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02日18:55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她一生潜心研究建筑学，曾帮助了无数文物古建筑“复活”，重新焕发生机。她曾参与过多项文物建筑保护和建筑设计工程实践，包含雷峰塔重建工程、珠海圆明新园设计、登封少林寺扩建、北京恭王府修缮、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等。
郭黛姮先生（1936年10月1日～2022年12月2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兼任中国建筑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雷峰塔改建总设计师，著名古建筑专家。师从中国建筑史学大师梁思成先生。
郭黛姮先生
郭黛姮先生继承其师梁思成先生遗志，毕生从事古代建筑史的学术研究工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事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今天发讣告称，郭黛姮教授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践行当代遗产理论与中国现状相结合、新兴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创立了新的学术思想，开辟了新的学科领域。先生的学术视野跨越近十个世纪，工作深度沉静于史料、图档、遗构、遗址，研究方法涵盖了传统史学、遗产科学和数字技术，在历史研究和保护实践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梁思成建筑史学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直接继承人，是新学术道路的开拓者。
郭黛姮教授以国家文化命运为己任，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孜孜以求、毫不懈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先生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执教四十余年，讲授《中国建筑史》、《中国古典建筑法式制度》等课程，培养数十名硕博研究生，春风化雨，桃李芬芳，是深受历届学生爱戴的良师。
郭黛姮教授学术专精，著作丰富。先生不仅作为主要研究者之一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且众多学术成果已经成为建筑史学领域的里程碑。其中，《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东来第一山——保国寺》、《南宋建筑史》、《远逝的辉煌——圆明园建筑园林研究与保护》、《数字再现圆明园》、《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华堂溢采中国古典建筑内檐装修艺术》、《一代宗师梁思成》等作品无一不是相关学术领域的代表作。
郭黛姮教授在遗产保护和传承领域做出了卓越的示范工作。先生主持的杭州六和塔保护维修项目、雷峰塔新塔项目、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北京恭王府保护修缮工程、圆明园遗址数字复原项目、河南登封三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设计、隋唐洛阳城天堂、明堂、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项目、珠海圆明新园设计等，无一不引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启发从事建筑和建筑遗产行业人士的思考。
据相关资料，2020年10月20日，在圆明园罹难160周年之际，郭黛姮曾在人文清华讲坛通过其团队潜心研究数十年的数字复原技术，带领线上线下近80万观众重返圆明园，领略万园之园的盛世风采。为了让圆明园在虚拟世界“重生”，自1999年起，郭黛姮便带领团队开始全面研究圆明园。10000余件历史档案、4000幅复原设计图纸、2000座数字建筑模型、6段历史分期中的120组时空单元......郭黛姮团队圆明园数字复原工程的多项数据指标都创下了世界园林遗址研究之最。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郭黛姮的见证下，那些即将没入历史尘埃的古建筑重新绽放芳华，守护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与乡愁。她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变成大遗址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已经列为考古遗址公园，对于这样的遗址，做保护棚也好、虚拟再现也好，但绝不能随意在其上建造一座似是而非的仿古建筑。对于有可能修缮的历史建筑，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利用原材料、原技术、原形式进行修缮。”
除了古建筑的“守护者”，郭黛姮还是古建筑保护精神的传承者。在清华园任教五十载，郭黛姮已桃李满园。在她的学生眼中，老师永远“步子很快”。当年在浙江田野调查，62岁的郭黛姮健步如飞，无论上山下坡都走在最前，学生惊呼以为见着了武林高手；还有一次在古村考察，道路崎岖，学生原本以为郭黛姮要落后，谁知一到目的地竟发现她早已坐在那里等候。
“你要想往前进，就要有个目标。有了目标就得要自己去闯，这个事也许不是其他人已有的旧路，这才有闯的必要性。去闯一闯，可能就这样打开一片天地了，如果你不闯，老是照着别人的路走就不成。”谈到古建筑的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新，郭黛姮教导学生要坚持敢为人先、大胆探索，而专注与创新也是贯穿郭黛姮学术生涯的重要特质。
长春园中的寝憩建筑含经堂（乾隆时期）
（本文据北京日报、清华大学等相关资料综合）
对话郭黛姮
古建筑修复的难点在哪儿？需要把握哪些基本原则？现代化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起到哪些作用？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建筑报曾专访了北京圆明园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
问：我国存在大量古建筑，多年前的巴黎圣母院此次火灾事故对我国古建筑保护有哪些警示？
郭黛姮：按理说，法国平时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上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他们这么重视还出了问题，相比之下，我国古建筑大多是木结构，非常脆弱，就更应该提高警惕了。现在很多古建筑里都设有香炉，我觉得明火在古建筑内应该彻底禁止。因为即使香炉放在大殿外面，有风的时候也容易着火，而且会把文物熏黑。
在对古建筑保护过程中，管理部门的作用很重要，他们要做到心中有数，预先做好预警措施。现在的保护规划大多停留在划保护范围、建控地带上，没有重视房屋结构中可能暗藏的隐患，目前已经有了先进的仪器，就更不能这么高枕无忧了。比如有的古建筑木料内部已经空了、糟朽了，但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这就需要用仪器进行全面检测。
另外，在修缮中也要考虑到文物的特殊性。古建筑的修缮其实相当于一个细致的科研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施工任务。每个文物都不一样，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施工经费也应根据每个文物的情况单独计算，这方面希望有更细的标准出台。总的来说，我国在古建筑保护上已经有很多好的措施，但关键还是在落实。
问：接下来，巴黎圣母院面临着如何修复的难题。我了解到您曾参与过雷峰塔重建、恭王府修缮等工程，您认为古建筑修复的最大难点在哪里？应该把握哪些基本原则？
郭黛姮：古建筑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古建筑保护工程最大的难点是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在修缮恭王府的时候，找到一些老照片，但建筑没了，或者建筑还在，但跟老照片不一致。恭王府之前叫“公主府”，历史相当长，那么究竟应该是修成和珅时代的模样，还是修成恭亲王时代的模样？其实古建筑越古，藏有的历史信息就越丰富，保留这些信息很重要，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目前，古建筑历史信息的保存主要依赖照片，其实我国列入文保单位的古建筑，主管部门要求建立档案，也不能说没有，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进行激光扫描，把建筑的细部都扫描出来，这样保存起来也方便，有利于进一步研究。随着激光扫描技术的成熟，我国应该尽快把这门“功课”补上。
另外，修缮的时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虽然说要尽量保存历史信息，但如果木头都糟朽了，那就只能更换。现在有些人的观点有点形而上学，主张保存古建筑历史信息就什么都不能更换。那怎么进行保护和传承呢？其实希腊的雅典卫城在修缮时，也更换了很多坏掉的石料。
问：您和团队花了15年时间用数字技术“复原”了圆明园，在您看来，这类新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郭黛姮：之前有人提议复建圆明园，有人又说不要复建，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大家还是想知道，圆明园到底什么样？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查，叫“我说圆明园”，结果90%的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圆明园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二句是“圆明园是帝王骄奢淫逸的场所。”这就说明大家对圆明园的认识存在偏差。
我国倡导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那就要让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经历了什么变化、背后有什么故事。古建筑只有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了解它本来的面貌，我们在圆明园数字化过程中碰到了很多新的问题，为了准确还原历史，就必须找到相关依据。刚开始我们参考前人的研究，也进行分类型研究，后来感觉不行，还是得研究圆明园的造园史，看一下圆明园在150年里有没有发生过变化。结果发现，几乎每位皇帝在位时圆明园都有变化。我们做圆明园数字化就相当于是在搞科研，数字化的过程也促进了对圆明园历史的研究。希望数字圆明园在这方面能给大家新的启示。
问：梁思成先生曾说过：“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提出，加快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测绘建档、挂牌工作。您怎么理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意义？
郭黛姮：梁思成先生那么多年前说的话是非常正确、非常经典的。我们不能只保护几个孤零零的纳入国宝级、省保级的保护单位，这些古建筑的出现和存在是需要“土壤”和“环境”的，它一定要在特定的环境里出现才是符合历史的，不能脱离环境来谈古建筑保护。其实类似的话，梁先生说过很多，比如不能让古建筑生活在不协调的环境里，“红花需要绿叶来衬托”等。
另外，有些历史街区往往有很多故事，比如北京的史家胡同，民国时期有很多文化名人住在那里，对研究民国的历史很有价值。所以，我觉得环境对古建筑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来看，很多地方对古建筑的保护力度还是不够。对于目前还剩下的那些古建筑，我们需要亡羊补牢、尽快保护起来。所以，历史街区挂牌是个非常正确是做法，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历史街区，不能随便把它拆了再重新开发。
问：网上对巴黎圣母院火灾事故的评论很多，甚至有少部分人将它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联系在一起，为火灾“叫好”，因此圆明园官方微博也及时发布了一篇《文明 不能承受之殇》的文章。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此次火灾事件？
郭黛姮：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巴黎圣母院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两个事发生的背景不同，不能这样简单类比，而且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我们都说要经济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那为什么别的国家文物被烧了就要幸灾乐祸？
其实英国、法国已经认识到过去的错误了。英法联军有一位将领叫额尔金，他的后代来参观圆明园时，我们“数字圆明园课题组”特别接待了他，给他讲了圆明园的历史，他也表示对祖先的错误感到非常遗憾。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写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让更多的西方人知道了这段历史；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还为这本书作了序，提到“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
别人的思想都在进步，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就更不能有这种“另类”的想法了。别说是现在，二战时期美国决定向日本扔原子弹之前，当时的驻华使馆参赞费正清博士给梁思成先生一张军用地图，请他标出哪些地方不能炸，梁思成先生都能放下私人感情，把京都、奈良在美国军事地图上圈了出来，使得这两个城市大量历史建筑免于战火破坏。他当时说，虽然日本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保护文物建筑是没有国界的，这些文物建筑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