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藏三百多通沈曾植手札首次公开，《东轩翰墨》出版

许全胜 2022-11-09 来源：澎湃新闻

今年是近代大儒沈曾植逝世一百周年，澎湃新闻获悉，止观书局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联手，并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了《上海图书藏沈曾植手札——东轩翰墨》。《东轩翰墨》收录沈曾植遗墨共计321件，均为首次公开。此编由上海复旦大学，沈曾植研究的权威学者许全胜教授历时多年，按照书法编年的全新学术视角，排比后先，复作释文标点，去赝存真，犁然成编。

书中的内容涉及金石、书画、古籍、著书、藏书，掌故遗闻、政治等诸多方面，其中很多尺牍文献极为罕见，尽在书中一一呈现。许全胜教授按照沈曾植在京为官、任职两湖书院、南洋公学与回京复职、简放外任、辞官寓居上海作遗老，五个时期考订并展开论述，通过上海图书馆秘藏的这批尺牍，与史互证、填补空白。

《上海图书馆藏沈曾值手札——东轩翰墨》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1880年中进士，在京师时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衙门章京等。1903年后简任外放，历官江西广信府知府、署南昌知府、督粮道、盐巡道、按察使，安徽提学使、布政使、护理巡抚。民国后，隐居上海。平生学问渊博，为海内外所重，日本汉学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称之为清季「中国史学第一人」，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亦推崇为「近世通儒」、「赤县神州近世第一学人」。

寐叟流传于世之大多数作品多为民国后所作。晚清时期所作，存世者多为笔记手稿、题跋、尺牍等。民国间曾出版石印本《寐叟题跋》（1926年商务印书馆据手迹影印）、《海日楼遗墨》，世人知寐叟翰墨风采多由此。近二十年来，又有多种书法集问世，为爱好者所喜闻乐见，惜墨迹编年图录尚未之见，此《东轩翰墨》所由作也。

此编所辑上海图书馆藏沈曾植书信凡321通。与通函者40人，其中佚名4人。时间则自光绪七年辛巳冬（1881年12月-1882年2月）与李逸静夫人书，讫民国十一年壬戌九月二十七日（1922年11月15日）与刘承干书，去十月三日（11月21日）逝世仅数日，前后逾四十年，涵盖沈氏通籍后为京官（1880-1897），任职两湖书院（1898-1900）、南洋公学与回京复职（1901-1902），简放外任（1903-1910）以及辞官寓居上海作遗老（1911-1922）等五个时期。

故此批尺牍文献，既有多方面之史料价值，又对了解沈氏一生书风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实为史学艺林之瑰宝。此书导言按编年顺序分别就相关人物背景、书札内容、学术价值、掌故遗闻等略举说明，最后论沈曾植之书法，冀读者与图录释文参观，有所裨益焉。

01沈曾植与夫人李逸静

上图藏《海日楼家书》两册，存书札八十余首，除两首外，其余皆为沈曾植与夫人李逸静书，其中大部分作于光绪戊戌至壬寅间（1898-1902），内容丰富，家事国事，兼而有之，是研究沈曾植生平事迹重要史料。

李逸静（1849—1926），江苏新阳（今崑山）人。户部陕西司主事李培厚孙女，云南按察使李德莪（1814-？，字念劬，号蓼生）长女，浙江按察使李传元（1854-1922，字橘农）胞妹。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韩太夫人爲沈曾植聘其二姑夫李德莪之女李逸静爲妻，德莪时将出守贵州贵东道，婚约定后始出都赴任。李德莪后曾调任四川东川道，李夫人随至任所。逮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夏，沈曾植自京师渡海至上海，复由上海溯江西上成都，方与李夫人完婚。婚期定在六月十一日（7月17日），先一日晚李德莪具鼓吹相迎，乘轿入赘李府。是年曾植二十三岁，李氏二十四岁。夫妇婚后同回京，“夫人即质衣饰，供菽水，自是内助得人，益得嫥心劬学”。

沈曾植早年与夫人书，上图藏光绪七年一札，为上图藏札中最早者。

辛巳冬（1881年12月-1882年2月）与李逸静

02沈曾植与李慈铭

李慈铭（1830-1894），原名模，字式侯，一字法长。更名后，字爱伯，号越缦，又号霞川，小字辰客，后更字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光绪六年庚辰（1880）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使。学识渊博。著有《越缦堂诗文集》《越缦堂日记》等。

李慈铭长沈曾植二十岁，通籍前已有盛名。后两人同为光绪庚辰科进士，是年六月十一日（1880年7月17日）沈曾植始拜访李慈铭，至是交往日多，渐成密友。其后十余年间，李氏与朋辈聚会饮宴极多，沈曾植是其中主要成员之一。

李慈铭对沈氏博古通今十分钦佩。上图藏沈曾植与李慈铭书札六首，作于光绪十年甲申至十五年己丑间（1884-1889），既有疾病诊治、郊游饮宴、借馆称觞等日常琐事，亦有诗筒唱和、学术研讨之雅事。

沈李两人诗文集中，现存有若干唱和交游诗作，但反映学术交往者较少，书札颇可玩索，其中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889年11月11日）一札，可见两人当时共同研究直隶保定府定兴县新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拓本，堪称嘉话。

甲申二月二十八日（1884年3月25日）与李慈铭

03沈曾植与丁立钧

丁立钧（1854.2.20-1902.8.28），字叔衡，号恒斋、云樵、小跛道人。江苏丹徒人。同治九年（1870）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充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南乡试副考官，会典馆图上详校官、绘图处帮总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补授沂州知府。后主讲南菁书院。

丁、沈两人同为庚辰科进士，同为乙未北京强学会发起人，又同为翁同龢门生，而成为帝党之中坚。丁氏甲午时尝力斥李鸿章，又曾规劝曾国荃，以切直敢言负时望。惜「既屈于官，复厄以年」，未克展其长才。丁、沈关系十分密切，通函甚多，今所见与丁立钧札凡二十八首，全部为上图收藏。其中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1897年12月15日）札逾二千言，除详述韩太夫人临终经过及营葬准备为沈氏家史重要资料外，多论及德国侵占胶州湾事，颇有史料价值。

庚寅十一月二十日（1890年12月31日）与丁立钧

04沈曾植与吴庆坻

吴庆坻（1849.1.22—1924），字稼如，号子修，一字毅孙、敬彊，别号悔余生、补松老人、横山老樵。浙江钱塘人。吴振棫（1792-1870）孙。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画图处协修、纂修、帮总纂，功臣馆纂修，顺天乡试同考官、云南乡试副考官，四川、湖南学政，政务处帮总办、总办，兼署湖南提学使、布政使。民国后居上海，与同人结超社、逸社、淞社。著有《补松庐诗集》《悔余生诗集》《补松庐文录》《蕉廊丛脞》等。

吴、沈二人相识数十年，交谊深厚。寐叟去世后，吴氏将历年函牍七十余首装裱成册，亲笔题签：“沈乙盦书札（癸亥初夏装成。敬彊署检。）。”钤「横山老樵」白文印。此册书札数量之多，仅次于《海日楼家书》。其中京师时期十四首，十分珍贵，可补此时作品之空白。遗老时期则多达四十九首，为寐叟晚年尺牍书法提供丰富范本。

沈曾植与吴庆坻书札册封面

05沈曾植与袁昶

袁昶（1846-1900），初名振蟾，字爽秋，号重黎，又号渐西村人、芳郭钝叟。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累官总理衙门章京、会典馆纂修、徽甯池太广道、太常寺卿、总理衙门大臣。二十六年庚子（1900），义和团事起，反对围攻外国使馆，与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同时被杀。后昭雪，芜湖士民建袁太常祠于中江书院。宣统元年（1909），追謚「忠节」。工诗，在京与李慈铭、沈曾植交流极多，并称于时。著有《渐西村人集》、《安般簃集》、《于湖小集》、《袁昶日记》等。

袁昶为沈曾植密友之一，其日记所载与沈氏交往极夥。沈曾植致袁昶书信（戊戌六月二十六日一札三页）弥足珍贵，按戊戌五月上旬（1898年6月下旬），沈曾植乘船溯江赴武昌张之洞幕，就任两湖书院史席，途经芜湖时与袁昶未曾晤面。而袁氏六月去芜湖，八月入都陛见，之后两人再无会面之日，读此遗札，尤增慨歎。

戊戌六月二十六日（1898年8月13日）与袁昶

06沈曾植与陈衍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十一年（1885）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1898）入张之洞幕，主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后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授等。为近代著名诗人、学者，著有《石遗室诗文集》《石遗室诗话》，辑有《宋诗精华录》《辽金元诗纪事》、《近代诗钞》等。

陈衍光绪中至京，耳沈曾植之名于郑孝胥而未得晤面。逮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沈曾植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昌，始相相识。两人适同住纺纱局西院，平生交游亦以两湖书院时期为最密。常在夜间抵掌论诗，陈氏倡「同光体」，又有「三元」说，尤为治诗学者所瞩目。此时期诗筒往还亦颇多，今见书札有三首为诗词。庚子后，陈衍作《沈乙盦诗叙》云「君作落余处者殆百余首，念离合之踪无定也，特叙而存之」，则上图所藏诗札特劫余耳。

己亥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16日）与陈衍

庚子五月末（1900年6月下旬）与陈衍

07沈曾植与李翊灼

李翊灼（1881-1952），字证刚，一作正刚，以字行。江西临川人。从皮锡瑞（1850-1908）治经学，复依杨文会（1837-1911）研佛学。历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著有《西藏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心经密义述》《金刚经讲义疏辑要》等。沈李两人交往，当始于沈曾植任职江西时。

上图藏与李翊灼书札两册，凡十四札。沈曾植于佛学极有兴趣，尝以读《大藏经》为晨课，甚至在六十岁时着僧衣与李证刚、黎养正（字端甫）、谢凤孙（字石钦）合影于布政使署之成园，并寄照片请友朋题诗。李氏与桂伯华（1861-1915）、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并称江西佛教三杰，沈曾植于此三人寄予厚望。宣统二年（1910）敦煌遗书运至北京，当时精通佛典者不多，而敦煌劫余之典籍中佛经占很大比例。缪荃孙时掌京师图书馆，曾致函沈氏商请由李证刚北上校订编目。是年十一月，李氏陪同沈曾植游西湖、嘉兴后，即赴京工作，而川资则由曾植垫付。此为早期敦煌学史掌故，鲜为人知。民国后，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开设支那内学院，沈曾植亦作《支那内学院缘起》以赞之。与李证刚书中有三首言及黎端甫，黎氏为江西丰城人，致力于三论宗研究，生平事迹罕传，清末民初沈曾植与之多有佛学交流，可供近现代佛教史者深入探讨。

《支那内学院缘起》

08沈曾植与陆树藩

陆树藩（1868-1926），字纯伯，号毅轩。浙江归安人。心源（1824-1894）子。举人。曾任内阁中书、苏州候选道。在上海经营湖丝亏本，光绪三十三年（1907）将皕宋楼藏书悉数售与日本岩琦氏，今在静嘉堂文库，为近代中华典籍流失之痛史。著有《救济日记》《吴兴词存》《皕宋楼藏书三志》《穰梨馆过眼三录》《忠爱堂文集》。光绪癸巳甲午（1893-1894），陆、沈两人已在京师相识。据嘉兴博物馆藏陆树藩《致沈曾植札》，可知光绪三十四年腊月（1909年1月）陆树藩至安庆欲托庇于沈曾植，宣统元年己酉正月二十九日（1909月2月19日）树藩来访，赠陆心源遗著与沈氏，并「托售宋板王弼注《周易》六册、范文正墨迹手卷一个」，上图沈札四首可与嘉博藏札对读，皆作于此时前后。据此数札可知，皕宋楼善本东流后，陆树藩手上仍有零星宋板书，并出售书画以谋生计。

己酉正月二十九日（1909年2月19月）与陆树藩

09沈曾植与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韫，一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秀才。清季创办农学社、东文学社、江苏师范学堂，主编《农学报》《教育杂志》。曾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国变，与王国维同赴日本。回国后图谋复辟，于民国十三年（1924）奉召入直南书房。满洲国建立，任监察院长。平生抢救内阁大库档案，搜罗考订安阳甲骨，整理刊布金石典籍，成就巨大。著述浩博，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雪堂丛刻》《辽居杂着》等。

罗氏平生对沈曾植一贯礼敬，上图藏沈曾植与罗振玉书札一册，有雪堂题签：“沈乙盦尚书手简。壬戌仲冬付装，雪翁题记。”可知在寐叟去世后一月即付装池，十分珍重。沈曾植庚戌腊月九日（1911年1月9日）一札对罗氏甲骨学开创之功亦评价甚高，而又自言：“旧所得亦有四五十枚，甲、骨皆有之，无人能拓，遂多年未啓视，此事遂让公先鞭。读公书，钦且妬也。”

可知沈氏亦为中国早期收藏甲骨之人，其学术眼光广阔敏锐，于此可征。

民国期间，罗氏短暂回国必到沪，到沪则必访沈寐叟。此时期罗沈通函较多，沈氏七札大都为长函，多论学语，并录诗作，颇可研索。

沈曾植与罗振玉书札册封面

10沈曾植与刘承幹

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人。富藏书，创嘉业堂藏书楼。刻有《吴兴丛书》，著有《求恕斋日记》。刘氏民国后方与沈曾植等遗老相识。乙卯（1915）浙江通志局由沈主持，尝聘刘氏参与其事。由于收藏、刊刻图书之故，刘沈间多有书籍交流，如沈曾植借家藏《章实斋遗书》稿本与刘氏刊行，堪称书林佳话。上海遗老前段时期九札，亦几乎皆涉及古籍，多可与刘氏来函及相关日记对读，故沈札虽不署日期，大多可考出具体时间，对研究其晚年书法亦能起到参照物作用。

丁巳四月十四日（1917年6月3日）与刘承干

上海遗老后段时期与刘承幹七札，亦多有关刊印书籍事，如刊行《越缦堂日记》、影宋本《四史》、影宋本《刑统》等。沈曾植为《刑统》校勘文字异同，作跋时已在壬戌九月，去逝世不及一月，令人钦佩。

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三日（1922年12月1日）刘承干以贡金而参加溥仪大婚典礼，先于九月二十八日（11月16日）赴京参加大典，与汪锺霖同行。沈曾植札作于前一日，去逝世不到十日。刘承干挽寐叟联曰：

十载郁孤忠，记曾赠荣临歧，简札殷勤犹及我；

九重褒硕学，从此试灯称祝，衣冠闲雅更何人。

恰好言及此札，「赠荣临歧」云云即札语所谓「闻定明日荣行，三接龙光，乡邦增耀」。

壬戌九月二十七日（1922年11月15日）与刘承干

11沈曾植与蒋汝藻

蒋汝藻（1877—1954），字符采，号孟苹、乐庵。浙江乌程人。锡坤（1855-1904）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官学部总务司郎中。民国后，任浙江军政府盐政局长、浙江铁路公司董事。其家富藏书，建传书堂以庋之。民国后得宋本《草窗韵语》，又易名密韵楼，王国维曾为蒋氏藏书编目、写书志。

沈曾植与蒋锡坤有旧，曾为作墓表，伤其不遇。蒋汝藻与寐叟皆好古籍，宾朋游燕，时相聚会，如参加宴请伯希和晚宴等。寐叟尝为蒋氏作题画诗十首。书札则仅见上图所藏二首，其一答复蒋氏招饮，因是日风大不克赴宴观书，惋惜「书林今话，只可耳食」。又云「且为沅叔题《手鉴》」，则指为傅增湘所得宋刊本《龙龛手鉴》题诗。而此诗卷幸犹存天壤，足补书林今话，颇为可喜。

沈曾植题傅沅叔藏龙龛手鉴诗

12沈曾植与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刑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参与戊戌变法活动，政变后革职，至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总理。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建涵芬楼，为近代出版业巨子。主编《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东方杂志》《教育杂志》。著有《校史随笔》等。

张元济与沈曾植早在总理衙门时即为同僚，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又在南洋公学为同事，皆主张变法维新，相知颇深。民国后同在上海，时相过从，1916年7月21日公宴伯希和（1878-1945）即为其中一盛事。沈氏曾为张元济作《涉园丛刻序》，亦常与张氏探讨古籍版本。上图丁巳一札，则言及伪本《鼎帖》。

庚申与张元济一札，介绍马一浮亲戚丁浩入商务印书馆谋事。札云：“其戚马一浮君，则浙士之领袖也。”可知马氏在1920年已声望卓著，可资谈助。马氏年过八十，癸卯立春日（1963年2月4日）跋《海日楼文集》，称沈氏为“知类通达，博物君子”，颇致钦仰之忱。早年书法亦模拟寐叟，尝见其跋寐叟绝笔楹联字，与沈书神似。龙游刘寄庐（衍文）（1920—2021）太夫子数告我，马氏每闻人谓其书学沈寐叟必怒形于色，盖大作手讳其所出欤？

庚申（1920）与张元济

马一浮跋寐叟绝笔联

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

沈曾植去世后，书名益着，影响颇广，甚至及于说部。如钱锺书早年与沈氏老友陈石遗往还，多闻晚清文人掌故于陈氏，其记石遗谈艺语为《石语》，其中颇夹自家评论，谈诗外兼涉书法，如论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之书「似放脚娘姨，不甚自在」，惜未及寐叟之诗学与书艺。但在小说《围城》中，有一处提到沈字，则颇为有趣：

方鸿渐到了苏家，……壁上挂的字画里有沈子培所写屏条，录的黄山谷诗，第一句道：“花气薰人欲破禅。”鸿渐看了，会心不远，觉得和尚们闻到窗外这种花香，确已犯戒，与吃荤相去无几了。他把客堂里的书画古玩反复看了三遍，正想沈子培写「人」字的捺脚活像北平老妈子缠的小脚，上面那样粗挺的腿，下面忽然微乎其微的一顿，就完事了，也算是脚的！

按所述虽为小说中事，然颇有事实依据。沈氏好黄山谷诗，《石遗室诗话》中已有记载；而晚年寓居上海始鬻字，故沪上文雅之士如苏文纨家悬其屏条，固不足怪。钱氏民国时长期在上海，当见过沈氏书作，所谓「‘人’字的捺脚」，其用笔特征在光绪己亥庚子与陈衍书札中即有表现（试比较下图诸字捺脚），陈沈交谊深厚，陈钱谈论中尝论及沈书，亦殊有可能。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其实各时期沈书的「人」字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幅字中亦不一律，不可一概而论。

各时期沈书的「人」字各不相同

寐叟书黄山谷《题落星寺》诗中亦有「人」字

现代史学大师钱穆（1895-1990）曾倡言：

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

此为晚清民国学界共识，与今日只贵专家固不可同年而语。沈曾植被公认为一代通儒，早在光绪六年庚辰会试时，主考官翁同龢（1830-1904）即「尤重沈卷为通人」。去世后，张元济作挽联云「折衷今古，无愧通儒，岂当世新旧各家所能几及」，可谓的评。其门人唐文治亦云：

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拘虚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干、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沈氏反对「拘虚一隅」，犹钱氏之鄙薄「町畦之执」，通儒眼光，自无不同。至其平生究心内政外交，「用儒学巨子守南昌」，「金石碑板、书画声律，特以余事及之」，时人谓「综所行，宜合文苑儒林为一传」、「循吏儒林堪合传」，则又非一般文人学者所能企及。沈氏于书学与其他学问一样，与时俱进，掉臂独行，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不断求新求变之迹，于此数百首函札中在在可见。

二

寐叟去世以后，论其书者恒及其师法来历，说有多端。沙孟海（1900-1992）《近三百年的书学》为民国时较早公开发表之书学论著，他将沈曾植书法置于「帖学——以晋唐行草小楷为主」一节中「少数想要在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径的」一派中，列于黄道周、倪元璐之后，鼎足而三。其文略云：

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锺繇、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有龙舞凤，奇趣横生。

恰好一甲子后，沙氏1988年作《清代书法概论》，申论前说云：

他兼治碑帖之学，博览精研，造诣极高。早年书迹受包世臣、吴熙载的影响，有味于包氏「筋摇骨转」、「无一笔板刻纸上」之说。晚岁所作，多用方笔翻转，飞腾跌宕，有帖意，有碑法，有篆笔，有隶势，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

所谓用方笔翻转有帖意碑法，可与冒广生（1873-1959）语参观：

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爲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爲外人道。”

冒氏好自诧其新解，其说亦仅窥一隅耳。而沙氏所谓取法黄倪，功夫仍在锺索一辈云云，王国维（1877-1927）已发之在前，其癸亥（1923）诗《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有云：

昨宵忽见梦，发函粲琳琅。细书知意密，一牍逾十行。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

沙氏惟以锺繇易张芝耳。

寐叟逝世前一日（民国十一年壬戌十月二日即1922年11月20日）曾为人书两联，一联曰「岑碣熊铭入甄选；金砂绣段助裁纰」，上款署「宝生仁兄雅属」；另一联曰「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未署款。1923年后，其嗣子慈护曾将两副绝笔联徧求名流题咏，其中颇有论书语。

沈曾植绝笔七言联

·金蓉镜（1855-1927）题：

先生早挹安吴，晚则遍涉晋帖北碑，博通诸家，有一笔之善，无不采撷英秀，契其微旨。有清三百年中，此为司南也。

·吴郁生（1854-1940）题：

乙盦于学无所不通，沈酣于金石，忠义之气郁勃于中，而偶发于书。故其书奇崛，摆脱恒蹊，按之规矩，亦无不中。尝与余言「平日瓣香安吴」，余谓：“君书格在安吴上，以所得不独在书也。”君笑而颔之。

·沈金鉴（1866-1926）题：

培老书法早岁宗包慎伯，中年以后出入于汉魏六朝，苍劲无匹。寸缣片楮，价重南金。

·1928年，诸宗元（1875-1932）题绝句二首：

海日楼中昔论书，纷言法乳溯安吴。《纪功》一碣堂堂在，我语翁曾为捻须。曩侍丈论书，曾言安吴源出《大唐纪功碑》，丈极许之。

波磔犹存篆籀中，《鹤铭》强可古今通。人间今已无翁笔，谁更唐贤守晋风。

·王氏晚年论沈书则云：

窃谓先师之治书学，上自甲骨、钟鼎、竹简、陶器等，凡有文字者，无不肄习，余尝见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皆此类也。然案头所置仅《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帖，《郑羲》《张猛龙》《敬显儁》数碑而已。此即其一贯为学之道。

先生书法，执笔学包世臣，诸体中草书尤工。晚年作草，抑扬尽致，委曲得宜，正如「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吴江金天翮谓「明代无篆书，清代无草书」，盖清代碑学盛行，书家多致力于篆隶，草书罕有名家者，自沈师出而草法复明，惜其大草墨迹流传不多。……先生生前以书法为余事，然亦刻意经营，竭尽心力，六十四岁后始专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其学书从晋唐入手，致力于锺繇，后转学碑。于包世臣之「安吴笔法」颇为推崇，讲求执笔和笔墨相称之法。曾有诗云「百年欲起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包张即指包世臣、张裕钊（按钱仲联认为，张指张琦1764-1833，字翰风。钱说是。），吴指吴让之，一脉相承，可见先生心法所在。此外，亦曾写过黄山谷诸帖及大篆。先生晚年自行变法，冶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于是益见古健奇崛。「宁拙毋媚」，自具风貌。……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其学唐人写经，捺脚丰满，尤他人所不能到。

兹概括民国诸家所言寐叟书法之师法来历，略有数端。

一、早年宗包世臣

沈金鉴、诸宗元、冯煦、朱孝臧、金蓉镜、陈衍、吴郁生、冒鹤亭、沙孟海、王蘧常、向燊、马宗霍等皆提及包氏影响，其中吴氏记寐叟自道语，诸氏记寐叟极许其包书源出唐高宗《大唐纪功颂碑》说，颇可注意。寐叟早年收藏包氏书作，亦可为其参安吴之佐证。

《大唐纪功颂碑》

二、少壮日师法唐碑（王甲荣说）。

三、从晋唐入手，致力于锺繇，后转学碑（王蘧常说）。

四、壮年嗜张裕钊（金蓉镜说）。

张裕钊赠沈曾植楷书四条屏之四

五、中年以后出入汉魏六朝（沈金鉴说）

六、书学欧体。师法欧阳通（叶恭绰、张宗祥说），绝笔联似欧阳询（王甲荣、钱熊祥说）。

七、晚年遍涉晋帖北碑，冶碑帖于一炉（莫永贞、金蓉镜、叶恭绰、王蘧常、沙孟海说）

八、晚年学黄道周、倪元璐（朱孝臧、陈衍、郑孝胥、王国维、沙孟海、王蘧常、黄濬、陈垣、台静农说）。

九、晚年书参魏晋之锺繇、张芝、索靖（王国维、沙孟海、陈定山说）。

十、书从二爨碑出（王蘧常说）。

十一、晚年参甲金（大篆）汉简陶文唐人写经（王蘧常说）。

十二、学黄庭坚（王蘧常、陈定山说）。

十三、绝笔联书似欧阳询（王甲荣、钱熊祥说）

以上所述沈曾植书学之来历，固非全部，如晚近学者指出其受米芾、朱熹等人影响，凡此皆足以说明寐叟平生致力历代书法，博览博学，绝不拘虚一隅，而是古今通观，众体兼备。沈尹默云：“今书家只是一体，古之书法家，无只会一体者。”寐叟以草书著称于世，但篆隶行楷各体均能。沈氏精《说文》，在京邸时即治篆书，非晚年方习。上海图书馆藏《海日楼札丛》中有一册佛学笔记《法藏一勺录》，其封面即以篆书题写，作于光绪戊戌在武昌时，可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