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唐人的唐人街
我最早的古巴印象，来自我的一位小学同学。
我11岁在香港东华三院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问过我的同学程志伟：“你爸爸去咗边？”
他说：“去咗古巴，未返。”
过了八年，我们在英华书院中学毕业时，我无意间又问了一句：“你爸爸去咗边？”
他还是说：“去咗古巴，仲（还）未返。”
当时我觉得他真可怜。他成绩比我好，话不多，带着一丝丝那个年纪不应该有的忧伤，但他坚定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这就是我最初的古巴印象。那时的我，一定不知道，后来古巴会和我有交集。
甚至到了2005年秋，我的一位美国摄影记者朋友Richard Gwin，拿了几张他在古巴拍的照片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拍了一个人在街上卖葫芦瓜，他说是在唐人街，那个卖瓜的人是中非混血的古巴华裔。当时我都没听说过古巴还有唐人街，没当回事。
直到2009年4月，几经波折，我的古巴之旅终于成行！但也未曾真正想过，这次古巴之行竟然让我如此震撼。
哈瓦那华区入口，中国城
原来古巴真的有唐人街！可是它一开始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像我这样一个很熟悉唐人“门道”的老手，平时在别处，就算闭着眼睛都能嗅出唐人的踪迹，但在哈瓦那的唐人街游荡了两天，连个“唐人影”都没有见到！
我四处游荡的时候发现，华区之内，有中华总会馆、龙冈公所、黄江夏堂、九江饭店、金鹰戏院、新大陆戏院、《光华报》报馆、社会主义同盟餐厅、颐侨居等等，甚至还有洪门组织，还有人敬奉关公。这些建筑楼面老旧，出入的人看着不像唐人，也不知道机构的功能、结构是否如初。但直觉告诉我，这里有故事。我沿着街走，触目可见那些斑驳的痕迹，似乎都藏着唐人来过的故事。古巴唐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唐人街才呈现出这样的现状？
哈瓦那华区入口，中国城
多年以后，当我的“古巴唐人”系列摄影作品推出，人们不免好奇地问我，对古巴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我来古巴的第一天，逛过老城区，在天坛饭店吃午饭，还到洪门民治党楼里拜关公。所到之处，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有点像唐人却不会讲唐话的混血人，尽管未曾相见，互不相识，但他们都很热情，却也都仿佛有什么难以形容的东西克制着他们：比如我们遇见的唐人混血将军，被告知不可以访问。后来我经过一条街，街上有一个铁窗，里面站着两个黑人向我和我的朋友热情地打招呼，他们中间还有一个鸟笼，笼里有一只漂亮的小鸟，和他们一样活跃。我在街上看过去，他们和小鸟一样，只是在一个更大的笼子里。这一幕，就是我的古巴初印象——一条没有唐人的唐人街，以及隔着藩篱却依旧热情活泼的各色人种。
中华总会馆
中华总会馆
唐人究竟在哪里？古巴唐人寻踪，就是广东话形容大排档炒菜：“镬镬新鲜！”
我偶然路过《光华报》报馆那天，门开着，门口有一位老人，唐人长相，我便和他聊了几句。他告诉我有个古巴女人在排字间工作：“她会唱粤剧。”这句话让我十分诧异，想一探究竟。
门口直入三米，我看见了几十年没见过的老式铅字印刷车间，他指给我看，说：“就是她。”
第一眼看这位老太太——棕红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丝毫看不出华人血统。她腰上系着围裙，站在小木凳上，俯着身，正用牙刷和煤油洗刷铅字粒，一粒粒拿出来刷干净，然后放回原处。灰黑的手指配着熟练的手法，专心得完全没有察觉我的到来。我内心暗自诧异：铅字粒是反转的，不容易认，繁体字更难，竟难不倒这“鬼婆”！
我走到她身旁，试着用广东话问她：“你叫咩（什么）名呀？”
她回过头来应道：“何——秋——兰。”——带一点台山口音的广东话。
我原以为她要说Maria或者Teresa这样很普遍的古巴女人的名字，可她竟然回答出了一个非常有中文特色的名字。于是我又请她写出她的名字，她竖排写下“何秋蘭”，并清清楚楚用粤语读出这三个字。我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她又随手在笔记簿上写了“方”。
父女不同姓，这让我觉得奇怪！
“但是你爸爸……”我话还没说完，她就像抢答一样顺溜地说：“爸爸方标！”
她很自豪地说着他爸爸的名字，接着又说:“何秋兰是做戏的名。”
“你真的名字呢？”
“秋兰咯！”她调皮地瞪大眼睛微笑着说。
“你没有跟爸爸姓？”
“他不是我的正式（亲生）爸爸。”
“你的正式爸爸呢？”
“我出生一个月爸爸就过候（去世）了。”
“所以，方标就拿你做养女。你们都是好人。”
何秋兰在排字间
虽然能感觉她说得有点生疏，特别像一个离开家乡很久的人，很长时间没讲过方言，被人问起，突如其来得有一点结巴。但是，她说的“过候”让我很惊讶：在这个连我都不知道有唐人存在的国度，竟然有讲这么地道的台山话的白人！她喊“爸爸方标”的时候，自然得将父女深情展现无遗。她还说“是做戏的名”，那就是她上过台，甚至不是小角色，她还有艺名呢。
我终于遇见了一位会讲地道唐话的人，但她完全是白人长相！我想我不是来旅游的，我也在中餐馆切过菜、煮过饭、砍过猪骨、剥过整张鸡皮，我和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唐人是同类，我想看看我的同类和同乡。他们都怎么样了？
卖到古巴的猪仔
2009年4月27日，我到古巴的第三天。一早，之前给我看古巴唐人街卖葫芦瓜照片的美国摄影记者朋友Richard Gwin开车，从哈瓦那出发往东，大约三小时，来到一个庄园Guaimara Hacienda。我看得出这座建筑虽然老旧，但它的结构，包括墙上的壁画，都透露着它曾经的奢华和辉煌，我不禁拿起相机。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18世纪的建筑，是有钱的庄园主的大宅。
Guaimara Hacienda外景
Guaimara Hacienda壁画
而后, 朋友又带我来到附近一个高塔，因为天气闷热，长途跋涉，我提不起精神。他见无人看守，便拉着我登了上去。塔上视野开阔，简直是360度无死角，广阔的烟草田和甘蔗田尽收眼底。我的朋友叫我想象当年奴隶的苦役，我猛然心头一紧。我真是无知，竟从未想到古巴还有奴隶！
我们站上去的这座高塔，叫Manaca Iznaga钟楼，现在是古巴著名的景点。19世纪建成时，它是一座瞭望塔，主要用于监视奴隶劳作，在高处一览无遗，谁也逃不出眼底。我说的“逃”，不是指偷懒，而是逃命！如果罔顾历史，这是多美的风景啊！
Manaca Iznaga钟楼
中国移民大规模到达古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7年。1847年至1874年，是学界普遍认为的中国人移入古巴的第一波浪潮。
19世纪上半叶，随着黑奴贸易的取消和奴隶制度的废除，让原本依靠超过总人口数一半以上的黑奴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古巴（西班牙殖民地）急需另觅劳动力来源。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十分复杂，清政府无能，社会孱弱，民不聊生。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迫使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五个口岸开放，苦力贸易随之剧增，甚至扩展到汕头、香港、澳门（1847年至1874年，从澳门运去古巴的华工占了总数的70%）。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法率先获得在中国招工的权利，让苦力贸易正式浮出水面，契约华工公开合法。在粤西，“土客之争”加剧了本土族群的分化和矛盾，外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数以万计的太平天国支持者等待被处决，这些又促使大批民众萌生了出海谋生的念头。
随着古巴进口奴隶数量的下降，华工苦力贸易上涨。广东人用“卖猪仔”形容苦力贸易是非常形象的——人贩子叫“猪仔头”，被卖的苦力叫“猪仔”。在苦力贸易的利益驱使下，猪仔头使出各种坑蒙拐骗的招数，甚至强迫签约。猪仔一旦被赶上远洋的船舱，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波折不言而喻。1847年7月3日，西班牙女王正式颁布谕旨允许古巴引进中国劳工。其实，迫不及待的苦力贸易已经让第一批华工在谕旨颁布前的一个月登上了一艘西班牙双桅船“奥奎多号”（Oquendo）。船上装载华工206人，从厦门出发，历经131天，6人在途中去世，7人到岸不久后去世。同年6月12日装载了400名中国人的英国“阿吉尔公爵号”（Duke of Argile）在123天的航行中有35人死亡。1847-1874年间，前往古巴的华工一共143040人，其中17032人在航行途中死亡，平均死亡率12%，古巴苦力船被称为“浮游棺材”（floating coffins）。
贩运到古巴的华工，一般在哈瓦那登岸。哈瓦那港湾入陆地稍远一些，它的东南岸有一个小镇雷格拉（La Regla），是专门关押逃亡奴隶的地方，被称为逃奴收容所（Deposito de Cimarrones），实际上就是“卖人行”。装运契约华工的“苦力船”抵港后，经医生检疫和官方验收，苦力进口商立即驱赶华工登岸，把他们关押在猪仔馆里，西文是barracoon，实际就是奴隶营。根据《美洲最早却不为人知的马里埃尔中国公墓》一书记载：“十八世纪西方船只运猪仔到古巴数量之大，以致哈瓦那的雷格拉（La Regla）各种卫生问题和传染病严重，马里埃尔（Mariel）港口为此建立了观察站、检疫站、隔离所和医疗所。船只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对从中国来的更为注意。猪仔在澳门被扣留期间，住在像监狱一样拥挤的猪仔馆，饮食和卫生条件都非常差。当时在古巴不同的港口，有九种传染病暴发，抵达马里埃尔港口前后死亡的人数非常多，因此有的治疗所设有公共墓地。马里埃尔下葬的第一个华人Li-Achoi，他自报职业是农民，在公海上生病，18天后抵达，隔离7天后病逝。保守估计，在1847-1874年间，起码有658个猪仔因病死亡，其中有肺病，也有和抽鸦片有关的。直到政府禁止贩卖猪仔后，死亡率才下降。”
挨过幽暗拥挤的船舱，躲过疾病之后，苦力们进入了高强度的劳作。虽说苦力在出发之前与招工所订立过契约，写明了应募地带、工作性质、年限、工资数额及如何支付等，但是大批出身底层的人本身就是文盲，所谓“契约”，是否真正自愿签订，是否如约履行，实则没有任何保障。我后来在网络上找到1855年的一份华工契约合同（中文版和西文版）上面的条文显示，每个苦力每月4比索工资外，会扣除1比索用于支付他的路费，还要扣除食物和衣服，直到全部费用结清为止。虽然合约中也有规定雇主每天向工人提供8盎司咸肉、2磅半番薯，每年两套衣服、一件小绒衫、一张洋毡，华工生病时需送医院治疗。可是，这些条款是否真正如约履行，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和黑人奴隶一样从日出做到日落，没有休息日，共同住在奴隶营里，戴有负重的脚镣，遭受鞭打和饥饿。
1855年一位名为陈祥的苦力签订的契约
我从Manaca Iznaga钟楼望下去，远处是大片荒废的甘蔗田和糖厂谷，眼前是一座废弃的奴隶营，即传说中的巴拉坑（Barracoon），杂乱、闷热，没有通风设施，唯一的窗是墙顶上一个带铁栅的小洞。与来时路过的18世纪庄园主的大宅相比，不禁悲从中来。试问有多少祖先，默默葬身在这片土地上？
糖厂谷附近一座废弃的奴隶营
古巴是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的加勒比海上最大的一个岛屿。16世纪初，西班牙开始对古巴殖民统治，中间英国短暂占领过首都哈瓦那。古巴的经济先后经历了矿业阶段、畜牧业阶段、蔗糖和烟草种植业阶段。但不管哪国殖民、哪个阶段、哪种经济主体，白人都不是古巴主要的劳动力。古巴自16世纪初就开始进口黑人奴隶，华工苦力到古巴主要是解决种植业的劳动力问题。古巴糖业起步于16世纪末，由于天气适宜甘蔗种植，在进口华工苦力的时候，古巴已经以“蔗糖之国”闻名世界。1840年古巴蔗糖出口量跃居世界第一。蔗糖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收获季节，甘蔗砍下之后48小时内必须压榨。在这种时候，苦力一天至少工作20小时。逃跑的华人苦力会面临肉体惩罚，甚至死刑。如果侥幸临时逃脱，他们就和其他逃跑的奴隶一起在山林中隐藏，流动而居。据甘沙罗·奎撒达（Gonzalo Quesada）估计，华工在古巴服役八年中死去的占总数的75%，而奥利维尔斯（Olivares）估计每年有10%的华工死亡，八年中死亡者占总数的55%。从首任驻古巴大使谭乾初当年的统计看，从1846年到1873年，来古巴的华工“十二万余人，今则仅存四万有奇，此外八万余人，曾经回国者不过百中一二，余皆殒身异域”。
小白菜是唐人来过的痕迹
这一天，我没有见到真正的唐人，只看见荒废的遗迹，却像是触摸到上上个世纪以来古巴拼搏过的唐人的魂。回到特立尼达小镇，看到有人卖南瓜，庄园里有人吃小白菜，这些残存着唐人来过的痕迹，似乎是要一步步引我向更深的层面探索下去。
（本文摘自刘博智著《古巴唐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