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权力》，[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吴雪映 、刘松显、彭韵筑译， 中信出版集团/中信·万物，2022年10月版，288页，69.00元
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时间与权力》（Time and Power ： Visions of History in German Politics,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The Lawrence Stone Lectur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吴雪映、刘松显、彭韵筑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10 月）是一部颇有深度的有关德国政治与历史的著作，原著副标题“德国政治中的历史愿景：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具体点出了在“时间与权力”这个议题下的论述内容。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是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德国和欧洲大陆历史，早期研究尤其关注宗教政治与文化史。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皈依的政治：1728-1941年普鲁士的传教士新教和犹太人》（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 ，Oxford，1995），对宗教与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关系渊源进行了探索；后来还发表了《普鲁士教会政策中的拿破仑时刻》（The Napoleonic Moment in Prussian Church Policy，2000）、《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和“犹太公民”》（The“Christian State” and the “Jewish Citizen” in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2001）等重要论文。他的《梦游者：欧洲如何在1914年走向战争》（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1914，2012）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令人信服同时也令人恐惧的答案是没有哪个国家真想发动战争。克拉克最近的著作是2021年出版的论文集《时间的囚徒：普鲁士人、德国人和其他人类》（Prisoners of Time: Prussians, Germans and Other Human，Penguin ，2021），论述的主题包括从德国近现代历史到当前欧洲政治局势中的政治权力，以及历史思考的意义及其陷阱。
在这部《时间与权力》中，克拉克关注的是“对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物来说，他们如何挪用与阐释历史性形态”，该书要回答的问题是“通过权力结构观察‘时间’会发生什么”（前言，第3页）。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克拉克针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大混乱”和国家既追求权力集中同时又展现了无能的状况，指出“如果国家不再能够产生合理的未来，而公民社会又缺乏这样做的手段，那么我们就真的被囚禁在了现在”（200页）。“被囚禁在现在”的说法真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他提醒人们必须认识和警惕“国家不再能够产生合理的未来”的危险性，从被扭曲的历史和“历史的恐怖”，一直到当下人们感到忧虑的“未来的枯竭”，他讲的是西欧国家在当下面临的状况，这部历史著作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性意义很值得我们思考。
有意思的是该书中译本没有把副标题译出来，但是在封面插入了两段文字：“一部有关时间、决策与国家命运的政治文化史”（我看到有读者把这句话当作是原书的副标题了）、“以德国为背景，以权力为主线，掌权者如何理解和运用‘时间’这一概念塑造整个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描述了该书的性质与议题。但是我对以“政治文化史”这个概念用于表述该书性质的恰当性稍有疑虑，或许更应该说是“一部有关时间、决策与国家命运的德国式历史政治学”。之所以要强调是德国式的，不仅因为该书的副标题已经说得很明确，同时也想从学科性质和研究动机上区别于近几年国内学界兴起的那种明显强调本土资政使命的“历史政治学”。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作为研究对象的共通性又是不可否定的，正是这种区别与联系使“德国政治中的历史愿景”让人产生比较研究中的互文性联想。该书译校者在“译后记”最后说：“《时间与权力》的价值或许在于，如果德国民众能够洞悉权力对时间意识的扭曲，就不会在普鲁士学派的历史主义陷入僵局时迷茫失措，甚至有可能避免滑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泥淖，而经久不衰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议题也将不复存在。”（288页）这里的“如果”作为一种历史假设，提醒读者在阅读该书的时候同时应该思考那个在历史上并非孤例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议题。
“时间”在克拉克这部著作中是与“权力”并置的核心概念，然而其复杂性远超过后者。因而在“前言”中作者以“历史的时间转向”和“时间的现代性”两个小节来论述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研究前沿中，“时间”不再是一个被动承载“历史”之物的虚空的容器，而是“一种因循形势发生变化的文化建构，其形状、结构和质地变动不居。这种观点在过去15年推动了一个如此活跃和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以至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时间转向’……”这是一种可以与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相提并论的重要转向（第6页）。其源头来自哲学研究，从十九世纪晚期法国哲学家亨利·贝格松关于时间在人类意识维度中的非同质性，到二十世纪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所奠定的时间社会学和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1925），然后是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提出的作为人类意识（此在）的存在和本体论构成的“时间性”概念。发展到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曾专门探讨了“历史时间”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时间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具有不可逆转的前进动力。它就是孕育历史事件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其核心是连续性和“永久变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在费尔南·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和其他年鉴学派史学家的研究中，继续深化和拓展了这些直觉，发展了人们对时间尺度和结构多样性的敏锐认识。克拉克对此总结说，“这些反思清楚地表明，历史性和时间性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在本书中，我用后一个术语来表示政治行动者对其所经历时间结构的直观感受。如果说历史性植根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假设，那么时间性捕捉到的东西较少反思而更加直接，即对时间流动的感受。”“现在的经历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不在那些掌权者的脑海里？”（第7页）
其实这里所讲的“历史性”和“时间结构的直观感受”在“前言”的开头一段就已经有过论述：“我使用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所阐述的术语，来表示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何连接起来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可以找到明确的修辞表达，也可以通过文化选择、公共仪式、采用论据或隐喻以及其他比喻性语言来表达自己，这些都是‘时间结构的感知形式’，而不是明显的时间范畴。它们可能隐含在为政治行动辩护或反对政治行动的论证形式中。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文化或体制的历史性都是对‘与时间相关的事物的具体解释’。”（第3页）这里的“时间性”概念的抽象性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惑，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何连接起来的一系列假设”并不陌生，问题是如何在这些假设的修辞表达中发现我们更为熟悉的话语、图像、声音，以及在这些话语旗号下实施的身份、行为、生活等领域的安排。但是克拉克在本书中要论述的不是普通人的“时间性”问题，而是在统治者头脑里并且对他们的决策行为发生重大影响的“时间性”观念，要回答的是统治者的政治权力是否以及如何塑造了有关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意识，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假如退回到“历史性”的概念之中，那么更为熟悉的表述或许就是统治者如何利用或滥用历史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但是“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则使这种对历史的滥用更能凸显政治权力与时间意识的关系，更能强化政治权力斗争中以“历史的滥用”为手段而催化产生的“决定性时刻”。
从这个角度来看克拉克对德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的论文集《过去之未来》的介绍与论述，他强调的是科泽勒克创造了一系列微妙的分析工具，所探讨的核心内容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体验与把握时间的方式。在这种转变中，事件发生的频率加快了，在尊重历史的名义下实际上拉大了与过去的距离感；普遍原则让位于偶然性……结果是时间的感觉结构和形态出现了深刻变化，“历史”被理解为一系列不可逆转的事件，这些事件被体验为“新事物的不断循环”。“科泽勒克的著作对时间性的历史研究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他运用语义变化来追踪意识的时代性突变，这非常关键。”（10页）而克拉克自己则更加清晰地看到科泽勒克理论中的过渡特征存在不确定性，也注意到“时间性”概念在不同场域、意义中的使用情况。因此他对自己的研究有明确的界定：“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如何用特定时间特征的论点和实践来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那些权力的塑造者与政府的正式结构的关系因情况而异。”（第5页）“在本书中，我试图密切关注每个政权特别的时间结构。”（15页）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统治者个人如何把不同的“时间”概念与权力结合起来，以主宰政府权力机构、决定国家命运。他很明智地把这项研究建立在自己最了解的德国历史领域中，因为“德国确实是研究时间性、历史性和权力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德国欧洲政治断裂的频率和深度使我们能够一再观察政治变革对时间和历史意识带来的影响。在本书结论中我将回到这个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轨迹后是否存在独特的普鲁士式或者德国式的路径”（14页）。最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在了解了克拉克使用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目标之后，就能理解本书的内容结构及基本论点，对此作者在“前言”中也略有介绍。第一章论述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与地方贵族之间的斗争，探讨了君主如何有意识地以迎接未来挑战的时间性政治话语摆脱传统的束缚，加强对地方庄园势力的专制主义统治，让统治者在征税、维持常备军等方面获得更大权力。第二章主要介绍与伏尔泰曾经保持着良好的师友关系的普鲁士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历史著作《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他是唯——位编写自己国家历史的君主。这位国王有意识地回避了在他的曾祖父大选侯统治时期所盛行的国家的冲突观点，这种背离既反映了维持普鲁士王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又反映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自己历史地位的独特理解”（第4页）。第三章研究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历史性观念，分析这些观念如何为其维护君主统治秩序而服务。“对俾斯麦而言，政治家就是决策者，推动历史洪流滚滚向前，他的政治任务是管理1848年革命所释放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维护和保护特权结构和君主政体，否则历史就会沦为纯粹的骚乱。”（同上）最后一章论述纳粹德国如何隔断了历史的线性进程，进而“将他们政权最激进的愿望寄托在对现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之间的深刻认同上”（第5页）。从历史记忆的巨大裂缝中转向种族理论，为反犹主义提供来自遥远的过去的理论依据，“其结果是普鲁士-德意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政体形式，它与意大利法西斯和苏联强权政治的时间实验截然不同”。最后作者总结说，本书的目的是试图“探索（一小部分）体制的历史性。人们可以通过研究正式的国家结构——包括部委、军事司令部、选举和皇家法院以及官僚机构——管理时间的方式、置身于历史之中和想象末来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第5页）。也就是探索在统治者政治权力意志主宰下的国家体制与政府结构的时间性政治。使用日历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是其中的重要例子，例如西欧从儒略历到公历的过渡历时三个多世纪，始终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1793 年10月法国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公会通过了新的“共和历”，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和新时代的开始；1930年苏联宣布了新的一周五天制度，最终因不切实际而被放弃。“对时间秩序最具雄心的现代化干预来自20世纪欧洲的强权主义政权。”（13页） 他指出存在于欧洲的“三种强权政体都体现了深度的干预性，不仅在社会和政治上，而且在时间秩序上”。 “借用查尔斯·迈尔的话，这涉及‘政治如何定义时间’以及‘政治预设了什么样的时间’等问题。” （14页）直到今天，“时间政治体制的显著性并未减弱，对想象中时间景观的诉求仍然是政治交流的关键工具之一”（15页）。时间性政治就这样把历史政治学推向了国际政治的前沿。
第四章“纳粹的时间观”以纳粹的博物馆机构及其大型展览作为论述重点，这是关于时间性政治的重要研究视角。在1935年柏林的民族社会主义大型展览《生命奇迹》中，“只有当你走出开放的大厅时，展览潜在的政治目的才会显现出来：将理想化的图像、完美北欧身体的超大模型，与对先天性疾病、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侮辱性描绘并列在一起。这不是对人类本身的赞美，而是对‘北欧人’的赞美”（155页）。1933年9月15日在柏林开放的“革命博物馆”的目的是纪念纳粹党取得的胜利，主展厅陈列着从共产主义街头战士那里收缴的武器、物品，墙上胡乱地贴着来自“斗争年代”的政治海报；相邻的一个房间则是陈列纳粹党旗帜和铭刻着阵亡纳粹党人名字的牌匾的“荣誉殿堂”。克拉克指出，这样的陈列在当时有着现实政治作用，“在……报复的危险仍然作为一种切实的威胁出现在官方宣传中的时刻，这种炫耀战利品的行为并非无足轻重—— 从1933年秋到1934 年春夏，纳粹党媒持续报道所谓的‘红色阴谋’以及针对警察、纳粹官员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红色恐怖’事件，还有被广泛宣传的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团体的审判，对收缴武器的描述在其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位评论员说，这座博物馆是一个‘恐怖物品陈列室’，其目的是让人们联想到如果民族社会主义者没有上台可能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保守派讽刺作家阿道夫·施泰因在1935年夏天写道：‘柏林现在很热，但在革命博物馆里，一股冰冷的寒流会从背后袭来。’”（160页）把陈列室作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纳粹党的这种做法很符合他们的斗争纲领与策略，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手段。“对政治时间性的研究者来说，这些机构比任何事物都更令人感兴趣，因为作为机构的博物馆一直都是操纵时间认知的工具。博物馆的设备既可以用来拉开观众与所展示的时代或现象之间的距离，也可以建立一种即时感。”（同上）说得很准确，历史感与即时的现实感的重叠，最终目的是把从魏玛政权到纳粹政权的转变呈现为现在对过去的彻底决裂。就如希特勒在1934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1933年1 月30日不仅仅是成立了新政府，更是一个新政权消灭了一个苍老衰弱的时代。”希特勒的新政权不仅要消灭旧的时代，同时还要消灭旧的历史观，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种超越历史的种族存在为中心的时间性，一种以雅利安人的胜利统治世界的未来。为此，希特勒的具体设想就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通过征服来获取所需资源，实现独裁专制、集中控制、面向共同目标，并确保不受国际压力的影响”（179页）。这就是希特勒要引领德国人民走向的未来。但是克拉克提醒我们不应轻视希特勒的个人能力，“他在魏玛共和国各党派组织间调遣力量，他与胡根贝格和右翼团体‘哈茨堡阵线’的谈判，他在纳粹党内部对反对派的管理，他在乌尔姆国防军审判时的伪装，以及在1933年后的外交政策中冷酷的机会主义，无不显示出他具备俾斯麦式的高超谋略技艺”（180页）。他的最终失败同样可以看作是他的时间性政治的失败，遗憾的是克拉克没有在这方面继续作出分析和论述。
另外，该书令我相当惊讶的是作者对于历史图像作为重要史料的运用和分析的重视，例如在论述科泽勒克的《过去之未来》的时候，首先从科泽勒克对十六世纪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的著名油画《伊苏斯之战》的论述以及他对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该画的评论切入，引申出关于前现代的、非时间性的时间感以及历史意识的缺乏等议题，这是我们在艺术史研究叙事中很少思考过的问题。又例如以一幅于1875年发表在讽刺杂志《喧声》上的漫画《柏林和罗马之间》来切入对俾斯麦主动介入历史洪流的政治意义的分析，指出即便是这样一幅意思极为浅显的讽刺漫画，也可以作为深入挖掘俾斯麦和他的天主教对手之间的政治斗争的入口。甚至在全书最后还提到“时间的不确定性和迷失性浪潮的痕迹”可以从“近年来格外关注时间作为经验的不稳定维度的艺术作品中发现”，具体提到了安塞尔姆·基弗的油画“将现在描绘成一种枯竭的预期状态，‘从根本上渗透着过去的意义’”；乔林德·福格特的大型纸上作品像乐谱一样被做了注释，“充斥着时间向量和标记”；索尼亚·甘格尔创作的《纸上捕捉》系列画作，“整体看起来像好莱坞电影片尾的定格画面——事实上，它是由数十万个精心绘成的微小的石墨铅笔画组成的，这个过程的渐进式缓慢与摄影的瞬间捕捉的错觉形成了令人不适的张力”（201页）。这是当代艺术研究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观念嫁接，甘格尔作品中的那个巨大的“THE END”既可以看作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枯竭”的挑战。或许正是那种“令人不适的张力”，才能使我们有希望走出“被囚禁在现在”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