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陈默 发自北京
“汉学家在匈中两国的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诗词选集和《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是匈牙利知识分子书架上不能缺少的书。”匈牙利汉学家、匈中友好协会主席克拉拉说。近日，她来北京参加了“2017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
克拉拉与中国结缘纯属机缘巧合。读中学时，优等生克拉拉想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因为对汉字很感兴趣，又喜欢书法，她决定学中文。当时在匈牙利的中国人很少，父母很好奇女儿为什么要学一门不太有用的语言，但还是同意了。克拉拉一学中文就喜欢上了。后来，她所有的工作和爱好，几乎都跟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关。
克拉拉
本科时期，克拉拉读的是罗兰大学，主修中文和英文。当时罗兰大学是布达佩斯唯一能学习中文专业的大学，这里的东亚学院有许多曾留学中国的著名汉学家，比如高恩德、尤山度和姑兰。“我很幸运，受他们启发，成为了汉学家，并掌握了文学翻译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巧。”克拉拉说。
后来，克拉拉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回国后，她翻译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中国电影剧本。1997年，她再次来到北京大学留学。经同学和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余华、苏童、格非等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字，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余华。
回到匈牙利后，克拉拉陆续翻译了中国作家莫言、余华、韩少功、刘震云、马原、苏童、姜戎等人的作品。她不但翻译，还推动匈牙利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的书。作为匈中友好协会主席，她也组织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她发现，来到匈牙利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匈牙利学习中文的当地学生也越来越多，当地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需求也是如此。
在“2017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的开会间隙，腾讯文化对克拉拉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中国的传统小说在匈牙利很受欢迎
腾讯文化：中国文学被引进到匈牙利，可以分几个时期？
克拉拉：第一个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31年，一位匈牙利非常有名的作家和诗人Kosztolányi Dezs?翻译了《中国和日本诗章》，其中收录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作品。这本书的影响特别大。
Kosztolányi Dezs
第二个时期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1950年秋天，匈牙利首批留学生赴北京学习，到1966年，一共有近30名匈牙利学生在中国学习，其中包括高恩德、尤山度、米白、塔洛什·鲍尔瑙、鲍洛尼·彼得和姑兰。
此外，匈牙利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者，如杜克义和陈国。他们一起为匈牙利的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翻译了大量古典和现代中国的文学杰作。与此同时，罗兰大学中文系成为了匈牙利的汉学家和翻译培训中心。
1950-1970年代，甚至到1980年代，都有大量中国文学和哲学作品被翻译成匈文，比如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作品的唐代诗人作品选，以及《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
这一时期被引介到匈牙利的中国古典作品
这一时期被引介到匈牙利的中国现当代作品
《西游记》和《水浒传》是陈国翻译的。我的老师高恩德对鲁迅非常感兴趣，基本上所有的鲁迅作品都是他翻译的。杜克义出版了由三卷组成的收藏集，其中涵括了中国古代哲学所有重要人物的作品（《论语》《道德经》《大学》《中庸》等），以及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大型作品中重要章节的匈文翻译版本。很多匈牙利的知识分子都是看了他的翻译，才了解了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到目前为止，《道德经》已经在匈牙利有好几版了，《论语》也有三种翻译。
1980 年代，匈牙利还出版了王蒙、古华、谌容等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但从1990年代起，可读的匈文翻译作品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在1980年代，匈牙利几家比较大的出版社还有汉学家编辑（尽管他们的年龄很大了），到1990年代，出版社已经没有汉学家编辑了。此外，很多出版商把市场利益放在了首位。不过，几家历史悠久、负有盛名的出版社，还是尽可能地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文学性的中国作品，或在文学杂志中刊登一些中国主题的作品。
第三个时期是2000年之后。《 妻妾成群——中国当代中篇小说》、于丹《于丹心得》、《当代——二十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姜戎的《狼图腾》、莫言的《酒国》《蛙》、余华的《兄弟》（从英文转译）等书都被引介到匈牙利。2017年,匈牙利还出版了刘慈欣的《三体》和麦家的两本书，都是从英文转译的。
这一时期被引介到匈牙利的中国作品
腾讯文化：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四大名著都被译成匈牙利文了吗？都是从中文翻译的吗？
克拉拉：《三国演义》还没有。《红楼梦》是从德文转译的。刚才说到的《西游记》和《水浒传》是陈国从中文翻译的。我来中国开会之前，一个新的出版社再版了陈国翻译的《西游记》。
中国的传统小说在匈牙利很受欢迎，最流行的可能是《金瓶梅》和《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也受欢迎。
腾讯文化：你是属于2000年之后这一时期的译者。你翻译过哪些作品？
克拉拉：我翻译了莫言的《蛙》、姜戎的《狼图腾》、于丹的《于丹心得》、颜歌的《我们家》、吴帆的《二月花》等。
克拉拉的部分译作
2003年，我出版了《妻妾成群——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五篇中篇小说，分别是余华的《世事如烟》、苏童的《妻妾成群》、马原的《虚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这本书可以说非常流行，因为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都没有被译成匈文的，所以批评家和读者都挺喜欢。
腾讯文化：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匈牙利文，挑战在哪里？
克拉拉：每个作家的风格，每部小说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我每次翻译一本书，都要再继续学习中文。比如《狼图腾》里写到内蒙古的习俗、民间文化，很多细节我都要了解。
比如刘震云的书，刚开始我认为很简单，但后来要翻译的时候，发现要花很长时间。里面有很多幽默的地方，还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匈牙利语中一般不喜欢重复，所以尽量保留原文里重复的条件下你要去找最合适的译文。比如莫言，他的每个句子、每一个段，都有好几层意思，比较难翻译成匈牙利语。翻译韩少功的书也不简单。各有各的难处。
腾讯文化：为了让匈牙利读者理解，你会在翻译时做一些变化吗？
克拉拉：每个国家的翻译习惯都不一样。在匈牙利，翻译的习惯就是要百分之百地尊重原作。我不是作者，只是一个中间人，所以我从来没有漏掉一个段落或几个句子。
但有时候你没办法。例如毛泽东赞许的共产党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在莫言的《蛙》中出现），一个普通中国读者一下子就知道是谁，但欧洲人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会在名字前面加上他的身份。也可以加注脚，但是对文学作品而言，加注脚不太好，所以匈牙利出版社一般不太喜欢这样做。
做文学翻译，不但要懂中文，也要懂本国文学
腾讯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在匈牙利的出版情况如何？
克拉拉：第一次印刷一般是两三千本。我知道这个数字在中国不算很多，但是在匈牙利，作为纯文学作品，这个数字已经不算少了。
我希望有一个出版社一直出版中国的当代小说，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也许有一个出版社出版刘震云，另一个出版莫言，第三个出版另外一个中国作家，但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不断地出版中国的当代小说。
腾讯文化：为什么？
克拉拉：这一方面跟市场有关。除了二战后翻译的那些作品，匈牙利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不是很深，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在匈牙利的市场不算很大。
此外，匈牙利人口不多，如果出版社一年只出40本书，他们不会愿意其中一半是中国的书，而是希望能出版各个国家的。出版了一个中国作家的一本书，出版社可能就已经觉得是很大的成就。但我觉得最起码要翻译莫言或余华的三到五本小说，因为没有产生一个系列，就很难推广。当然，译书也需要译者，如果要翻译很多书，那需要很多译者。
腾讯文化：在匈牙利做引进中国文学的工作，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克拉拉：最难的地方是选择：要翻译什么？中国出版那么多书，有那么多好作家，有那么多的风格，但是我们的阅读速度有限。大的出版社会给我书的中英文简介，以及对作者的介绍，这给我很大的帮助。
选择了以后，还要找到合适的出版社。这原来不应该是我的工作，是经纪公司应该做的。但是很多作家我特别喜欢，比如余华和韩少功，所以一直为了出版他们的书跟出版社谈判，我自己找他们。现在为出版刘震云的书，我找了一个很可靠的出版社，我很希望他们每年都出版几本中国文学的书。
腾讯文化：在匈牙利，翻译的生存状况如何？
克拉拉：在匈牙利，只做文学翻译收入很低，活不下去。一般来说，在匈牙利做文学翻译的人都有别的工作，或者是在大学教书，或者是文学杂志的编辑。
很长时间里，我可以说是业余的翻译。我当过老师，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做了5年的公关，公关工作跟中国有关系，但是跟文学没有关系。当时白天我在公司工作，晚上回家再翻译。
最近五六年，我常到中国来，跟几位作家和中国作协关系都不错，所以现在我要翻译的书比以前多得多，有时中国政府也给补贴，所以我决定还是做我最喜欢的工作，现在我已经只做翻译。
腾讯文化：你是匈牙利唯一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吗？
克拉拉：翻译莫言《酒国》的汉学家姑兰差不多80岁了，她还在工作。陈国老师的年龄更大，他目前还在翻译《金瓶梅》——以前匈牙利的《金瓶梅》是从德文转译的，而且不是全版。
除了我，还有几位年轻人在做些翻译，但是数量不多，我还想再找几个年轻的毕业生或年轻人试译，看看他们感不感兴趣，或者有什么方式可以教他们。
腾讯文化：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为什么现在翻译中文作品的匈牙利年轻人少了？
克拉拉：和当时相比，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一个人想做生意是没办法的，如果你喜欢中文，那你有99%的可能是做科学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这就是你的未来。但是现在，一个学生拿到毕业证书以后，马上到大公司去工作，收入比做文学翻译要好。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做文学翻译，不但要懂中文，也要看很多匈牙利的书。因为翻译的作品有一半变成了匈牙利的书，读者是匈牙利人，所以你也应该了解本地文学。如果不喜欢文学，根本没办法做文学翻译。
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先锋小说
腾讯文化：中国文学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克拉拉：匈牙利与中国习俗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从里面看，会发现东方和西方的文学有很多共同之处。此外，我们有社会主义背景，所以我们连历史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在中国出现过的东西，在匈牙利也可能出现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腾讯文化：看了那么多中国文学作品，你对哪个时期的作品最感兴趣？
克拉拉：我还是对中国“文革”以后那个时期的作品比较感兴趣，那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我认为那个时期对中国文学来说非常重要，十年之后，一下子有那么多作家开始写作。而且那些作品中，有几部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放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也不逊色。
我最喜欢的是先锋小说。它们的风格有点像欧洲的风格，但题材完全是中国的题材，我觉得这些混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结果。
腾讯文化：翻译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克拉拉：我真的很喜欢翻译，它能给你精神上的满足。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创作过程。如果你写一本书，当然可以随便写，但是作为翻译，你就对作家负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所以我特别喜欢去找到最合适的和最美丽的句子，把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传递给匈牙利的读者。
我也真的相信，翻译对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很大的好处。我可能一下子说不出来是什么好处，但是这些书都放在图书馆里，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也会有印象。
腾讯文化：匈牙利只有九百多万人，但是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布克奖得主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以及诺奖热门人物彼得·纳达斯和2016年去世的艾斯特哈兹·彼得。这是为什么？
克拉拉：很多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发展，但是在文学方面，我觉得匈牙利是一个大国。这真的跟文学翻译也有关——我们不但有好的作家，还有非常好的翻译。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把这些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余泽民。这些作家对匈牙利人来说都是很难读的。他们的书都很厚，而且用的语言特别难。
在中国，本来还有几位非常好的匈牙利语翻译，但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匈牙利作品。后来余泽民开始翻译马洛伊·山多尔，他的好朋友郭晓晶也翻译了几部小说。花城出版社的“蓝色东欧”系列也推出了一些匈牙利作家的书。
马洛伊·山多尔
腾讯文化：你接下来有什么翻译计划？
克拉拉：我正在翻译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苏童的《米》我基本上已经翻译完了，但还没有找到出版社，我们还在编辑一本广东作家的文集。
接下来，我很想翻译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贾平凹我也很喜欢。除了这个，我还在翻译一本与文学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书——马云的传记。
所以你看，理想是一回事，工作是另外一回事。翻译一本书最起码需要半年时间，所以如果一个出版社找我翻译这本书，我得先做那个翻译。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希望去翻译中国“文革”之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