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怕蚕食不怕鲸吞，怕局部肢解而不怕囫囵征服。这是中日全面开战前，双方高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但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掌握军队实际控制权的日本少壮军人却完全无视这一客观事实，或昧于胜果、或碍于颜面，一再无限地延伸战线，结果愣是把一场预期只针对中国地方势力的短期、局部、肢解之战，打成了一场长期、全面、鲸吞之战。
1937 年8 月11 日，北平，向南口进攻的日军一线部队
没被当回事的计划
战前，日本每年均针对主要假想敌制定次年作战方案，对华作战即在其列。按照参谋本部1936年制定的《昭和12年（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若中日开战，日军拟在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视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即平汉路和津浦路方向各使用1个军的兵力，以迅速占领平津和华北五省；在华中方面，则以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及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相互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在华南方面，使用1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地区。整个计划，共动用14个师团。
虽然参谋本部制定了这么个作战计划，但日本从政府到军部，其实都没有太拿这个计划当回事。因为该计划妥妥是全面开战的打法，而日本还根本没做好全面开打的准备，军事工业还没有完全动员，年度弹药储备更是可怜，仅只够演习所需。
日本很清楚，对中国不能鲸吞，只能蚕食，如九一八事变这种局部冲突、局部解决的模式对自己最为有利。所以包括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壮军人在内，日本军政人士普遍只把全面战争当成战略讹诈的手段，但并不认为中国真的敢于奋起全面抗战。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热河、冀察、平津等地的反复挑衅得逞，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绝不敢抵抗”的信心。
正是基于中国绝不敢抵抗，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还不至于就会爆发这种主观臆想，日本少壮军人轻率地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且在事变爆发后仍然坚持认为只要日本军列开进山海关，或至多开到保定，中国就一定会彻底屈服。
1932 年1 月,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中）乘坐军用机到达锦州
“三个月灭亡中国”另有含义
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少壮军人们的想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最初将事件定义为“北支事变”，拟按局部冲突，也就是日本最希望的“九一八”模式进行处理（直到9月2日，才定性为“支那事变”）。
此际，日本大本营内部出现了两套作战方案的争议。7月10日，战争指导课建议动员15个师团、军需储备物资的一半、战费55亿日元，计划打半年，战域限制为黄河以北。但这个方案因为动员面太广、太花钱被否决。否决该案的理由相当简单——既然高层都把事件定义为“北支事变”了，为区区一个局部冲突搞这么大动静干嘛？
最后作战课的“低成本”方案被采纳。除就近的关东军出动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航空兵团，朝鲜军出动1个师团外，再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按短期解决准备，战费3亿日元。
但无论是战争指导课的15师团方案还是作战课的3师团方案，着眼点都只局限于肢解华北，只不过是烈度和范围有所不同而已。全面战争打不起来，这是当时日本军政人士的普遍共识。
所以在7月份的御前问对中，裕仁天皇问陆相衫山元战事将要持续多长时间？杉山元即轻松地答曰“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此即“三月亡华论”之由来。但究杉山元之本意，“三个月”实仅指解决华北问题——日本高层虽然不聪明，但也还没蠢到真以为“三个月”就可以灭亡全中国的地步。
以当时形势而论，日本想要“三个月”解决华北问题还是颇有可能的。但无奈的是，基层的“马鹿”们根本不理会中枢苦心设计的政略，他们只会由着性子一再暴走，结果终于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