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教授丽莎·鲁迪克（Lisa Ruddick）发表了一篇题为《当没有什么是酷的》（“When Nothing is Cool”） 的文章。她在文中描绘了一幅当代英语文学研究的黯淡景象。文学界除了“酷玩”之外，别无追求。她举了一篇在学界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的例子：小说《沉默的羔羊》中的负面形象、变态杀人狂比尔，被评论作者塑造成“英雄”。因为在这位批评家看来，比尔通过杀害女性，剥去并穿上女性的皮肤挑战了厌女症所建构的人性从而拒绝了加在我们身上的两性意识，性别的界限就此被打破，“性别正义”得以实现。此文出自当代著名批评家之手，并被列为跨性别批评的典范之作。这种让圈外人吃惊的案例，圈内人恐怕早已司空见惯。当代文学批评不仅隔断了与普通读者的联系，而且变得日益是非不分，善恶不明。鲁迪克援引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指出，这种对待人类经验的粗暴态度，体现了一种“批评的野蛮主义”。
鲁迪克教授对当下文学研究的批判，无疑给文学界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炸弹。虽说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类似批评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的批评来自学界之外或来自保守主义阵营。像鲁迪克这样一位来自“左翼”内部的女性主义者，对圈内之事提出这样严厉的批评，此前并不多见。但近些年来，来自鲁迪克这样的“局内人”的批评越来越多，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新文学史》主编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编辑的文集《批判与后批判》（Critique and Postcritique, 2017）的出版，更是体现了西方“左翼”内部集体性地对当前文学研究状况的反思与批评。该文集收录了10多位学者的论文，这些文章在聚焦于当下批评所处的困境之外，也对批评的未来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这也让“后批判”（postcritique）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
《批判与后批判》
这并非“后批判”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菲尔斯基在其2015年出版的专著《批判的局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 2015）中就提出这一概念。在那部作品中，菲尔斯基对批评的历史与局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她特别用大写的“Critique”来指代那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批评实践，指出这种批评理念不再受制于传统批评（criticism）所设定的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与评价的任务，而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斗性与反叛性；批评意味着一种对主流价值的抗拒与否定。这种理念主导了当代文学研究数十年之久。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到精神分析批评，都共享了一种“症候式的解释”模式。
《批判的局限》
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与批评家从这一模式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需要像对待病人或罪犯那样对待文学作品，从中发现病情或敌情。为此他们普遍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对待文本，以“深入挖掘”（digging down）和“置身事外”（standing back）的方式来探索文本中可能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同时作为批评的实践者与观察者，菲尔斯基与她的不少同行逐渐意识到，这种模式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并日益趋于僵化。
首先，这种怀疑模式日益远离日常文学阅读经验，无法或拒绝回答“人们为何阅读文学”或“人们为何走进剧院”。其次，这种批评模式让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种霸权，“分析的那种吹毛求疵的文体像野葛藤那样繁衍，排挤了智识生活的其他形式”。这种批评模式不再具有“批评”或“颠覆”原本所体现的激进性，而是一种彻底被“规范化”了的激进，是在学术圈生存必须掌握的游戏规则。再者，这种充满敌意与反叛的批评模式，拒绝了批评家面对文本时所应具有的接纳性与开放性。早在2003年，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就尖锐指出，理论在文学领域酿成了“一种妄想症的心态”。最后，原本属于“左翼”的这种批评模式，却意外地沦为其对手保守主义的思想武器，比如后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恰恰使用了这种政治阴谋论的逻辑。
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走出这一模式。比如莎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和斯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提出用“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来取代之前的“症候式解释”；鲁迪克则指出，我们需要告别这样的学术“酷玩”，重新去探询那些“不酷”的，但真正对生活有意义的事物，她尝试着拓展精神分析理论的内涵；还有不少学者提出文学学者需要摆脱冷漠的姿态，要以更为感性与情感的方式去参与批评；菲尔斯基则倡导用开阔的视野去探讨文学的社会价值，让文学研究更好地解释和参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芮塔·菲尔斯基
上述这些新的探索都有助于我们对“后批判”产生准确的理解与定位。首先，它不再是又一种新的理论或批评思潮。菲尔斯基并不喜欢用“后”这个词，因为它常常意味着用一种时尚来取代另一种时尚。其次，“后批判”本身可以包罗万象，它代表文学界部分学者拒绝将那种充满怀疑与敌意的批评等同于文学批评的全部，而是试图使“大写的批评”回归现实的日常生活，文学批评可以不那么好斗。最后，“后批判”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批评，回到传统的审美主义。菲尔斯基希望通过重新描述“批评”，使之以一种不那么僵化，并具有感性的方式去介入当下的社会现实。
在保守主义势力回潮的当下，菲尔斯基的书写得分外审慎，总是试图写得四平八稳，不断地申明自己的立场，生怕授人以柄。即便如此，“后批判”的主张依然遭到不少自由派与激进派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后批判”代表了一种在政治上的退缩与无为。比如特里·伊格尔顿，在赞赏《批判的局限》“是一本大胆的书”之余，还是隐晦地提醒菲尔斯基们，不能因为放弃了对深度的兴趣而落入“现象主义”之中，丧失理论批判的锋芒。可以想见，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站在文学研究与批评未来的角度看，“后批判”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前沿”层面，而是体现了西方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在面对人文学科日益衰落的困境时，所做的有效调整。这些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一方面是日益扩张的消费主义与经济理性冲击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人文研究自身的“堕落”引起的，这点无须回避。如今不少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已经不再相信人文主义，只关注如何解构与颠覆人文价值，那么社会为何还要对他们有所支持与期待。
鲁迪克教授曾对70多位英文系的青年学者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学术训练把他们塑造成了对生活感到虚无与麻木的人。这些学者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研究若继续无视社会现实，沦为行话与扯淡的大本营；批评理论若继续我行我素，回避对公众阅读经验作出有效回应；文学学者们若不能对诗歌与小说有所触动，却只对反叛与发表倍感兴奋的话，那么人文学科必将付出被社会不断边缘化的代价。正是在此处境中，人文学者需要放弃某种自恋与自负，而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向社会证明自身研究的价值。正如菲尔斯基在文集的序言中所警示的那样：“那种每每将自己置于边缘与抵抗处境的心态，终将使严肃的思考始终困于象牙塔之内，却对公共领域缺乏影响力。”文学研究需要证明自己，需要清晰地向人们传达阅读文学、关心艺术的重要性。它决不能沦为自娱自乐的学术圈游戏，而应努力面向现实世界贡献货真价实的思想与智慧，来为人类社会未竟的启蒙事业尽一份力。在此意义上，“后批判”的浮出水面绝非新鲜的理论热点，而是体现了西方文论界（甚至包括人文学界）拨乱反正的探索与努力。对于当下依然热衷于各种时尚理论的中国文论界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颇值得聆听的声音。
本文摘自《批判的限度》，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批判的限度》，范昀/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