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家族的“五世而斩”与“必复其祖”

在明朝灭亡之前,张岱的家族已经没落了。没落是从张岱的父辈开始的,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却在他的祖父辈。一个官僚地主家族的盛衰受多方面的因素所制约,但对这样一个以诗书传家的官僚家族来说,科第的数量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下面我根据张岱本人撰述,列举一下张氏家族的科第盛衰史。

高祖张天复,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此年他三十多岁。

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此年他三十三岁。

张元汴生二子,长子张汝霖即张岱的祖父,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次子张汝懋,张岱称为季祖的,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

张汝霖生四子,张岱的父亲张燿芳是长子,下有仲叔张联芳(尔葆),三叔张炳芳(三峨),季叔张烨芳(尔蕴,七磐)。此外还有五雪叔、六符叔、九山伯张焜芳、十叔煜芳,就都是季祖张汝懋的儿子了。这样大排行的十兄弟,最后只出了九山伯一个正牌进士。为什么要说是正牌呢,因为据张岱说,在崇祯皇帝发昏时“派送”进士出身,他十叔煜芳也落了一个,但好像礼部并不承认,就是地方志的进士名录上也找不到,那就是野鸡进士了。张岱的父亲只是副榜贡生,二叔强一些,在天启末年中了举人,总算可以谒选为官了。

到了张岱这一代,兄弟们总不会少于十个吧,因为只张岱一家就有四兄弟。可是这一大群中不但没有一个进士出身,连个举人都没有。到明亡时,张岱还是个年近半百的秀才公。

一个诗书传家、出过状元的家族,最后落到与功名绝缘的地步,是他们兄弟资质退化了么?显然不是,据《家传》所载,张家的人多早熟早慧,张岱自不必说,他的亲兄弟张峄(平子)是大儒刘宗周的弟子,与黄宗羲为同门。六符叔的儿子伯凝是个盲人,不但自修成为名医,而且癖于书史,最奇者是还能玩古董、葺园林。就是那个人称“穷极秦始皇”的混账行子张燕客,也是“涉览书史,一目辄能记忆”,而多才多艺也不次于张岱。那么是他们对举业不肯用功么?也不是,起码张岱兄弟为了应对乡试,经常与世隔绝,在山间书房中一关就是几个月。可是无奈每入考场就铩羽而归,其中难免缴上的就是“不是试官考考生,而是考生考考官”的卷子。

再说下去可能又回到科举制度弊病的老话题上,所以也不必继续追究,总而言之,张天复家族的第五代已经与功名无缘。在他的玄孙张岱伤心地对儿子们重复那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魔咒时,已经是明亡之后很多年,但考场背运造成的伤痛并未完全消逝,因为他这时写的《家传》里,一直让家族的命运与科场纠缠着。

若干年前我曾看到一篇台湾学者写的文章,把张岱比作《红楼梦》中那位视功名如粪土的贾宝玉,当时我只是一笑,觉得不会有人在意这奇论,但后来发现,这一奇论在大陆也很为一些读者赞同,便笑不出来了。张岱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虽然科场上的失利让他的功名心从科举转移到“功业”,也就是跳出读书人的传统轨道而直奔“三不朽”的大目标,但功名之火并没有熄灭,而是更加旺盛了。

首先,张岱认为张氏家族的崛起,就是因为高祖张天复不肯遵从父命学商而坚持从事举业,最终在三十多岁时中了进士,从此让家族迈入官僚阶层,直做到四品以上的行太仆卿。而曾祖张元汴状元及第,家族继续兴盛,并织入官僚集团的关系网。

但这一切,都会因为后代失去功名而无法延续,终至化为泡影。张岱曾不无痛心地记录下祖父张汝霖在尝尽人间冷暖后的一段“励志”故事。张汝霖虽然是状元之子,岳父是后来做到大学士的朱赓(1602),但父亲死后,因为自己连举人都不是,于是“家难渐至,县官修旧隙,鱼肉人”,“田产居积,多为人豪夺,不敢阻,直听之而已”,父亲的老友从外地来吊丧,听传言说他放弃了举业,也是一副冷面孔。张岱写他的祖父为了恢复家族的地位,苦习举业,竟然六年不下楼,送饭都须现搭梯子,终于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次年成了进士。

张家在张汝霖、汝懋兄弟一代应该是最繁盛火爆的时期,但繁盛之极之后就是下坡路。他们一反父祖的俭朴克制,开始奢侈张扬起来;本来自己尝受过世态炎凉,现在也变得气焰熏灼了。这在《梦忆》中已经有所记载。如《砎园》的“华缛”如“蓬莱阆苑”,《张氏声伎》中的始养戏班,《曹山》中的大陈声妓,以及《龙山放灯》中放纵子侄辈肆意炫富。这些张岱虽然并不完全赞同,比如在《筠芝亭》一文中故意用高祖造亭的浑朴影刺张汝懋改建的费而无当,但从他本心上虽然有所反省,更多的却是夸耀。

到了第四代,家风转移的报应就来了,张家十弟兄就只出了九山公一个进士,而且因为三叔在官场捣鬼,与堂兄弟九山公闹到视如寇讎,甚至死后也要化为厉鬼报仇的地步。这个家族不仅是科名衰落,内部也开始溃烂。到了第五代就更不行了,兄弟之间“而路人矣,而寇讎矣”,张岱也曾极力挽救,但最后往往得到的是反噬和仇怨,只能“坐梅花书屋,愤懑不平,腹胀几裂”,最后写几段琴操发散一下。

张岱对大家族的朽烂已经无力回天,但他却固执地抱守着一个信念:“公侯之家,必复其祖!”也就是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实现家族的振兴。这句话张岱说是“昔人”之言,但我只是从董其昌的《画旨》中找到一句“公侯之后,必复其始”,大约是从宋人崔敦礼的“岂州县之职徒劳,将公侯之家必复”演化而来。“必复其祖”,张岱至少在文章中重复了三遍,一次是在《五异人传》,一次是在《跋王文聚隶书兰亭帖》,一次是《水浒牌四十八人赞》中的呼延灼。在张岱的著作中再没有第二句格言如此重复不止,可见已经成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

张岱的“必复其祖”心结,除了他个人的性格品质因素之外,他在这家族中的位置也起着作用。自曾祖张元汴开始,张汝霖、张燿芳直到张岱,四代都是长子长孙,在封建宗法中他是“宗子”(张岱字宗子固然与他的名岱有关,但无疑也有强调他宗族地位的用意),担负着维护宗族团结兴盛的责任。而从祖先的历史来看,这又和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功名业绩紧密相关,为了家族,自己必须成功立业。“功名志急,欲搔首而问天;祈祷心坚,故举头以抢地”,从他十六岁时写的《南镇祈梦》中可以看到,他从小就被培养出强烈的功名心,要和祖宗一样早获科名。所以在天启之前,他是刻苦于举业的,无论是在杭州的岣嵝山房,还是在绍兴山里的天瓦庵,他最多时竟有七个月闭户苦读。

可是,他的高曾祖三代成为进士都在三四十岁之间,到了天启、崇祯之际,张岱眼看着自己早过了而立之年,却连个举子也考不上,离进士尚隔着一座很难逾越的大山。对有才学、文笔好的考生来说,考举人往往比中进士更难,因为乡试的阅卷者不通者为多,对非凡人才的拦截率极高。张汝霖到南京乡试时,卷子落到一个老教谕手里,看一眼就扔到废卷中。可是教谕看中送上的卷子,大主考李廷机(此公学问甚好,更精通时文,会试时取第一,殿试定为第二,后来官做到首辅)看了就骂,让他重选。选了送,送上又被斥,往返四五,老教谕急得要哭,说我房中的卷子都没了。李廷机数了数,说怎么还少七卷(乡试每个考生要做七道卷子)?教谕说,那七卷太不通,我是留着当笑料的。李廷机说,你把笑料拿来我看。结果开卷一读,便“抚掌称大妙”,要定为榜首。张岱没有他祖父的好运,遇上的都是老教谕,他三年一次提着考篮钻在矮屋里,只是碰一碰能遇到李廷机的运气而已。

我曾经说过,张岱为什么在三十多岁突然立下撰写一部明史的志愿,而他明知道搜集阅读史料和誊录编纂都要占用他大量的时间,也还是坚持做下去,那是因为他对把自己的前途全押在科举上的信心已经动摇,准备另辟一条可以靠自己的才学和努力成功立业的蹊径。他摆脱了科名的敲门砖,却肩起了“三不朽”的磐石。他也许不会想到,这可能是一条更为艰难而前途难卜的路,只是感觉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一定会成功。当然,他还是太乐观了!

最后附带说一下,张岱的兄弟辈中只有一个人做了官,就是张岱诗文中常说起的“登子弟”。登子名陛,是张岱季祖张汝懋之孙,六符叔之子。登子好为善举,崇祯十三年浙东大饥,刘宗周及祁彪佳正好罢官里居,便倡议煮粥赈饥。登子不但捐粟五百石(为此惹翻了母亲,还是靠张岱出面摆平的),而且创赈灾十法,著《救荒事宜》一卷。张陛在赈灾之后,得到朝廷嘉奖,以贡生的身份做了翰林侍书,其实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九品小官。但弘光小朝廷灭亡,他的名册被投降的南京吏部交给了清军,而清军就让他做了镇江推官。这官做了二三年,顺治五年,他以母病辞官回乡。此时张岱还在西白山和项里两地之间避难。登子的回乡对张岱的政治处境应该有所改善,第二年张岱就从项里搬进城里的快园,结束了三年的流亡生涯。登子三年孝满,又到广东谋官,做了几年四会和博罗的知县,大约是觉得升官无望,或者是宦囊已盈,便回到山阴。此后张岱、张陛兄弟怡怡,登山临水,诗文唱酬,过得很是闲适无忧。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又过了二十来年,张陛居然再次“出山”了。此时南明诸王政权早已陆续澌灭,只剩下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据守台湾。康熙十一年,吴三桂据滇叛清,福建的耿精忠也随之举兵响应,郑经趁机自台入闽,奄有八府之地。康熙十四年,清兵大举入闽,而年龄起码也要六七十岁的张登子竟随军效力起来。他在福建因功授延平府同知,康熙十六年又奉命代理沙县知县。当时初脱兵火,老弱流亡,张陛多方招集,收瘗暴骨,最后劳瘁而死,说起来也是个好官吧。张登子可能是与高寿的张岱相陪到最后的一个兄弟了,此时张岱虽然年过八旬,但依然康健,然而,他竟没有为登子写一篇祭文,连首悼念的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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