煤矿、第一个近代油矿出磺坑油矿,中法战争期间突破法军封锁向台湾守军输送军饷,立下汗马功劳。近代史重要人物叶文澜为何长期被埋没,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叶文澜致夏献纶信札的秘密

2015年,某拍卖公司推出拍品“叶文澜致夏献纶信札”一通。次年,另一拍卖公司简介称:“内文言及在台雇佣洋工薪酬等事。叶文澜,号清渠,厦门人。同治初年,台湾戴潮春起义,他护粮饷兼护堞有功,赏戴蓝翎。沈葆桢建船政于福州,他为总监工。左宗棠又以陕甘路粮台委之,积功升道员加布政使。与厦门历史名人叶德水是同一人。”该公司没有注意到,内文所述两个“洋工”简时、络克,是唐廷枢、容闳从美国石油城泰提斯维尔(Titusville)聘请来华的石油钻井技师。聘请外国技师来华钻探石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叶文澜致夏献纶信札


这封信是1878年10月16日(农历九月)叶文澜督办台湾矿务、管理油矿开发期间,给台湾兵备道夏献纶的一封急信。该信急于处理的是,美国石油技师简时、络克在台湾出磺坑开采,发生坍塌事故,加之油矿一带疟疾流行,刚好一年合同期满,两人称病来到淡水找叶文澜,要求结算工资尾款及发给路费,准备束装归国,叶文澜虽竭力挽留,终无效果,不得不向顶头上司台湾道夏献纶请示办法。此事对叶文澜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在中国石油开发史上也是一个至暗时刻。这封信为中国石油开发史重要文献,特标点如下,并加注美国人英文姓名:

筱公方伯大公祖大人阁下:

敬飞肃者。昨奉寸椷,计入台览。简时(A.Port Karns)、络克(Robert D. Locke)来淡治病,已见略好。晚日来与之商及愈后回工照雇工作,讵料该洋工等坚以彼属水土既易染病,医药又远隔二百馀里,缓不济急,坚欲回国,并讨薪水、川资共四千数百元,且声称,如不与之,即由领事禀请台辕请给。等语。晚托人从旁再三挽留,以候布郎(Robert Morrison Brown)到台再定。伊等屡有问及薪水,晚亦答以俟布郎来会算给与汇对,意以薪水缓付,伊等总不能急走。今布郎日久不到,而伊等归心似箭,晚抵淡后病又加重,半步难移,恨不能即叩崇堦,藉聆指授。兹简时既有此话,不得不专函请示,是否由沪关拨给,抑听其由领事照会再与辩论之处,伏祈赐示为祷。至油务洋工,该二名看来难以强留,拟布郎日内总可来台,当与商酌,或就近可募,抑如何接办之处,总不能因简时等之去而遽废阻也。专函祗请勋安,鹄候赐覆。不具。

治晚生文澜顿首 九月十九夕

夏献纶(1837-1879),字黼臣,号筱涛,江西新建人,布政使衔台湾兵备道,叶文澜尊称之为“筱公方伯”,“大公祖”是对本省人对地方官的敬称,自称“治晚生”意谓对方治下的晚辈。简时、络克是1877年唐廷枢通过容闳从美国聘请的两个美国石油技师,络克担任助手。布郎(Robert Morrison Brown)是澳门、香港马礼逊教育会学校校长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之子,出生于香港,长期在中国、日本居留。布郎参与此事,出于容闳、唐廷枢的关系,鲍留云是这两人的恩师。1877年10月,简时、络克抵达上海,布郎负责接待,并带他们在上海及附近到处观光游览,请他们吃中国菜。“沪关”,此处应该不是指上海江海关,而是指位于沪尾的淡水海关。

在接到唐廷枢电报后,容闳委托他内兄或内弟凯洛格博士(Dr.E.W.Kellogg)专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寻找石油技师,此地正是1859年“德雷克上校”钻探世界第一口油井之所在。凯洛格博士找到当地有名的石油公司Gibbs & Sterrett Manufacturing Company,经该公司介绍,聘请到经验丰富的技师简时,简时又提出增聘助手络克一同来华,同时订购机器及工具。两人从泰特斯维尔出发,于1877年10月13日抵达上海,住在著名的礼查饭店(Astor House),在上海接待他们的是布郎。11月28日,两人在台湾府城(台南)与台湾通商局委员郑膺杰补签正式合同。

中文合同复印本


叶文澜此时的职位是台湾矿务督办,除直接经营管理基隆煤矿外,台湾硫磺、樟脑、石油的开发,都属于他职责范围。两个美国油匠为何来到台湾开采石油,此事说来话长。

苗栗出磺坑油矿的发现

苗栗出磺坑油矿,所在地方历史上属于淡水厅,后划归新竹县、苗栗县。咸丰年间,一个名叫邱苟的广东客家人在猫里溪(后称苗栗溪)出磺坑发现了油泉。邱苟的父亲邱仕诏早年与伙伴向官府承垦这一带的山场,邱苟担任“理番通事”,也即在高山族(当年被贬称为“生番”)与汉人之间充当翻译。他将油泉先出租给吴姓开采,后又租给宝顺洋行约翰·陶德(John Dodd),两者发生冲突,几乎酿成械斗。邱苟勾结高山族人“出草”杀人,遭官府追捕,1870年被“就地正法”,油井的手工开采暂停。当时官府、民间还不了解这是石油,误以为与硫磺有关,故称之为“磺油”。1869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又译李礼让、李真德)撰写商务报告,把这种产品写作“Rock Oil”,1874年李仙得著作《台湾番事》(Notes on Travel in Formosa)译成中文时,直译为“石油”,这大概是中文“石油”一词的起源。这本书的中译本手稿或抄本收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收录于“台湾文献丛刊”整理出版,整理者“不知何人翻译”。笔者猜测,该书译者应该是美国驻厦门领事馆翻译薛明谷(Sit Ming Cook)。

陶德与助手在油井留影


据《台湾对外关系史料》所载,1870年中国人薛明谷担任美国驻厦门领事馆翻译。次年,闽浙总督文煜派人询问薛明谷本人,薛自称“现年二十七岁,原籍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人,于咸丰八年飘洋遭风,到美国读书,习得美国音语洋字,至同治三年回广东洋关办事,七年调在上海洋关,九年来厦在李领事公署充当翻译……”薛明谷曾在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读书6年,自称“飘洋遭风”恐怕是掩饰之词。鸦片战争前,前来广州十三行贸易的美国商人,有相当数量来自马塞诸塞州。少数商人在鸦片战争后继续留在香港、广州,薛明谷很大可能是随这些美国商人赴美读书的。薛明谷中英文俱佳,他在厦门领事馆的薪水高达720元,1871年美国政府巡视员Randolph Keim视察厦门领事馆后,对他的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建议给他加薪到1200元。如此,中文“石油”一词最早应该是由薛明谷译出。薛明谷后被唐廷枢招募到招商局工作,常年向上海格致书院援助办学经费,晚年回到广州,为粤汉铁路公司重要股东之一。

《台湾番事》中的“石油”一词


台湾的近代化开发,名臣沈葆桢、丁日昌最早予以规划并付诸实践。1874年,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侵台,沈葆桢受命巡台并与日方交涉,终使日方退兵。为了提升台湾的经济实力,加速近代化,沈葆桢尤其热心自然资源开发,注意到了出磺坑油矿的重要性。他写信给天津海关道黎兆棠,请他招徕商人到台湾开发石油。1876年,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派台湾道夏献纶对出磺坑油矿进行调查,随后与闽浙总督文煜上奏朝廷:“据洋人云,此油若用机器疏通,日可得万斤。然无征不信,必先有熟悉其事者购小机器,雇洋工开钻试验,但使工本之外略有赢余,即可举行,以赡海外之穷民,即以杜奸徒之妄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第七册第71页)

丁日昌郑重其事,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船政大臣吴赞诚联名会奏朝廷,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专门驻台,督办台湾矿务。“兹查有布政使衔、广东题奏道叶文澜,自创办船政以来,总监工程已逾十载,坚任劳怨,公而忘私……拟请旨专派叶文澜驻台督办煤矿等件,以专责成。仍饬地方官会同妥办,以免掣肘,一面分驰察看硫磺、磺油、樟脑、茶叶各情形,可以举行者逐渐设法开采。”(同上书第72-73页)“据查淡水厅牛琢山地方有井一区,……询之土人云,该处现在自出之油,日不过百十斤。而洋人前曾有云此油若用机器开钻,日可得百石左右。现已饬该道先行购小机器一副,并雇一熟悉洋匠前来钻试开办,庶可冀出油日多,获利日厚。”(同上书第74-75页)

丁日昌要求叶文澜聘请洋匠“钻试开办”,但叶氏一时找不到路子,刚好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应丁日昌之召,到福建协助办理洋务,叶文澜委托唐廷枢代为物色洋匠并选购设备工具,于是有了简时、络克的台湾之行。

Dick Suie是谁?

来到苗栗开发石油的美国技师助手络克(Robert D. Locke),自12岁起即投身石油勘探,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留下此次远东之行的一册日记弥足珍贵,用他自己十分简单的语言,记录了准备工作及钻探开采的整个过程。络克日记里面一个频频出现的一个中国人Dick Suie,长期被误会为唐廷枢。

用机器开采石油实属创始,台湾官府上下也没有经验,从矿区通往外界没有道路,缺乏运输工具,油矿开采所需的木材、煤炭等毫无准备,采购及运输均消耗时间;油井在苗栗(后垅)溪边不远,降雨量极大,地层松软充满泥浆,时不时出现塌陷。这些都增加了建设油井的困难。一直到1882年8月3日,油井才打出第一桶油,但两个油匠时不时要紧急处理塌陷问题,很难专心钻井。这一年夏秋,疟疾在后垅一带流行,7月27日两个保护油井的士兵死于疟疾,到9月14日,油井附近的人绝大多数染病,简时、络克不得不先后离开,前往淡水治病。

日记记载,1878年1月17,某个Dick Suie来到出磺坑矿场。络克日记在此后很少直呼其名,尊称为“Taotai”(道台)。1月16日,美国技师为搭井架,需要砍伐附近一棵大树,当地人说,谁砍了这棵树就会染病,甚至一命呜呼。第二天下午,Dick Suie来到驻地,帮他们带到来自泰提斯维尔的信件和报纸,“he has full charge of the oil business now”(他现在全面主管油务)。18日,Dick Suie随油匠来到油泉所在地,他搞了一个仪式,叩问神明那棵树可不可以砍伐,得到肯定的答复。19日,两个油匠见到一群人抬着一具无头尸体,探知是在距此八九里地处,被“生番”砍头之故。Dick Suie敢于深入到“生番”出没的腹地,也算勇气可嘉。从美国运到的机器太重,油匠建议专门订造大型牛车搬运,Dick Suie吩咐他们按比例制作一个牛车模型,他让后垅镇的中国木匠打造。20日为星期天,油匠继续制作模型,“道台”向他们说忘了当天是礼拜日,还让他们干活,向他们道歉。24-25日,油匠跟随“道台”勘察地形,规划从此地修一条通往后垅的路,以便运输。1月29日,在安排现场各项工作后,“道台”离开油井,返回(went back)煤港工作。从络克所用“went back”看,“道台”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基隆煤矿附属的煤码头。7月18日,“道台”来到油井探望。听闻油井钻出第一桶油,8月17日Dick Suie在疟疾流行的日子,仍冒着危险来到出磺坑,大约待到10月10日才离开。

1981年,美国乔治顿大学华人学者Samson Hsing-chang Kuo依据络克日记以及在美国搜集到的史料,写成博士论文“Drilling oil in Taiwan:A case study of two American Technicians' contribution to modern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鉴于唐廷枢此时拥有“候补道”职衔,Kuo博士把这两个英文词认作“Dick Sine”,非常鲁莽地推断此人为唐景星(Tong King Sing)即唐廷枢,此后台湾地区学界大体都沿用此误。

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学者陈政三依据络克日记、该博士论文及他个人对台湾历史的解读,写成《美国油匠在台湾——1877-78苗栗出磺坑采油纪行》,也把Dick Suie错认为唐廷枢。该书在台湾流行颇广,大概研究台湾石油开发史者均会参考,故这个错误众口烁金,始终未得到纠正。陈政三对近代台湾史事也算熟悉,但对Dick Suie“返回煤港”一事毫不起疑。对主要工作岗位在上海、天津、开平的唐廷枢来说,前往基隆煤港绝对不是“返回”,即使说“返回”台南也还说过去,毕竟台南是往返厦门的主要港口。唐廷枢可能曾为基隆煤矿的开采出过主意,但基隆煤矿不是他的工作岗位所在。“返回”基隆煤港的,肯定不是唐廷枢。

《美国油匠在台湾》封面


Kuo博士认为1878年8月14日至10月10日,唐廷枢都在出磺坑油矿及后垅一带活动,指导、监督两个美国技师。珠海博物馆馆员唐越、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宾睦新都对唐廷枢素有研究,他们提醒我,那个时间段唐廷枢正在忙于开平煤矿开业事宜,不可能在台湾待上近两个月。唐越提供的1878年9月21日《万国公报》报道称:“前报唐景星观察奉李伯相命,督同委员、司事办理开平煤矿局务一节。兹探悉唐观察于抵津后即赴开平,一切部署就绪,即回天津,于本月初八日在津开局云。”唐廷枢绝不可能从8月14日至10月10日一直待在后垅及油井一带。

排除了唐廷枢的可能性,笔者把眼光转向叶文澜。叶文澜,福建同安人,“少弃学,游海外,通南洋各岛语言”,咸丰年间赴美国旧金山谋生,后回厦门成家立业,在南洋、台湾、福州、厦门等地开茶行、茶栈,任宝顺洋行买办。1866年,左宗棠创立福建船政局。考虑到办理船政局需要更多实际工商业知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左宗棠果断任胡雪岩为提调,以叶文澜为船政总监工。船政局早期制造木壳木胁船只,需要东南亚的坚固木料。叶文澜深入蛮风瘴雨,为船政精心选购优良楢木。叶文澜对福建船政的贡献,李宏伟、沈吕宁等学者的文章已有缕述,不必细表。

长期以来,人们知道厦门著名商人叶德水,也知道船政总监工叶文澜,却以为这是两个人,似乎是到2015年,大连学者李宏伟发表《从出洋华工到成功商人、慈善家和国企高管——叶文澜的传奇人生》一文,征引台湾学者吴亦德《旗后新泰记叶家之研究》,才明确认定叶文澜即叶德水。

叶文澜英文名Tuck Suey,是把“德水”二字转写为英文,络克按发音错写为Dick Suie,Kuo博士进一步错认为Dick Sine,至此可谓面目全非。此一错误,掩盖了叶文澜对苗栗出磺坑油矿开发的贡献。他三次深入“生番”出没的出磺坑,第一次在1882年1月17日-29日,第二次在7月18日,第三次停留最久,为8月14日至10月10日。后两次,他冒着感染疟疾的危险来到矿区,对当时兼顾船政、煤矿、樟脑、硫磺等多种事务的叶文澜来说十分难得。了解到叶文澜在油矿的这些经历,以及他后来因开采失败被勒令赔缴经费,本文开头引用的信札内容就很容易理解。叶文澜多么希望采油能够成功,实在不想放美国技师走,以至于想出拖延发放工资、路费的招数,最终在挽留无效之下,还是想请布郎继续设法,看能否在近处(香港、日本等地)找到采油技师,延续这项开创性的事业。这一次开采失败,叶文澜被勒“经费”2万多两,心灰意冷,退出官场。

络克日记中的Dick Suie


中法战争之秘密援台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不仅在马尾不宣而战,击毁了福建水师的大量战舰,毁坏马尾船厂,同时出兵侵略台湾,占领基隆一带,妄图“据地为质”,敲诈清政府。台湾孤悬海外,奉命率领淮军守台的刘铭传虽有勇有谋,无奈法军封锁台湾海峡,军饷、军械、物资难以从大陆运送过去,台湾形势甚为危急,士气也大受影响。面对台湾受困局面,朝廷三令五申,急如星火,要求沿海各督抚设法援台,但效果均不理想。这个困局由叶文澜率先打破。

1884年10月31日,李鸿章给会办船政大臣张佩纶电报称:“石帅电称,饰司拨十二万,分批运厦设法转送,确否。昨亦电嘱叶文澜汇兑台馆,未复,惟允谓其灰心,不肯再预公事。”(《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336页)“石帅”指闽浙总督杨昌濬,“惟允”是船正学堂总教习吴仲翔。11月1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发电报给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厦汇丰洋行候选道叶文澜人甚能,熟台事,祈与商通信济械之法。”彭楚汉的答复是“叶文澜亦无策”。(《张文襄公(未刊)电稿》)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实不然。11月4日李鸿章给福建布政使沈保靖的电报道出了实情:“叶畏受官累。”(《李鸿章全集》第21册“电报”第358页)

这个时候,各省高官纷纷来找叶文澜帮忙,叶则踌躇不已。并非他不愿为国效力,而是在帮助官员办理洋务企业时,被官场坑得太惨。出磺坑油矿开采失败,叶文澜被高官压迫,赔款2万多两,约值当时3万美元,也即此次在美国购买两套采油机器工具的价值。不得已,他在进入官场十多年后,坚决退出,出任汇丰银行厦门分行买办。有些文章曾认为叶文澜本人并无进入汇丰银行,张之洞致彭楚汉的电报证实,至迟自1884年起,叶文澜确实担任汇丰银行买办。

最终,叶文澜在大义面前仍挺身而出,出面处理此事。他打通台湾商人的关节,派人潜渡台湾海峡,将汇丰银行汇票送达台湾,由台湾商人兑出现银交给台湾官员,顺利汇解,第一批即达10多万元。顺利兑到现银,让台湾守军士气大振,使战局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

1884年年底,刘铭传给朝廷的奏折称:“十月以前,将士病危,敌势猖獗,饷尽援绝,土寇纷乘,臣竭蹶万分,已无生望,幸荷天恩,屡饬各疆臣多方援济。十月初,直隶督臣李鸿章、閣浙督臣杨昌濬,各派厦绅叶文澜兑银通信。复经两江督臣曾国荃令道員龚照瑗雇轮载送淮勇五百人,由民船解到黎意一千杆。两广督臣張之洞雇轮由澎湖接济三万两,暨火药等。台北军势,差得生机。”

1885年年初,李鸿章转发叶文澜函件给总理衙门:“接省三初一函称,需饷急于星火,幸省城并南、北洋竭力顾救,始有再生之望。……台道六月报存库八十万,仅解台北七万,丝毫不肯再济,若无内地济饷,早已不支。今事未办,即详请奏咨,倘以所禀为实,是自绝饷援。台南兵力、饷力可恃,台北危迫之至……”“省三”为刘铭传,驻扎台北;“台道”指台湾道刘璈,驻军台南。两人分属淮军、湘军系统,历来不睦。刘铭传要求刘璈接济台北军饷,刘璈用一个画饼式计划搪塞,刘铭传被迫通过叶文澜告知李鸿章,台北危迫之至,急需“内地济饷”。叶文澜利用他的特殊渠道,解了台湾守军燃眉之急。

随后,叶文澜肩负起各省向台湾的“转饷”重任,还利用他与洋轮的特殊关系,将中国军饷伪称洋行银子,由洋轮保险代运至台湾。前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以70高龄冒险渡台,广东协济吴鸿源5万饷银,也由叶文澜转汇。他向张之洞报告:“委解吴镇饷银五万元,已由汇丰行收到。查刘爵帅驻节台北府,吴镇驻军彰化县,台北运往较便,现闽饷均商由洋轮作为洋款保险给载代运,现银迳至台北,由澜派人密至该处坐收押解,历办无误。”(《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李鸿章所言“叶畏受官累”,道出了叶文澜与官府打交道二十多年的辛酸。当日在局外旁观的文人,尤其是喜以风闻上书的言官,多以为管理洋务企业的商人依靠官府捞足了油水,此事诚或有之,却并非每个商人都如此,因办理洋务而受亏累的商人大有人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谈到广东制造局总办温子绍冤案,他遭御史弹劾被张之洞革职,并勒罚白银2万两,后来官府将帐目查清,温子绍并无贪墨情事,反而被认为是发展工业的有功之臣。温子绍被冤枉,广东善后局的各司道都为他鸣不平,指出早期机器局出现的问题,是没有工业基础、缺乏熟练工人和工艺生疏造成的,绝不是温子绍中饱私囊造成的。广东工厂逐渐增多,由温子绍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姜鸣认为,张之洞“只不过是为了赶走温子绍,另行安排亲信办理局务而已”。这些在官场孤立无援的新商人最容易被伤害,而且都家境殷实,可以罚他们赔缴经费,何乐而不为?

郑易汉绘制的出磺坑地图


为何长期遭埋没?

身为宝顺洋行买办、船政总监工、台湾矿务督办、汇丰银行买办,笔者相信有关叶文澜的英文史料仍有开发。英文史料未被充分利用的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并不知道叶文澜就是Tuck Suey。随着民国时期培养的老一辈学者逐渐老去或故去,国内学界对晚清买办的研究成绩不太理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英文名字对不上号。在汉语拼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很难意识到,晚清人物的英文名大多不采用汉语拼音,而是存在各种写法,被当今一些人认为“稀奇古怪”。

晚清民国很多广东人是按粤语发音拼写姓名字号,如孙中山(Sun Yat-sen)、唐景星(Tong King Sing)、詹天佑(Jeme Tien-yao)。有些买办的英文名根本没有姓氏,直接用字号、小名,如郭松(曾被错写为“郭甘章”)叫做Acheong,曾寄圃名为Amew(阿苗)等,叶文澜使用Tuck Suey,就是没有姓氏、只用字号的情况。如不能在中英文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对晚清买办的研究很难有大面积的突破。

叶文澜遭埋没还有一个“时代”原因。在极左思潮流行时代,叶文澜的买办出身,与“黑五类”属同一个范畴,叶家后人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把叶文澜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照片全数销毁。李宏伟研究叶文澜能取得较大成绩,一是充分利用了叶氏后人的回忆材料,二是用心挖掘了台湾地区的叶氏家族史料。

(感谢宾睦新、唐越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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