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年来医学界一直在大力粉饰其公共形象，但身份管理并不是近代的公关专家和公关顾问的独有职责。事实上，身份管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最早从事医疗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希波克拉底誓言”（参见图1）的作者希望消除世人的疑虑：“无论至于何处，”医生都会起誓，“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唯一之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这又说明了当时大众对医生的行为抱有哪些期许呢？
图1《希波克拉底》，J.费珀。
我们把镜头推进到都铎王朝时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就会看到，行医之人及其支持者们都以同样的热忱捍卫过医生的荣誉。医生也是人，漫长的大学教育让他们精通了文理两科。医生正直诚实、值得信赖、敬畏上帝、严肃冷静、经验丰富，并且深爱知识而非钱财。都铎王朝时期的内科医生约翰·希库雷斯曾引用“誓言”，重申了希波克拉底针对医生职业行止提出的忠告：
医生必须具有良好的体质，而且必须有朴素的衣着与优雅的品位，在平民百姓中获取威望……因为只有这样，病人往往才会感到高兴……医生的面容，必须显得好学，并且带有悲天悯人的神情。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医生首先被视为品德高尚学者的原型。1651年，詹姆斯·普里姆罗斯就声称：“希波克拉底曾说，一位医生如果同时还是哲学家，这样的人就跟神灵一样。”
为优秀的医生（即一个能提供睿智的建议、能令患者产生信任感的人）制定的这种职业规范，经由妖魔化其对立面得到了巩固：其中，有见钱眼开的冒牌医生和招摇撞骗的外国江湖郎中，也就是那种“面目可憎、丑陋凶狠、谎话连天的流氓”，有虚情假意的护士、说长道短的助产妇，以及非法售卖春药与毒药、陈腐不堪的药商——令人想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那位药剂师。此种抹黑同行的做法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但他们对这种侮辱性的行为却泰然处之。1518年，亨利八世特许成立内科医生学会（1551年，该机构的名称中才添上“皇家”二字），在那种盛况与环境的推动之下，医学界在宣扬其高尚形象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非常灵巧。
毋庸置疑，戏剧与小册子里不乏贬损性的漫画，但它们并不过于恶毒，只是把医生描绘成喋喋不休地说着行话的饶舌者，以及钻研书本而非身体、对文献比对生活更加熟悉的老学究罢了——而且，在历史悠久的“春冬”（Spring and Winter）主题中，他们还时不时地被年轻貌美、得不到满足的妻子戴戴绿帽子。正如诙谐幽默的散文家约翰·厄尔所刻画的典型特征，医生其实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学识，在于“总结各种疾病的确切名称，以及药店药罐上的处方标记”——这只是一些可笑的小毛病，而非令人发指的罪行。
都铎王朝时期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医生们塑造自身职业形象时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极少有人打破行规这一事实。他们塑造了一种综合的、集体的模式化模范医生形象——道德高尚、气质高贵、态度严厉——并且信守着这种形象，我们从医疗行业领袖在肖像画或书籍扉页上的木刻版画中所用的姿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参见图2至图5）。他们的做法效果显著，因为一切都表达出了相应的品质：衣着与面容说明他们睿智、庄严和可敬，超凡脱俗的神情则暗示医生是牧师的同道中人，因为二者都长于提出忠告：医生的忠告关乎健康，牧师的忠告则关乎圣洁。至于都铎王朝时期的“第一名医”托马斯·林纳克的真正模样，我们无法确知，因为世间并无经过鉴定的肖像画，与希波克拉底一样。然而，林纳克死后出现的许多画作与雕刻作品却被医生们奉为圭臬。它们都用一种程式化的风格，呈现了一个身材瘦削、身着礼袍的人物，令人联想到一个“博学且深入研究医学”的人的严肃与谨慎模样。
图2《托马斯·林纳克》，昆汀·梅西斯。
图3《西奥多·图尔奎特·德梅耶内》，威廉·埃尔德，1680。
图4《威廉·哈维》，罗伯特·盖伍德。
图5《弗朗西斯·格利森》，威廉·费索恩。
随后一个时期里，却出现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在1700年前后几十年间里，一群都市精英医生似乎以公开宣扬自己是行为不端者为乐，显然不顾忌传统上世人所重视的荣誉与名声。比如，1688年，詹姆斯二世退位后，据说御医约翰·拉德克利夫（参见图6）曾经拒绝陪同安妮公主退隐诺丁汉，还厚颜无耻地坚称，他是被病人扣留在了伦敦。可6年之后，他又做出了更加严重的冒犯之举。染病的公主派人去请这位御医，据传此人正与其酒友们开怀畅饮，故搪塞未赴。再度受召之后，他竟然目空一切地宣称：“殿下所患的，不过就是癔症罢了。”这句大不敬之语传到了公主耳中，所以当第二天他终于来到公主府中之时，公主便不准他入内，并且将其解雇。关于其他名医的流言蜚语也曾广为传播，说他们推杯换盏之时根本就不屑去给病人看病。据传，有人提醒塞缪尔·加斯（参见图7）失约之后，此人竟然回答道：“我今晚出不出诊都无大碍，因为有9个人的体质很差，世界上所有医生都救不了他们，其余的6个人则体格康健，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治不死他们。”
图6《皇家御医约翰·拉德克利夫》，皮埃尔·福德里尼耶，1710。
图7《塞缪尔·加斯》，约翰·琼恩，1764。
医疗行业各种不光彩和不道德的做法，都曾被归咎于极擅长摆布他人的拉德克利夫。据说此人一到伦敦，就雇了全城一半的脚夫到咖啡馆里去请他看病，好让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这种欺骗手段，曾在《伦敦当下行医之术》中得到了推崇。这是一部匿名的讽刺作品，据说为其竞争对手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医生所作。其中提出：假如“刚刚到达城里……全然人生地不熟的话，那么我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抵达之后，马上尽力鼓噪，动静越大越好，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你的大名。如此一来，城里的人都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你这位医生”。这条妙计，显然起到了作用：拉德克利夫声名远扬、财富日增，后来他竟可以乘坐6驾马车，大摇大摆地到处走，马车一侧饰有盾形章，后面跟着小跑着的仆役，这印证了当时的一首短歌：
车乃贵族地位之标志，
可觑医者诊金约几何。
拉德克利夫曾以傲慢自大和不留情面的直率著称。刚一看到威廉三世浮肿的脚踝，他就大声说道：“若我来治理陛下这三个国家，断不会把腿弄成这样。”他还很喜欢招人怀恨。据传，科芬园的外科医生约翰·班克罗夫特有个儿子得了肺炎。他请来了威廉·吉本斯（William Gibbons）大夫，后者采取了一些哗众取宠的愚蠢疗法，孩子的病情加重，所以他最终只得派人请来了拉德克利夫。“我无能为力，先生，爱子已经丧生，”他毫无职业道德地说道，“不过，如果你们要想为孩子立碑，我可以帮你们撰铭文。”拉德克利夫的提议竟然被接受了，他们在孩子的坟墓上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刻有一个躺着的孩子，一只手指着身体一侧，说“此处甚疼”，另一只手则指着一个死人的头，上面刻着“医者于此”几个字。
在一个以小册子进行论争且甚嚣尘上的时代，喜欢争论的医生中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前文提到过的伍德沃德。此人既是格雷沙姆学院的医学教授、博物学家、先驱性的地质学家和收藏家，又是一位极其虚荣与自负的人（参见图8）。在1718年出版的《医学与疾病的状况》一作中，他曾武断地提出，良好的健康取决于恰当地保持胃中“胆汁盐”的平衡。“胆汁盐”若是太多，就只有一种缓解之道了：须把胆汁中的这些物质排出去。有人以“拜菲尔德大夫”的名义对其进行讽刺性
驳斥——此人实为约翰·弗林德，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的驳斥，让长久拥护伍德沃德的约翰·哈里斯立即作出了反击。在后者的《写给致命三巨头的一封信》中，他声称自己对事不对人，抨击了拜菲尔德的观点——这种说法很虚伪，因为哈里斯本身就是一个喜欢进行人身攻击的人，将对手称为“假学究阿米奇阁下”。
图8《约翰·伍德沃德》，威廉·汉弗莱。
更多的人加入了论战。1719年2月，出现了《巴斯诙谐的安德鲁·特里佩大夫致其心爱的兄弟、渊博的格雷沙米特的一封信》，其中透露说伍德沃德（“胆汁阁下”）患有“书写癖”（scribendi cacoethes），即“不由自主地用手写下某种东西，全然不考虑何事、何因”——可以想见，这是“由于胆汁盐过多导致的瘟热”。
到了第二个月，伍德沃德的阵营则以《两个同伙，抑或真实的拜菲尔德大夫》一作进行了反击，揭露拜菲尔德就是詹姆斯二世党人约翰·弗林德，特里佩则是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接下来，就是以“莫莫菲努斯·卡尔都西斯”的名义发表的越来越近乎辱骂的《胆怯者与小丑之间一场严肃的会议》《记一个奇怪而美妙之梦，献于米德大夫》，以及署名为一位“英国国教牧师”的《诉诸常识》。刚在约翰·盖伊的滑稽剧《婚后三小时》里被嘲笑为“化石大夫”的伍德沃德，如今又在林肯因河广场上演的滑稽歌剧《小丑海达斯佩斯：格雷沙米特》中扮演了一个非正统派主角。
这种公开的谩骂，成了古典医学的一大特点。“解剖学家一直都在参与论争，”威廉·亨特后来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就我们所知，尸体任凭他们摆布，是他们共同的研究对象，这就让他们不太能够容忍别人的驳斥。”手术刀甚至有可能导致武力。与汉斯·斯隆发生口角而被皇家学会理事会开除之后，生性好斗的伍德沃德居然在1719年6月10日与理查德·米德进行了一场决斗——在那个时代，时髦的医生仍然会舞刀弄剑。据说米德缴了对手的武器，然后大度地喊道：“留你一命！”而“胆汁阁下”则回答道：“除了你的医术什么都能留下！”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论争在伍德沃德这种鲁莽之人的煽动下愈演愈烈，而是这些最重要的医生都曾积极地公开洗刷他们的职业污名——在一个小册子盛行的时代，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并且以变成全城人的谈资或幽默机智者的笑柄为乐事。
1696年，医生学会中的一些会员为患病的穷人开设了一家药房，这是一种旨在向所有伦敦人表明善意的举措，是内科医生学会与药剂师协会同室操戈的背景下的一种战略性手段。在随即出现的小论争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塞缪尔·加斯的《药房》。当时，不仅是两个机构之间进行论争，医生学会内部也有论争。《药房》是第一部仿英雄史诗风格的英语诗作，故而极负盛名，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不断重印发行。
我们已得知，由于医生之间的不和，内科医生学会已威严扫地，“怠惰”（Sloth）以位于伦敦城内华威巷的学会总部为家，留了下来。然而，这位神仙的酣睡，却受到了内科医生学会建造新“药房”的喧嚣之声的粗暴打扰。“怠惰”极为恼火，便派其仆人“幻觉”（Phantom）前去寻求“妒忌”（Envy）女神的帮助。于是，“妒忌”女神假扮成药剂师“科隆”（Colon），去见一位同行药剂师“霍洛斯科佩”（Horoscope），她发现一帮盲从的患者正聚集于后者的药铺里，霍洛斯科佩承诺着“以当前诊金，保你未来健康”。“妒忌”女神带来的学会设立“药房”的消息，让霍洛斯科佩急火攻心，担心自己的收入受到威胁，科隆则煽风点火，激起了此人对“药房”运动的怨恨之情。一夜无眠之后，霍洛斯科佩便将药剂师们召集起来开会，而场景也转到了位于黑衣修士院的药剂师协会大厅：
高耸的山丘上，矗立着一座大厦，
泰罗（Tyro）之流在那里自由杀戮。
会上率先发言的，是卖镇痛膏的“迪亚森那”（Diasenna），还有敦促大家战斗到底的“科罗西恩塞斯”（Colocynthis），然后是“艾斯坎瑞迪兹”（Ascarides），此人提出，他们可以与那些被学会疏远的医生达成协议，一起破坏“药房”。上述角色，全都是拟人化了的疾病或者药品。
接下来，场景切换到了科芬园。“密尔米罗”（Mirmillo，一位反对“药房”的医生，影射的是威廉·吉本斯）将一些心怀不满的亲信召集起来，对他们宣称：
我长久以来统治着此城，无人匹敌，
诊金优厚，威名显赫。
除非有我签名许可，
否则无人能够带着应有的庄严赴死。
由于未能将“疾病”（Disease）拉入自己的阵营，霍洛斯科佩敦促众人谨慎行事。可当那位“吟游诗人”（Bard，影射的是内科医生兼诗人理查德·布莱克默爵士）朗诵了自己所作的一些粗俗诗句之后，“疾病”女神终被唤醒，决意推动这场争斗。拂晓时分，诸药剂师及“叛徒”内科医生汇集一处，准备突袭华威巷。不过，在“名誉”（Fame）女神的提醒之下，华威巷已经作好了应对准备。一场可怕的战斗随之爆发，药罐、针筒以及其他医疗用品齐飞。药剂师一方开始占据上风，就在其首领“奎尔波”（Querpo）准备杀掉内科医生一方的首领之时，太阳神阿波罗便化身为“诊金”（Fee）：“奎尔波”本能地一把抓住了诊金，没有再给对方致命一击！
待到“健康女神”海吉亚上场，吩咐那些资深医生随她前往天堂，去请教神灵一般的威廉·哈维之后，这场斗殴便结束了。那位神灵一般的人物提到了医生内部的不和：
医学病得多么严重，以至于悲伤地垂着脑袋。
昔日的一门科学，如今却沦为了一种交易。
然后宣称，只要多关注科学、少关注金钱，医生学会便可再度回归昔日之辉煌。而在诗作结尾，“海吉亚”也带着这一训诫回到了医生学会——只不过读者会料想到，了不起的哈维所给的忠告，几乎不可能被医生们采纳。
《药房》一作中，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笑话：尽管医生学会的会众拥有“正当行刺”的权利，享有“华威巷杀人犯”的“美誉”，可这一行业中的每个分支其实都同样擅长杀戮。“冥府渡神”卡戎（Charon）解释说，医生在地狱（Hades）里很受欢迎，
因为可怕的阎王（Monarch）与阎后（Consort），
要仰仗医生的功劳，下界才能人丁兴旺。
“医生”成了“刺客”的代名词，这一点人尽皆知。《旁观者》杂志曾声称：
在我们国家，这类群体可以说像恺撒时代的英军：其中有些人驾驶着战车大肆屠戮，有些人则像步兵。要说“步兵”杀的人没有驾驶战车者杀得多，那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后者那么迅速，无法坐车迅速赶到全城各区，在短时间里处理那么多的业务。
如果说加斯的讽刺史诗主要谴责了药剂师，那么，《药房》实际上就是嘲讽了所有加入这一医疗乱局的人。医生当中的主要笑柄，就是前文提及的威廉·吉本斯大夫。此人是药剂师的盟友，故不可能指望加斯对他心慈手软。他在行医生涯中曾造成大量患者丧生，可这一点竟然成了他自吹自擂的话题：
牛津及此地鸣响的丧钟，
多少生灵皆因我的右臂而逝。
其他医生会实施为期数月的杀戮，
而我常于一日之内，遣患者上天堂……
或因鸦片酊而死，或因器具而亡，
我的每一副丸剂中，皆有死神潜藏……
自然，药剂师们都对此人的服务表示了感激：
……先生所言，字字珠玑，
具有致命的力量，恰如您的医技。
因拙劣的诗作和政治主张而遭到加斯这位托利党人（Tory）抨击之后，辉格党人理查德·布莱克默爵士便以《反机智的登徒子》一作进行了回击。此作不但嘲讽了他的政敌，还谴责了由于约翰·屈莱顿低劣追求“机智”而导致文化萎靡，诱使一代诗人都蔑视宗教与美德的现象。
酗酒、好辩、唯利是图和对病人麻木不仁——均被世人揭露的医生的性丑闻所掩盖，这并不令人觉得奇怪。比如，无数影射之作都暗示过，伍德沃德对灌肠剂与注射器情有独钟，是一个鸡奸者和娈童者。
关于拉德克利夫患有骇人的厌女症的传闻，也曾广为流传，而经验丰富的理查德·米德的性生活，则在《75岁的婚姻不忠者》一作中进行了大肆描述。这部小册子里声称，那个已不举的老色鬼只能看一看裸女，梳一梳玛丽亚的一头红发。后者是桎梏巷一位铁匠的女儿。据说为了取悦她，米德曾以需要锻炼来保持健康为由，前往巴黎上舞蹈课。此人感情上的弱点，在《项狄传》中以“库纳斯特罗基乌斯大夫”为化身而永远流传于世：
但是，人各有所喜。伟人库纳斯特罗基乌斯大夫，不也很喜欢在闲暇之时替蠢驴梳理尾巴吗？他口袋里虽然经常带着镊子，但喜欢用自己的牙齿去拔干枯的毛发。
最后，那个时代的医生还卷入了宗教丑闻。詹姆斯二世党人拉德克利夫曾被伯内特主教视为一个“不虔敬者”，而辉格党人梅辛杰·蒙西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主教们、英国国教和亚大纳西派信经都很敌视。有一次，一位对这个不信神的时代深感失望的熟人向蒙西嘟哝说：“医生，我竟然跟一些认为世间没有上帝的人交谈。”蒙西则回答道：“我呢，罗宾逊先生，还跟相信世间有三个上帝的人说话呢。”他还留下遗嘱，吩咐对自己的遗体进行解剖，过后“可扔在穴洞里，或放进棺材，扔进泰晤士河”。而其自撰的墓志铭则是：
我的遗骨长眠于此；我的烦恼此时已休；
于己于友，我都已经活得太久。
至于世人视为圣地的教堂和公墓，
是牧师玩弄权术的地方，以愚蠢为基础。
来世会是什么光景，从来没有困扰过我；
无论来世如何，命运啊，我都向你乞求，
就算万千尸体在暴乱之中崛起复活，
也请任由蒙西这腐朽之躯安宁静默。
简而言之，古典时期的名医对他们所从事行业来之不易的名誉都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漠不关心，并且似乎要一心通过种种惊人之举，如酗酒、放荡、贪婪和不端言行，来挑战行业的审慎礼仪，事实上还藐视其基本的道德准则。精英医生都曾嘲笑世人所珍视的理想，喜欢做逾矩之事，甚至与葛拉布街上的潦倒文人沆瀣一气，诋毁自己行业并且耸人听闻地渲染医疗事业。或许，将这种现象与如今的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以及其他名人的不端比较一下，比如他们的性生活、酗酒与吸毒问题，以及精神疾病，我们就能明白一切。无论是在那时还是在当下，这种现象似乎都是一种自我毁灭之举，是一种高风险的做法——那么，他们又为何如此呢？至于答案，就存在于18世纪都市医疗市场的焦虑与机遇相交织的典型特点之中。
当时，医生们日益焦虑，因为从整体上来看，他们的地位变得不那么稳固了。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终结之时，皇家学会实力已衰，后来还变得派系林立、排外和麻木怠惰。1704年“罗丝案”（Rose case）的法律裁定，实际上将首都的医疗行业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并且由于议会与公众都对医疗及其他行业的垄断之举感到厌烦，故医生学会重获专有权利的幻想也注定要破灭。既然无望受到医生学会的集体势力支持，医生们便不得不依靠个人力量谋生。在这种“人人为己”（sauve qui peut）的局势下，他们需要彻底改变自己，展示其才能与特质，以便吸引公众前来就诊，或者至少引起公众的注意。
大鱼会翻大浪花。在一个繁荣发展的商业与消费社会里，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高涨——事实上，在一种更加世俗的氛围下，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或许超过了他们对灵魂救赎的关注。虽说风险很高，但收益也不菲。为了在竞争激烈却利润丰厚的市场上事业有成，医生必须让自己声名远扬：一切宣传都是好的宣传，不管是文学声誉、高政治知名度、有新闻价值、创业精神、声名狼藉，还是作出一首漂亮的短诗，比如：
此地居住的人，
就是凯斯医生（Dr Case）。
查理二世的宫廷，开创了一种崇尚冷嘲热讽的风气，并逐渐蔓延。以蔑视一切的胡闹和漫不经心的诙谐去嘲讽受人敬仰的帝王与高贵偶像，成了一种时髦之举。医生也参与了进来，纷纷模仿王政复辟时期的浪荡子和剧作家的生活方式、习惯与行为，或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前文已提到，据说拉德克利夫曾付钱雇仆役们到咖啡馆里去请他，好让他的名字变得全城皆知：这种做法，难道不像是再现了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一作中的佩图朗吗？出于同样目的，佩图朗会乔装打扮一番之后去公共场所，“派人延请自己”。医生们带着一种“逼真地模仿艺术”的态度，在时髦却粗鲁俗丽的文化中习得了种种处世之道，并且学会了以谩骂、争执、肢体暴力、决斗和夸张而无节制的习气为荣。
名医们这种声名狼藉的玩世不恭，变成了公众对这一行业长久持有负面看法的缘由。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曾于18世纪40年代指出，
要想习得医术，只要熟读几部医书，变成一个能够将格言警句、“常言道”等信手拈来的老手，再到某座唯利是图的学院购买一份拉丁语文凭，登上一辆干净的马车，装出一幅严肃的模样，佩上一把剑，戴上一顶长长的假发就行了。接下来，在自己的姓名之前冠以“医学博士”的头衔，一个鲁莽大胆的花花公子就会被人称为医生，并且拥有了杀人的执照，可以让诸多把健康托付给他的人丧命了。
18世纪末，巴斯城那位顽强不屈的医生詹姆斯·马基特里克·亚代尔大夫曾称，成功取决于“流连于咖啡馆，或者在俱乐部里跟人推杯换盏……滔滔不绝地说着毫无意义的术语……（并且）与护士、贵妇保持下流的关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笔名为“彼得·麦弗洛格姆”的人还建议，当医生“酩酊大醉、无法行走与站立之时，即使做得到，也绝对不能为患者看病”。
这样的讥谤，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再现。它们把医生描绘成了狂妄自大、贪婪而危害极大的形象。在戏剧作品《假医生》《汤姆·琼斯》《阿米莉亚》及《约瑟夫·安德鲁传》中，亨利·菲尔丁描绘了很多爱管闲事、虚荣而贪婪的行医者。他曾写道：“医生要是没有戴着全套假发，就开不了方子，就像医生没有诊金就不会给人看病开方一样。”
然而，最具毁灭性的讽刺则来自医疗行业内部。在《斐迪南伯爵法图姆》一作中，苏格兰外科医生托比亚斯·斯摩莱特揭露了成名不可或缺的一些职业策略。“读过几本医书”之后，囊中羞涩的法图姆便在滕布里奇韦尔斯开了一家诊所行医，还请了一位药剂师为他宣传。然后，他来到伦敦，发现“即使寒酸的医生”也须有一辆马车，“作为一种流动的招牌，以便招徕主顾”，并且需要赶着马车在城里四下猛转，证明很多患者需要延请此医。他安排了一位同事替他吹嘘，炫耀性地给贫困患者免费提供医疗建议，且“始终坚持光顾那些医者云集的咖啡馆……面容谈吐都显得严肃正经”。他逐渐用上了更多稀奇古怪的手段，因为“其余促成业务的手段，比如让人去延请正在教堂做礼拜的医生……已经被那些不顾一切的医生大肆滥用，以至于对公众不起作用了”。即使是不好的评价，也能给医生带来回报：“曾经听到某些医生发牢骚，竟然说他们运气不好，没有被人公开指控谋杀之罪。”老于世故的内科医生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向一位即将开业行医的年轻医生提出忠告之时曾说，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知名度和社交能力，即让别人认识你这个人：
首先，在橱窗里放上一包红蓝相间的玻璃，可以在赶集的日子里招徕一些零星的业务，从而结识这个阶层的百姓。我还记得利奇菲尔德的格林先生，他如今年事已高，曾经把他的零星业务情况告诉我，说经由橱窗与彩色窗户招徕的业务每年可以让他获利100英镑。
一部揭露“瑞格尓大夫”、副标题为《医疗业内的成功术》的作品，则剖析了名医们的一些伎俩：
他最重要的座右铭就是：“把你的名字公之于众，公众会逐渐熟悉你的名字，最终会把你当成一位举足轻重的医生。”为此，医生会竭力让自己的姓名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人都看的报文上。
作者接着举例说明了报纸上这种夸大其词的自我宣扬之举：
“昨天瑞格尔大夫乘坐马车从某地返回的时候，受到了两名盗匪的袭击，盗匪向他索要了钱财等物。”或者：“上个星期三，瑞格尔大夫和夫人等人遇到了劫袭。”但是，瑞格尔大夫其实从来没有遭遇过抢劫，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纯属虚构，是一种借口，目的是让公众看到他的名字。还有其他很多办法，可以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让公众看到，瑞格尔大夫全都成功地运用过。
不出所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对医生普遍持有疑虑。在古典时期的英国，专业人士的声誉普遍不佳，医疗界尤受其害，因为诚如俗语，医者对公众是先骗后害，“假如一个国家里医生太多，”《旁观者》杂志上曾开玩笑地说，“那么它的国民就会稀少。”
当然，我们不能只从表面看待这种现象，但当时针对医生的谴责之语极其常见，说明公众的不安之情并不仅是老生常谈。其中最严重的一点，就是指责医生因故意或者疏忽而害人性命。约翰·海伍德曾称：“医生们商榷的时候，患者就会死去。”曾经有人这样问弗兰克·尼科尔斯，“我们该请年老的医者看病呢，还是向年轻的医生问诊？”这位医生回答道：“区别在于，前者乐于害人，后者则任人死亡。”有些患者还变得极其敏感，玛丽·希伯在写到一位同伴的情况时，曾如此说：“一看到医生，她就极感不适，病发抽搐。”
医生还被人讽刺成极度冷漠之人。版画中描绘的医生，即使在病人咽气之时，仍然说着深奥难懂的行话，或者太过冷漠与自负，甚至没有注意到病人去世。在《有进展！有进展！》这幅版画中，罗兰森描绘了一位身材肥胖臃肿的医生：此人左臂下夹着一根金头手杖，右臂下夹着一顶三角帽，快乐地对着桌旁那位身材瘦弱、奄奄一息的病人微笑着，桌上摆着一个药瓶，以及一张写有“处方：丸剂，大约为水疱”几个字的纸。“亲爱的爵士，”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你今早的面色很健康。我没有疑虑了，再登门时，你的疾病必定痊愈。”
不仅愚蠢，医生还被嘲讽成假装时髦之人：他们戴着卷曲且抹有脂粉的假发，身着绸缎或锦缎礼服，脚穿有扣的鞋子，头戴三角帽，手持金头手杖，有时还带着暖手筒，目的是保持其灵敏的触觉（参见图9）。在《小庞培》一作中，弗朗西斯·考文垂描述的医生就是“持着一根金头手杖，一身黑衣，长着一张睿智而神秘的脸庞，戴着长及肩膀、飘逸灵动的假发，有着医生这一职业所需的外表”。这些行医之人衣冠楚楚、喋喋不休，对病人漠不关心，似乎令人讨厌地一心只想着他们自己。世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势必会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个行业似乎正变得妄自尊大，而在一个出版物日益承担起公共监督职责的社会里，人们的健康状况却并未有所改善。
图9《门罗医生》，马修·达利，1771。
然而，情况不止于此。尽管精英阶层有着种种滑稽反常的举动，但以前如此勤勉地建立起来的威严存在的一些关键特征，实际上却延续到了后复辟时期。如果说18世纪的外科医生仍然是一种高大健壮、善于使用锯子和刀子的典型形象，那么相比而言，内科医生的理想形象则得到了升华，几乎脱离了肉身，成为智者。
在这种相当具有“笛卡尔哲学”风格的职业对立中，正如前一章所言，真正的内科医生的专长仍然在于了解病史、作出诊断，以及制定治疗方案。由于此时还没有常规的身体检查，故内科医生也不需要事必躬亲，重要的还是具有敏锐的头脑、良好的记忆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内科医生应当表现出一个睿智贤明和具有自控力的典范形象，从而表明脑优于手、精神高于物质。“我需要的医生，应当是一个贤明、博学与诚实的人。”罗伯特·坎贝尔曾在其《伦敦商人》中如此声称。这句话，原本在一两个世纪之前就应该有人轻而易举地写下来。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思想，在乔治王朝时期许多医生的身上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他们把自己描述成自制与冷静的典范。不妨以贵格会教徒约翰·科克利·莱特索姆为例（参见图10）。在其肖像画中，此人几乎不是一个“有形之人”，完全没有被多余的血肉与俗丽的炫耀所玷污。的确，此人太过忙碌，以至于几乎无暇注意自己身体的需求，甚至是没有身体的需求了。1782年他曾写道：“整整一个星期里，我在家里竟然连20分钟的闲暇时光都没有。”还有一次，他声称其行医业务“令我有13个夜晚都没在自家床上睡过觉”。其中的寓意十分清楚：这位清心寡欲的贵格会教徒的肉体已经被训练得彻底服从——几乎不复存在了。
图10《约翰·科克利·莱特索姆》，托马斯·霍洛威，1792。
威廉·赫伯登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以类似的朴素为特点。据说，此人“个高、体瘦而简朴”。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古典内科医生，曾被塞缪尔·约翰逊颂扬为“最后的罗马人”。这种令人叹惋的式微其实很合宜，因为内科医生在自我塑造过程中正在向乔治王朝时期的舞台中心迈进，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型医生升级为近代社会的凡人。这一改造过程，清晰地显示出了两种相互关联的趋势。一方面，内科医生正在努力摆脱此时被世人嘲笑为与世隔绝的和忧郁的学究式老古董的形象，有了绅士的做派。这种形象上的近代化——即从卖弄学问变为彬彬有礼——在乔治王朝时期的许多肖像画中体现了出来：看一看时髦的辉格党人兼医生梅辛杰·蒙西就可以了，此人全身上下都透露出自信、轻松而文雅。
在乔治王朝时期的医学领域里，人们重新开始强调世俗的成功。“在我看来，”威廉·亨特曾经如此教导那些蜂拥而至其解剖学校的弟子说，“在可以陶冶年轻人情操的真理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只要有所长处，一定会获得回报。”威廉从小就“意识到了自身天赋的优越之处”，故这位优秀的苏格兰小伙子获得了成功，扮演了荷加斯笔下勤勉的学徒角色，并且表演得完美无瑕。用其弟弟约翰的话来说，他在“成为行业佼佼者”的野心的鞭策之下，让自己获得了成功：早在18世纪60年代，他的年收入就超过了10000英镑——当时，一位贵族的年收入也不过如此。在不太严肃地考虑过投入两万英镑巨款买下一座庄园的想法后，他选择了一种更谨慎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声誉，将财产投入了徽章、画作与手稿的完美收藏之上，同时还收藏医学标本与自然历史标本，从而令人艳羡地赢得了“鉴赏家”的美誉。收藏象征着他开始融入上流社会了，实际上，他是通过获得文化的外饰、辅以有形的控制标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钱财——融入上流社会的。职业成就，成为人们获得社会威望、名气和权力这一目标的一条途径。
信奉“待人温良”（suaviter in modo），标志着内科医生的形象出现了一种重大变化。亨特曾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过理查德·米德医生。据塞缪尔·约翰逊所言，米德是一个“在生活中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人。米德居住在时尚的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他是古典时期的医生兼收藏家的赞助者，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这就是苏格兰画家艾伦·拉姆塞以隆重华丽之笔绘制的米德肖像画所要传达的信息（参见图11）。
图11《理查德·米德》，理查德·休斯顿，1740。
乔治王朝时期的医生，都曾沉浸在亨特所谓的“财富带来的幸福”当中。他们的收入猛增：拉德克利夫和米德的年收入显然达到了7000英镑，但两代人之后，莱特索姆的年收入却高达12000英镑了——比普通乡绅的收入都要高得多。尽管身为贵格会教徒，财富却并未让莱特索姆不安，因为他把钱都投到了一些适当改善条件的活动上，尤其是坎伯威尔郊区的一幢别墅上，他在那里开辟了面积达5英亩的庭园，栽种了16种葡萄，有驯养场、草坪、喷泉、池塘、雕像和一条莎士比亚步道，甚至还有一座博物馆和一座图书馆。他还将自己的剩余收入用于慈善。他曾感叹道：“死的时候富有，谁会来感谢我们呢！那些得到我们施舍的人不会。请问，还有谁在挣钱的时候，会比医生带着更大的关怀之心！因此，谁还有更大的道德权利用关怀来换取快乐呢？假如这种快乐还是获得知识带来的满足感，就尤其如此了。”
如此优雅地呈现出来的世俗成功，正是乔治王朝时期所有医生的梦想。在追求这种理想的过程中，他们还呼应了更宽泛的启蒙运动对文人的重新塑造，对知识表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度。人们此时强调的是，思想太过重要，不能留给乖戾晦涩或精神错乱的学院派——必须将思想从牛津那些“苦行僧式”的小屋里拯救出来，那里培养的人都是忧郁孤僻的吹毛求疵者。在开明者看来，世间需要的是讨论而非争辩，是对话而非胡言，是彬彬有礼而非卖弄学问。如此一来，约翰·洛克的弟子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才会谴责“所有形而上学的喧嚣与嘈杂，所有虚假的研习”，声称“在公正的意义上，理性的思考只是为了让良好的教养更上一层楼”。第一位伟大的媒体人约瑟夫·艾迪生曾在《旁观者》杂志上提出，要将“哲学请出密室与图书馆、学校与学院，使之栖居于俱乐部与集会、茶室与咖啡馆内”，从而努力将哲学家变成文人，并使之变成一个通晓世故的人。
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谟也曾称颂过知识分子的这种现代化。他曾叹惋道：“有学问的人与乐于交流的世界相隔离，已成前一个时代的巨大缺陷，知识因为封闭在大学里而成了一种巨大的失败，哲学则因这种郁郁寡欢和隐居式的研习方法而走向了毁灭。错在哪里呢？思想一直都被那些胡思乱想的学者垄断，他们在推理的时候从不参考经验，也不从唯一的地方，即平凡的生活中去寻求这种经验。”然而，形势正在好转。他指出：“当前这个时代的文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摒弃了腼腆与羞怯的脾性，这种脾性，曾经导致他们远离了人类。”
与这位哲学家一样，医生们也希望走出密室，欣然拥抱种种人情世故。陈旧的学究之气开始失宠，让位于新科学了，即一种对事实、实验和自然研究的迷恋，辅以对艺术与人文科学的正确认识和修养。这会让医生能够轻松地成为患者的朋友与同伴。
托马斯·西德纳姆是后复辟时期几十年里最伟大的临床医生，此人推崇观察和经验，而非陈腐的学问。据说，被问到有哪些最佳医学书籍时，他曾回答：“看一看《堂吉诃德》吧。”拉德克利夫可能也曾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反知识姿态，据传他甚至吹嘘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有人问及他的书房在哪里时，他指着一具骷髅、几个药瓶和一种草药回答道：“先生，这就是拉德克利夫的图书馆。”他出版的著述极少，所以当他留下遗嘱向牛津大学捐赠一座图书馆时，加斯曾打趣地说，这真有点像是一位太监建造了一座后宫。
仿佛是在践行艾迪生将“哲学请出密室与图书馆……”的观点，新型医生实际上也是从这些大众化的机构中出来行医的，因为在此处，他们不但会获得临床医生最大的知名度，还会因为诙谐机智的文人身份而大放异彩（这两种角色，真是相得益彰啊）。玩世不恭的医生兼诗人伯纳德·曼德维尔曾称：“您若是善谈，并且是一个合适的伙伴，那您就可以靠喝酒去行医……（或者）您必须……经常光顾一些咖啡馆，恪守特定的时辰，谨作安排，经常派人到您所在的地方去请您，您要是不在的话，还要问一问您的去向。”伍德沃德总是去南多咖啡馆，拉德克利夫与其接班人米德是上午去汤姆咖啡馆、下午去巴特森咖啡馆，而理查德·布莱克默则会流连于加拉威咖啡馆。福斯塔夫式的苏格兰人乔治·切恩曾记载道，一到首都，他就会经常光顾咖啡馆和酒肆，“大快朵颐、尽情痛饮，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促成业务，我曾见过别人用此法大获成功”。这种经常光顾咖啡馆的现象，有助于解释古典时期的一些医生同时赢得了机智诙谐者与诗人之美名的原因，尤其是加斯、阿布斯诺特、阿肯塞德、布莱克默与曼德维尔。
乔治王朝时期医生的自我形象的变化，是他们谨慎地顺应时势的产物：在100年的时间里，像埃德蒙·伯克、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查尔斯·伯尼、大卫·加里克、爱德华·吉本与亚当·斯密等杰出人士，都曾对自己身为塞缪尔·约翰逊的俱乐部里的一员，在爵街的土耳其人咖啡馆里济济一堂而感到自豪。医生们也渴望着在那些高雅富裕的圈子里出人头地，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戈德史密斯就是医生出身。临床医生必须与时俱进，而温文尔雅也变成了通往《旁观者》杂志所倡导的、启蒙运动中的新文明社会的密码。
乔治王朝时期的医生若是没有修养，就有遭到责难的危险。范妮·伯尼曾经如此评价身为贵格会教徒的名医约翰·福瑟吉尔：“我不怀疑此人医术高超，然而他的态度实属拘谨、刻板而令人不快……是一个正直、严厉、外貌庄重的老人。”此种态度在1570年或许很恰当，可如今却行不通了。至少在两个世纪后的这位宫廷经验丰富的贵妇看来，就是如此。相比而言，有人却把时髦的医生之术发挥到了极致。有人如此评价威尔士亲王的御医理查德·沃伦：
除对人和事有正确判断与深刻见解外，他还在文学与科学等诸多方面有造诣，最明显的就是谈吐方面的天赋，既显文雅、轻松，又很自然。他具有天下最灵活的脾性，能够迅速适应各种情感，无论老少、无论喜悲……凡是向这种医生求过医、问过诊的人，都会始终渴望着与此人做朋友，也乐意有此人做伴。
然而，这种温文尔雅也有可能表现得过头。那种医生的话“绝不可听信”，莎拉·哈钦森曾在1824年提醒说：“伦敦的医生大都太过彬彬有礼，不会说出让人感到不快的话语。”
除了独特的“医生假发”，金头手杖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它取代了佩剑，比佩剑更具和平色彩。手杖有时会被打孔、挖空内芯，以便往里填塞一些气味芬芳之物，以掩盖病房中的各种危险与臭味（参见图12）。拉德克利夫的手杖以镶金的十字横档为柄，后来传给了他的接班人理查德·米德大夫，然后又传给了其他名医，直到最后被捐赠给了皇家学会。如今，这根手杖仍然陈列在那里，成为传统医学最独特的一种道具，象征着乔治王朝时期的医生在公众面前的气质与风度。
图12 18世纪医生用的一根金头手杖。
治疗已不再具有宗教意义，甚至也不再属于王室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治疗已经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的附带权利。就算经常有人揭露说治疗徒有其表，可颂扬之声也会接踵而至：
大不列颠的医疗行业享有显赫的声名和崇高的威望，这是一门科学应得的声名与威望，因为它可以给人类带来除宗教以外的最大慰藉。这个国家里的医生几乎都是接受了通识教育的修养不俗的人。因此，医术也被世人提升到了一种极其卓越的高度。
（本文摘自罗伊·波特著《病人、医生、江湖郎中：近代英国的医疗与社会》，欧阳瑾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