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天堂
唐末的诗人韦庄在《菩萨蛮》里写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论及江南美景，世人往往会联想到元人奥敦周卿在《蟾宫曲·咏西湖》里所写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八个字。可以说，这句广泛流传的成语至今令杭州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但杭州这座城市并非一开始就具备“地上天堂”的美姿。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设为郡县。今天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属于会稽郡，而会稽郡治在苏州。到了东汉，会稽南部仍名会稽郡，治所在绍兴；而北部则分立为吴郡，治所仍在苏州。吴郡所辖的钱唐县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在吴、会以钱塘江为界分治之后，钱唐县紧靠两郡分界，不过是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县。
夏圭《钱塘秋潮图》
究其原因是，因为直至南北朝时期，囿于生产力的局限，钱塘江下游南北两岸的开发还集中在中山丘陵与平原相接地带，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平原地带。至于杭嘉湖平原则处于杭州湾与太湖之间，地势四周高而中间低，呈浅碟状地形，外有海水入侵，内有湖水漫溢，注入“碟”中之水不易排出而形成沼泽区，开发难度大，大面积的土地因此长期处于未开发状态。
改变这一情况的大约有两点，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逐渐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通过在杭州湾北岸修筑海塘抵御海潮的侵袭、在平原内部太湖沿岸修筑湖堤以阻止湖水的上岸漫溢，在平原区内部兴修塘浦以利排水，促进了杭嘉湖平原低洼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公元589年，隋灭陈之后置余杭郡（唐代改为“杭州”），随后以钱塘县为郡治所在；比政治地位提升更重要的是，大业六年（610）十二月，隋炀帝下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而江南（运）河的终点，恰在钱唐县。
自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以后，如唐代的杜佑所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杭州这块曾经处于吴郡和会稽郡“边地”的土地也因此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确立起了它在钱塘江下游地区“水牵卉服，陆控山夷”的交通枢纽地位，在整个钱塘江下游地区取得了核心的地位。杭州的人口也因此迅速增加。公元609年，余杭郡的户口不过1.5万，到了不久之后的唐贞观年间（627-650），已经猛增一倍，达到3万户，再过一个世纪，到天宝年间（742-756），又翻了一倍还多，达到8.6万户。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兴旺景象。元和八年（813）中央政府任命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也出现了“江南列郡，余杭为大”的赞誉。
进入宋代以后，杭州开始获得“东南第一州”的美誉。嘉裕四年（1059）欧阳修作《有美堂记》时，杭州城已是“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到了南宋时期，朝廷建都杭州（称为“行在”），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宋高宗赵构做了太上皇以后，有一次游西湖时碰到一个卖鱼羹的宋五嫂，原是东京（河南开封）人，太上皇见她年老，特地宣她上船，赏给金、银钱和绢，命她经常送羹进宫。赵构有一次还告诉宰相史浩，在行在做小买卖的“皆京师旧人”。也正是因为开封旧人大批移居杭州，杭州的语言也起了变化，至今的杭州话还带有“方言岛”的味道。
到南宋孝宗时，杭州有26万户、55万余口。南宋末年时，杭州连同临安府属县共39万户，124万余口，这在古代，是个非同小可的数字。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著名游记里说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并称赞“行在（即杭州）之大，举世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简直恍若步入天堂”。这也是杭州城在古代历史上的巅峰。
14世纪杭州西湖
苏扬兴衰
经过元朝相对短暂的统治后，明代的杭州在江南失去了独领风骚的地位。朱元璋定鼎金陵，南京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并因此臻于极致。可惜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大批官员、军人和工匠随之北迁。降为留都的南京政治地位降格，人口也急剧减少，一时就衰落下去了。
反而苏州继续着发展的势头。苏州城居大运河之上，向来是南北水运商道的枢纽，比位于大运河尾闾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另外苏州还可以通过运河，以及浏河、福山塘等通道，成为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商路的重要转口集散之地。因此明代中叶，苏州城已经出现了超越前代的繁盛景象。生活在苏州的王锜就说，“吴中素号繁华”，“以至于今，愈益繁盛”。晚明苏州出产的器物、衣饰等日用品以及书画技法更是受到了世人的追捧。浙江人王士性就感叹，“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到了清代前期，苏州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就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苏州一府，区区9万余顷土地，仅占全国土地的1%强。而每年交纳的税粮却多达250万石，占全国税粮将近10%。当时天下有“四聚”（京师、佛山、汉口、苏州）之说，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认为市肆繁华以苏州为最。人称“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经济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集聚，康熙年间，已经出现了“除是京师吴下有”的说法。时人盛称“吴城烟火，奚啻百万”。尽管“百万”之说仍是个笼统之数，但既然有人敢于把苏州与人口达百万的京城相提并论，说明苏州人口即使不及北京，相去也不会太远，应是当时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这方面的另一个证据是，清代的苏州不光成为江苏省的两个省会之一（另一个是南京），还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三个附郭县（吴、元和、长洲）的城市——即便帝都北京，也只设有大兴、宛平两个附郭县而已。
在清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苏州齐名的还有扬州。清代的扬州虽然位于长江之北，却通常被认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时云“扬州富甲天下。”清代康熙帝与乾隆帝几次南巡下江南，便都是以扬州为主要驻跸之地。与苏州一样，扬州的繁华也与大运河有关。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居于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加上明清两淮盐业中心设在此地，便使其成为沟通南北东西贸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省商人纷纷在此建立会馆。其中，浙江商人主要经营绸布，湖南商人经销湘绣为多，湖北商人以经营木材为主，江西商人主要经营瓷器，广东商人经销南糖，安徽商人经营盐业，而山西商人则以开办钱庄为多。“四方豪商大贾，鳞集廩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遂为“东南一大都会”。
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因大运河而兴，也随大运河而衰。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年间，大运河已屡屡断航，几乎到了废止的地步。同治十一年（1872 ）漕运改海运，江浙沿海所产之盐也不必经扬州北上。轮船海运取代大运河的河运之后，作为贸易中转的扬州的地理优势地位已然不再。到了宣统二年（1910），北起天津、南至浦口的津浦铁路竣工后，扬州被彻底摒弃在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之外，便因此一蹶不振了。与此同时，铁路的兴起与运河运输功能的丧失，也使苏州、杭州的商业地位不断下降。原先发达的苏州米市到清代后期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盛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至民国初年已成“寒桥”，变得十分萧条了。
此落彼兴
不过，苏州、扬州、扬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趋于衰落，却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的衰落——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了。
坊间常说，上海原本是个小渔村云云。这自然是个误解。至元二十九年（1292）是上海建县之始，在此之前，上海就已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了。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上海县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已经拥有60余万人口，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的研究，当时的上海是全国第13大城市，与天津、南昌相垺。从地理上看，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并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其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当然，对于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县的发展，倒也不能评价过高。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个松江府辖下的三等县城。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承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同时期的松江府府志则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总而言之，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1908年，俯瞰杭州。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作为第一批条约口岸开埠通商，原本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的局面被打破，长江流域的货物沿江而下，集散于上海；浙江的丝、茶也大都销往上海转运出口而不再运至广州。于是广州逐渐失去了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从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来看，1844年广州出口的货值是上海的7.7倍，而到了1852年则上海出口的货值反而是广州的1.7倍。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说，“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但若仅此而已的话，充其量上海不过是个贸易口岸。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人口仍然只有55万，不能望苏州之项背。便是一个例子。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达数百万的大都市，要归功于移民的涌入，所谓“街头巷尾皆吴语，数祖列宗半外乡”便是指此而言。造成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长达十年的战争，使人烟一向稠密的江南地区变得荒凉不堪，很多城镇在战火中变为废墟，庐舍化为灰烬。比如杭州城就从一个近百万人口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 余万。
唯独上海在租界的庇护下成为例外。大量的官员、商人、地主、士人、手工业者以及下层劳动者从战争波及的苏、杭、扬等城市向上海聚集。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这些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为上海提供了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而这正是近代城市发展必需的要素。当太平天国战争硝烟散去之后，上海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而原先的中心城市如苏州却反而降为上海的从属城市了。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已超过500万人，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及长江三角洲的第一大城市了。
时光又过去了70多年。如今，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全国大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超大城市上海之外，杭州、南京已跻身特大城市的行列，甚至昆山、慈溪、义乌这样的县级市也跨过了大城市的门槛。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人，是区域开发的重要劳动力资源；而作为消费者的人，又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财富供其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往往是衡量一个特定区域开发能力和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不断聚集，历时上千年的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接力”，仍然是个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