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与甲骨、简牍同为近代发现的中国古文字遗存。封泥作为研究古代政治、军事、疆域、官制、古文字及印学的考察对象，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治国智慧与悠久历史。值此建馆70周年暨《中国古代封泥全集》出版之际，2022年11月22日至2022年12月14日，上海博物馆在一楼大堂推出“芥子须弥——上海博物馆藏封泥展”，遴选20件馆藏封泥精品奉献给广大观众。
展览推出的同时，由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慰祖主持编纂团队历经六年收集、编撰而成的15册《中国古代封泥全集》得以出版。此书是目前为止资料最为丰富、体系最为周备、历史跨度最长、学术信息最为立体的封泥专题整理项目，也是上海博物馆在古玺印研究领域中取得学术前沿地位与高度的标识性成果之一。
何为封泥？
封泥与甲骨、简牍同为近代发现的中国古文字遗存。但与玺印相比，封泥为人们所发现并作为研究对象大约晚了一千多年。直到清代道光年间，封泥终于进入了金石家的视野。令今人啧啧称奇的是，最早的封泥居然是“蜀人掘山药”所得，这明确见于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文字》的记载当中。但这一偶然发现，似乎又暗含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同为道光年间，关中地区又“出方泥，上有印文，下有绳穿及竹版文，识者考之为封泥，前人所未曾见也。”
封泥脱胎于古玺印。它与古玺印互为表里，是古玺印的使用遗存。在简牍和物品的传递过程中，为防私拆，用泥以封之。即将封缄对象包裹捆扎后，或直接在绳上或在封泥匣中糊一泥团，再在泥上钤盖玺印，即“玺之抑埴”。“埴”就是指这泥团。封泥一旦拆除便难以复原，如此便可防私拆，又附加出印信功能的远程化。封泥的形态与封缄对象相关，另外，不同时代的封缄方式也会对封泥形态有所影响。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陶罐及竹笥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陶罐及竹笥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陶罐及竹笥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陶罐及竹笥
陶罐口部的封泥直接附着在封口泥团上，未见绑绳痕迹，这也是较早的一种封泥形式。而竹笥身上有多道绑线，一侧挂有签牌，并于正中附着封泥。这两件“轪侯家丞”封泥都是施加在木质封泥匣当中，这种封泥匣流行于西汉时期。
封泥的正面是印文痕迹，是玺印在泥上的“印蜕”实物；背面则可以见到明显的绑绳痕迹。早期的封泥，大多是随形的，直接附着在捆绑所用的绳草之上；后来，为了使泥块不易脱落，逐渐出现了更为考究的“封泥匣”，泥块附着其间不易脱落。值得注意的是，印面上内凹的阴文，钤盖在泥土上会留下凸起的阳文，与我们现在用印泥钤盖出的“白文”效果相反。封泥上的阳文更易于辨识，因此这一时期的官印文字以阴文为主。
此次展示的秦“即墨太守”封泥
此次展示的秦“即墨太守”封泥
这块封泥背面不仅可以看到两道绑绳的痕迹，还能看到周边明显的木纹，以及附加的一枚头部削尖的“楬”。楬上一般有去向等简要信息。从这枚封泥中可以看出古人所谓“楬而玺之”的封存方式和古代印章的使用方式。
此次展示的秦“橘监”封泥
此次展示的秦“橘监”封泥
从封泥外部交错的编织篾痕可知，这件封泥曾被一个竹篾编织而成的“封泥匣”固定。“橘监”封泥是贡橘供奉、转输时加盖的印记。一表验收；二为防止运输过程中私拆。
此次展示的带指纹的封泥 西汉“库印”封泥
此次展示的带指纹的封泥 秦“即墨太守”封泥
此次展示的带指纹的封泥 西汉“少府铜丞”封泥
因黏土质软，封泥上有时还能看到古人留下的指掌纹。这几件封泥上的古人指纹清晰可见，仿佛穿越千年，与我们诉说着历史的盛衰变迁。
“以小见大”的封泥
封泥从两千多年前就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中，直至南北朝后期封检之制为纸张的普遍使用所取代。封泥与古玺印制作的由盛转衰过程相重合，因此这段延续千年的时光也在中国印章史上有了“封泥时代”的别称。
封泥承载并完整传达着古玺印印文中的各类信息，是近代以来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作为官署、官吏执政凭信或职权象征，古玺印与历代官制、印制、地理、文字沿革乃至朝代更迭、民族关系相联系；官印文字包含大量官名、地名等信息，与古籍文献相印证的同时又能为其提供补阙正误的实物依据；它对于还原秦汉职官体系，特别是还原史籍中阙载的中低官阶名，作用尤为明显。不同时期的封泥文字还保存了不同时期的文字形态，对于书体演变和篆刻艺术的取法借鉴，也有着重要作用。可见封泥作为一种文字遗存，有着独特的多重价值。
此次展示的西汉“永巷丞印”封泥
永巷，官署名，长官称令，副长官称丞。掌宫中官婢、后宫事务等。展览中一系列带有“令”“丞”“尉”等官职的封泥，反映了当时的职官体系。如古代往往将令（长）丞尉合称，即县令、县长、县丞、县尉四官。秦汉时期，万户以上的县置令，不够万户的县置长，县令、县长皆掌治其县；丞为令、长之副，佐令或长治其县；尉掌治安，主捕盗贼。
此次展示的西汉“菑川厩长”封泥
菑川，西汉王国郡名，辖境约今山东青州市东北部及昌乐县、寿光市西部。展览中一系列包含地名的封泥，为我们了解诸侯王国的封域，以及当时的地域变迁，提供了真实信息。另外，封泥对于文字形态、风格及其演变规律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封泥文字端庄大方，体现出典型的汉印文字特征。
西汉“临菑丞印·夏何”封泥
这枚封泥在官印“临菑丞印”的下方，加钤私印“夏何”。这种同时使用一公一私两印的封泥，反映了汉时社会存在一种更为郑重的封缄程式，其表达的意义也更为准确。
迄今发现的封泥数量已经远超玺印实物，它在文字资料方面的价值亦将更为凸显。这种与玺印互为表里的文物，在为我们解读和还原真实历史细节与历史片断的同时，用它小小的躯体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治国智慧与悠久历史。这也正是此次展示名称“芥子须弥”的由来——封泥之形虽微小如芥菜子，但其中蕴涵的历史信息和民族智慧却大如须弥山、丰富异常。
上海博物馆封泥收藏与研究
经过70年的汇藏，上海博物馆藏封泥文物约1400件，以时代序列齐全、品类形成系统、原始出土地域覆盖面广为显著特色。这些收藏主要来自捐赠，包含了晚清民国间发现的最成体系、种类最为丰富的封泥资料。对于封泥流散品，近三十年来，上海博物馆本着保护和抢救的目的，也选择性地入藏了一些流散在境内外的藏品。
上海博物馆来自捐赠的代表性封泥 西汉“河间王玺”封泥 孙鼎捐赠
此次展示的西汉“西市”封泥 孙鼎捐赠
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流散封泥精品 秦“中厩丞印”封泥
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流散封泥精品 东汉“女（汝）阴令印”封泥
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流散封泥精品 西汉“女（汝）阴丞印”封泥
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流散封泥精品 东汉“女（汝）阴左尉”封泥
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流散封泥精品 东汉“女（汝）阴右尉”封泥
另一方面，借助于丰富的馆藏和不断新出的玺印封泥实物，多年来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持续深耕追踪、拓展方向，使一个冷门学科研究跻身为上海博物馆的优势专业之一。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的取得，极大推动了当代封泥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在上海博物馆成立70周年之际，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慰祖先生主持编纂团队历经六年收集、编撰而成的15册《中国古代封泥全集》终于得以出版。此书共收图片约4.4万件，版面字数近400万，为两百年来出土的中国古代封泥文字遗存的资料总库与研究成果选编，是目前为止资料最为丰富、体系最为周备、历史跨度最长、学术信息最为立体的封泥专题整理项目，也是上海博物馆在古玺印研究领域中取得学术前沿地位与高度的标识性成果之一。
《中国古代封泥全集》
值此上海博物馆建馆70周年暨《中国古代封泥全集》出版之际，特遴选馆藏封泥精品奉献给广大观众。相信透过方寸封泥，我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到一个深邃而真实的历史世界。
（本文原标题为《芥子须弥——上海博物馆藏封泥展》，全文原刊于上海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