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进入二十四节气。
宋祁写立春“剪尽春云作舞衣”；陆游写“立夏余春只有二三日，烂醉恨无千百场”；无名氏写秋分“金风送爽时时觉，丹桂飘香处处闻”；东坡于小雪日再访赤壁……每个诗句背后都藏着一时的天气，一时的心情。
从古到今，从农人到文人，每个人都有与节气相关的生命体验。在《风日有清欢》中，作家文珍以关于节气的古典诗词破题，辅以二十四节气的民俗小知识：立春日吃春饼、戴春燕；清明时节，杏花春雨，宜踏春，宜寻访故人；秋分，丹桂飘香；霜降前后，柿子风味最佳……从节俗可见，古人皆是生活家，每日都能活出新鲜趣味。向古人偷师，点缀自己的生活。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文珍是青年小说家，也是非常勤奋的创作者，2014年，她凭借《安翔路情事》获得老舍文学奖，2015年凭借《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在最近出版的《风日有清欢》之前，文珍已推出小说集《柒》《刺猬，刺猬》，《夜的女采摘员》《气味之城》《找钥匙》《鲸鱼破冰》等多部小说、散文集。
《风日有清欢》
北京作家协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北京作家2022精品研推工程”第三期研讨会，以文珍的创作为主题进行了研讨。
《光明日报》文荟版副主编饶翔认为，文珍一开始就是具有风格的青年作家，中间经过一些文学的探索，风格性的部分不断磨损，这也可能是她自我的追求。饶翔期望，依然是文珍式的那种风格、那种人物，经过一些磨砺，以更成熟的面貌重新回来。
在对文珍的创作进行回顾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孔令燕认为，从《安翔路情事》这部小说开始，文珍逐渐走向成熟，她开始打破自己熟悉的和眼前的事情写别人，这是一个作者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陌生生活的开始，这也是其成熟的标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同样提到《安翔路情事》，她认为，当代性就像是助推导弹的火箭。文珍的这部作品换了一个阶层写，改变了生活逻辑，这就接上她的地气，“在这个过程中，她把悲哀、文学的惆怅都写得很好。”
关于当代性，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补充道，文珍写的是同时代的人，但没有采用全景式的视角，要么是完全内在的视角，要么就是完全叙述者的视角，或者一个剧中人的视角，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史副研究员陈思谈道，在《有时雨水落在广场》这部作品中，文珍重新找到自己所属的历史链条，对自己所属的历史脉络有所感知：“也许这个脉络的写作未必是文珍擅长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她经历这样的迂回，再回到她擅长的领域，哪怕她将来再回归文珍式的、自我抒发式的、自我打开式的写作的时候，她会有完全不同的面貌，会有完全不同的提升。”
关于《有时雨水落在广场》，评论家丛治辰谈道，学校里就开始写作的文珍看到的爱情可能就是自我，但在《有时雨水落在广场》这部作品中，她不仅仅要跨越阶级，而且跨越年龄，对于作者而言这是需要克服的问题。当她走上社会，她工作、结婚，遇到很多社会上的事情，不断接受社会上的信息，只要她足够真诚、足够敏感，再去跟随着爱这个主题，所有的经验、思考，所有宏大的东西会伴随着爱这个主线纷至沓来。
在谈到文珍对爱情的描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认为，文珍始终在处理这样一个话题——真正的爱与真正的生活。徐刚认为，文珍小说的外部是由内部投射的外部，文珍非常喜欢写爱，但她更多体现爱情内部深藏的绝望和虚无，她表面上写外部，其实写的是内部。表面上写的是自我，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自我可以看到她呈现的这个世界、这个外部。从个人角度来看，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也表示，文珍对于男性的表达偏于自我想象，那种羞涩、脱俗，显得过度清洁，缺乏泥沙俱下的力量。
北师大文学院青年教师姜肖站在同时代读者的角度说，文珍的作品世界中包含了当代人情感结构里两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显在的哲学命题，就是孤独和爱予。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看到了文珍笔下女性的自我成长，文珍的作品《寄居蟹》、《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都注意到女性这个共同的词汇之下结成的各种身份的差异，她写出了笔下一代人的困惑、处境和问题；作为工作同事，北京老舍文学院副院长周敏跟大家分享了文珍日常生活的细节：“从装帧到书名都透着一股浓浓的文艺女青年的味道，她的作品字里行间冒出一种亲切以及朴实，有时候会有一些趣味，还有一些幽默感。仿佛把我们有烟火气的日常生活随手捡拾起来放在她的文本中，当然更多的是描绘人物内心的复杂。”
青年作家、文学期刊编辑侯磊谈道，文珍在作品的写实、写意和留白的地方搭配非常恰当，“不给读者洗脑，不做观点输出，这在当下写作是非常难得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