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而战》，[法]吕西安·费弗尔著，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511页，98.00元
“在（20世纪）50年代，批评是一项工作。阅读、讨论一本书，是一项人们为自身、为自身利益，也是改变自身的活动。”福柯在1984年去世前的一次访谈中如是说（Foucault, “Pour en finir avec les mensonges”）。批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为了自身的活动。这时，福柯批评过法国史学中的总体史等。那么，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术批评的一部分，法国的史学批评又是何种情形？二十世纪上半叶，批评又是如何塑造了现代历史学的原则？
这些问题在法国史学家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为历史而战》中得到了部分的回答。作者自编的这部文集主要汇编了1920年至1952年发表在《年鉴》和《历史综合评论》上的四十多篇文章，分“开宗明义”“赞成与反对”“关注近邻或兄弟学科”“最后的期望”等六大部分，围绕“应如何研究历史”这一问题展开一系列的探讨。回溯起来，这一问题及其部分答案也见于他的专著，例如《弗朗什-孔泰》（1905）、《菲利普二世与弗朗什-孔泰》（博士论文；1911）、《大地与人类的演进》（1922）、《马丁·路德的时运》（1928）、《莱茵河》（1935）、《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1942）、《论〈七日谈〉：圣爱、俗爱》（1944）、《米什莱（1798-1874）》（1946）。不同于专著和专题论文，《为历史而战》中的那些评论被费弗尔看作是“历史学实验室”，一个揭示历史学迅速发展、批评“一些错误的思考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展现自我主张、“为那些比较年轻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的实验室（467、465、第1页）。该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于1995年10月6日公布了二战后影响西方公共话语的一百本书，其中就包括了《为历史而战》。
吕西安·费弗尔（1878年7月22日-1956年9月26日）
“索引”的历史（Histoire）条的原文（译文参见《为历史而战》，502页）
据统计，费弗尔发表了近两千篇书评，其中一千四百五十九篇发在1929年1月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以下简称《年鉴》）杂志上，三百六十六篇发在1900年创刊的《历史综合评论》上。费弗尔去世后，论文集《为了一种整全的历史学》（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1962）出版，分“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和1946年之后《年鉴》的副标题即“经济”“社会”“文明”四大块，收录一些谈论边疆、文明、资本主义、劳动、科技等主题的评论，同样专注历史学的方法。后来，这两部论文集合并，以《亲历历史》（Vivre l'histoire，2009）为题出版。
在这部评论、批评其他学者及其著作的《为历史而战》中，费弗尔如何从学者、学科和学术三个方面展现他的一贯主张？
一
作为学者，费弗尔看重的是人，或者说“会感觉、会思想、会痛苦、会行动、会享乐的人”，也就是那些既理性又感性的复数的人（113页）。费弗尔批评了，也怀念了一些人，还隐含地向一些人表示敬意。通过他批评、怀念或致敬的人，我们了解到费弗尔对理想的历史学的看法，也看到他的性格。
费弗尔点名批评了包括库朗日（又译古朗治）、瑟诺博司、路易·阿尔方（Louis Halphen）等学者。他们大多是实证主义史学（又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的代表。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只能被动地对待文献、史料和事实，因为它们会自己说话；理论、假设、概念都是次要的。比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事实是“以原始状态‘提供’给他们的”；他们“无权选择事实。……选择就是违背‘现实’，也就是违背‘真相’”（130页）。历史学家收集事实，然后再利用事实即可。他们不大反思事实如何得出。事实是“通过专深的艰苦工作编造出来的，从无数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得出的”（94页），涉及历史学家的选择和信念。费弗尔多处批评瑟诺博司。后者在《真诚的法兰西民族史》中追溯了法兰西民族的起源，谈到了中世纪人的宗教信仰，并多次用“天真的”这个修饰词。费弗尔认为，这是在用十九世纪末的观念看中世纪。
除了直接批评，费弗尔在许多地方不点名批评库朗日，一个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中世纪史家。库朗日曾说：“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在库朗日看来，如果要获得过去的知识，一开始就得剔除所有那些与当前相关的事物。费弗尔认为，历史学家的感情、立场、视角和知识也很重要。他批评的是史学界共知的库朗日。青年的库朗日认为，历史“不是各种过去事件的集合。它是人类社会的科学。它的目标是理解这些社会如何建立的……历史是社会事实的科学，也就是说社会学本身”（Fustel de Coulanges,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这种定义本身非常接近费弗尔的看法。
费弗尔的批评也不尽是针对著作本身。他有时也会用反诘的语气或大量的断语、感叹号来表明自己的意见。“爱挑剔，好争论而且尚武”是弗朗什-孔泰人的性格，比如蒲鲁东（第3页），这只是一种说法。批评也是一种潮流。例如，1901年建立的现代史学会章程要求之一便是，“注重原始回忆录、重要著作的批评性书评和参考注释”（德拉克鲁瓦等：《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第二章）。一方面重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关注批评性书评，能够展现一本或一系列著作所讨论主题、语境的元评论（meta-criticism）。另外，受惠于这种方法，费弗尔试图在边缘地带与巴黎学者争夺话语权，以便重返巴黎。他虽然1902年毕业于巴黎高师，但先在贝桑松中学任教，1912年3月在第戎教勃艮第艺术史。一战结束后，他在老师费斯特（Christian Pfister）的帮助下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教近代史。1927年底，他给亨利·贝尔（Henri Berr）写信，说想追随那些地方大学的教授，重回巴黎。一直到1933年2月，他才被选入法兰西公学院，回到巴黎学界。
《为历史而战》的作者温馨地回忆了许多学者，例如亨利·贝尔、阿尔贝·马迪厄（Albert Mathiez）、阿尔贝·托马（A. Thomas）、亨利·皮朗（又译为皮雷纳）、加斯东·鲁普内尔（G. Roupnel）和马克·布洛赫。这些文章大多是在被回忆对象去世之后发表的，可以看作是追思那些升沉聚散。费弗尔谈论与他们交往的细节，感谢他们帮助他扩充研究主题、创办《年鉴》杂志等。例如，他因为服膺贝尔的“历史综合”理论，与贝尔有很多合作，例如参与到“人类的演化”丛书，合写词条。又比如，他邀请皮朗为《年鉴》的创办出谋划策。再比如，他展示鲁普内尔与布罗代尔关于《历史与命运》的通信讨论，说明鲁普内尔的深刻用心。费弗尔在最长一篇关于布洛赫的文章中，回忆了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共同为开辟历史学新园地而战斗的日子。费弗尔还着重描述了马迪厄的暴脾气，盛赞他受时局的影响，转向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但是，此前的马迪厄被费弗尔批评为法官，“披着好公民的外衣”，行使“有点幼稚的事后审判权”（120页）。这些大多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回忆，夹杂着理想与当代法国流血的记忆。
左：亨利·皮朗（1862-1935），右：马克·布洛赫（1886-1944）
费弗尔感念阿尔贝·托马对他的支持以及对政治现实的介入。托马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总干事，也是历史学家，写过《劳工稗史》《第二帝国》。他尤其提到托马于1928年10月访问中国和日本时，在官方会见之外推介《年鉴》杂志（388页）。通过托马的努力，《年鉴》杂志在创办之初就在中国得到了传播。1934年，萧瑜简要介绍了该杂志（《社会学书目类编》）。后来，杨鸿烈引用费弗尔和亨利·贝尔的话：“历史是人类变化的研究。”（《史学通论》）
在这部自编评论集中，有一个人很少被提及（只有四次），但又好像经常出现，那就是涂尔干。涂尔干关心历史，但将它看作一门辅助学科：“社会学的解释完全在于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五章）。涂尔干试图将共时和历时的现象结合起来考虑，批评瑟诺博司的《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费弗尔面对个人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关注“生活在他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中的人”（23页）。他提到自己二十岁时“怀着崇拜和反抗的复杂情感阅读《社会学年鉴》”（Febvre, “Histoire, économie et statistique”）。因为同样反对实证主义史学，费弗尔和涂尔干派（如哈布瓦赫、马塞尔·莫斯和葛兰言）合作。费弗尔在很多地方向涂尔干致敬。
左：涂尔干（1858-1917），右：瑟诺博司（1854-1942）
作为学者，费弗尔希望自己如何被人们记住？在法兰西公学院开班典礼上，他援引了米什莱的话，说自己没有党派和学派，也没有“试图奴役他人的精神体系”，但是“他关心观念和理论”，“在历史中只看到了历史”（19页）。他关心历史、观念和理论，期待学无门派之分。但是，他影响到布洛赫等同行，以及受他提携的一些晚辈，如布罗代尔，渐渐地形成了“费弗尔学派”“年鉴学派”，这超出了费弗尔的掌控。
二
这里提学科，但费弗尔本人反对学科：学科“是一些分离的领域，是杂乱的混合物”（32页）。不可否认，历史是一门学科，一门有自己研究方法的学科。费弗尔强调的方法，包括问题史、总体史、跨学科，以至于理解同时也让别人理解历史。
费弗尔强调问题史。所谓问题，就是那些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在问题中讨论历史。“任何历史的开端和结束，都是提出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历史。……在任何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上的两种活动：提出问题，并提出假说。”（24页）实证主义史学以政治、个人和编年为偶像，采用叙述、编年的方式写作。科学的历史学需要提出一个重要、紧迫又可回答的“有趣”问题（301页），然后形成假说，再通过分析证据，与自己或同行对话乃至论战。例如，《马丁·路德的时运》中的问题是，路德在何种条件与压力下，走上一条改革宗教之路？说到法国宗教改革及其起因，不是要问法国宗教改革是否源于德国，也不是问宗教改革是否自然发生，而是要问十六世纪初欧洲宗教信仰的特征和本质为何（“A badly-put question?” 见Peter Burke编，A New Kind of History）。《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可能是无神论者吗？”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傅勒（Fr. Furet）以“从叙事史到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为题概括计量史、系列史的成就，认为它是问题史而不是叙事史。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今天，我们也说“问题意识”“问题导向”。问题是问题不会自动出现。那么，问题从哪里来？来源于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情境？费弗尔的回答是来源于生活。因此，生活成了他强调的又一历史目标。“研究历史，就要坚决背对过去，首先去生活。你们要和生活相结合。”（34页）生活是考虑一个人或一类人的认识、思维和行动的场所。《大地与人类演进》中用的是“生活方式”一词，谈到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读者从那些鲜活的生命中，发现一些相似——“哦，生活就是那样”，也找到一些差异，“哦，他们这样生活”。
除了问题史，费弗尔还呼吁总体史。总体是一种完形。“没有经济史或社会史。只有统一的总体史。”（22页）过去的所有层面，包括地理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宗教的，都构成历史的条件和语境。因此，历史学不仅依赖于官方文献，而且应扩大到“所有文本”，乃至口述资料，它们“都是鲜活的人类历史的见证，饱含了潜在的思想和行动”（15页）。总体史并不意味着着眼于全球，或者是地理和经济等要素相加，而是要考察一个社会最终如何以及为何会形成有机的整体。
总体史要求跨学科方法。费弗尔的跨学科主要体现在历史学结合地理学、语言学和心理学。顺便一说，他也关注艺术，只是因为“视力的缺陷”（可能是色盲）使他远离了这一门类。这种跨学科意识部分来自贝尔，一个始终没能在大学里取得教职的学者。贝尔出版了《哲学的将来》《历史的综合》，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呼吁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1905年开始，费弗尔为该杂志写了多篇文章，内容涉及十六世纪的弗朗什-孔泰、宗教改革等。1925年，贝尔创办国际综合中心（CIS），围绕某个主题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展开对话。1929年，面对经济危机和保卫文明，费弗尔在综合中心围绕“文明”一词展开讨论，追溯它的演变历程，认为文明是一套观念、情感和信仰体系。可以说，贝尔的综合理论和热情支持，点燃了费弗尔对跨学科的兴趣。
亨利·贝尔（1863-1954）
至于历史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结合，费弗尔是受到了白兰士（又译拉布拉什）及其弟子的影响。白兰士关注一个地区的地理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和弟子（例如，白吕纳、德芒戎）都反对地理决定论，支持“可能论”。地理决定论者如拉策尔及其美国弟子桑普尔（Ellen C. Semple）坚持认为，环境“影响”人。费弗尔问，环境、气候如何进入人的精神？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环境与人及其所处社会的“关系”。至于语言学，费弗尔受历史语言学的启发，认为变迁的语言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状态：“语言是典型的社会现象，忠实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文明的一般状态。”（206页）语言与民族、时代、生活、心理之间的关系成为费弗尔考虑的重心。他谈“文明”“边疆”等概念的演化，以及十六世纪“阙如的词”，反映了他对历史语言的关注。
左：白兰士（1845-1918），右：拉策尔（1844-1904）
在历史心理学上，费弗尔最重要的成就是发展了心态工具（outillage mental）这个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词汇或技术等，它们不为另外一个时代所有。我们必须将这些词汇或技术放入其所处的文化或语境中，考虑它们如何促进或限制人类的思维。论拉伯雷的那部专著就是确定十六世纪“无神论者”的心态工具的最好例子。费弗尔通过文学、图像等文献找到一些材料，证明当时的拉伯雷不可能脱离宗教信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流行的心态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并延伸了费弗尔关于心态工具、集体心理学的看法。
费弗尔强调，历史学的目标在于理解，而不是评价。“理解是把问题复杂化，是深化充实，是逐步扩大，是融入生活。”（82页）“科学的经验不把发现法则当作最高目标，而是把能让我们理解当作最高目标。”（130页）这种表述同样见于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也就是说，理解同时让别人理解才是科学的目标。这一目标同样见于论路德一书的“序言”。在理解还是评价上，费弗尔与法国实证主义史家分道扬镳。在理解还是发现法则这一点上，费弗尔与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产生了分歧。
三
学术的目标是求真，还有实用。费弗尔要求读者带着批评的态度去接受相对的真，同时关心历史的实用性。
在历史的真实上，费弗尔认为要避免时代错置。他在评论皮朗命题，即“蛮族入侵并没有破坏地中海世界的统一经济”时，认为“把现在投射到和它相距太远的过去，因此只会产生严重的错误和混乱”（396页）。费弗尔虽然没有在这里使用“时代错置”一词，但表明了现代人的观念和古代人的存在差异。《论法的精神》中提到：“把当代所有的概念统统放置到遥远的已逝年代中去理解，谬误之源即在于此，后果之严重莫过于此。”（第三十章第十四节）《莱茵河》的开篇也引孟德斯鸠的话，表明将一部用来商品交换、思想交流的莱茵河变成充满谋杀和战争的莱茵河，是一种时代错置。他在评论一部拉伯雷传时，认为传记作者把二十世纪的一些想法灌注到十六世纪的拉伯雷身上，犯了“观念的换位和意识的年代错置”（287页）。这篇评论催生了《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一部要避免历史学中“最严重和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时代错置”的著作。将过去浪漫化，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看法加诸那个时代，都是一种时代错置。
除了求真，费弗尔也秉承了历史学应该注重实际，以理解现实和行动。作为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两次世界大战、法国溃败的费弗尔，他的许多观点都与时事密不可分。比如，在德雷福斯事件的高潮，他同情德雷福斯。1907年至1909年，他在贝桑松为一份社会主义报刊写稿。1911年，《人道报》声援工联主义者杜兰（“杜兰事件”，又被称为“新德雷福斯事件”）时，费弗尔于1月11日签名支持。1914年8月3日至1919年2月，他在一战前线思考人地关系。1940年6月，德军占领法国。这时，费弗尔仍然可以在非占领区出版《年鉴》杂志，撰写《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论〈七日谈〉》，教授宗教改革史，期待“未来的思想自由”。
这里要提一下情感史。今天谈情感史，都会将之追溯到费弗尔的两篇文章：《历史学与心理学》《感受性与历史学》（231-263页；前一文最早由王养冲先生译出，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费弗尔多用感受性（sensibilité）一词，认为它“与对象在灵魂上产生的印象有更直接的关系，它是被动的”（246页）。情感建立在感受性的基础上。情感是“一系列共同生活经历，对同一处境和相同性质的接触的冲击同时作出相似的反应的结果”（248页）。这些表述是心态（mentalité）的早期说法。费弗尔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只谈到了人的情感，没有涉及非人的情感。十九世纪的达尔文在《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中关注情感的一个方面即表达，涉及动物的情感。
有学者认为，费弗尔主要谈负面的情感，认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情感倾向促进了费弗尔的研究”（扬·普兰佩尔：《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这话并非没有道理。费弗尔确实批评了斯宾格勒的著作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联（134页及以下），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原始心态”。然而，这种政治参与不为费弗尔所独有，在当时的法国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试图理解立足于基础欲望的社会政治，出版过《自杀》（1933）。1934年，列维纳斯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哲学的一些反思》（“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tlérisme”）。此前一年，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的开篇写下了对布隆代尔的感谢，他就是求学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朱光潜。
夏尔·布隆代尔（1876-1939）
左：《悲剧心理学》封面；右：《悲剧心理学》“序言”最后一段
论情感有其学术性。首先，感受性是一种依赖大脑和神经的官能感觉，涵盖了集体心理、生理心理和差异心理等层次（236页）。费弗尔对感受性、情感的词源学追踪，某种程度说明了他是在细化前辈学者的看法。而且，真正地理解历史，不仅依赖理性，还得依靠情感，甚至首先得诉诸情感。再说，无论是七情还是六情，它们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各有其历史。就是说，论情感史不完全因为西欧的政治。
最后，历史学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它一方面需要集体参与，另一方面是为了集体。集体参与，就是集体调查、集体研究。“我们要从头开始：从建筑师的草图开始。”（63页）作为历史学的建筑师，费弗尔在《年鉴》杂志设立“集体调查”“书评”等版块。经济危机之后，费弗尔号召历史工作者集体深入调查，以陈述历史上的财政危机、检验数据。“我要求对人的基本情感及其方式开展一种广泛的集体的调查研究。”（261页）1932年，他提议组织编纂《法国百科全书》，后来五百多位学者参与其中。他还于1948年开启高等研究实践院第六部（经济与社会科学）的建设，以便统一人文科学，同时邀请布罗代尔任第六部的秘书。
为了集体，就是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只有关切到它所属的文明才有意义。费弗尔的许多研究是“为自身”，为了法国。比如，在二战期间，他尤其关注法兰西在欧洲扮演的中心作用。在德军占领法国时期，费弗尔与布洛赫在是否继续出版《年鉴》问题上产生了争论。费弗尔觉得应该为了法国历史学，改变策略，以适应新环境。1946年，费弗尔在新《年鉴》的宣言中提到了“一个被摧毁的世界”，描述了战后的危机，细说“要关注我们自己”，以度过危机（42页）。又比如，他同意负责《世界史杂志》（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是为了不让它变成“盎格鲁-撒克逊的”，而自己也不“背叛我的祖国”（1953年4月17日给贝尔的信函）。法国史专家拉努姆（Orest A. Ranum）认为，费弗尔主要关注法国史，因而具有“民族偏见”。从著述的角度来说，费弗尔确实主要关注欧洲视域下的法国文明。但是，从学术组织者、丛书编纂者的角度来说，他超越了西欧，同样关注中国、英国、拉美、意大利。比如，1921年设想《年鉴》的栏目时，他邀请葛兰言作“印度与远东文明”版块信息的负责人。至于拉美，他多次前往阿根廷讲学，同时让布罗代尔也关注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费弗尔的组织与协调工作，与他的著述和观点一脉相承，同样重要。
通过这些评论、专著和组织工作，费弗尔介入历史学的根本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问题，和一些学者对话乃至论战，也帮助一些年轻人，从而“改变自身”，引导了“年鉴运动”。费弗尔看重历史，因为“历史学能，而且唯有它能让我们在一个极不安定的世界里，以除了对恐惧的本能反应之外的其他本能反应来生活”（44页）。《为历史而战》中的这句话，支撑着费弗尔以及和他一样相信历史的功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