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哲学何为？哲学如何探讨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以及当代科学和技术在更广范围的发展？在《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一书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余明锋试图探究技术如何在根本上支配了我们的感知方式、信念系统以及周遭世界的时代。
11月12日，《还原与无限》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教授刘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与余明锋一起，围绕技术时代的人与哲学展开了讨论。
分享会现场
技术不只是工具
余明锋是尼采的研究者。他指出，在尼采的哲学观中，哲学永远在做切题的反身性思考，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重新找到思考的切入口，针对自己的生存而发问。在他看来，无论是技术的发展还是世界形势的变化，如今人类正处于巨变的时代，做出鲜活的哲学思考至关重要。这是他写作《还原与无限》一书的初衷。
对于副标题“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余明锋认为，我们应该对于“技术工具论”进行反思。技术不只是工具，而且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在今天，技术“绝对不是一个简单运用的对象，而是关系到生活世界的运转逻辑，关系到我们的自我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要把自然放到刑具上拷打，逼它说出真相。”刘擎引用了培根的这句话，指出人“反客为主”，通过发明各种各样的工具，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宰生活，而不再接受给定的自然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工具不只有功能的意义，还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自我的理解。
郁喆隽指出，最近几百年技术的演进，让我们发现它很有可能打破一万年以来人类作为智能生活的边界条件。在《还原与无限》一书中也能看到，“技术肯定不完全是一个工具，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手这么简单。我更多地思考它作为一种对人生活状况的边界的锚定或者冲击，给我们造成了怎样的回响。”
技术时代“未完成的人性”
刘擎谈到，人性是有待被完成的，没有像自然那样永恒固定的“人性”（human nature），由于技术时代的创新，每一代人似乎都是“新人”。人性被不断地重新揭示，重新改造，重新发明。如果人性不是“天然”的，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在刘擎看来，人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生活，社会应该组织成什么样，这是亘古永恒的哲学问题，而在今天的技术时代，它又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和复杂性。
在论及“人性”时，余明锋讲到了古希腊神话中，人类作为动物，唯独没有被分配到专属的技能。“这个神话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和其他动物相比，没有一种本能的东西，使得我们在自然界有固定的位置，使得人成为人。”余明锋说道，正是由于本能的匮乏，使得人类离开自然秩序，甚而反过来改造自然。他指出，人类的技术发明与自然之间有着复杂的悖谬性的关系，技术的发明还是有自然之根，而正是这个自然之根使我们走出自然。“人性不在基因，不在生物学的基因，不在物理学的粒子……人性在本能的匮乏，在空无之地。这个空无使得它有生发的空间，这个生发的空间一直到今天没有穷尽，在未来也没有穷尽。”
身为尼采的研究者，余明锋在书中提到了尼采有关“末人”和“超人”的概念。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想模型，其中末人指的是一种放弃自我超越、一味求安逸因而落入最终形态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类型。刘擎认为，技术时代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超越，因为发明了以前想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技术越发展，我们越不需要面临痛苦、折磨、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末人”可能会成为一种生活理想。但是，在今天，成为“末人”并没有担保舒适的生活，“你做了‘末人’，你为什么一天还要‘emo’十几次？”于是，又出现了哲学的问题。
面对人的“不知餍足”和不完整性，郁喆隽说，有两种不一样的生存策略。“一种就是我很积极主动，我不停地折腾，我始终在找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我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那种生活方式成本非常高。另外一个就是‘末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很省力或者大家都能接受的生活。”郁喆隽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两头之间做钟摆运动，人性有很多面，始终处在钟摆运动当中，这可能就是人“emo”的来源。
“哲学不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甚至不在它的边缘。”余明锋说道。在这个“资本—科学—技术”组成三位一体结构的世界里，谈论人性、谈论哲学仍然重要，人仍然需要了解自己。
此次分享会是上海三联书店“闹市中的哲学课”系列的一部分，黄韬在分享会上说道：“哲学本身不是产生在荒郊僻野，哲学就是产生在闹市当中，两千多年之前真正意义上哲学诞生的时候，苏格拉底就是在雅典市集里面跟他的学生，跟他熟悉的人用对话的方式，开启了哲学，开启了人类认识自我的旅程。恐怕我们搞这场活动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