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没有边界,没有非法移民,没有弃儿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获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国际文学奖

日前,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获得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国际文学奖(Premio Internazionale Bottari Lattes Grinzane)。此前,克劳迪奥·马格里斯还曾获得数十项欧陆及世界范围内的著名文学奖,其中包括斯特雷加奖、伊拉斯谟奖、阿斯图里亚斯公主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卡夫卡奖、托马斯·曼奖。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像早期世界主义者或者世界文学主义者那样,马格里斯在畅想无边的世界的同时,还深深沉醉于恋地情结。他把自己扎根在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及弗留利)孕育了伊塔洛·斯韦沃、翁贝托·萨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等作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的里雅斯特收留过普鲁斯特、里尔克、乔伊斯、普宁、理查德·伯顿、弗洛伊德……直到19世纪,的里雅斯特还是一块未与文学建立联系的“处女”空间,现在却变得信息过载了,以至于马格里斯把这里称作“文学的平方”。

马格里斯小时候,的里雅斯特是横亘在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边疆、边界,某种程度上的无人区。他会散步到卡索河的边疆地带,越过那条河就是另一个世界。多年以后,马格里斯感受到它们是被忽视和被拒绝的。边界一直是马格里斯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之下又有地理的边界、精神的边界、自我的边界。边界有时是桥梁,有时是屏障,马格里斯曾表示。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马格里斯体会到了大军压境般的“世界精神”,他向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学习,“它似乎犹自沉睡,甚至尚未萌芽的时候,就了解它在哪里。”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存在一种世界北方的文学和世界南方的文学,后者古老而富有诗意,比如莫言。

马格里斯没有拘泥于的里雅斯特,他将对的里雅斯特的爱延伸到中欧之上。中欧是理解马格里斯的另一坐标,它包括维也纳、的里雅斯特、柏林、布达佩斯、萨格勒布、克拉科夫等城市和历史,这一点类似于哈贝马斯的“跨国群集”。

他对中欧的兴趣促使他完成博士论文《现代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他定论了“哈布斯堡神话”,并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视野。马格里斯修正了奥匈帝国畸形的现实形象,同时也照亮了秩序和统一之外的混乱与碎片,由此哈布斯堡能够被看作是破碎中的整体世界。哈布斯堡神话范式涉及三个主题:君主制向多民族主义转变的趋势;哈布斯堡晚期的享乐主义;帝国主义运行缓慢但运转良好的官僚制度。哈布斯堡神话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执政精英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通过多国家意识形态来对抗分离主义运动。

《多瑙河之旅》(Danubio)是对其哈布斯堡神话的叙事呈现。《多瑙河之旅》带二十世纪后的读者掠影了多瑙河沿岸的风光、文化,布满从河淤中新出的花草,以及弗兰茨·图姆勒、迪米特里·安格尔、尤若夫·阿蒂拉等人对多瑙河的颂歌。

多瑙河被马格里斯改造成了当代巴别塔的代表。就像乌托邦在历史主题和叙事上经历过的变动,梦想、戏剧感、失落,它无所不包,且充满边界。“书写者建构一个普世密教团体,一个共济会,一个愚蠢的密会总部。他们自己,从让·保罗到穆席尔,也写关于愚蠢的散论和颂词,这并非偶然。”马格里斯在其中写道。

多年前,马格里斯在威尼斯和博尔赫斯聊了他的故事,后者嘱托他亲自写下这个故事,这才有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军刀的故事》(Illazioni su una sciabola)。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一个冬天,马格里斯随父亲在乌迪内住院,当时乌迪内正在纳粹治下。哥萨克人从俄罗斯流亡至此,他们与纳粹谈判,取得了一些领土。盟军席卷至此,以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为首的哥萨克人缴械投降,部分士兵落得个自杀的下场。中间还有阜姆自由邦的桥段。在恩佐·贝蒂扎、弗尔维奥·托米萨作品中经常有这样的人物出没,他们被斯拉夫人视为意大利人,又被意大利人视为斯拉夫人。

在马格里斯看来,身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既存在于此一套娃,又存在于更大的包容中。在另外的场合,马格里斯说,没有经过反思,身份就会被忘记。不止马格里斯有这样的想法。西皮奥·斯拉塔珀以《我的喀斯特地貌》(Il mio Carso)表示,他是意大利人,又不完全是意大利人,相较于其他意大利人他具有某种特殊性。而在那篇文章里他不得不借用希腊诗人的典型手段,以隐喻的方式道出真相,道出自己。想想看,罗伯特·赖特(Robert Reiter)多年后变成了用施瓦本德语(schw?bischer Dialekt)写作的弗朗茨·利布哈德(Franz Liebhard)。

(部分译文参考:《多瑙河之旅》,克劳迪欧·玛格里斯 著,蔡佩君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蕾拉·斯利玛尼任2023年国际布克奖主席

日前,世界文学新星蕾拉·斯利玛尼(Le?la Slimani)被委任为2023年国际布克奖主席,她拥有摩洛哥与法国双重国籍。入选2023年国际布克奖评审团的作家与译者还有乌克兰译者乌利姆·布莱克、马来西亚英语作家、前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得主陈团英、记者帕鲁尔·塞加尔、记者弗雷德里克·斯图特曼。

蕾拉·斯利玛尼


“还是孩子时,我曾生活在书的世界中。借助小说的魔法,我变成俄罗斯公主,淘金者,变成伦敦郊区孤儿,哥伦比亚山区炼金术士。文学家和翻译家教给我,文学没有边界,没有非法移民,没有弃儿。小说是我的家,我非常荣幸能在小说的世界中度过几个月时间,与朋友们和同事们共事,庆贺我们对语言和故事的热忱。”蕾拉·斯利玛尼就2023年国际布克奖对外表示。

成名作《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的标题取自童谣《温柔之歌》(une chanson douce)。2012年10月25日下午晚些时候,露西娅·克里姆、利奥·克里姆被看守人杀害,尸体沉在公寓的浴缸里,他们的一个姐妹正在母亲的陪伴下上游泳课。受此感发,斯利玛尼创作了这部作品。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后,该书在法国销售了100多万册,此前已售出7万多册。《温柔之歌》在摩洛哥也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主角是来自西方的人。

不过,斯利玛尼早期文学生涯并不顺利。2013年她第一件手稿被拒,出版商让-马里·拉克拉韦廷给了她很多指导。2015年凭借《食人魔花园》(Dans le jardin de l'ogre)获得拉玛穆尼亚奖。拉玛穆尼亚奖由拉玛穆尼亚酒店赞助,奖励摩洛哥法语文学。历届获奖者包括马赫·宾宾(Mahi Binebine)、穆罕默德·莱夫塔(Mohamed Leftah)等作家。2015年后拉玛穆尼亚奖不再颁布。

《食人魔花园》的主角阿黛尔是慕男狂患者即女色情狂,其真实取材自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长、前总统候选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围绕2011年性侵指控展开的一系列绯闻和故事。小说充满了女性对自己身体和状态的审视,“阿黛尔下了床,双手交叉覆在乳房上。她掀起盖在沉睡男人身上的被单,男人蜷缩在一起,想要尽量暖一些。他的皮肤光滑、肥腻,看看他领阿黛尔来的这间保姆房,或许他比自己说的年纪还要小。他的腿很短,臀部像女人一样。”

“他人的国度”(Le pays des autres)三部曲分别聚焦于斯利玛尼的外祖母、母亲,以及斯利玛尼三代人的生命。她借鉴了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所巩固的南方文学的传统,希望建造自己的“阿拉巴马州”。

第一部作品袒露了殖民末期,女性的脆弱和创痛。玛蒂尔德(Mathilde)遇到了在阿尔萨斯驻扎的摩洛哥穆斯林下士阿明(Amine),她被迷住了,决定和他一起上路。当1947年玛蒂尔德回到阿明的家,与阿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时刻被提醒“自己是外国人,是女人,是妻子,是任人摆布的人”。牟罗兹(Mulhouse)鼓励她成为体面而非幸福的女性。“当她亲吻他们(孩子)的脸颊时,有爱的力量,也有灼烧的遗憾。她更爱他们,她为了他们放弃了所有的东西:幸福、激情、自由。”斯利玛尼在书中写道。

最后,玛蒂尔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在牟罗兹的厨房第一次学会了阿拉伯语,从本地治疗师那里学会了柏柏尔语,病痛时她还会说起阿尔萨斯方言。她给女儿起名为艾夏(A?cha),以此向拉拉·艾夏(Lalla A?cha)致敬。

斯利玛尼关心公共事务,尤其是女性议题和泛摩洛哥问题。她曾长期供职于影响力最广的泛非杂志《非洲青年》(Jeune Afrique),该杂志1960年成立,曾在突尼斯、摩洛哥发行但屡遭禁止。

《性与谎言》通过十余位摩洛哥女性的故事,探索摩洛哥的性行为,以及其下的社会境况。摩洛哥的性保守氛围极其严重。据Tel Quel周刊调查,84%的摩洛哥人反对性自由,其中90%的女性、78%的男性反对性自由。编辑对她说,《性与谎言》最常涉及的是“羞耻”。羞耻在阿拉伯人的世界里是体面的,是应然的。在边界受恩宠,越过它则会遭遇惩罚。祖尔夫·利瓦内利(Zülfü Livaneli)在《幸福》(Bliss)中写道,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荣誉的概念仍然存在于女性的大腿间。此外还有法律问题。

性的主题在摩洛哥文学中并非少例,穆罕默德·乔克里(Mohamed Choukri)、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穆罕默德·莱塔(Mohammed Leftah)、阿卜杜拉·泰亚(Abdellah Taia)等作家都会去表现它。色情的主题在西亚北非也并不少见,乔玛娜·哈达德(Joumana Haddad)、萨拉瓦·阿尔·内米(Salwa Al Neimi)、凯特·雅辛(Kateb Yacine)都有涉及。

1981年10月3日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小时候在外祖母的陪伴下,阅读苏联和法国的现代史诗,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莫泊桑、左拉。1999年从笛卡尔中学毕业后,斯利玛尼先后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ESCP欧洲高等商学院。初到巴黎,斯利玛尼整整几周没适应过来,不和课外任何人说话。斯利玛尼羡慕巴黎的性自由,不过这样的故事和语言很难发生在拉巴特,那里没有露台,没有葡萄酒,也没有不带杂质的爱。

她喜欢的作家有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扎迪·史密斯、阿迪契、桑德罗·韦罗内西、米歇尔·维勒贝克、泽鲁亚·沙勒夫。2018年,斯利玛尼曾受邀来中国访问。

北岛“歧路行”

日前,北岛长诗《歧路行》、诗文集《必有人重写爱情:北岛作品》出版。北岛的诗歌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油印本《陌生的海滩》。除诗歌外,他的经典作品还包括一系列散文集,有《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青灯》等。

《歧路行》的创作时间从2009年起到2021年止,跨越了整个2010年代。《歧路行》的写作因2012年中风一度中止,自2015年才得以重启。中风对北岛的影响颇大,他在长诗中记录道,“语言障碍专家的判断是对的 我真的甘愿送披萨/……/与宇宙相称 画画让我狂喜 墨点聚散依附错落流动 森林在语言边界之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我是没有靶标的自由 倾听雪花的低语 守望日与夜涡旋中的神秘河流”。

在集结成册前,《歧路行》曾分四次发布于《今天》,分别为2012年春季号总96期、2019年春季号总121期、2021年春季号总129期、2022年春季号总133期。首次发表时,《歧路行》与两首长诗的选章共同出现,分别是欧阳江河《凤凰》和西川《万寿》。《歧路行》并非北岛唯一的长诗,此前他还写过长诗《白日梦》,刊于1986年《人民文学》。

北岛将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他的朋友。据不完全统计,《歧路行》涉及了至少以下人物,艾基、帕斯、达尔维什、桑塔格、李陀、万之(陈迈平)、老木(刘建国)、张鹏志、鲍尔·博鲁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巴莱顿·布莱顿巴赫、吕敏、顾城、阿多尼斯、严文井、牛汉、冯亦代、黄锐、艾伦、施耐德、安达壮一、是永骏、谷川俊太郎、马格利斯、欧阳江河、商禽、也斯。比如涉及顾城,北岛写道,“柏林之春 顾城夫妇家/戴高筒帽做饭 他谈论死亡/鱼的快乐 盘子 盘子/为我领路 从三层到底楼/敲开艾基夫妇的门/词与词坐在一起 顾城是/空格 用冬天的手势/贴近灵魂的雪花”。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据其父的日记,“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

据不完全统计,北岛曾在以下大学任教,杜伦大学(不详)、密西根大学(1994年-199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1994年-1997年)、伯洛伊特学院(1999年–2006年,短期)、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2000年)、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2005年)、圣母大学(2005年-2007年,春季)、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至今)。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职责还涉及举办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北岛不为世界或者中国写诗,他只为一小撮朋友写诗,北岛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正如其在《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所表示的,“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同时,北岛也关心文学的社会功能。在当下的社会,恢复汉语的尊严极不易,北岛曾对香港贸发局表示。一方面,这来自于北岛的文学观,即语言应处身于体制和市场之外。另一方面,这来自于北岛对嘈杂的现实的忧心。

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诗人中,北岛几乎是被翻译得最多的诗人,他几乎拥有最多的外语版本作品。以英语为例,他几乎所有作品都有英语版本,且新作推出几年内就有了英语版本。仅以诗集和散文集为例,不考虑新版重版,其英语版本要远多于汉语版本。北岛的英语外译最早见于1985年某选集。

谢汉·卡鲁纳蒂拉卡获2022年布克奖

日前,谢汉·卡鲁纳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以《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获2022年布克奖。入围终选名单的作家还有珀西瓦尔·埃弗里特 (Percival Everett)、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 )、诺维尔莉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艾伦·加纳(Alan Garner)。评委们称卡鲁纳蒂拉卡的小说有“滑稽而大胆的叙事技巧和辽阔的创作野心”。

谢汉·卡鲁纳蒂拉卡


混乱的斯里兰卡内战,泰米尔叛乱组织、人民解放阵线、特别工作队、印度维和部队等纠斗不休。“不要试图寻找好人,因为根本没有。”马利·阿尔梅达在其中告诫道,“虽然所有的演讲都与此相反,但是僧伽罗人、泰米尔人、穆斯林、布尔人的裸体是无法区分的。火焰面前,人人平等。”

马利是伯尔-泰米尔族母亲和僧伽罗父亲的儿子,一名战地摄影师、无党派人士、赌徒、同性恋者,自称“荡妇”。开场时,马利服用了傻药(silly pills),业已身亡,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只能回忆起那晚是在飞马赌场所在的利奥酒店。生前,马利受雇于政府、分裂分子等不同派别,也结下了不少仇怨。马利拍摄了很多令人震惊的照片,如今他必须在七天时间(七个月亮)内联系他的朋友们,说服他们找回照片,披露给公众。这些照片就像是一个黑暗时代的遗产。“来世是一家税务局,每个人都想吃回扣。”卡鲁纳蒂拉卡写道。

此前,卡鲁纳蒂拉卡以《中国人》(Chinaman)获得转型后短命的英联邦文学奖、DSC南亚文学奖。小说以年迈的体育作家之口,呈现了1948年以来斯里兰卡的弱点和期望。

卡鲁纳蒂拉卡曾就读于S.托马斯预科学校、旺格努伊学院。他长期就职于麦肯、BBDO等广告公司工作,如今仍在广告公司。他搞乐队,最喜欢的乐队是警察乐队。影响卡鲁纳蒂拉卡的作家有威廉·高德曼、汤姆·罗宾斯、冯内古特、鲁什迪、翁达杰、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尼尔·盖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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