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修订本）， (元) 脱脱 等撰 / 傅乐焕 、张政烺 点校 / 程妮娜 主持修订 /，中华书局，2019年11月版，540.00元
《〈金史〉丛考》，陈晓伟著，中华书局，2022年11月版，658页，88.00元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附《金国语解》一卷）是探索金朝史的重要史书。目前，关于该书最基础的取材、版本流传、整理校勘等关键性问题，尚有值得深刻反思与探讨之处。
一、关于编纂与取材问题
《金史》始修于至正三年（1343）三月，次年十一月成书。《进金史表》回顾了元朝纂修《金史》的经过：“于时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就《金史》史料来源问题，学界多有关注。“王鹗辑金事”指的是，中统初，王氏倡议修史，撰拟《金史大略》，“如帝纪、列传、志书，卷秩皆有定体”。赵翼提出今本《金史》与王鹗“金史”的关系：“旧底固已确覈，宜纂修诸人之易藉手也。”（《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经金毓黼等人发挥，后来学者认为元末修史主要改编王鹗《金史》旧稿而成，迄今似成定论。然而笔者一直对这种说法持审慎态度。细绎王鹗碑传所载至元初年“附修辽、金二史”云云，实乃王鹗向元世祖上章奏言，是否付诸实践，尚无证据。其实，王鹗等人创设国史馆，首要目的是纂修本朝祖宗实录，《金史》作为附带事业大概终究未成。若从具体文本证据出发，我们倒认为至正纂修《金史》同样也是直接采据“金实录”。经过加工整合，分门别类，只消将编年体改成纪传体，似无中间环节。
对《金史》全面探源，结果是：太祖、太宗、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宣宗本纪改编自诸帝实录；篇首《世纪》源自《祖宗实录》；卫绍王、哀宗虽无实录，但仍有官修《卫王事迹》及哀宗日历等档案可资采摭；而篇末《世纪补》的“显宗纪”取材《显宗实录》，景宣皇帝、睿宗两纪则分别抄取太宗、熙宗实录所载宗峻、宗輔薨年条之附传。志书部分，《天文志》《五行志》《河渠志》《兵志》《刑志》《食货志》乃撮述实录中的相关专题史文而成。其余《地理志》《礼志》《乐志》《仪卫志》《选举志》《百官志》也大量摘编实录内容。《交聘表》直接将实录有关金与宋、西夏、高丽交往的记载改造成表文，未采他方文献；《宗室表》并非根据所谓完颜氏谱牒，实以皇帝诸子传序文为蓝本再辅之列传正文补充成篇。
《金史》列传的编纂过程稍显复杂，我们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可以复原基本模式：史官通检历朝实录，于诸臣薨年条下单独摘录出附传，大致按时间编排；与此同时，根据专题分门别类，部分作成正史类传（如《世戚传》《逆臣传》《文艺传》等）；此详细爬梳实录过程中，分条签出见于书中拟设立本传的人物诸条目，再与原有小传糅合，最后编进传文记载中。对于那些无附传且事迹较多者，同样也是诸条拼合史料，根据时间次序，最后整合出新的篇什。
通过诸多线索，我们清楚地看到元修《金史》应取资“实录”；反之，若中间经历一道王鹗《金史稿》二次辗转改编，则颇为周折。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当时纂修《天文志》《世宗纪》时留下的阙文记录。第一，卷二十《天文志》大定二十一年（1181）“七月乙亥朔，荧惑顺入斗魁中，五日”有小注作“以下史阙”（图一第五行），下文则为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昼见”。《世宗纪》（卷八）正与此相符：大定二十一年止于八月乙丑条，而直接跳到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条。第二，卷七《世宗纪》大定十五年正月条小注云“此下阙”（图二第六行），共有六个月纪事失载，直至七月丙午条才有完备的史文。《天文志》同样如此，大定十四年十月丙寅“岁星昼见，六日”，其下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太白昼见，八十有六日伏”，中间刚好脱掉若干条天象记录。根据《金史》“以下史阙”和“此下阙”两条注文恰能看出，元人编纂《天文志》《世宗纪》理应本诸相同的文献，故出现同步一致的史文阙失现象，此即《世宗实录》无疑，而非王鹗书。
尽管《金史》史源这个问题还将争论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王鹗《金史稿》为元末修史的底本”并不是一个天然前提，而应视为有待验证的假说，需要拿出过硬的证据验证。
图一：《天文志》（洪武覆刻本）
图二：《世宗纪》（洪武覆刻本）
二、刊刻与版本流传
《金史》于至正五年在杭州路锓梓，洪武二十三年（1390）福建书坊曾仿刻过，后来遇有大量板片损坏，又重雕补版。嘉靖七年（1528），南京国子监重刊二十一史，《南雍志·经籍考·梓刻本末》谈到：“辽、金二史原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可见当时南监不存《金史》初刻板片，于是设法采购某种印本进行翻刻。那么，南雍刻书到底根据的是哪种本子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是因为：南监本作为《金史》版本流传脉络中的关节，不仅是其后诸版本翻刻所据之底本，而且也是明清以来影响极大的通行本；此外，中华书局修订本《金史》版本校多取其异文。事实上，嘉靖刻书时，除至正初刻本尚存外，还有洪武覆刻本。日本学者尾崎康根据《南雍志》等推测，南监从吴下（苏州）购得的《金史》当为元刻本。傅乐焕先生则提出，“明南、北监本可视为元本的间接翻刻本”。“间接”指什么？可惜置而未论。任文彪系统梳理《金史》版本源流，结论是“南监本的底本应该是有若干补版页的洪武覆刻本”。从而揭示，洪武覆刻本是从至正初刻本到南监本流传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四部洪武覆刻本，其中有两部是后印本：甲本（索书号03391）原为铁琴铜剑楼藏书，乙本（索书号02085）铅印“碧云仙馆”，它们中间夹杂大量补版叶，较之洪武覆刻本原版，新生不少讹误。南监本翻刻时不仅把这些硬伤全部因袭下来，更为致命的是，凡遇文字不通者或不晓其义者大都要进行改动。笔者全面比对至正初刻本残卷、洪武覆刻本，将南监本窜改洪武覆刻本的手法归纳如下：一、补苴空阙；二、因字形相近而擅改；三、肆意揣度史文。这样一来，南监本便与至正初刻本原来面目渐行渐远了。
第一，至正初刻本出现的文字空阙，单从文本内容看确实不知是什么字，洪武覆刻本追求高度仿真，大体维持祖本原貌，然而南监本却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将这些阙文悉数补全。
卷二十四《地理志》中都路条叙述燕京宫阙制度说：“大安殿之东北为东宫，正北列三门，中曰□英，为寿康宫，母后所居也。”至正初刻本、洪武覆刻本“英”字上空作一字格，南监本则补“粹”字。我们证明，中都路条“应天门十一楹”至“应天门旧名通天门”二百九十余字抄自范成大《揽辔录》。《揽辔录》原文作“中曰集英门，云是故寿康殿母后所居”，楼钥《北行日录》记述乾道五年（1169）行程亦云：“敷德后为集英门，两门左右各又有门，集英之右曰会通。”以上两书系作者大定时期使金的亲历，均称“集英门”，南监本的“粹”字纯属臆补。
卷六十二《交聘表下》泰和元年（1201）正月壬子：“宋□谟阁学士林桷、利州观察使王康成贺正旦。”该卷至正初刻本已亡佚，洪武覆刻本此处阙一字，然南监本翻刻时竟然补作“宝”。须知，宝谟阁的始置年代为嘉泰二年（1202）八月，“以藏光宗御集”（《宋史》卷三十八《宁宗纪二》）。由此可见，南监本《金史》正月作“宝谟阁学士”无疑与史实相悖。
第二，洪武覆刻本后印本的这些补版叶质量欠佳，本来多有鲁鱼亥豕之讹，南监本未加辨析，遂根据字形便随意改动，这种情况绝不在少数。
卷五《海陵纪》正隆五年（1160）十二月戊辰云：“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非。”今核查最早的洪武覆刻本作“非”，南监本及衍生版本均作“罪”，虽一字之差，文义却截然相反。我们从《逆臣传·徒单贞》检到有一条证据可以辨别版本异文是非，该传载：“海陵将伐宋，诏朝官除三国人使宴饮，其余饮酒者死。”这条禁酒令正是指《海陵纪》正隆五年十二月戊辰条。由此可知，三国人使因涉外接伴交聘，所以不在禁酒官员名单之列，本纪故作“非”。南监本翻刻时，粗读“非”字在句中语义颇为晦涩，认为可能阙损“罒”，改作“罪”字。
卷七十五《李三锡传》载传主天会三年（1125）十二月至五年四月间授官：“进官安州防御使。”“安州”此时乃沿袭辽代旧称，直到皇统三年（1143）才废州改县。至正初刻本作“安州”，正确无疑，而洪武覆刻本该字已脱掉“宀”，刻作“女州”，殊不可解。南监本顺势改作“汝州”。卷六十五《斡者附孙璋传》叙述大定初年金宋战事云：“获甲二万余，器仗称是。”至正初刻本如上文，然而洪武覆刻本讹刻作“获甲午万余”，由于“甲午”于上下文中费解，南监本便臆改“午”为“矢”，作“获甲矢万余”。由此引发的后果是，南监本疏通文义之后却背离了祖本原义。
第三，南监本翻刻洪武覆刻本时，凡遇史文不顺者，往往采用径改的办法加以处置。有很多内容都是看似高明，实则大谬不然。这种拙劣做法最坑害读者。
通观《金史》全书，南监本对《地理志》改动最为大胆，主要根据上下文内容增补或修改府、州、县所辖镇、堡数目，以致面目全非，乖离史实。例如，卷二十五《地理志中》河北东路条“镇三十五”，冀州条“镇三”。南监本分别改作“镇三十八”“镇六”。南监本改写数字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冀州辖五县，衡水无辖镇；信都“镇一，来远，后废”；南宫“镇三，唐阳，后增宁化、七公二镇”；武邑“镇一观津，后废”；枣强“镇一广川，后废”。这样机械地算下来，冀州四县条目下所记镇数相加结果即“镇六”，河北东路条总数则相应改作“镇三十八”。请注意，信都、武邑、枣强条明确注明辖镇“后废”，此叙历史沿革，其数目并不在当时地志统计范围之内。所谓冀州“镇三”指的是，南宫县唐阳镇，及新增的宁化镇、七公镇。
卷一百二十八《循吏传》总述金后期选官任吏情况：“余如兴平师夔、临潼武天祯、氾水党君玉、偃师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长社李天翼、河津縣鼎臣……皆清慎才敏，极一时之选。”因“縣”姓向来罕见，南监本刊刻者不识，妄下雌黄遂改作“孫”。按，孔氏弟子“縣成子祺”，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圣门弟子》记此人，并引《史记正义》注释云“‘縣’音‘玄’”。
南监本粗制滥造，历来就遭人诟病，张元济《校史随笔》指摘《北齐书》“因刊误而愈误”云：“余闻人言，旧本诸史讹字较殿本为多。按殿本从监本出，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以上例证表明，南监刻所《金史》，对洪武覆刻本进行了一番改造，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金史》的版本流传主线是：至正初刻本→洪武覆刻本→南监本→北监本→乾隆殿本，将南监本置于这个版本流传脉络中，该版本及以后诸版本的学术价值不言自明。
至正初刻本《金史》
三、晚清以来的校勘成绩
系统校勘《金史》，始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成于清末施国祁耗毕生之功著成的《金史详校》（十卷），以至民国时期张元济百衲本《金史校勘记》再度提升其品质。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修订本（2020年）遵循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全面校史，最终形成了今天最便于利用的《金史》版本。
治《金史》成就最大者，首推施国祁。他的著作《金史详校》《金源札记》《金源又札》等皆已刊行传世，惟有《金源杂兴诗》（八卷）未刊，下落不明。最能体现心血之处，是他对《金史》纂修体例和版刻问题提出总结性认识：（一）总裁失检：纪载非体、颠倒年月、传次先后、附传非例、复漏世系、滥传可削、一事数见；（二）纂修纰缪：文无限断、年次脱误、互传不合、阑入他事、文笔稺累、本名迭见；（三）写刊错误：脱载无考、倒脱重刊、小字误大、大字误小、脱朔、月讹日讹、字讹。这三大类二十个条目全部举证具体事例详加说明。从个人经历看，施国祁家贫，藏书本就不那么丰富，不幸书斋又遭遇火灾，之后校勘所需书籍基本靠向邻近藏书家借阅解决问题，但他始终坚持穷尽文献的自觉态度。谨以校补《交聘表》为例，施氏参阅宋金书目多达七十余种，却还自谦“所恨书多借钞，搜采不博”。当笔者看到他胪列的书单时，顿生敬畏。施国祁二十年读一书，治一史，用力之勤，其治学之韧性绝非常人能比。
梁启超给予施国祁很高的评价，称“（清儒）治《金史》者莫勤于施北研（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张元济也说：“竭廿余年之力，读十余过，始观厥成。宏博精审，洵为杰作。”这里特别指出，《金史详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校勘学之作，施国祁对《金史》编纂及金代史重大问题多有触及，寓真知灼见于洗练的考证文字之中。
晚清以降，为《金史》校勘做出过贡献的人，施国祁之外，次数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所辑百衲本《金史》以至正初刻本七十九卷（含目录二卷），配补洪武覆刻本五十八卷，堪称当今最善之本。自《衲史》正式发售预约后，善本时有发现，必须反覆校勘，1930年7月，张元济成立校史处专门负责此事。1931年，《金史》印行，但校勘工作并非中辍，《金史校勘记》初稿形成于1936年，最后核定时间晚至1958年。张元济意在重印《衲史》时根据这些校勘成果逐一厘正史文错讹，然1958年商务印书馆重印精装缩印本时，他已病重，无力顾及。结合这一背景，我们应注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出版与其配套的“校勘记”最后形成并非同步一致。
尽管成绩很大，但必须指出百衲本《金史》仍有两个细节问题需要谨慎处理：第一，百衲本影印的洪武覆刻本，“以涵芬楼藏元初覆本及再覆本配补”。“再覆本”即后印本的补版叶。经查，整部书中这类补版共计八叶：卷十六第二叶，卷二十第十三叶、第十六叶、第十八叶，卷六十八第四叶，卷七十第六叶、第十叶，卷七十第十一叶，其中卷十六第二叶是因为涵芬楼所藏洪武覆刻本空白阙叶，不得不采用补版叶顶替，其余七叶原书版叶实际上尚好无损（见尾崎康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乔秀岩、王铿编译，中华书局，2018年，696页）。笔者逐字核对过后印本这七叶内容，它们与洪武覆刻本间的史文差异很大，错误颇多。第二，张元济为了解决底本漫漶不清的问题而采取描润办法，其撰《修润古书程序》第一条曰“遇有断笔、缺笔、花笔、欠周到之笔，均须朱笔描修”。据王绍曾先生回忆，张元济对描润这道工序颇为重视，以期解决底本漫漶不清的弊端，使版面整洁可观。具体情况是：“元刊本《金史》，‘书法圆润，为元代刻本’（初版有八十卷），无需要描润，其中用覆元本配补的五十五卷，刻印模糊，就需要描润。”这种做法其实存在着相当大隐患，我们若将百衲本《金史》与其所据底本覆核比勘，问题便随之暴露出来了。
迄今对学界贡献最大的，非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莫属。该书点校工作最初由傅乐焕先生负责，可惜傅先生于1966年不幸罹难，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现藏百衲本《金史》就是他的工作本，手泽不多，乃一大憾事。设想一下，若无时代悲剧，傅氏以治辽史之深厚功底彻底点校完成《金史》，其质量如何呢？然而这一切，只能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金史》大部分点校工作后来由张政烺、崔文印两位先生协力完成。这个点校本的一大特点是，充分依赖施国祁《金史详校》，大概有七成校勘记沿袭于此，有此良好基础，此版《金史》收获了很好的评价。2020年2月，中华书局推出程妮娜教授主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金史》，较之1975年版本，新出校勘记近九百条，纠正标点失误两百余处，颇受学界关注和重视。（见“澎湃新闻”2020.1.27-30《〈金史〉专题》系列）
大金得胜陀颂碑
四、校史的意义
“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在日常教学中，我总是向学生强调：于史文之外，还要多关注校勘记，细微之处亦能彰显大义。那么，如何衡量一条校记的质量高低？众所周知，陈垣提出过“校法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这些校勘法则与古籍整理实践怎样做到有效结合，要因书而异。综合以上对于《金史》编纂、史源及版本系统的讨论，我认为应注意这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版本选择及其对校无疑是文献整理之根基，亦为决定整部书学术质量高低之关津，首要前提，是熟知版本系统并厘清诸本源流关系。接下来的版本校大体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版本存在多元系统而非同源祖本，在坚持底本原则的前提下，互校诸本异文后虽然要取文字最优者，但是它本讹字仍要重视，也具有参考价值，这能够体现版本流传线索和分化系统之轨迹；一种是祖本单一起源，初刻本与其后衍诸多版本并存，总体上是一种单向流程，那么，我们就要充分尊重初刻本以及最早期版本，而对后期诸本的利用务必谨慎，道理很简单，版本流传及翻刻过程多一道环节便会多出一些讹误，决非一般性校勘所能解决。点校整理《金史》，既然把百衲本作为校勘底本，就要以张元济《金史校勘记》为线索，花力气将它们与至正初刻本残卷、洪武覆刻本彻底认认真真地覆核，这样才能夯实校勘工作基础。至于“版本对校”的基本原则，1961年12月7日，中华书局《辽金元三史校点工作座谈纪要》明确提出：“用殿本与百衲本通校，把殿本作为前人的考订成果看待，只采取其长处，殿本的错误不出校记。监本，只查对有疑问的地方，不通校。”该做法较为稳妥，原因是：从南监本到乾隆殿本，实际上已属版本系统中流传脉络之末端，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越来越多。
第二，关于本校、他校原则，黄永年先生指出，“古籍不出一手不能本校”“史源不同不能本校”（氏著《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29-133页）。随着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推进，诸家都在实践中逐步总结经验与教训，校勘理念之日渐成熟与深化，其中“同源校勘”成为一种共识观念。我们需要关注，各类文献进入《金史》系统的条条路径，特别是经过史官编纂之后文本信息的讹变，揭示问题之症结，知其然且有能力解释其所以然。做到这点，我们需要把握《金史》的整体文献构架，最重要一项当数纪、传、表、志的史源构成情况，及其诸者间的内在关系。因此，将探索史源和编纂思路作为基础，才能够拿捏好校勘的尺度和标准。反之，校勘《金史》时，将文献系统、文本层次及形成时间扰乱杂糅，忽略制度变化的时代性，往往会导致“关公战秦琼”的尴尬。
我们习惯于将“辽金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领域来看待，但实际上，“辽史”“金史”发展并不平衡，在文献整理方面，学者相对偏重辽史，而金史积淀不足。陈述先生编撰《辽史补注》和《全辽文》总揽有辽一代文献，可谓是穷尽史料的典范，这样既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亦有丰富的契丹语文资料（如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作为辅助支撑。相比较之下，金代文献整理进度和总体水平略显尴尬，尽管清代张金吾《金文最》曾有所贡献，但很遗憾始终没有像陈述那样做“摸清家底”的工作。坦率讲，对于史料不算丰富的金史来说，若能把石刻材料和同时期传世文献充分运用到相关研究中去，并对占据统摄地位的《金史》花大力气整理，金史研究水平势必会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