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后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文学士学位（1902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1887年来华传教，先至镇江学习汉语。1888年抵达南京，福开森抵宁后在南京干河沿参与创办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并担任首任校长。1910年汇文书院与南京另外两所教会学校基督书院（Nanking Christian College）、益智书院（The Presbyterian Academy）合并组建成金陵大学堂（University of Nanking），即金陵大学，由此也奠定了福开森与金陵大学以及后来南京大学的渊源。
1897年，福开森受盛宣怀之邀至上海参与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899年又创办《新闻报》，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新闻报》一度成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辛亥鼎革以后，福开森先后受聘担任政事堂顾问、国务院顾问、总统府顾问、中国政府对英美日条约修订委员会顾问等职。1914年，福开森由上海移居北京，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于1943年被日本遣送回美国，1945年8月3日在美逝世。
福开森在华生活近六十年，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不仅能熟练地使用中文会话，而且能够用中文进行书写、撰述乃至书法创作。福开森对于中国文化艺术感情甚笃，热衷于中国古器物的收藏与研究，并卓然成家，著有《Chinese Painti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7）、《历代著录画目》（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4）、《历代著录吉金目》（商务印书馆，1939）、《中国艺术综览》（商务印书馆，1940）等。1934年，福开森将数十年苦心搜集、价值数百万元的古物捐赠给金陵大学，1935年2月22日国民政府为此特下令褒奖福开森善举。福开森将个人所藏古物捐赠给金大以后，金大因没有专门场所保存展示，故将这批文物暂存北京古物陈列所，直到1949年才由李小缘等人运回。对于福开森捐赠古物之事，当时新闻媒体多有报道，但是其中个别细节仍有待完善，而1949年福开森藏品由北京南迁回南京的详细过程，目前学界更是鲜有涉及，本文利用耶鲁大学馆藏英文档案结合有关中文文献，试图厘清这一南迁过程。
福开森
福开森文物落户金陵大学
福开森于1897年离开南京，但是对于其一手创建的金陵大学，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即使在离开南京以后，也长期担任金陵大学校董，关心金陵大学的发展，而其个人收藏的古物最后落户金陵大学更是体现了其对金大的情感。
关于捐赠一事，据目前资料来看一方面是由于福开森早就有意，另一方面得益于金大校长陈裕光的争取。据陈裕光回忆：“大约在1930年左右，校董会开完，我与福开森并肩而坐。谈话中，他不时吐露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说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当即表示，希望他对金大有所捐赠，以作纪念。他颔首允诺。”（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集萃·教育卷》，《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第49页）陈裕光争取福开森捐赠古物的另一重要动因就是金陵大学1930年正式获得了美国霍尔教育基金（The Charles Martin Hall Education Fund）的资助，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该机构的主要职能为研究中国文化，而福开森收藏的类型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这批古物如果能落户金陵大学无疑能助推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工作的开展。
1934年，福开森正式将个人所藏铜器（327件）、玉器（39件）、陶瓷（114件）、书画（154件）、拓本（195件）、杂器（45件）、照片（61册）、缂丝（5件）等共计940件文物捐赠给金陵大学，因金陵大学当时没有专门的建筑用以储存、展览福开森文物，所以这批文物暂存北京古物陈列所管辖的故宫文华殿，待金陵大学专用建筑完工以后，再行移交。1934年12月12日，福开森与金陵大学陈裕光以及北京古物陈列所主任钱桐（1873-1938）三人正式签署了中英文版的三方协议，协议后还附有详细的文物清单目录，目录中除记录每件文物的名称、朝代外，还著录有文物尺寸等外形信息。
福开森之所以选择北京古物陈列所作为藏品寄存单位，主要是因为他常居北京，且与钱桐私交甚笃。福开森文物暂存古物陈列所后，钱桐也是爱护有加，协助福开森在文华殿举办福氏古物展并于1935年6月筹设了“福氏古物馆”。（时文甲，史梅：《美籍汉学家福开森的故宫交游圈——以南京大学所藏文献档案为基础》，《文献》，2020年第2期，78-88页）
英文版福开森文物捐赠协议封面
关于“福氏古物馆”的筹设其实也多有波折。自1933年开始，故宫文华殿一直被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占用，直至1935年何应钦向日本妥协后，该机构被裁撤，故宫文华殿得以重新被交还古物陈列所保管，这一过程中钱桐多方周旋，出力良多。（许凯：《美国人福开森与古物陈列所“福氏古物馆”》，《故宫学刊》2009年第5辑，828-831页）在钱桐的努力下，福开森文物得以顺利寄存至文华殿保管，“福氏古物馆”也得以成功筹设。1935年以后，华北时局动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钱桐失节附逆，但“福氏古物馆”还是勉强得以保全。抗战军兴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一时难以顾及北平福开森捐赠古物。但是，金陵大学并未忘记此事，一直在为迎回福开森文物、筹设博物馆而努力，如时任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的李小缘在1946年7月31日给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的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年度报告中就提及，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在西迁成都期间辛苦搜集的诸多文物，是为了和福开森古物相补充，为日后金大建立博物馆准备。（《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s，1945-1950》，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案卷号：RG011-0046-1187）
福开森文物南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金陵大学开始计划东归，1946年夏，金陵大学正式回到阔别多年的南京。此时，负责保管福开森文物的北京古物陈列所也于1946年合并入故宫博物院，但是在交接时，故宫博物院认为福氏古物馆所藏文物不属于故宫博物院接收范围，因此建议将该批文物早日运回南京。然而，金陵大学甫归南京，百废待举，此前承诺的保存福开森文物的建筑仍未建成，经金陵大学及福开森之女福梅龄（Mary Esther Ferguson，时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女士接洽，这批古物还是暂存故宫文华殿，由故宫博物院接替古物陈列所负责这批古物的保管与陈列。金陵大学虽然暂时无法迎回这批古物，但是与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及福梅龄女士一直保持联系，以便即时了解寄存故宫古物情况，如1948年9月30日的《金陵大学校刊》就摘录了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长王世襄的来函：
福开森古物馆在文华殿重行开放，整理陈列。文华殿入门处现悬有中英文说明牌，阐述此批古物之来源，并解释暂在此处陈列之理由。其间原委，既经公告世人，则将来移交贵校时，自不致引起误会也。（《福开森氏捐赠古物仍暂寄存文华殿》，《金陵大学校刊》，1944年9月30日第三版）
1948年金陵大学举办了庆祝建校六十周年的庆典，校庆期间，金大各地校友发起募集筹建博物馆运动，而据1948年9月30日的《金陵大学校刊》报道，金大博物馆设计图已完工，待款项到位后便可动工。
1949年，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马衡一方面鉴于时局变幻，故宫博物院文华殿用途反复不定（如马衡在1949年5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陪同王冶秋参观文华殿新辟的革命史料陈列室，而8月20日的日记中又记载文华殿西配殿被辟为陈列禁书的新陈列室、文华殿前殿被辟为帝后生活史料陈列室）；另一方面鉴于年事已高，计划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想在卸任前将这批古物处理妥当，以免继任者对于其中各种缘由不甚清楚而引发纠纷。于是，决定将福开森寄存故宫文华殿文物早日归还金陵大学。此外，福开森之女福梅龄女士也计划离华返美定居，她想在回美国之前把这批古物交给金陵大学。（李小缘致金陵大学教授方威廉（William P. Fenn）函，1949年11月26日，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案卷号：YDS-RG011-0052-1346）多种因素之下，1949年8月24日，马衡致函陈裕光，催运福氏古物，（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29页）陈裕光在收到马衡信后，立即开会讨论迎回福氏古物事。经过一番商讨，陈裕光决定请李小缘先生负责带队北上迎回福开森文物。
李小缘，原名李国栋，1898年1月28日出生于江苏南京，1915年考取金陵大学文理科，1920年大学毕业后留金大图书馆工作。1921年赴美留学，1923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教育社会学，获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留美期间，曾利用暑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中文编目工作。1925年回国后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任西文部主任。1927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担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1929年至1930年担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1930年3月返回南京，担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金陵大学教授，后升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兼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主任，1948年后兼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59年12月25日于南京去世。
李小缘先生非常重视图书及文物的搜集，特别是在金大西迁成都期间，搜集了大量古物，因此由李小缘先生带队去接收福开森古物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但是李小缘先生彼时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自认为无法胜任该职，无奈陈裕光一再坚持，他提出：（1）金陵大学没有比李小缘先生更具资质的人选，因为李小缘在文献古物领域学养深厚，且同时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图书馆馆长；（2）福氏古物最早也是陈裕光为推动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而争取来的，这批文物顺利回归无疑能够提升李小缘所负责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收藏及研究；（3）李小缘先生如果不愿意去北京，福开森这批文物有可能永远留在北京，这对于金大将是重大的损失。对于陈裕光的理由，李小缘虽然只觉得部分有道理，（《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s，1945-1950》，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案卷号：RG011-0046-1187）但是执拗不过，最后只能同意。（李小缘致金陵大学教授方威廉（William P. Fenn）函，1949年11月26日，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案卷号：YDS-RG011-0052-1346）1949年9月1日，金陵大学正式任命李小缘先生负责带队北上迎回福开森古物，与此同时，金大还成立金陵大学古物陈列委员会（Museum Committee）以及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福开森文物南迁以及后续相关事宜，古物陈列委员会成员包括贝德士（Miner S. Bates）、王绳组、刘继宣及李小缘等人，李小缘为召集人。
金陵大学迎回福开森文物
陈裕光在确定了迎回福开森古物工作组后复函马衡，马衡于1949年9月9日、9月21日先后收到陈裕光的去信，知悉了金大安排。（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29、136、140页）9月29日，李小缘携南京军管会批条，率领黄玉瑜、赵长林、陶振玉三人组成的金大工作组离开南京前往北京接收福开森文物，与金大工作者同行者还有一位建筑师齐兆昌（受聘设计金大博物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李小缘一行抵达北京，居住在喜鹊胡同四号，这里既是福梅龄的居所，同时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来华研究人员的落脚地。福梅龄对于金大工作组的到来，也是非常欢迎，并热情地宴请了工作组所有成员。
金大迎回福开森文物工作组（前排中坐者为李小缘）
10月3日，李小缘一行四人至故宫博物院拜访马衡，与马衡、曾广龄等商洽福开森文物接收及运返南京事。彼时的北京正沉浸在新政权建立的喜庆之中，各种活动接连不断，故宫博物院也被安排了许多接待及展览工作，金大工作组一时无法开展工作，直到10月6日，李小缘才得以亲临文华殿，了解福开森古物保存情况。
经与马衡商量之后，金大工作组于10月10日开始试清点，故宫博物院的有关人员也为金大工作组讲授了文物清点、打包注意事项。10月11日，金大开始正式清点福开森古物，并登记造册，清点、打包工作都在故宫博物院国画馆进行，马衡指派5位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1人负责核对目录，1人负责记录，1人负责取件，2人负责将文物从宝蕴楼库房搬至国画馆）及若干工友予以协助。10月18日，清点工作正式结束（期间10月14日福梅龄离华返美）。10月19日，金大工作组又紧锣密鼓地开始购买打包文物所需材料，联系木工等事宜（由于时间紧张，北京图书馆暂借给金大大小箱子45只）。10月20日，金大工作组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正式开始装箱，装箱时金大、故宫博物院及北京警察局三方共同见证，每装好一箱便会贴上封条，中午与晚上休息时，工作场所会关闭且派有专人守卫，以确保文物安全，而每次人员进出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就在装箱工作过半时，金大工作组还指定专人前往北京警察局和高教部办理通行证及有关证明（证明福氏这批古物为教育所需材料，且直运金陵大学，属于免税物品），这些文件后来也帮助福氏古物顺利通过铁道部、海关及北京火车站的检查。
10月30日中午，李小缘宴请马衡等人，以感谢其对福氏古物的精心保管以及对金大工作组的支持、帮助。10月31日，福开森寄存文华殿古物打包装箱工作全部结束，共装得44箱。
除了在故宫文华殿的文物之外，金大工作组还在福梅龄家中打包装得福开森古物与书籍18箱，需要说明的是，在装运福梅龄家中文物时，李小缘鉴于福宅多宝格柜二具（外有大玻璃罩两个）、条琴几（雕花）、条琴几（竹节式）三样文物体积过大，按照当时运输金额计费方法，要增加相当多的运费，无奈之下，只得将这三件文物暂存喜鹊胡同内，待以后有机会再取（这三件古物后来命运如何，有待进一步查考）。（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编：《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铅印，2007年，210页）
从福梅龄家中装得文物18箱，连同文华殿文物44箱，共计62箱一千余件，数量较之1934年福开森捐赠金大古物数量又有所增加。这62箱古物于11月1日移送至北京火车站，火车站工作人员又对62箱古物进行了测量、计费，最后算得运费1919510元（折合美金约400元）。金大工作组快速付清运费后，这批古物开始起运，于11月5日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当时正值周末，金大迟至11月7日早晨派员至下关火车站签收后将这批古物运回金陵大学，暂存金大图书馆（此次金大工作组赴京押运福开森文物共计花费美金900元，其中100美金为福梅龄赞助，远低于赴京前12000美元的预算）。自此，福开森古物终于回到了金陵大学，而此时距离福开森与金大签署捐赠协议已过去了近15年。
余论
李小缘因在北京考察哈佛燕京学社、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德学会等机构及有关图书馆、博物馆、书店，迟至11月9日才乘火车离开北京，与李小缘一同返宁的还有一位张震西先生，他是福梅龄离开中国时指派照管、协助金大工作组生活及工作的。李小缘、张震西等人于11月10日晚抵达南京，抵宁后经陈裕光安排，张震西暂住金大教授史迈士家中，11月11日，李小缘携张震西至金陵大学查看福开森古物，张震西在金大见到福开森古物完整无缺以及了解到金大有关决议后，于11月18日离宁返京。而李小缘回到金大后，也立即向陈裕光、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以及金陵大学古物陈列委员会报告了赴北京押送福开森文物经过。金陵大学也决定由李小缘先生负责福开森古物的保管。
福开森古物终于回到金陵大学，但是金大博物馆尚未建立，如何安排这62箱古物也成为了摆在李小缘面前的一大难题。经过一番考虑，李小缘决定先将较小的箱子存放在金大图书馆阅览室，较大的箱子则安放在图书馆大厅入口处。而金大师生得知福开森古物回归的消息后也是非常激动，极为迫切地希望校方能举办福氏古物展览（张震西也有此意），对此，李小缘表示只有确定好福氏古物保管办法后才能进行展览，为此还专门向师生及张震西予以安抚。同时，出于安全起见，金大古物陈列委员会决定请李小缘向金大各系求助，请他们提供尽量多的箱子，以便将借北京图书馆的箱子早日归还，同时尽可能多的准备陈列架用以安置古物，待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再全部开箱安置福氏古物。
然而，对于如何保护好这批古物，李小缘一直也没有头绪，南京潮湿的天气、金大图书馆的鼠害问题、专业人员的缺乏等福氏古物寄存在北京不曾遇到的问题，如今都摆在了李小缘及金大的面前。此外，日常所需的维护经费，更是成为困扰李小缘及金大的另一棘手问题。为此，李小缘还向在美国的原金大同事芳威廉（William P. Fenn）教授求助，请其向纽约金大董事会申请经费，同时请其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向有关学者咨询，并请大都会博物馆能够寄送一些文物保护及博物馆工作的相关图书给李小缘（芳威廉后来也确实寄来了很多美国博物馆参考资料）。幸运的是，当福开森文物运回南京时，正值华西大学的郑德坤在金陵大学，基于金大、华西的多年友情以及郑德坤本人对于福开森古物的兴趣，郑德坤为李小缘整理福开森文物给予了诸多帮助。
福开森文物运返南京后不久，新政权开始加强对金大的管理，1952年金陵大学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学校管理改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教授会、讲助会、职工会及学生会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19人组成的新校委会，金大的各项工作迎来了变革，新的校委会对于福开森文物依旧重视。
在存储场所问题上，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办事处裁撤后，金大争取到将该地作为福开森文物保管场所，1950年5月福开森所有文物全部搬迁至该办事处。金大又打造了一系列的家具，终于解决了福开森文物的存放问题。为了更好的展览，李小缘与齐兆昌多次赴南京博物院参观，制定了展览陈设方案，经新校务委员会同意，共花费600美元打造了各类展览用具，自此福开森文物终于在金大成功安家。2016年，距离福开森文物迁回南京一个甲子以后，南京大学启动了建设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的计划，期待南大博物馆早日落成。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海外中国文献收藏历史与专题研究（项目编号：01081437011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