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时代，高速运转的资本-科学-技术系统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语境，即便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时间观和空间感，都已离不开技术系统的规制，当生动的自然与丰富的人性都可被还原为用于计量的数据，我们的生活是否还留有不可被窥测的余地？我们自身是否也陷入了对无限增长的痴迷？
面对这一时代困境，哲学何为？哲学如何能够讨论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以及当代科学和技术在更广范围的发展？哲学反思如何从技术时代的焦躁和喧嚣中完成一种思想性摆渡，抵达技术时代的前提、根基和边界，看清时代的真相？
2022年11月12日下午，知名学者刘擎、郁喆隽、余明锋和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就余明锋的新书《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在思南读书会与读者们一起探讨了这一关乎时代与个人的哲学问题。以下是当日对谈部分实录。
讲座现场
“万年未有之大变局”
余明锋：先简单地抛砖引玉讲两点写这本书的基本想法，再把话筒交给刘老师、郁喆隽老师，我今天来特别想听他们两位的看法。
我写这本书有三卷本的计划，第二卷正在构思、写作当中，第三卷会留在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出。因为我们正处于巨变的时代，无论是从技术的发展，还是从世界形势的变化，这对于哲学思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尼采研究者不会完全认同这句话。哲学的思考，哲学开启思路的方式，也可能进入历史某一个脉络里面去，不一定是完全回顾性的。但是我们在经历、同时也在观看这个时代，哲学要理解这种历史变局。在这一点上，尼采和黑格尔一样都是有着高度历史感的哲学家。
这就说到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意识，时代感或者时代性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今天怎么样能够做这一种切题的哲学思考？
有关哲学理论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其实主要在和文本打交道，在和伟大的心灵打交道。但是，对所有伟大的心灵，不能简单地指望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当我们指望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的时候，一是在苛责前人，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的责任。我们需要过自己的生活，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生命问题。当这个时代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其实重新理顺和它的关系，重新找到思考的切入口，这是作为尼采研究者从尼采那里学到的一个哲学的观念。这个哲学的观念，就是哲学永远是在做这样一个切题的反身性的思考，不是柏拉图说完以后，我们重复一遍就可以了。尼采甚至明确地说，柏拉图说了一遍，我们重复一遍，那叫谬论。哲学的真理不是简单的命题式的陈述，它是针对自身的生存状况，针对自我理解而发问的。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做鲜活的哲学思考，首先要对自己的时代有所认识。这是我写这本书主要的动机。
在大学哲学系教书，我总有一种愧疚感，跟伟大的前人相比，我们今天的思想恐怕是弱了一些。当然我们还有未来，还可以努力——这个努力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共同体的事情。所以，写完这本书之后，我给很多学术界朋友们寄了书，想听大家的反馈。我听到赞扬的时候当然特别高兴，因为自己的书相当于自己生的孩子一样，它长得好我是高兴的。但是听到严肃批评的时候，同样很高兴，因为我自己想推进这件事情，推进到什么程度，我是保持一定的开放性的，有批评就是在借大家的力，在一起推进思考。这种开放性也有尼采式思想态度。总之，我根本上是从一种尼采式哲学观出发来做这件事。
接下来谈第二点，为什么是技术时代？为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我想讲得日常一点，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看现在所在的这个场景，今天能够组织起这样一场活动，其实离不开所有技术手段，包括最基本的电。这是我最近构思写作《感知论》的时候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的目光很大程度上聚焦在人身上，对物只是需要时拿来用，但往往缺少反思。这个带来跟我这本书相关的命题，叫做“技术工具论”。生活中大多是技术工具论者，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话筒，大家要听得见，在线的朋友需要听得见，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工具，但是技术仅仅是工具吗？这是有关技术时代论的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拿着话筒，我们用着电，各种电子设备，包括大家首先是用智能手机看到海报，才知道这场讲座的信息，所有的信息的传播事实上现在都已经技术化。这时候，我们再想一想，技术难道只是工具吗？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技术给我们创造的一个生活世界里面吗？当我们意识到技术不只是运用的对象，而且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时候，会猛然醒悟，技术不只是工具。
我最近在想关于物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坐在椅子上，大家会遗忘椅子，它会从我们的注意力滑走，遁入背景当中。还有一类事物会遁入背景，但不是简单地被我们暂时的遗忘，而是反过来构成我们的注意力，它会反过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得以显现，我称之为“物的先验化”。什么是“先验”呢？这是一个哲学词汇，先验的意思是使得经验得以可能的要素，在逻辑上先于经验，使得经验得以可能。正是这样一些“先验化的物”使得我们这场活动得以可能，比如说电，比如说各种传媒的手段。这些东西大概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有了爆发性的发展，使得这些技术物开始不只是我们运用的手段，而是在构成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电灯、铁路，比如现在的智能手机，等等。这个意义上的技术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在今天，技术事物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运用对象，而是关系到生活世界的运转逻辑，关系到我们的自我理解，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刘擎：技术时代，刚刚余明锋讲得特别好，放到更大一点，其实人类不是现在才有技术，人类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物种，我们在生物性上是动物，跟动物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动物不会自己折腾出技术，它是按照生物生存的逻辑，生物必要性来做。当时马克思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制造工具，后来我们发现现在一部分动物也制造工具。比如说在没有水的时候，黑猩猩就把叶子咬成碎渣，下雨的时候把叶子的碎末水囤积起来，等干的时候就可以咀嚼。在远古时代也有工具，比如说大猩猩打仗用的石头，它可以磨那个石头。但是人类不一样，人类在原始的时候和这些高级动物一样在制造工具，后面最根本的改变是动物们只知其然，人知道背后的规律，破解出来了，从西方理性主义到16、17世纪科学发展、科学革命，我们搞清楚所有这些背后的物理规律——当然笛卡儿是非常重要的，培根是非常重要的——使用工具。我老是喜欢引用培根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上拷打，逼它说出真相。刑具就是科学实验的仪器，拷打就是做实验，说出真相就是规律、因果率。所以我们知道电，知道磁，最后发明电，整个现代通信设备得以发展。人在这个地方很厉害，人知道大自然背后的奥秘，然后得以做发明。这个发明的意思是我们不再接受给定的条件。动物就是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做一点点微小的加工，但是人可以反客为主。我们本来可以在大自然的必然性条件下生活，自然的动物的生活是被决定的，现在我们搞清楚，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主宰了生活，发明出各种各样不可能想象的工具。
工具不只是有function的意义，有用处，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工具构成我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的自我（理解）。我们原始的自我理解，是我依附在大自然当中，跟同类的生物群居；现在知道一些规律之后，我们发明它以后，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改变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会可以讨论。人性这个词是human nature，nature的意思就是自然，人性就是自然。人性是不变的，人性是不能考验的，经不起检验的，但是人性真的是nature的吗？当nature被我们重新揭示，重新改造，重新发明，现在所有的这些环境没有一个是自然的。自然环境变得不自然，全是人造的，难道我们的human nature能保持它的自然性吗？不是的。我们在很大的意义上，是生物性的存在，如果人是精神性的存在，包括对我们的生物性如何认知，如何感受，如何理解，才构成一种新的人类的性质，这个性质就不再是天然的，它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构成了很大的一个疑惑。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比如说古典哲学家无论柏拉图、孔子，他们“应然”、“实然”不太相同。“实然”、“自然”是这样的，“自然”这里稍微有点健康的、好的概念，比如说过犹不及，有中道的概念，离开了就是不好，“应然”就出来了。我们有自然法，自然秩序，全是在Cosmos结构里面。
古代作家不太分“应然”和“实然”，“实然”里面有病态的、健康状态的败坏。柏拉图说灵魂败坏了，和人的健康概念是一样的，是很致命的，你不健康，你病了，就是不好的状态。“应然”和“实然”非常清楚。到现在，如果用“自然”的标准，人性是不存在的或者人性是改变的，人性是有待被完成的，这大概也是尼采的问题。我们没有固定永恒的像自然那样的human nature，于是我们出现两个问题。在“实然”的意义上，我们蛮难谈永恒的人性，然后在“应然”的意义上，什么是对人类生活好的，对个人生活好的，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技术时代，技术的创新，我们每一代人似乎都是新人。
我年轻时被称作帅哥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看不懂了，跳跳舞，唱唱卡拉OK，听听流行歌曲就感觉满足了。但是生活得浅薄也可以构成人性吗？不会的，他们将来会吃苦，他们会幡然醒悟，他们会成长的。不对，到下一代他们仍然活得很好，所有那些从古典那里学到的关于人应该怎么生活，人是什么，这些非常强的信念就遭到了很强的挑战。如果没有崩溃和瓦解的话，到今天这个挑战依然没有结束。而技术时代给这些挑战带来全新的面貌。人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生活，社会应该组织成什么样，这正是亘古永恒的哲学问题，但是在这个时代是新的面貌，新的复杂性。像余明锋的著作带着深厚学理的依据来直面当下，这是非常可贵的。
郁喆隽：昨天晚上受到一个“刺激”，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活动，台上的老师讲老子有不同的版本，可能是中国古代经典当中基本文本流变性最强的、最不稳定的，加上现在考古发现，大家对于版本、字词句的注释、点校花了很多的功夫。这些是我们学人理所应当，本分要做的事情，有它的价值，要守护好它的传统。但是最后有一个数学系的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所有老师把这个问题都回避掉了，没有人回答。他问的是，人文，包括人文学科到今天还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刘老师非常熟悉，1990年代就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大讨论，前一辈学者讨论的问题，到今天这批“00后”又碰到了。他问这个问题并不是与人文本身的价值有关，而是更切身的问题，人文于我而言价值在什么地方？他是问很切己的问题。但是突然感觉今夕是何年？每一代人，刘老师刚刚所说，近乎于curse的说法，总有一天会碰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陷入昨天这个问题里面？第一个是今夕是何年的问题。居然到了2022年，复旦的同学还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本来以为他们上了一两年的通识课以后，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第二个，有可能因为余明锋写的这本书，我花了两个晚上加一个下午认真地读了，跟余明锋有很多讨论的地方。他做尼采，我做的韦伯，他对技术感兴趣，我对科幻电影感兴趣，他对超人类主义感兴趣，我最近在写超人类主义的文章，我们有许多可以聊的地方。
我把我最近的感受跟几位老师讲一下。这几年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好像赶上了一个特别例外状态的生活，我们这种人文学者，往往不是着眼于一个月、两个月、一两年，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都是短时段的变化。短时段的东西对人的冲击很大，因为就在你眼前，给你短期的记忆非常强烈，包括情绪性的记忆，为什么我陷入昨天的“刺激”里面，这都是短时段的冲击。每年有新的技术产品出来，双十一买这个买那个，今年流行买制氧机，不再买比较奢侈的高端的电子产品。很高兴现在对消费者来说，技术是短时段的东西。但是余明锋写的东西提示我们除了短时段的冲击，还有中时段，还有长时段，尤其是像有鉴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技术的演进对人来说很可能不是一个短时段的事情。技术作为人的一种生产样态或者一种生活方式的边界条件，它可能对我们这个物种，不仅仅是个人，对智人产生什么影响？它可能会来得更潜移默化，更水滴石穿，就像大家读理科的波，一个很平缓的长波和很短的短波叠加在一起可能生成一种很奇怪的共振，一个新的波形出来。我们不要被眼前短时段强烈的心理刺激变化（影响），作为哲学学者、人文学者，更应关注长时段或者中长时段的变化。
我最近几年有一些讲座的机会，一直在提一个概念：一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为了抄某人的文章，是因为余明锋提的这个概念，技术时代。古代人也有技术时代，虽然比较粗浅，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人类进入文明历史，大概所有的人类学家基本上一致的观点，是一万年到一万两千年，这是以新石器时代革命为标志，农业、城市聚落的出现、职业的分工，大家有余粮开始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宗教、祭祀、政治、法律、几何、代数。我们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受惠者。最近几百年的技术演进，我们发现它很有可能打破一万年以来人类作为智人生活的边界条件。我在思考一万年未有之大变局，潜移默化地影响叠加到最近短时段的变化，可能出现很奇妙的短时间之内难以消化的新局面。
最近几年大家看到某些科技给人刺激比较大，2018年年底的科技革命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未出生婴儿的基因编辑，他用的技术基因剪刀有很多的硬伤，有脱靶率，当然他也受到法律的处罚。这个就好像是门槛式的标志性事件，有人说是潘多拉魔盒打开。我们有生之年很难说有幸或者不幸遇到这样一个边界条件被敲掉，被打开。这是长时段累积的变化，水滴石穿到今天这一步，我们智人终于可以不按过去老祖宗一万年以来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余明锋在书里面提到这个问题，技术肯定不完全是一个工具，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手这么简单。我更多地思考，它作为一种人的生活状况的边界的锚定或者冲击，给我们造成怎样一个很大的回响？
刘老师讲在人类思想上有很多变化，我们都很关注。曾经历史上会有一些所谓的，每个民族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情，西方的术语是自然法，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今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就是这样理所应当、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没有。
很大程度上伦理观念的变化还是相对滞后，主要受到的冲击是来自技术层面，包括技术层面所导致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才反向折射到我们的观念上。我们在工业时代就经常会说有所谓的卢德分子，习惯于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慢节奏的农村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工业，导致的结果是破坏机器。他知道破坏机器对他的生活状态没有任何改变。在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技术和人的身体之间，这四个东西变化的速率不一样，而我们现在有意思的状况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各个速差之间导致了我们在个体身上感受到焦虑、内在的冲突，包括内在的巴别塔。内心的内耗都是外部的宏观世界演化的路径。
回到刚刚讲的人文有什么用，在这种可以说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剧变叠加一起的情况下，人文肯定是有用的，而且会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对个体来说，也可以起导航的作用，至少给自己一个明确自洽的答案。它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来自于这个领域。
《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
“做了‘末人’，为什么一天还要emo十几次？”
黄韬：刚刚讲到，一万年来的大变局，在过去的时代，人在不断地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改变世界，制造工具，同时，世界也改变了我们。我们越来越难以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外在于人类的东西，恐怕人跟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本身是一体的，不但是一个工具的问题，工具本身也构成我们存在的部分。尤其是到了余明锋所讲的技术时代，恐怕它的特异性比之前更加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郁喆隽说，可以破坏机器，我喜欢田园生活，可以逃到田园里面去，逃到深山里面去，现在逃不了，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定位导航，逃无可逃，这恐怕就是余明锋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技术时代非常重要的特征，包括这种特征对于人，对于整体，对于个体，它所可能产生的一种改变，也讲得比较多。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余明锋也要给读者再讲一讲，技术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态？
余明锋：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想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叫现实（reality）。刘老师、郁老师的发言都在谈一个问题，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reality发生变化，这是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事情，我们感到脚底下的大地没有那么稳固了。这个大地当然有多重含义，不仅仅是物理、地理上的大地，包括原先讲三千年变局的时候，那指的还只是一个文化传统，讲万年变局的时候，那指的是人性本身，这是当下讨论的确确实实在发生的事情。在国外也讨论很多，国际上也开始在这方面讨论人类增强的技术。我个人在寿命上的自我期望不是太高，但是现在有一些生命科学家的预期已经是150岁。这看起来只是技术给我们人类带来的福利，但是多给你50年，婚姻还能维系吗？代际之间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伦理观念恐怕会发生巨大变化。婚姻的契约是不是要定一个界限呢？以前说永恒容易一些，一起活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够了，现在50岁结婚，也得承诺100年。
黄韬：像版权一样，签十年、二十年。
刘擎：本来想坚持一下，一说150年，算了吧。
余明锋：而且这个预期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还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说，在德国留学时听过一位美国学者讲美国大选，当时正好特朗普已经上台，他们的政治学家在分析这件事情。他们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美国，法官是终身制的，如果活150岁，这个终身制还可行吗？谁能保证他不活糊涂？原先很多的设定都会被打破。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的组织，生命的安排，所有这些东西都处在一个巨大的变化之中。
要是尼采在今天太好了，他会说，大海又开放了。我们知道尼采最著名的话是“上帝死了”，但是尼采接着还说了一句，“太好了，大海又开放了”。当然他首先会说，上帝死了，我们人类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所有的方向、目标已经消失，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处境。但是他会接着说，“大海又开放了”，对我们做思想事业的人来说，这确实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坏的一方面表现就是，学生会问哲学有什么用？包括我们自己也会问。我是从来不鼓励学生学哲学的，虽然我把课讲好，言外之意也是欢迎感兴趣的同学来学习，但是学生来问的时候，我首先会说，你跟父母商量一下生计问题，然后说进哲学系有很大的难处，可能读十年二十年还是一个学徒，你学工程类学科，五年十年发Nature、Science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哲学界不是这样子，哲学首先要消化人类的思想史，然后还要能够面对当下的现实，这是很难的。这个意义上哲学遇上了最坏的时代，它最不实用，最不合技术时代之用。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没有发表，开头第一句话，“哲学不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甚至不在它的边缘”。什么意思呢？它不在中心，大家能理解，甚至不在边缘什么意思呢？哲学作为哲学史研究在技术时代的知识体系内部，作为学术工业确实在这个体系的边缘，但是真正的哲学不在中心，也不在边缘，在哪里呢？我觉得它和我们的时代有一个幽灵式的关系。什么是幽灵？就是魂不附体，身体里面已经没有它了，但是它依然以幽灵的方式缠绕着这个身体。幽灵的存在对于现实很重要。
回到刚刚黄老师的问题，我们做哲学思考的人如何面对技术时代？我在书里面提出一个命题，所谓技术时代的古今之变，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变化，技术在古代也不是单纯的工具，但是在今天，技术的形态和传统的形态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个差异简单来说和科学，和资本、科学形成一个整体。
我们今天单单看技术是无法理解技术的，我们要看资本怎么需要它，我们看科学在基本理论上的突破如何使得它有真正的长足的突破。这个大家大体都能理解，它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包括为什么哲学在今天不在世界的中心，也不在它的边缘，因为你对这个资本-科学-技术的体系是没有生产力的。当然这个意义上我们要为哲学在今天仍然存在而骄傲，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是能养活这样一些单纯做反思的人，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存在。我在大学里讲课，甚至跟学生说，在985高校听哲学课是你们的福利、是奢侈，因为基本上只有这样的大学才有哲学系，才有人谈这些问题的。现在的大学，不但老师是学术工业化的，学生也是职业教育化的，主要就是拿一个文凭谋职位，这是资本-科学-技术体系内部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外部。
关于技术时代的古今之变，我就不细谈了，大家有兴趣看书。
接下来回应一下刘老师和郁老师谈到的human nature的问题。我们认为稳定的东西在今天确实不再稳定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哲学该怎么面对它？
首先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我接下来试图反思的，就是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解。这听起来是个老掉牙的题目，哲学自古以来好像都在谈，后来哲学家都谈烦了，不要谈人性，谈人性就是骗人。人性似乎把我们人存在的问题本质化了，好像有一个东西叫human nature，当思想家们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于自己的观念立场，把自己所主张的人性本质化，这个意义上其实在偷换概念，或者把更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什么今天仍然要谈？在书里面略微写了一点，作为未来写作的一个引论，我非常看重这当中所谓的“本能的匮乏”。刚刚两位老师谈到人和动物的差别，我们仍然从这个角度谈。有关这个差别，在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这个神话故事很有意思，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神话当中是很爱人类的一个泰坦神，有一次要把技能分给众生。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像我们平常说的，花钱的事情很简单，筹钱不容易。他的弟弟厄庇墨透斯于是很高兴地说，哥哥，这件事情我来干吧。可是最后，普罗米修斯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技能已经分完了，还剩下一种动物叫人，他没有得到分配，没有得到专属的技能。这个神话讲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我们没有一种稳定的本能，使得我们在自然界有固定的位置，可恰恰因此使得人成为人。人类灿烂的文明，一切的技术手段，都植根于此。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性骨子里的东西，因为我们本能的匮乏，使得我们离开自然秩序，反过来甚至改造自然。
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nature概念，人类文明的创造，技术发明还是有一个自然之根。这个自然之根恰恰使我们走出自然，这听起来很悖谬。我在书里面大概有一句话，“人性不在生物学的基因，不在物理学的粒子，人性在哪里？人性在本能的匮乏，在空无之地”。它有一个空无在那里，这个空无使得它有生发的空间，这个生发的空间一直到今天没有穷尽，在未来也没有穷尽，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是有一个大地的，这个大地是空的。说起来有点吓人，但是意味着人性未来的前景的东西，其实取决于从这个本能的匮乏里面创造了什么，取得什么，这个创造不止于技术，而且有艺术性的生发、我们的自我塑造，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生命的潜能里面给它一个显示的问题，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在哲学的层面对它进行追问。
刘擎：明锋表达得特别好，而且非常准确，我不知道在座的听懂没有，他每句话都是非常准确的。而且这里面是有克制的，这本书还是有倾向的，就是在“应然”的层面上，人应该过成什么样的人。我把他这个张力打开一点。
刚刚大家都有感受到自然之根的匮乏，就是讲的虚无。我最近讲整个现代是做了一场出走，人类的出走，出走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离开农业的家园进入工业（工业都是人造的），人际关系的出走（宗族社会、血缘关系，我们跟陌生人在一起），我们身体开始出走（我们做整容、医美，我们做变性，现在还可以做基因编辑），但是这一切的可能性在于人是未完成的，人性之根是空无的。
希腊神庙上有一句话说，认识你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人是变动不居的，而且对自己的认识是你的自我构成的一部分，你和它缠绕在一起，人性的构成在变，你对它的认知又在改变，这个认知又加入自我构成，所以永远搞不清楚。这里面就会出现对自我把握的晕眩。为了驯服这种晕眩，物理主义者开始讲一切都是物理的，都是生物，都是欲望，都是粒子，都是荷尔蒙，好像有了这些就把握了自我，但这是无效的。人是永远未完成的，是有待被完成的，我们是时间的存在。尼采自己是非常强的悖反，他主张瓦解什么，但是又告诉你还有一种高贵、值得过的生活。在这里核心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整个新的人类面临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主张人性在有改变的前提下还要一个人应该过确定的生活？
郁喆隽说人文主义可以给一个答案，我觉得他说得过于自信了。现在世界的冲突，一大部分来自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不同的，我们信念不同，不仅在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在国内内部，在一个地方内部，甚至在我们自己内心，就在争论。一方面尼采带来一个好消息，可以重估一切价值。另一方面，坏消息是，你站在什么上面重估，重估一切价值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估计一个价值，必须站在一个价值性的判断里面才可以估，如果重估脚下的价值会造成无穷后退，那么第一个价值就不需要论证。以前国外讲基督教，中国讲天道，现在还有人讲吗？人性自然也没有了。余明锋书里面讲，要超越，而不是沉沦于“末人”，这个立场是清楚的。
我在想，自己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在超越吗？有的时候我也在沉沦，为“末人”的舒适的、避免痛苦的生活做某种辩护。这个辩护有两点，一个古代伦理学的标准，忍耐、勇敢、坚毅，哪里来的？因为他们生活太难了，如果不这样过，活不下去，那些不能忍耐的已经被淘汰了。而现在我们的技术带来两个东西，用尼采来讲是超越，因为发明了以前根本想不到的东西，但是在个体生活层面它是沉沦了，这是一个双重奏。技术越发展，我们越不需要面临痛苦、折磨、困难，我们用不着发展出那种古典美德就可以活得很好，而且寿命很长，很舒服。于是我们就要问这个古典反对浅薄的舒服，到底是一个伦理的必然性，还是conditional的？以前父辈教育我们，小孩子要受苦，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现在教育小孩子稍微受点苦，但是不要太苦，尤其女孩子不能太苦，如果太苦，将来的性格很奇怪，一代人就改变了。问题是现在为什么“末人”不可以是一种生活理想？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条件。为什么“末人”不可以成为一种新的伦理原则？因为古代的伦理原则是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技术条件。所以我们伟大的技术发明的超越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让大家可以过“末人”的生活。查拉图斯特拉问了之后，众人回答，把“末人”给我们吧，把“超人”送给你，你们去做“超人”吧，我们做“末人”。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但是我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90后、95后，你们舒服吗？大家听到这么多抱怨、牢骚，内卷、精神内耗、抑郁、emo，一天emo五六次，这就有一个选择。第一，你想做“末人”而不得，有点像鲁迅说的你想做奴才而不得，这是第一个困扰。第二，当了“末人”以后，你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不爽。你做了“末人”，为什么一天还要emo十几次？又会回到这个问题，到底古典伦理对不对？到底人性是建构的，我们可以任意妄为重新建构自己吗？现在的方式是什么？
郁喆隽：刚刚刘老师点出一个关键词，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刚刚刘老师讲的人文主义是比较高歌凯进，光明的，是引导人们积极、正面的层面。我个人很喜欢采取腹诽或者厚黑的方式来理解人文主义。这取决于怎么来看反复提到的human nature，人性。人文主义有一个大前提，觉得人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本性，始终处在一种流变过程当中，有待形成，甚至有待自己定义。存在主义在伦理意义上讲的存在先于本质，与它很像。
中世纪晚期很多欧洲的思想家认为，对上帝对人类来说，亚当没有专属的地位，既可属天，也可属地。现在人很少真正生活在自然当中，大部分生活在自己构造出来的技术世界里面，活在自己和受的教育构造出来的意义世界里面。韦伯说，“人是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蜘蛛”，跟自然之间是很隔绝的，这是人文主义的含义。
另外一方面，多多少少也提出来人是贱的，天资很差，没有什么生理上，跟鸟、鱼、豹、大象一样的（技能）。人的贱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不知餍足。这种餍足不是贪得无厌的厌，而是我们会对任何给定的答案产生一种天然的质疑或者会打一个问号，我们始终还是想有没有别的可能性？还想在里面折腾一下，活出不一样，不是为了曲高和寡、与众不同，而是尝试一种突破的可能性，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面对人的贱性和不完整性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存策略。一种就是我很积极主动，不停地折腾，始终在找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那种生活方式成本非常高，但是很有可能。另外一种就是“末人”的生活方式，这个社会大众或者技术可能性，约定俗成给你一个很省力或者大家能接受的生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常态，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接受的。
但是很有可能我们依然处在做钟摆运动的状态，你摆到大家很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时候产生了厌倦，你还想折腾，不想做“末人”，想做“超人”。“超人”做两秒钟之后，太累了，还是做“末人”吧。钟摆运动，也是人emo的来源。人性有很多面，始终处在钟摆运动当中。
刚刚刘老师讲到情绪的问题。技术时代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现在情绪主义的表达。其实你会发现在一切绝对的价值序列土崩瓦解以后，人用什么东西评判好还是不好？应该还是不应该？把原来的应该、不应该完全给抽离掉，唯一的就是面对情绪这个东西。我处在这个情景下，我的情绪怎么样，能够评价的只有emo了。我喝一杯咖啡挺开心的，但是跟我说咖啡要350块钱，我可能进入一种emo，我不舒服。我们很多时候的评判，都是因时因地的情绪。
我再补充一点，刚刚反复讲一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年初学期开始的时候，给学院做了一个抖音直播，当中有一个观点讲思想实验，讲得很经典，跟希腊神话有关。忒修斯之船每一块木板都坏了，等把木板都换成新的之后，这一艘船还是不是原来那一艘船？很经典的思想实验。哲学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讨论它的同一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的共同体，不管是生物，还是智人，现在碰到的问题可能就是忒修斯之船的问题。换木板第一步已经开始，接下来第二块、第三块……持续几个世纪的时间。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我们有幸踏上这样一个进程。
回到今天的主题，对于未来，我的形象包括我后代的形象的设想，这不完全是一致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应然”，有一个审美问题，一个人文传统一直要回答的问题。同意刚刚刘老师说到的太乐观，人文可能给不了答案，如果人文给不了答案，其他也给不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