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美】弗里茨·R. 斯特恩，杨靖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0月版，410页，98.00元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文化绝望的政治》一书中将纳粹主义的兴起视为德国文化传统和时代氛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而非“偶然事件”（operational accident）。该书原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后于1961年出版成书），论文导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文化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受巴尔赞“三人传记式”历史研究法启迪，斯特恩选择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早期德国三位文化批评家——保罗·德·拉加德，尤利乌斯·朗本和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作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德国知识界普遍弥漫的对现代世界的厌恶（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厌恶），以及由于西方文明（Zivilisation）侵蚀导致传统文化（Kultur）丧失而感受到的绝望——即“文化绝望”。由此，斯特恩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定义为“文化绝望的政治”，认为其代表人物试图“摧毁遭人唾弃的当下，以便在想象的未来中重塑理想化的过去”，纯属病态的乌托邦冲动。在本书“前言”部分，斯特恩坦言他进行的是“文化批评的病理学研究”，暗示上述三位末日先知是其所处时代疾病之表征，同时亦是将德国导向纳粹主义的病理性动因。
保守主义革命是斯特恩对三位代表人物乌托邦式战略的统称——他们的保守主义并非捍卫现存状态，而是捍卫理想化的过去，捍卫现代世界之前的德国“古老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德国人民在强大的领袖——如腓特烈大帝或“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之下，以宗教相联，以血缘互系，同仇敌忾，在欧洲雄霸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位代表人物致力打造的其实是“怀旧的乌托邦”——自查理大帝以来，“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独享千年荣光——与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的涣散无力恰成鲜明对比。而他们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便是以先知身份唤醒民众，踔厉奋发，戮力实现日耳曼民族的复兴。
书中讨论的首位批评家拉加德（Paul de Lagarde, 1827-1891）是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和《圣经》学者，主攻《七十士译本》，精通多种语言。他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却常因自己的拖延症导致无法完成学术项目而迁怒于同僚。他曾一度被“下放”到柏林一所文理中学任教，在那里，他习惯性绕开学校向市教育局甚至教育部提意见，后来又鼓动家长状告学校当局，结果被赶至更为偏远的职业学校。他因此越发怨天尤人——贬称大学教授为“知识庸人”“国之大患”，痛斥他们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无异于“屠戮生灵”，并据此断言德国一半以上的大学都该关门——颇具“反社会”色彩。照斯特恩的看法，拉加德自命清高，不肯随俗，以致事业蹉跎，郁郁寡欢——这似乎也是书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共同宿命。
拉加德后如愿进入哥廷根大学，致力于文化批评研究。他认为德国正走向永久毁灭之路——出于民族自豪感，拉加德一向自诩德国是“诗和思的民族”，同时德国人理所当然是世界的精神领袖，但他环顾四周，到处皆是衰败景象：人们变得世俗拜金，文化传统荡然无存，令人痛心疾首。拉加德深信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是改变现状的一剂良药——在他的笔下，英国通常被描绘成一个物质主义的、自我中心的“小店主”国家，而德国却是一个为集体意志的宏伟蓝图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英雄”国度——因此他憎恨英国工商业文明的铜臭气，并不遗余力鼓吹中世纪贵族的自我牺牲和尚武精神。普法战争（1870-1871）期间，他上书德皇威廉一世，声称阿尔萨斯、洛林以及卢森堡“必须永远属于德国”。战争结束之际，他在致友人书信中宣称，“在此之前不轰炸巴黎是犯罪行为。现在就要让它变成一堆瓦砾——当然图书馆除外”。
拉加德是典型的民族（民粹）主义者。从捍卫日耳曼纯正文化立场出发，他主张将希腊、罗马和犹太“元素”从《圣经》和德国中产阶级新教中剔除出去，由此建立一种全新的“日耳曼宗教”（或称“未来的宗教”，它源于对基督教的重新解释，提倡将“福音书”从异教影响中“解放”出来）——旧的宗教赞美耶稣之死，而新的宗教则为之庆生。十余年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宣称“上帝死了”，并为之欢呼（预示“超人”时代的来临），显然受到拉加德思想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拉加德也是当之无愧的“德国的先知”——用斯特恩的话说，其实质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神秘民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拉加德所说的民族/国家观念相较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黑格尔更为专制，后者主张为公民（或市民）社会（Gesellschaft）保留自治权，而在前者论述中，作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国家，其利益高于一切；与之相反，个人的价值及权利不值一提，甚至“随时可以牺牲”——正如日后纳粹宣传机器借助《我的道路》建构的幻景：乡村是共同体，是“自然的整体”，代表德国文化传统中的秩序、服从和安宁，而城市则被视为纯粹的合伙人团体（或社会），是“人工的碎片”，预示着躁动、纷争甚至暴乱。前者是高尚集体主义的典范，后者则是渺小个人主义的化身。拉加德的精神门徒海德格尔正是这样一名集体主义者——据他的哲学家好友雅斯贝斯描述，1933年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处于一种“狂喜”和“迷醉”的状态——他沉溺于“聚合”民族共同体的辉煌诱惑之中，以至于“再也看不到任何对规则、法律和权利的需求”。对于这一问题，其实早在1887年，社会学家滕尼斯便在《共同体与社会》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可惜拉加德晚年贫病交加，无心学术，并未能对此做出回应。
与拉加德相似，朗本（Julius Langbehn, 1851-1907）对艰难时局也忧心忡忡。朗本的父亲是古典语文学者，担任当地文理学校校长。在父亲影响下，朗本自幼酷爱读书，后进入慕尼黑大学。他学问渊博，但行事“怪诞”——他的毕业成绩仅为“勉强及格”，因为他将毕业论文“肆无忌惮地用哥特体打印”。毕业之后，作为学术“青椒”，他决意闯荡学术圈，结果十年间饱受屈辱，于是含恨退出——他请求母校将他“从毕业生名单上删除”，并宣布“放弃博士学位”。由于校方声称无此先例，他便“自作主张撕毁文凭，并将碎纸片寄回学校”。1889年冬，听闻尼采精神崩溃，朗本决心前往耶拿“拯救”他的这位精神导师。尼采的母亲满怀热情欢迎朗本到来，带领他参观耶拿精神病院，并安排他与尼采正式会面。随后，朗本提议让尼采搬至德累斯顿——如此一来，这位德国“天才”将被置于朗本的绝对控制之下。同时，他要求尼采母亲签署下列合同条款：“她必须做到……避免与儿子弗里德里希·尼采进行一切口头与书面交流”——除非得到监护人朗本的许可。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尼采闻讯大怒，掀翻桌子，摔门而出。朗本悻悻然离开耶拿，回到德累斯顿。不久又因为债务官司离开德累斯顿，定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深居简出，每日自食其力种植蔬菜，以素食为生。即便如此，他仍不免再一次触犯法律——未经房东允许，他擅自砍掉花园中二十五棵树，原因是它们“阻碍了他的视线”——差点被驱逐出境。
受《悲剧的诞生》启发，朗本像尼采一样相信唯有艺术方能拯救人生。1890年，他发表《教育家伦勃朗》（Rembrandt als Erzieher），称赞这位十七世纪画家为“文化理想的化身”，认为他不仅能够帮助德国人重塑真正的艺术，而且能够拯救衰朽的德国文化。在朗本看来，伦勃朗具有克服文化绝望、重新发现德国精神力量所需的一切品质：对存在奥秘的感知力，对人类生活固有矛盾的认知，对德国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以及强烈的个性和艺术天才——唯有在天才统领之下，德国文化方能重获新生。在朗本笔下，伦勃朗是“德国精神复活的先知”，能够引领德国文化的全面革新，并帮助德国人重新找回真理。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理趣不同，朗本鄙薄科学和理性，认为它们毫无灵性，机械刻板，属于“庸俗的”实证主义范畴；相反，他认为未经教育和科学沾染的思维最具创造性，因此也最接近真理。在文章结尾，朗本论断，在伦勃朗艺术熏陶和教育之下，德国将从科学国度变为艺术国度，“庸人”教授将被艺术天才所取代——国家最终将在具有“卡里斯玛”（Charisma）型人格的天才领袖（马克斯·韦伯语）统领之下，走向富强之路。
朗本自承《教育家伦勃朗》受到两部作品的影响——尼采的《教育家叔本华》（收入《不合时宜的思考》第三部）和歌德的《思想家伦勃朗》，但本书之所以畅销，并非因为他的思想学说超乎前贤，很大程度是由于书中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斯特恩由此将它称为“非理性狂想曲”）。朗本在书中指控“险恶的犹太人侵蚀了德国文化，腐化了德国人真正的民族特性”，主张消灭在德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包括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他们是恶毒的种族，应当被剿灭”。朗本憎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先驱”——他们唯利是图，破坏德国原有的商业道德和经济秩序，他们支持政治的自由主义和宗教的世俗主义，他们在德国传播人人平等、民主科学等西方文明毒素（即所谓“1789年精神”）。然而，犹太人甘之如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朗本眼中却是摧毁德国文化的“大毒草”，因此他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在接下来的一部著作《德国的伦勃朗》（1892年）中，朗本重申“犹太人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害虫和瘟疫”，同时呼吁耶稣会等机构不得招录上推五代具有犹太血统之人。为此，朗本建议，德国应强制实行“血统证明”（Ahnenprobe），并将此作为公民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在纳粹掌权后，他的建言献策也一一变为现实。
有意思的是，朗本在帝国时代迅速蹿红，部分原因是他的极端反犹思想，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惊人的考古发现：据他考证，伦勃朗尽管出生于荷兰，但具有日耳曼血统——由此足以证明德国文化的优越性，同时也说明荷兰等低地国家作为文化附庸，完全可以“适时”纳入帝国“大德意志”（Grossdeutsch）的版图。这一发现令德国民众欣喜若狂。纳粹宣传机构巧妙把握这一机会，大肆进行炒作。以艺术家自居的元首本人对伦勃朗也极为推崇，评价他是“日耳曼精神最伟大、最高贵的结晶”，以此贬斥西方现代派的“颓废（Entartung）”艺术。据说在所有画作中，元首最喜爱的是伦勃朗所作腓特烈大帝肖像——因为元首发现自己与大帝精神气质完全契合。攻克阿姆斯特丹之际，元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伦勃朗画作完好无损，并在第一时间将劫获的真迹运往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伯格霍夫别墅（即山间别墅，Berg Hoff Villa），供他把玩消遣。此外，朗本在书中高呼保护德国传统文化（“国粹”），主张取缔马克思主义及社会民主党派活动，猛烈抨击“美国化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凡此种种，皆深得元首欢心。至1940年代，《教育家伦勃朗》重印高达九十余次，成为当时头号畅销书，也成为纳粹树立的“文化与政治深度融合”的好榜样。
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是朗本的门徒，也是一名艺术至上主义者。他认为德国的危机源于对原始精神的背叛与遗忘，并相信可以通过培养伟大而富有艺术天赋的新人来改变现状，这些新人将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像所有离经叛道的艺术家一样，范登布鲁克在临近毕业之际选择从文理中学退学，此举也意味着他永久失去进入德国大学（以及学术圈）的机会。作为自由职业者，他一开始致力于文学翻译，（和妻子一道）移译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爱伦·坡的作品集，以及拉斯金的艺术讲座。1902年，为逃避服兵役，他只身流亡巴黎，拜在俄国神秘主义者梅列日科夫斯基门下，并结识一名俄国青年女子露西（后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受此影响，范登布鲁克开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迅速皈依为“死忠粉”——他翻译出版二十余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希望效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霸权与扩张策略，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范登布鲁克深信，德国人和俄国人一样，在本质上都是东方的“年轻人”，而英国和美国则是西方的“老年人”，因此，德国通过扩张领土实现“对欧洲的统治”是昭昭天命，毋庸置疑。
1922年，范登布鲁克代表性著作《第三帝国》问世——照斯特恩的看法，该书不仅标志着他本人“思想之巅”，也标志着“日耳曼意识形态之巅”。在书中，范登布鲁克延续拉加德和朗本等人的主题，即鼓吹以地域的（lokal）德国文化反击普世的（universal）西方文明——他本人长期仇视西方，认为西方是自由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滋生地，倘若不加以遏制，必将祸及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因此，范登布鲁克声称需要发起一场革命，反抗国人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盲目崇奉”。在巴黎和会上，作为胜利者的西方得意洋洋，对德国百般羞辱，而德国无力反抗，只能逆来顺受——新仇旧恨交织，由此他打出让德国“脱离西方轨道”的旗号，倡导联俄联共的策略，大力向东方拓展，致力于建成第三帝国。究其实质而言，范登布鲁克的建国方略是以一种民族主义形式对社会进行重组，旨在消除阶级斗争，构建民族共同体，由此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强大战斗堡垒。这一构想深谋远虑、视野恢弘，也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和有为青年的共同理想——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25年日记中记载，他被《第三帝国》深深地打动：“如此冷静清晰，却又充满激情，（它）写下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早就知道的一切。”十余年后，第三帝国在万众欢呼声中宣告成立。
德国人的帝国梦由来已久。十八世纪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或欧洲》（1799）一文中既颂扬了帝国恢弘的历史过往，又描绘了帝国重新崛起的美好蓝图，令人热血沸腾。哲学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8）的结语部分预言：“在所有现代民族中，你们是人类最无可挑剔的后代，你们将引领人类的发展。”或许正是这种“天选之民”的迷思，导致德国人盲目自信，认为具有德国特色的道路（Sonderweg）与众不同，将指引他们雄踞于世界各民族之上。正如斯特恩在本书结语“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中所说，梦想与现实的差距造成了他们的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它们根植于德国文化之中，很容易被政治加以利用”。
尤为致命的是，德国文化传统中“不问政治”的倾向更为纳粹攫取权力铺平了道路。1918年，托马斯·曼发表《一个不问政治人的思考》，引发极大争议——作为德国文化的代表，曼于1938年抵达纽约时曾宣称“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Where I am is German culture”）——他在本书中时隐时现，贯穿全篇，堪称除拉加德等人以外的第四位传主。在《思考》文中，他一方面为德国军国主义辩护，认为这是争取民族生存空间不得已的举措；另一方面，他又乐观展望未来，高度评价康德、歌德以来的文化成就，相信个人的理解、判断和审美能力与民族文化可以独立于政治环境而健康发展，并断言只要文化传统尚在，“所有政治与社会不公都会得到理性化改善”。出乎意料的是，曼的乐观情绪很快被纳粹取消言论自由、废除人身保护等一系列暴政所驱散。1933年4月，他决定逃亡国外，因为他从报纸上读到元首发表的一篇演讲，“言辞空洞，装腔作势”——曼在日记中写道，足见此人“没有文化”。
《文化绝望的政治》出版后，在一次访谈中，斯特恩坦承对于“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的研究”（本书副标题）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他希望通过这三位文化批评家揭示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即德国如何走向极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虽然这三位代表人物本身并非纳粹分子，但他们所倡导的消极观点和解决方案日后都被纳入了国家社会主义纲领。他们以帝师自居，试图将他们的乌托邦付诸行动，实现“从文化批评到政治的飞跃”。他们的初衷是重振传统文化，复兴民族伟业，然而最终却与现代社会和文明世界渐行渐远——独特道路未能将德国引向天堂，反而导向万劫不复的地狱，结局令人唏嘘。
其次，斯特恩亦希望借机展开对于大众文化及心理的分析研究。自一战失败后，纳粹宣传机器大肆鼓吹民族主义、暴力革命和反犹主义，德国民众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其牺牲品？除了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三位帝师的若干想法皆不切实际（比如与俄国结盟），属于浪漫幻想（“从文化绝望到乌托邦的跨越，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梦幻般的品质”），然而无一例外，他们在民众中却备受欢迎。或许因为民众在集体狂热之中，更容易迷失心智——诚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所说：“现在，这些美德，如独立、自立、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支持自己反对大多数人的信念以及自愿与邻居合作，不太受到尊重，人们也不愿践行，这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基础一旦被破坏，社会就失去活力，变为僵硬的躯壳——“除了服从要求，强迫个人遵从集体决定好的东西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能做。
德国的历史教训显然绝非个例。正如斯特恩在本书结尾所言，世上也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第三帝国”——因此，他关心的是，“在脱离政治现实的疯狂一跃后，是否还有安全的港湾供我们驻足？一个人是否可以放弃理智，去歌颂武力，去为专制帝国时代做出预言？是否可以直言不讳地谴责现有的制度？”斯特恩的结论是，“德国批评家们做到了这一切，他们为我们展示了文化绝望的政治的巨大风险”。以史为鉴，这是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对世人的忠告。然而吊诡的是，健忘才是世人的常态（“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诚如老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无法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