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灭亡之前，张岱的家族已经没落了。没落是从张岱的父辈开始的，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却在他的祖父辈。一个官僚地主家族的盛衰受多方面的因素所制约，但对这样一个以诗书传家的官僚家族来说，科第的数量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下面我根据张岱本人撰述，列举一下张氏家族的科第盛衰史。
高祖张天复，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此年他三十多岁。
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此年他三十三岁。
张元汴生二子，长子张汝霖即张岱的祖父，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次子张汝懋，张岱称为季祖的，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
张汝霖生四子，张岱的父亲张燿芳是长子，下有仲叔张联芳（尔葆），三叔张炳芳（三峨），季叔张烨芳（尔蕴，七磐）。此外还有五雪叔、六符叔、九山伯张焜芳、十叔煜芳，就都是季祖张汝懋的儿子了。这样大排行的十兄弟，最后只出了九山伯一个正牌进士。为什么要说是正牌呢，因为据张岱说，在崇祯皇帝发昏时“派送”进士出身，他十叔煜芳也落了一个，但好像礼部并不承认，就是地方志的进士名录上也找不到，那就是野鸡进士了。张岱的父亲只是副榜贡生，二叔强一些，在天启末年中了举人，总算可以谒选为官了。
到了张岱这一代，兄弟们总不会少于十个吧，因为只张岱一家就有四兄弟。可是这一大群中不但没有一个进士出身，连个举人都没有。到明亡时，张岱还是个年近半百的秀才公。
一个诗书传家、出过状元的家族，最后落到与功名绝缘的地步，是他们兄弟资质退化了么？显然不是，据《家传》所载，张家的人多早熟早慧，张岱自不必说，他的亲兄弟张峄（平子）是大儒刘宗周的弟子，与黄宗羲为同门。六符叔的儿子伯凝是个盲人，不但自修成为名医，而且癖于书史，最奇者是还能玩古董、葺园林。就是那个人称“穷极秦始皇”的混账行子张燕客，也是“涉览书史，一目辄能记忆”，而多才多艺也不次于张岱。那么是他们对举业不肯用功么？也不是，起码张岱兄弟为了应对乡试，经常与世隔绝，在山间书房中一关就是几个月。可是无奈每入考场就铩羽而归，其中难免缴上的就是“不是试官考考生，而是考生考考官”的卷子。
再说下去可能又回到科举制度弊病的老话题上，所以也不必继续追究，总而言之，张天复家族的第五代已经与功名无缘。在他的玄孙张岱伤心地对儿子们重复那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魔咒时，已经是明亡之后很多年，但考场背运造成的伤痛并未完全消逝，因为他这时写的《家传》里，一直让家族的命运与科场纠缠着。
若干年前我曾看到一篇台湾学者写的文章，把张岱比作《红楼梦》中那位视功名如粪土的贾宝玉，当时我只是一笑，觉得不会有人在意这奇论，但后来发现，这一奇论在大陆也很为一些读者赞同，便笑不出来了。张岱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虽然科场上的失利让他的功名心从科举转移到“功业”，也就是跳出读书人的传统轨道而直奔“三不朽”的大目标，但功名之火并没有熄灭，而是更加旺盛了。
首先，张岱认为张氏家族的崛起，就是因为高祖张天复不肯遵从父命学商而坚持从事举业，最终在三十多岁时中了进士，从此让家族迈入官僚阶层，直做到四品以上的行太仆卿。而曾祖张元汴状元及第，家族继续兴盛，并织入官僚集团的关系网。
但这一切，都会因为后代失去功名而无法延续，终至化为泡影。张岱曾不无痛心地记录下祖父张汝霖在尝尽人间冷暖后的一段“励志”故事。张汝霖虽然是状元之子，岳父是后来做到大学士的朱赓（1602），但父亲死后，因为自己连举人都不是，于是“家难渐至，县官修旧隙，鱼肉人”，“田产居积，多为人豪夺，不敢阻，直听之而已”，父亲的老友从外地来吊丧，听传言说他放弃了举业，也是一副冷面孔。张岱写他的祖父为了恢复家族的地位，苦习举业，竟然六年不下楼，送饭都须现搭梯子，终于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次年成了进士。
张家在张汝霖、汝懋兄弟一代应该是最繁盛火爆的时期，但繁盛之极之后就是下坡路。他们一反父祖的俭朴克制，开始奢侈张扬起来；本来自己尝受过世态炎凉，现在也变得气焰熏灼了。这在《梦忆》中已经有所记载。如《砎园》的“华缛”如“蓬莱阆苑”，《张氏声伎》中的始养戏班，《曹山》中的大陈声妓，以及《龙山放灯》中放纵子侄辈肆意炫富。这些张岱虽然并不完全赞同，比如在《筠芝亭》一文中故意用高祖造亭的浑朴影刺张汝懋改建的费而无当，但从他本心上虽然有所反省，更多的却是夸耀。
到了第四代，家风转移的报应就来了，张家十弟兄就只出了九山公一个进士，而且因为三叔在官场捣鬼，与堂兄弟九山公闹到视如寇讎，甚至死后也要化为厉鬼报仇的地步。这个家族不仅是科名衰落，内部也开始溃烂。到了第五代就更不行了，兄弟之间“而路人矣，而寇讎矣”，张岱也曾极力挽救，但最后往往得到的是反噬和仇怨，只能“坐梅花书屋，愤懑不平，腹胀几裂”，最后写几段琴操发散一下。
张岱对大家族的朽烂已经无力回天，但他却固执地抱守着一个信念：“公侯之家，必复其祖！”也就是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实现家族的振兴。这句话张岱说是“昔人”之言，但我只是从董其昌的《画旨》中找到一句“公侯之后，必复其始”，大约是从宋人崔敦礼的“岂州县之职徒劳，将公侯之家必复”演化而来。“必复其祖”，张岱至少在文章中重复了三遍，一次是在《五异人传》，一次是在《跋王文聚隶书兰亭帖》，一次是《水浒牌四十八人赞》中的呼延灼。在张岱的著作中再没有第二句格言如此重复不止，可见已经成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
张岱的“必复其祖”心结，除了他个人的性格品质因素之外，他在这家族中的位置也起着作用。自曾祖张元汴开始，张汝霖、张燿芳直到张岱，四代都是长子长孙，在封建宗法中他是“宗子”（张岱字宗子固然与他的名岱有关，但无疑也有强调他宗族地位的用意），担负着维护宗族团结兴盛的责任。而从祖先的历史来看，这又和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功名业绩紧密相关，为了家族，自己必须成功立业。“功名志急，欲搔首而问天；祈祷心坚，故举头以抢地”，从他十六岁时写的《南镇祈梦》中可以看到，他从小就被培养出强烈的功名心，要和祖宗一样早获科名。所以在天启之前，他是刻苦于举业的，无论是在杭州的岣嵝山房，还是在绍兴山里的天瓦庵，他最多时竟有七个月闭户苦读。
可是，他的高曾祖三代成为进士都在三四十岁之间，到了天启、崇祯之际，张岱眼看着自己早过了而立之年，却连个举子也考不上，离进士尚隔着一座很难逾越的大山。对有才学、文笔好的考生来说，考举人往往比中进士更难，因为乡试的阅卷者不通者为多，对非凡人才的拦截率极高。张汝霖到南京乡试时，卷子落到一个老教谕手里，看一眼就扔到废卷中。可是教谕看中送上的卷子，大主考李廷机（此公学问甚好，更精通时文，会试时取第一，殿试定为第二，后来官做到首辅）看了就骂，让他重选。选了送，送上又被斥，往返四五，老教谕急得要哭，说我房中的卷子都没了。李廷机数了数，说怎么还少七卷（乡试每个考生要做七道卷子）？教谕说，那七卷太不通，我是留着当笑料的。李廷机说，你把笑料拿来我看。结果开卷一读，便“抚掌称大妙”，要定为榜首。张岱没有他祖父的好运，遇上的都是老教谕，他三年一次提着考篮钻在矮屋里，只是碰一碰能遇到李廷机的运气而已。
我曾经说过，张岱为什么在三十多岁突然立下撰写一部明史的志愿，而他明知道搜集阅读史料和誊录编纂都要占用他大量的时间，也还是坚持做下去，那是因为他对把自己的前途全押在科举上的信心已经动摇，准备另辟一条可以靠自己的才学和努力成功立业的蹊径。他摆脱了科名的敲门砖，却肩起了“三不朽”的磐石。他也许不会想到，这可能是一条更为艰难而前途难卜的路，只是感觉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一定会成功。当然，他还是太乐观了！
最后附带说一下，张岱的兄弟辈中只有一个人做了官，就是张岱诗文中常说起的“登子弟”。登子名陛，是张岱季祖张汝懋之孙，六符叔之子。登子好为善举，崇祯十三年浙东大饥，刘宗周及祁彪佳正好罢官里居，便倡议煮粥赈饥。登子不但捐粟五百石（为此惹翻了母亲，还是靠张岱出面摆平的），而且创赈灾十法，著《救荒事宜》一卷。张陛在赈灾之后，得到朝廷嘉奖，以贡生的身份做了翰林侍书，其实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九品小官。但弘光小朝廷灭亡，他的名册被投降的南京吏部交给了清军，而清军就让他做了镇江推官。这官做了二三年，顺治五年，他以母病辞官回乡。此时张岱还在西白山和项里两地之间避难。登子的回乡对张岱的政治处境应该有所改善，第二年张岱就从项里搬进城里的快园，结束了三年的流亡生涯。登子三年孝满，又到广东谋官，做了几年四会和博罗的知县，大约是觉得升官无望，或者是宦囊已盈，便回到山阴。此后张岱、张陛兄弟怡怡，登山临水，诗文唱酬，过得很是闲适无忧。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又过了二十来年，张陛居然再次“出山”了。此时南明诸王政权早已陆续澌灭，只剩下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据守台湾。康熙十一年，吴三桂据滇叛清，福建的耿精忠也随之举兵响应，郑经趁机自台入闽，奄有八府之地。康熙十四年，清兵大举入闽，而年龄起码也要六七十岁的张登子竟随军效力起来。他在福建因功授延平府同知，康熙十六年又奉命代理沙县知县。当时初脱兵火，老弱流亡，张陛多方招集，收瘗暴骨，最后劳瘁而死，说起来也是个好官吧。张登子可能是与高寿的张岱相陪到最后的一个兄弟了，此时张岱虽然年过八旬，但依然康健，然而，他竟没有为登子写一篇祭文，连首悼念的诗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