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日美两国官方推动的人才交流项目支持下，日本学者都留重人回到了曾经求学的哈佛大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哈佛进行研究和授课。都留于1940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随即留校任教，但是不久日美两国开战，几个月后他和妻子即被遣返回日本。在访问的这一年，都留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后来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合作开设了一门名为《社会主义与计划》的课程。这原本似乎是一个平淡的学术交流项目，但是都留重人在1957年春天却意外收到了美国参议院的传票，命令他到国会关于通共嫌疑问题作证。
都留以为这个事情是关于他在哈佛时期的朋友、加拿大历史学家及外交官诺曼（Herbert Norman）的。在冷战开始后，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就一直怀疑诺曼是共产主义者，1951年以研究中国出名的魏复古这位前德共党员提供的共产党关联名单里面就有诺曼的大名。当时社会上曾经爆出一个“大新闻”，说在都留被遣返之后，诺曼曾经试图从都留原来的公寓里获取某些秘密文件。在这个背景下，都留觉得自己能够去美国国会澄清问题，也帮助朋友摆脱罪名。不过他到了现场才知道，诺曼的问题只是次要的，美国人想要调查的是他自己，想从他这里挖出美国共产党和同路人的情报。
这样的举动是非比寻常的。毕竟都留重人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曾在日本战后政府任职的著名学者，而他到美国来也是官方友好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如此当成嫌疑犯来审查，实在是有撕破脸皮之嫌。实际上，不仅日本舆论哗然，美国知识界也有诸多不满。哈佛的四位著名学者，包括费正清和加尔布雷斯，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言，严厉谴责了这个于外交不利的事件。
那么，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家怎么让美国高层这么重视，愿意惹这个麻烦呢？
都留在经济专业上自有卓越的成就，他于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战后在日本担任一系列重要职位，包括负责经济重建工作尤其是领导起草了日本第一份经济白皮书，后任一桥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协会主席等。但是其独特之处，在于他的领域横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种兼容并蓄的风格来自于其独特的学术训练和政治参与，尤其是在冷战前在日美两国求学的经历。这也正是美国参议院审查和盘问的重点。
都留重人讯问开头
这次煎熬般的两天审问，不仅留下了讯问和证词，也完整保留了作为证物的多封信件和材料。透过这桩公案，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冷战前的美国知识界的样貌。
都留重人生于1912年，家境殷实。他后来的妻子出身贵族，是日本政治家、战犯木户幸一的侄女。在20年代末期，他进入高中，日本和世界的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都留自己总结道，一方面，1929年华尔街崩盘，跟着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愈发强势，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比如著名的田中奏折以及1928年对张作霖的暗杀。日本国内的反帝运动一度高涨，都留无疑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成为了“反帝同盟”的组织者，并因此被抓捕关押三个月。虽然因为他未成年，所以法庭决定不起诉，但是他的学校却直接找借口把他开除了。没有高中文凭的都留暂时没法在日本上大学了，在其父亲建议和资助下，都留辗转到了地处美国中西部的劳伦斯学院入学。
在他到达旧金山之时，接待都留的美国友人非常热情，他们知道都留的政治背景，特意说了一段话：曾经有两个外国青年来到了美国，其中一个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另一个则是遭受冷遇。第一个人是著名的牧师和社会改良派贺川丰彦，而后一个则是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我们不应该让你成为第二个托洛茨基。
尽管有这样的真挚劝说，都留重人在美国仍然保留了他鲜明的左翼政治底色，他多年后在面对美国参议员质问的时候答道，自己在1930年代思考、做事和说话都像一个共产党人。都留本来打算在美国读一两年就转学去德国，那个时候德国的高等教育是全世界领先的。但是就在这段时间，希特勒上台了，德国局势迅速变化。都留决定转学到哈佛继续学习本科课程，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为主题完成了毕业论文，并以此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都留从1935年开始进入经济系博士项目。这个时期的哈佛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蓬勃气象，有里昂惕夫这样开创投入产出分析的人物，有发展垄断竞争理论的张伯伦，有熊彼特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保守经济学家，还有刚留校任教并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熊彼特虽然是保守派，但是却非常看重马克思，而且熊彼特和斯威齐两人个人关系密切。都留的同学里面还有一位日后成就大名的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曾经生动地回忆在30年代熊彼特和斯威齐之间的一场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辩论，称其为自己人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表示，斯威齐不仅是那一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上帝除了给他聪明的头脑，还不公平地给了他一张漂亮的脸和幽默感，如果那天晚上斯威齐被雷劈了，那么大家会说一定是他引起了神明的嫉妒。
如果说斯威齐是整个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那么萨缪尔森则是当之无愧的战后西方经济学的总教习。有意思的是，都留重人跟两个保罗的关系都很好，不过在他晚年的评价里，明确地赞扬斯威齐是整个冷战前哈佛黄金年代的领袖。在1940年代，哈佛的学者出版了三本后来影响巨大的作品，第一本是1942年出版的熊彼特的集大成之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本是1942年出版的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到现在仍然是美国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准读物，在这其中，都留重人为斯威齐的著作撰写了马克思再生产图示的附录；第三本则是1947年出版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为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指出了道路。可以说，这正是冷战前多元学术气氛的展现。
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都留重人不只是在学术上下工夫，也时刻关心着怎么改变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都留重人跟北美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的信件，在都留一家匆匆离开美国的时候，被留在了他的寓所中。前文提到的诺曼，那时在哈佛读博士，专攻日本历史，跟都留熟识，后来在日本为加拿大进行外交工作。在都留被遣返回日本的时候，诺曼也从日本被遣返回加拿大，两边的船在莫桑比克口岸“交换人质”，就在这时，都留自己回忆说找到机会跟诺曼说了两句，让他可以去都留在麻省的住所拿一些日本历史书籍。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有些离奇了。都留重人离开美国之后，他的东西已经被联邦调查局接手了，据美国情报人员称，诺曼来到都留的住所的时候，表示自己是加拿大政府代表来执行秘密任务的，需要获取都留重人留下的材料，在这之后又改口说自己不代表政府，而是对都留的藏书有一点个人兴趣，最终诺曼没能拿到都留的书籍和文件。
可以想象，诺曼对都留重人的材料的强烈兴趣，在美国情报部门这里留下了案底。为什么作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员，诺曼会被抓住这个把柄，令人不解。一位诺曼的传记作者认为一种可能是，诺曼是担心都留的材料如果被泄露给日本战时政府，都留会因此再次被捕，因此自己承担风险想把材料拿到，又因为他自己外交官员的身份，恐怕需要掩饰自己和敌国公民都留的朋友关系。但是不管如何，诺曼没能拿到这些材料，而且恐怕诺曼也没想到，这些材料里面有跟他自己相关的东西。联邦调查局在里面找到了一封1937年的信，记载了都留重人在哈佛当时推动的一个研读美国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阅读的材料之一，就有“美帝国主义”一文，署名正是诺曼本人。
从都留在国会的证词里，可以看出他试图洗清诺曼的“通共”嫌疑。但是在另一边作为加拿大驻埃及和黎巴嫩大使的诺曼，可能是得出了不同的印象。按照其传记的说法，听说自己的日本老朋友自愿去美国国会提供关于他的证词，本身也许就是一种最大的背叛。尽管都留的证词没有对诺曼不利的地方，但是诺曼在都留作证一周之后，在开罗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轰动一时，而都留的自责也可想而知。
讯问中展示的美国政府整理的科学与社会杂志作者信息（部分）
当时美国方面想从都留这里了解的，是一个冷战前遍布全国的美国共产主义网络。都留的材料里面，有多封他和马克思主义杂志《科学与社会》编辑们的通讯。《科学与社会》创办于1936年，是迄今历史最悠久而富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主要创办者是纽约和波士顿一带的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共党员，早就是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危险出版物。都留当时不仅对这份初创的杂志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而且还跟编委会数次讨论，商量如何把这份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变成革命的宣传工具。在一封1936年他写给杂志编辑的信中，都留说道，“我们已经有了各种以教育为目的的组织，比如工人学校。现有的形式主要是针对工人阶级和底层中产，或者是为了党和共青团。然而，对于相当大批的专家和大部分中产，我们要么还没有去发展组织，或者是没有成功发展起来。”都留继续分析道，“在我看来，自由形式的读书小组是最合适的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法。……一个读柏拉图的小组可以变成读马克思的小组，正如我们这个夏天在麦迪逊做的一样。……不管如何，（《科学与社会》）这份杂志是一个推动，组织，和培育这样的小组的武器。”都留跟着在信中列举了在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些组织行动，提到了几个名字，并表示会承担杂志在芝加哥地区的推广工作。而在回信中，主编之一帕里（William T Parry，哈佛哲学博士，共产党员）则提供了芝加哥一带的几位“可信赖”的教授的名字，还包括几位“非常可能抱同情态度”的几位学者。
讯问中的言语交锋
很自然，在质询中，国会议员让都留解释，“我们”是谁，“工人学校”是什么，“组织”为何。都留表示，“我们”只是非正式的指他当时各地认识的一些朋友，具体是谁一时说不清，他说不太了解“工人学校”，而对于“组织”问题，都留则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加入过共产党和共青团。这样的回答，自然是不让美国议员们满意的。我们可以看看这段对话，感受这场质询的气氛：
参议院詹纳（Jenner）：你提到“我们”的时候，这里有哪些共产党？说名字。
都留：抱歉，我在说“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在说共产党。
詹纳：好吧，左翼分子？
都留：就是我当时认识的人。
詹纳：你把他们叫左翼，共产党。他们是谁？说名字？
都留：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这封信，我会努力——（打断）
詹纳：你已经拿到，也已经研究过信了。现在你在解释“我们”有什么涵义，而我们想知道谁是“我们”。
都留：实际上，我也许在信里面提到了一些名字，你知道——（打断）
詹纳：那现在让我们谈谈这封信吧。你试图解释信里面“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谈谈这封信。
都留：既然你问了名字，为了让我能回忆得好一点，如果我能通读这些信件，也许我能回答得更好一点。
莫里斯（Morris，参与质询的人员）：你是说，你现在没法为参议员想起来短短数年前你称为共产党的那些人？
詹纳：在威斯康辛，在芝加哥，在哈佛？你一个名字都想不起来？
情报部门无疑对都留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不仅清楚他和斯威齐、奥斯卡·兰格等学者的关系，还询问了他和冀朝鼎等当时地下共产党员的交往，但是都留基本都应付了过去。都留的材料里面还有一份给《科学与社会》编委会的长篇备忘录，有三个署名：康斯坦斯·凯尔（Constance Kyle），伊利诺伊大学精神病学系；卡尔·耐比尔（Karl Niebyl)，卡尔顿学院经济学系；阿尔弗莱德·洛维。而这位洛维，都留重人承认就是他的化名。这份备忘录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在美国中西部，尤其是芝加哥一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情况，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建议，包括都留重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大纲的问题。
而都留最后能从这个审查中脱身，恐怕也跟这份备忘录的细节有关系。都留表示，这份备忘录的主笔是耐比尔（审查时任杜兰大学经济系主任），跟他关系不大。而备忘录里面提到洛维的时候，用的是“朋友”这个前缀。都留指出，这不同于党内的同志，而是给党外同路人的称呼。这反过来似乎是印证了都留之前对自己党员身份的否认。很明显，美国无法从都留重人这里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了。美国国会在几天后就审问了耐比尔。这位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经济学家对所有的实质问题都以宪法第五修正案为由而拒绝回答，最后审讯草草结束。不过如果说都留还能回日本当教授，耐比尔等一批被点名的身处美国的知识分子后来都丢掉了他们的工作，不得不长期以各种工作谋生。
都留重人的另一位老朋友斯威齐，很早就因为其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丢掉了哈佛的工作。在1950年代，又因为其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被传上州法庭，被要求回答问题，斯威齐拒绝回答关于他教学内容的一干问题，由此新罕布什尔州司法部长指控斯威齐藐视法庭。而斯威齐在州最高法庭上诉无果后，进一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这场审判（斯威齐对新罕布什尔州）就发生在都留重人国会审问的几个月后，最后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斯威齐的判决。都留此时仍然还在美国，而且就跟斯威齐在一块，他在晚年的回忆里还描述了那一天判决下来之后，他和斯威齐在纽约喝酒庆贺胜利的时候。这恐怕也是那个年代美国左翼少数几个光明时刻之一。
实际上，美国官方和都留重人双方都清楚但是没有挑明的是，在大萧条时期之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前高涨，出现了大批的党员，以及如都留这样的或许从来没有入党，但是实际上积极参与党的事业的学者，有些甚至有相当高的政府职位。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如何甄别出这样的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是美国政府的迫切要求。在50年代末期，美国这边可以拿到的新情报可能已经不多，而都留重人这个关联众多的线索人物，在这个时候又回到了美国，在当时政治权衡里，从他身上榨取信息的意义看来甚至盖过了外交关系和其他体面问题。
总之，从都留重人这个兼具局外和局内身份的日本学者的经历里，我们能看到些许冷战前的一定程度上兼容并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日益活跃的美国知识界状况。可惜的是，这种局面无疑在这个后来被称为麦卡锡时代的冷战早期被美国当局破坏掉了。到下一次美国知识界百花齐放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代新左派，民权和反战运动兴起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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