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国内学界对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似乎关注较少。同为年鉴学派的重要史学理论著作，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引介至大陆学界，而费弗尔的文集《为历史而战》则直至今年六月才与中国读者见面。《为历史而战》是费弗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该文集出版于1953年，收录了费弗尔45篇文章以及演讲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发表在《综合评论》（《历史综合评论》）或《年鉴》杂志上的书评。
[法]吕西安·费弗尔著，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为历史而战》的主体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费弗尔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旨在表明年鉴学派史学立场的演讲稿和文章。第二部分主要收录了费弗尔的批评性书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则体现了费弗尔终其一生跨学科研究的努力。前者收录了他有关语言学和心理学的文章；后者主要收录了他评价各类专门史专著的书评。第五部分主要收录了费弗尔为他人写作的纪念性文章。最后一部分虽然只收录了一篇文章，但其题目却颇具有象征意义：“迈向另一种历史学”，这既需要站在新的出发点回望过去（缅怀布洛赫，评介《历史学家的技艺》），也不妨对未来寄予期望（称赞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最后，费弗尔在文中亦根据自己的理解为历史学指出了发展的总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弗尔年事已高，比起史学观念的创新，他更注重总结与传承。因此，该文集系为青年学者而作，目的是“要为同行们，尤其是为那些比较年轻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文集收录的文章，尤其是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也反映了这位年鉴学派创立者的主要史学思想。想要对此有所了解的读者会满足于费弗尔对整体史、问题导向史学、跨学科研究以及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历史学等等论题丰富、精彩的论述，或许也会被费弗尔汪洋恣意、想象力丰富的文风折服。然而，也许还有读者感到疑惑：为何费弗尔要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为历史而战》？费弗尔在序言中解释了命名的缘由：“我那是为自己而战斗吗？当然不是。我从来不为我自己战斗，也从来不和某个个人战斗。我是为历史而战，我毕生都在为历史而战。”也就是说，费弗尔将他自己的人生总结为“为历史而战”的历程。那么，在他“为历史而战”的过程中，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费弗尔写作这些文章的背景。
《为历史而战》第一部分“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是费弗尔在法兰西公学院开班典礼上的发言。1933年，费弗尔从斯特拉斯堡大学来到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就任新设的“现代文明史”教席，并且开始负责编纂《法兰西百科全书》。一从史学界的边缘进入中心，费弗尔便在开班典礼上正式向被他称作“传统史学”的史学范式下达了宣战书：
这是个困难的任务。在当今的所有学科中，对立、冲突、自相矛盾无处不在。让我们在这里，在这座楼里，嘲笑那些笑话我们、认为我们无能的人吧。他们只是忘记了这一道理：任何科学研究，最初都得打破常规。科学进步是争论的结果，就像宗教要靠异端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一样。Oportet haereses esse（译注：拉丁语：必须有异端）。
费弗尔将自己拥护的新史学比作异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代，他和其他年鉴学派的创立者也确实如同宗教异端一样，采取了多种斗争策略，对传统史学发起了异常猛烈的攻击，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年鉴学派标新立异之处并不在其纲领本身，而在其创立者强调该纲领的手法上。”（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他们继承了涂尔干等社会学家对传统史学的进攻策略，模仿《社会学年鉴》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29年），还在跨学科研究的名义下拉拢各门社会科学，并且努力争取国外历史学家与法国公众对年鉴学派的支持。此外，费弗尔还写作了大量书评批判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1931-1939年，在费弗尔于《历史综合评论》以及《综合评论》上发表的155篇作品中，书评就有127篇，字数占比为34.47%（所有作品共10098行字）。（Jean-Pierre Aguet et Bertrand Müller, ? ‘Combats pour l'histoire’ de Lucien Febvre dans la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Revue suisse d'histoire, n° 36, 1985, p. 405.）
由此可见，演讲稿、跨学科研究的文章与批评性书评都是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利器，费弗尔正是通过这种笔头上的论战和宣传，推动了新旧史学的范式转型。通过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费弗尔再现了他“为历史而战”的斗争历程。他希望以此激励下一代的学生投身于历史学的志业，让他们“通过对事实的充分了解，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
因此，该文集也具有浓厚的回忆录或自传的意味。费弗尔在序言中饱含感情地回顾了自己的治史经历。在介绍完他的“纸魂”，即他早年受到的文化熏陶之后，他又满怀感情地回忆了自己的“乡魂”：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洛林和弗朗什-孔泰。费弗尔描绘了两地美丽的自然风光，正是这块丰饶的土地养育了桀骜不驯，从不墨守成规的人民。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人文地理学对费弗尔的深刻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费弗尔借此构建了一种对自身经历的历史解释：他认为，正是因为自己具有弗朗什-孔泰以及洛林人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他才会对“1870年的被征服者的历史学”，也就是方法学派的历史学感到反感，并且“本能地予以抵制，而且几乎得不到历史学家的支持。”
可见，费弗尔似乎认为弗朗什-孔泰与洛林人的身份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历史使命，而他从1899年开始接触方法学派的历史学时就意识到了这一使命的存在，并且始终为此独自战斗着：“于是，我只好只身一人在这角斗场上努力拼搏。”他还自比为先驱，不得不承受捉摸不定的命运：“他的同代人可能当即就会支持他，于是研究者的菲薄之力就融入了集体的强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制他，于是他过早地撒在地里的种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给下一代了。”所幸，他遇到了亨利·贝尔（Henri Berr）、布洛赫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众人的团结合作和不懈努力下，他们终于完成了“为历史而战”的志业。如今费弗尔已功成名就，他终于能够将这一伟大的战斗历程记录在案，原先“为历史而战”的利器也已成为了胜利的纪念品，如同图拉真纪功柱，或是贝希斯敦铭文一样述说着年鉴学派的“镀金传奇”，经受着学生们的瞻仰。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年鉴学派的创业故事充满着传奇和浪漫的色彩，才不禁让人感到疑惑：在这一“为历史而战”的叙事中，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神话呢？为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向前追溯，回顾费弗尔从中心进入边缘（1933年）之前的史学职业历程。
吕西安·费弗尔
首先，诚如费弗尔所说，他自始至终都厌恶方法学派的史学方法论。为了对此加以反抗，当他于1899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曾一度“背叛”历史，改学文学。此外，他早在1905年便开始在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评论》发表文章批评传统史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方法学派采取激烈的反抗行为。为了通过历史教师资格考试，费弗尔必须熟谙历史学方法论的原则。此外，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也严格以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规定的历史学方法论作为评判论文优劣的标准（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二人也长期担任评审成员）。故费弗尔的博士论文（1911年）《菲利普二世和弗朗什-孔泰地区》虽然对社会史有所涉猎，但还是给予了传统的政治史相当地位。（Gérard Noiriel, ? Le jugement des pairs ?, Genèses, n° 5, 1991, pp. 133-13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费弗尔来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这所新生的大学位于德法边界，是法国政府向德国进行文化宣传的桥头堡。这里不同学科间思想交流活跃，可以说是巴黎之外的第二个学术中心，费弗尔也正是在此处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布洛赫等人。然而，费弗尔却一直想要进入巴黎任教，他认为只有在巴黎才能实现他的史学志业。但这一过程绝非是一帆风顺的。1925年，费弗尔和布洛赫试图接替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在索邦大学的教席，但二人均以失败告终。有学者认为，费弗尔自此便对瑟诺博司记恨在心。（Gérard Noiriel, Sur la crise de l’histoire, Paris: Belin, 1996, p. 278.）而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1929年）创立之后，费弗尔想要进入中心的愿望越来越急切，并且时常体现在他与亨利·贝尔的书信当中。1929-1932年，他三次尝试进入法兰西公学院，虽然最终如愿，但他在此过程中饱受折磨，并常常在与埃德蒙·法拉尔的通信中表露出沮丧的情绪。除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之外，费弗尔在竞选教席的过程中还必须遵守方法学派历史学家们设立的“游戏规则”：为了获取足够多的选票，他频繁辗转于斯特拉斯堡与巴黎之间，寻求与拜访支持者，甚至包括他向来敌视的右派历史学家。
总而言之，直至1933年进入法兰西公学院之前，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历程都是坎坷崎岖的，他和布洛赫等人都只能在遵循方法学派“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做出有限的创新。此外，费弗尔虽然对方法学派的史学观念深恶痛绝，但由于经受了良好的史学方法论训练，他在文献考证和注释规范等方面的修养反而比瑟诺博司等许多方法学派的导师们要高，故安托万·普罗斯特认为费弗尔实际上比瑟诺博司更加“实证主义”。（Antoine Prost, ? Seignobos revisité ?,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 43, 1994, p. 111.）最后，费弗尔也并非像他自称的那样桀骜不驯，热拉尔·诺瓦里埃尔就指出，为了获得公学院的教席，他比布洛赫更能屈服。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纳粹占领期间，费弗尔为了让《年鉴》杂志继续办下去，会同意将布洛赫的名字从主编中移除（布洛赫是犹太人），并且让布洛赫以假名发表文章——为了完成他多少认为是上天赋与的使命，费弗尔能够不惜一切手段。
由此可见，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真实历程远没有他在文集的序言中描写的那样熠熠生辉。费弗尔想要成为一名孤独的战斗者，但为了从史学界的边缘进入中心，他很多时候不得不对方法学派做出让步，老老实实当一名因循守旧者（conformiste）。此外，虽然《为历史而战》中收录文章的发表时间跨度较大，几乎涵盖了费弗尔的整个史学职业生涯（1906-1952年），但费弗尔并没有采在文集编排上采取编年顺序，而是运用了旅程隐喻，从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到最后一部分“最后的期望”结束，勾勒出了他心目中“为历史学而战”的理想过程。例如，诺瓦里埃尔就注意到，费弗尔在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收录文章的发表时间无一不在他被选入法兰西公学院之后。如此一来，费弗尔“为历史学而战”的历程自然是一路高歌猛进，从而掩盖了他从边缘进入中心之前，不得不遵循方法学派设立的“游戏规则”的痛苦经历。
因此，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中或许为学生构建了一种年鉴学派的起源神话。在这一起源神话中，除了费弗尔本人这一主要的英雄形象之外，还有其他为年鉴学派立下汗马功劳的功勋人物。故第五部分“人物及回忆”好似北欧神话中的英灵殿。年鉴学派的元老、其他学科的进步人士等等由亨利·贝尔领头一字排开，再从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一路校点到马克·布洛赫，接受学生们的瞻仰。在这一起源神话中，更有年鉴学派的敌人们，他们的存在不仅衬托出费弗尔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与伟大，对他们的公开惩罚更是对读者的一种训诫。因此，第二部分“支持与反对”就好似一个精心设计的惩罚之城，在城中大大小小的惩罚剧场内，瑟诺博司与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传统的”或“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们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读者眼前则不断上演着对他们进行公开惩罚的仪式。费弗尔借此将“犯罪-惩罚”的符码灌输到学生的脑海当中：谁若是从事这样的历史学，便一定会与这些历史学家落得同样的下场。
在众多年鉴学派的敌人中，方法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瑟诺博司受到的批判可谓最为激烈。1933年，费弗尔写作了一篇题为《在主题史和历史教科书之间：当前法国的两种史学概略，班达先生和瑟诺博司先生》的书评（下文简称为《评〈法国史〉》），同时批评了班达的《怀有成为一个民族的意愿的法兰西人的历史概要》以及瑟诺博司的《真诚的法兰西民族史》。紧接着在1934年，费弗尔又写作了一篇题为《一种现代俄国政治史：描述史或是历史综合？》的书评（下文简称为《评〈俄国史〉》），批评了瑟诺博司主编的《俄国史》。1953年，费弗尔将两篇书评收录到了文集的第二部分，并且分别修改标题为《不要主题史，也不要历史教科书：从本达到瑟诺博司》，以及《赞成综述，反对历史概述：现代俄国史，首先是政治史吗？》，使其论战意味更加浓厚。费弗尔认为，两篇书评的写作是自己“为历史而战”的策略，目的是借批判瑟诺博司来抨击他所代表的传统史学。因此，他声称自己对瑟诺博司的批评乃是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我强烈要求人们不要指责我‘刻意挑毛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让批判的效果更加严厉。”（这一句话在《评〈法国史〉》收录进文集后被删去）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实际上，费弗尔对瑟诺博司的批判极其尖锐，有时已经达到了人身攻击的范畴，就连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也认为他的批评有过火之嫌。例如，为了凸显瑟诺博司因循守旧的荒谬，费弗尔在《评〈法国史〉》中让瑟诺博司在读者面前上演了一出阻碍史学创新的滑稽剧：
他要嘲笑热情；要教训人们：出人头地就要冒大风险（比如会跌落陷阱、扭伤腰肢、碰断鼻梁……）。最后，在史学研究的大道上（以及十字路口和岔路口），要沿路竖起一些木牌，上书警示语：“当心，有生命危险！”——不错，这就是他的成就。这成就实在太大了。
在《评〈俄国史〉》中，费弗尔也几乎将批判的炮火全部倾注在了瑟诺博司身上。然而，实际上米留科夫（Paul Milioukov）才是《俄国史》的真正作者，瑟诺博司仅为其写作了序言。此外，为了不让批判波及到米留科夫，费弗尔甚至在结尾部分特意声明：“如果在瑟诺博司先生的序言中，我读到两三句让我不满的话——我同时也读到了二十句富有原创性与求知欲的、深入的评注，这些评注来自以米留科夫为中心的作者们的努力。对于后者，我钦佩他的勇敢与探索精神，以及多元而广泛的学识。”直到将该篇书评收录到文集中时，费弗尔才将这一段话删去。除开这两篇书评公开的激烈批判，费弗尔还在私人书信中表露出了对瑟诺博司的极度厌恶。此外，再联想到费弗尔对瑟诺博司制定的史学方法论的反感，以及他在升职过程中受到瑟诺博司的阻碍，我们或许可以发问，费弗尔真的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仅“为历史而战”，从来不与某个个人战斗吗？
无论如何，在两篇书评被收录到《为历史而战》后，本来在法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瑟诺博司转而受到了长期的批判。费弗尔塑造的瑟诺博司负面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伯尔说：“吕西安·费弗尔，那位出色的辩论家，似乎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抨击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只有一个人的直觉才能对诸如夏尔·瑟诺博司，以及夏尔-维克托·朗格诺瓦那样的历史学家感到同情”，并且“直到我开始自己的研究时才意识到他曾对这两个人多么不公正。”（P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translated by Arnold J. Pome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II.）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年鉴学派的相对衰落与新政治史研究的兴起，方法学派重获重视，法国学界才开始重新审视瑟诺博司。就此而言，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策略是成功的，他构建的“为历史而战”的神话更是影响深远。
总而言之，费弗尔的《为历史而战》呈现出一幅三联画的面貌，可以从理论、策略与神话的不同维度进行解读：首先，正如中译本勒口处的推荐语所说，费弗尔在文章中对“史学性质、历史认识论、方法论、跨学科研究都提出了新的想法”，故该文集是了解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研究费弗尔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其次，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例如演讲稿、批评性书评和跨学科研究的文章是费弗尔批判旧史学、宣传新史学的利器，费弗尔正是通过这些文章实现了自己“为历史而战”的志业。最后，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叙事亦可以被视为一种起源神话，费弗尔在神话中不仅掩盖了以往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还塑造了自身“战斗者”的英雄形象。他甚至还可能心怀个人私怨，将年鉴学派的敌人们打入了万丈深渊。
言至于此，笔者并不是想要“解构”费弗尔，更无意否定年鉴学派取得的成就。但正如费弗尔在文集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及到的那样，历史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然而，费弗尔所说的“人”并非抽象意义上“人”，而是处在一定时空环境中的特定个人或群体。因此，费弗尔也并非他想要成为的抽象化的、完美化的英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缺点的大写的人。或许只有意识到这点，我们才能够对费弗尔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