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一本自选集，选择哪些文章，会有纠结。一般来说，自选集要选自己的“得意”之作，自以为对学术有贡献，或者是反映自己治学之路的作品。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然而，面对自己发表的大大小小200多篇文章，选什么有些犯晕了。以往发表的那些文章，有的确实是呕心沥血，也有些是随意应酬。可当时呕心沥血写成的，现在看来也不怎么样，当时的随意应酬，倒有点意思。另外，我认为出版自选集，是给大家看的，也是给自己看的。自己最清楚，写哪些文章时有深刻的、愉快的或是郁闷的回忆。于是，选择变得明确了。我大学毕业直到今天一直干着考古这一行。回想起来，做研究多是从兴趣出发，虽然也有按规定要申请的项目，也有必须要完成的课题，但我发现，凡承担的国家、省部、学校、基金会的结项文章，似乎没多少是很满意的，至少想不起来当时有什么学术上的激情，反倒是依兴趣写的，自我感觉良好，还带有美妙的回忆。
举几个例子，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是一篇烦恼和激情融合的作品。当时刚上硕士研究生一年级，选了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课，王先生从国家文物局古文献整理小组找来些刚刚录文的草稿，是新出土的文书残卷，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当时谁也不知道，目的是用这些新材料供研究生研究练习。我的运气好，分得了一份后来看来是重要的文书。结果我辨识出那份残卷是关于吐谷浑灭亡后的余部降唐的事件，史书中没有记载。我当时拿到的是初稿稿本，不全。但我考证出此卷是写于圣历二年（699年）。多年后，正式出版了这件文书，后面的残页果然是圣历二年，“窃喜私见与之暗合也”。第二个例子，《关于日本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具文化渊源的考察》和《关于中国古代的早期马镫》，写作的原因，只是刚毕业怕外语忘了，所以常看日文报道的日本考古消息，日本藤之木古坟刚刚发现，这文章完全是依据报纸新闻报道的资料写成的，竟被杨泓先生推荐给考古权威杂志《文物》录用。藤之木古坟正式报告是多年后才出版的，由于我当时的观点有些影响，竟然还被邀请到日本作专题讲座。
从兴趣出发做研究，可能没名没利，可做起来却很痛快。所以，我决定在自选集中，有关申请项目、接课题的论文一篇不选。还有，我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的论文最多，也一篇没选。关于古代墓葬的研究较多，可自成一册。还有些关于古代围棋的文章，也能汇成专题。所以全部排除。我固执地认为，自选集主要还是留给自己看，是在自我回忆，也不必要总结自己的治学之路。当然，也不能对不起读者，所选的文章，至少自己觉得还不错。有些连自己也不忍去看的文章当然不会理了，希望自生自灭，不足为惜。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的首届学生，回想读大学本科时，和很多同学一样，像捞到救命的稻草一样，压抑多年的求知愿望一经突破，大家都爆发出火一般的读书热情，还理想高万丈。可读了研究生后，稍知学问之苦，也懂了些事理，雄心壮志少了，可学习的兴趣倍增。接下去的读书，与其说如饥似渴，不如说是饿狼扑食。可钻进图书馆后，才恍然发现有时雄心壮志是可笑的梦，逐渐多了几分平常心。这里又要说到兴趣，我主张做学问就是“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那是歌星苏芮唱的流行歌，却诠释了我做研究的心路。
学者一生能写几篇好文章，出本好书就很了不起了，还不能奢望千古流芳。如果“一不留神”，写出几篇存活很久、常被学界引用的文章就很不容易了。再退一步，根据兴趣来写作，作品能感动自己、又不恶心别人，表示以前曾经对某些问题发过声、提出过一些看法，是很欣慰的。
做学问很苦很累，也很有意思，一路走来能体会人生的甜酸苦辣。
本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行走在汉唐之间》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