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就是我的抵抗：伍尔夫日记选》，[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齐彦婧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9月版，256页，49.00元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思考就是我的抵抗》（齐彦婧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9 月）是她的日记选本，所选日记从1915年她开始写日记到1941年，书中最后一篇日记写于她投水自杀的四天前。伍尔夫去世后，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将她的日记整理集结出版，据我所知，伦纳德·伍尔夫整理的日记书名是《一位作家的日记》（A Writer's Diary ，by Virginia Woolf ，The Hogarth Press Ltd，1953），篇幅只有三百多页；由Anne Olivier Bell编辑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Harvest Books，1980）共有四卷。有点遗憾的是，现在这本中译本没有在前面介绍伍尔夫日记的整理出版情况，以及目前这个中译本的编选方法、所依据的原文版本等情况。之所以首先想到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编选类型的译著似乎应该对上述情况有所交待，更是因为这个中译本的书名看来受到不少读者的关注，包括我自己。“思考就是我的抵抗”这句话出自伍尔夫写于1940年5月15日的日记，其上文是面对纳粹帝国发动的战争，伍尔夫与她丈夫在谈论战争的发展走向，甚至谈到希特勒一入侵就自杀的问题，最后一句就是“突然想：军队是身体，而我是大脑。思考就是我的抵抗”（189页）。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这句话有比较具体的指向，那就是面对纳粹可能入侵的局势。中译本把它作为书名，其理由是有所扩展的，指的是“伍尔夫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抵抗这个世界，而思考就是她的抵抗”（见该书封底语）。对于伍尔夫的人生、性格和思想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有意义的概括。再从读者的接受语境来看，其意涵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因此才会对它格外关注。一本精致的小书，一位女作家的日记，连同封面上那位倚坐在一只打开的大牡蛎上的长裙女子插画，皆因为作为书名的“思考就是我的抵抗”这句话而改变了画风，产生了新的时空意涵。
伦纳德·伍尔夫在《一位作家的日记》原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日记之于伍尔夫，除了记录日常生活和对生命、宇宙的思考外，还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表达方式，她在日记中潜心思考正在写或准备写的作品。”这是作家与日记的独特关系，但是对于伍尔夫来说，日记似乎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即便在这本中译本日记中也可以看到她经常为漏写日记而感到焦虑：“真可耻啊——竟然在这本日记上留下这么多页白纸！”（65页）“不知为什么，这本日记薄得不成样子：半年已经过去，而我只写下寥寥几页文字。”（84页）日记对于她来说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是她经常想到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些日记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我已经养成习惯，不写不快，而且有些内容我今后或许会感兴趣。但会是哪些内容呢？我写得从来都不深入，过于浮泛。”（167页）对于这种习惯，她还有更形象的说法：“写日记，对我而言就像挠痒；或者如果写得顺畅，就像泡澡……”（54页）在1926年3月20日的日记中，她已经想到了“这些日记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的问题：“昨天我问自己。如果我死了，伦纳德会怎么处理它们呢？他应该不太会把它们烧掉，又不能拿去出版。嗯，我想他会从日记里提炼出一本书，然后烧掉原稿。我敢说这些日记里肯定藏着一本小书，如果能对这些涂改痕迹稍加处理的话。天知道。写下这些话时，我正处在轻度的抑郁之中。近来我不时会陷入这种状态，感觉自己衰老、丑陋，总在老调重弹。不过就我而言，作为作家，我只是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已。”（74页）她对自己日记所具有的价值无疑是肯定的，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她丈夫果然为她编选了一本日记出版。
伍尔夫不仅告诫自己要坚持写日记，而且也鼓励别人写日记。她的密友薇塔的儿子奈杰尔·尼科尔森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伍尔夫曾经对他说“没有描述，那么每件事就和没发生一样”。“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写日记。她说：‘生命没有第二次可能，必须以文字留下痕迹。’”（见S.P.罗森鲍姆编著《回荡的沉默：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杜争鸣、王杨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43页）“必须以文字留下痕迹”，固然是因为“没有描述，那么每件事就和没发生一样”，但是就如“思考就是我的抵抗”这句话一样，其意涵也会在不同的语境中扩展。过去一直有人把日记这种写作体裁称作“抽屉写作”，既是表明其私隐性质，同时也未尝没有写给未来的寓言。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曾经有过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金光耀、金大陆主持），其成果“研究资料汇编”中就有日记体裁，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史料。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女权主义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庸置疑，但是她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关系所产生的文化传统象征意义同样重要。T.S.艾略特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一文中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只是想告诉众人，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这样一个神秘文化圈乃至伦敦文学界的灵魂人物。她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她的才赋已经与她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环境水乳交融，这完全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在她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上阶层高贵而又优秀的文化传统——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家们既非那些趾高气扬的赞助人的奴仆、贵族富豪家的寄生虫，又非乌合之众、平庸之人寻开心的工具；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地位平等，不分高低贵贱。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逝去，一种文化模式也正在土崩瓦解——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她就是这种文化的唯一象征吧，但这是因为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她是这种文化最忠实的实践者。”（S.P.罗森鲍姆编著《回荡的沉默：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杜争鸣、王杨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65页）艾略特对那种“高贵而又优秀的文化传统”的诠释很值得思考，在社会的权贵与底层之间必须保持的尊严与独立是文艺创作得以自由、平等发展的保障。在伍尔夫的日记随处可以看到她在这个文化圈子中与人交往的音容笑貌，在许多八卦趣事中透露出她的才赋与独立人格。她在圈中的地位绝非某种来自八面玲珑的“人缘”，就像斯蒂芬·斯彭德所说的，“她与别人之间似乎总是有着一道鸿沟，她试图（可能并非十分令人满意）通过提问来架起沟通的桥梁”（同上书，139页）。用伍尔夫自己的话来说，“我喜欢这一切（我是指这一席谈话）。这种氛围能让人不断萌生新的想法，并毫无顾忌地表达，再得到理解——或是反对。”（《思考就是我的抵抗》，41页）通过思考和讨论来发展人际关系，在讨论中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对坚持客观的、坦承的立场，哪怕意见相左也要坚持立场，这是在伍尔夫身上体现出来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文化传统。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跟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友谊日益稳固，越发紧密。倘若二十年后还在一起，我们这帮人会变得多么纠缠交错、密不可分啊。想到这儿，我不寒而栗。”（同上书，66页）最后一句话很像、而且只能是她说的，表达的是对于关系固化的自我揶揄和警惕。
从“思考”与“抵抗”的角度阅读伍尔夫日记，会发现在那些充满活泼灵性、敏锐美感，同时也不乏沮丧或刻薄的文字中，政治性的思考与抵抗才是潜藏在日记深渊中的硬核。关于这一点，斯蒂芬·斯彭德看得很清楚：“弗吉尼亚同样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因为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尽管时常集中在细小的物体上，如树枝上的光线、一堵粉墙上的痕迹，但最终还是停留在茫茫水域、疯狂行为、战争和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上。”（同上书，138页）虽然在这里谈的是她的小说，但是在日记中也同样能感受到她的目光往往在最后还是投向了更具有本质性的事物与力量。比如在日记中时有表达出她对社会阶层的看法，当她看到在一间带白色镶板的老式房间中坐满了劳动妇女的时候，“看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就像女学生一样，我觉得安心。这样真好。这些女人还是那么令人难忘——因为她们似乎认为自己重任在肩，也有强烈的责任感”（《思考就是我的抵抗》，第7页），而“伦敦西区令我反胃。我向车窗里张望，看见肥头大耳的达官显贵坐在车上，有如绸缎首饰盒里臃肿的珠宝”（10页）。这种审美感受的反差无疑带有对阶层、阶级属性的思考，但是她对人性的观察与批判并没有被固化在阶级或群体的概念之中。斯蒂芬·斯彭德认为伍尔夫对于上层社会、中产阶级和底层社会都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虽然这些阶级差别在她的头脑中是一清二楚。比如英国王室是她最感兴趣的谈论话题，她对此感到着迷的是那种因特权而产生的神秘而独特的生活，其中包含有那种与外界隔绝的感受。（同前引《回荡的沉默：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138页）
对于自己身处的文人圈子，伍尔夫的“毒舌”也没有放过。她的密友薇塔获得霍桑登奖，她也去了看颁奖仪式，她的竟然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天哪！我们这些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我们怎么敢假装自己趣味十足，假装自己的作品举足轻重？就连写作这件事都变得令人反感。不过也许，流淌在他们体内的墨汁的细流比他们的外表——裹得那么严实，显得那么寡淡、斯文——更重要。我感觉我们中没有一个真正成熟的人。聚集在此的其实是一群笨拙乏味的中产阶级文人，而不是贵族。”（《思考就是我的抵抗》，85-86页）甚至在家里招待朋友之后，她会在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如此艰难，如此不真实；我的话语与我的感受如此不符；他们的观念与我的差距如此之大；我不断给自己施压，尽力以正确的方式做蛋糕、开玩笑，流露出适当的热情与关切。……这让我渐渐意识到他们都是多么丑陋，多么爱管闲事，多么无可救药地散发着中产阶级的气息。其实最受摧残的是我对美的感受力——眼看着他们使我家和花园变得庸俗，带来伯爵宫区和酒店的气息；他们站在露台上，置身于苹果树和花丛之中，显得何等格格不入，何等古板、城镇化、衣着考究、不合时宜。”（106-107页）对于伍尔夫的这种感受非常真实，看来在骨子里她对英国贵族的精神传统有很深的认同，这种认同更多是建立在对精神气质的审美感受之中。这种精神传统使她很严苛地对待某些自己内心其实也很渴望的荣誉，例如1932年2月29日她收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邀请函，说委员会决定邀请她做明年的克拉克演讲，她知道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但她拒绝了。两天后她还在庆幸自己能果断回绝，否则“一旦接受邀请，就无异于一个毫无节操、急功近利的猎人”（113页）。这就难怪她有时会在某种生活情景中产生强烈的审美批评，例如她说“我开始反感自己的同胞，这感觉主要来自在地铁里观察他们的面容。说实话，血红的生牛肉和银闪闪的鲱鱼都比他们赏心悦目”（同上，第3页）。
但是，不要以为伍尔夫对审美感受的苛刻挑剔会使她忽视或随意嘲弄生活中的“小确幸”，她对微观美感的珍惜、对生命的感恩时常在日记中流露出来，那种描述是颇有感染力的：“我想，我们人生的一大成就，就在于生命的珍宝都是深藏不露的。换句话说，它们隐藏在如此平凡的事物之中，以至于没有什么能伤害到它们。”她说喜欢乘公共汽车、坐在草地上抽烟、从信箱里取信、拆一封信、在晚餐后小坐片刻的时候问一句“你过得还顺心吗，哥们儿”等等，都是每一天必然会充满的幸福。（70页）她把这些看作是人生的成就与生命的珍宝。
在来自阶级与阶层观察的审美批判之上，伍尔夫的“思考”与“抵抗”还指向了现实时局的变化，指向那些真正令她感到不安与恐惧的因素。从1939年开始，在伍尔夫的日记中就开始逐渐笼罩着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阴影。她虽然没有全力关注时局变化，但是她的感受很敏锐。例如，在日记虽然不太多见的对于法西斯恶魔希特勒的认识，很能表现出一种尖锐的敏感。1月29日，“巴塞罗那沦陷。希特勒明晚要做演讲，下一场带妆彩排开始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她还记录了弗洛伊德医生说的一句话：“他谈到希特勒，说这种毒素我们得花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化解。”（133-134页）在今天看来，她对这句话的敏感很值得思考。当意识到能够在家里准备一顿晚餐可能会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并不真心信仰宗教的伍尔夫在日记里写道：“我为这个愉快的傍晚祈祷，并照例祈祷希特勒万劫不复。”（216页）当伦敦的空袭比上一周减少了很多的时候，她反而会警惕起来，“我们问：希特勒接下来还打算玩什么把戏？”（236页）从“毒素”“带妆彩排”、祈祷那个恶魔“万劫不复”到发自内心的警惕发问，伍尔夫对反抗法西斯政治的思考并不肤浅，她对希特勒的抵抗尽管只是在思考中迸发的几点火星，但是她的抵抗立场是非常决绝的。
在伍尔夫对时局的思考中，还有一些是更复杂和深刻的问题。当苏德条约签订之后，她感到这是一个意外，同时发现“我们现在很像一群绵羊。无精打采。坚韧而迷茫。我疑心有人巴不得‘与战争共存’”（153页）。随着战争危险的降临，她对国内气氛的发现、感受和思考是复杂与深刻的：“每份报纸、英国广播公司的每个频道都争相投身这场无聊而强装振奋的造神竞赛。再过六个月，这些英雄会不会变成街上的一摊肉酱？我最反感那种虚假的情感。它并非全然虚假，但它的出发点却充满功利色彩。战争已经进入了造神阶段。”（194页）“我不喜欢战争带来的任何一种感受：爱国主义、群策群力等等。它们都是对我们自身情感的一种感伤而情绪化的拙劣模仿。但很快，我们自己也参与其中。”（204页）但是，当她看到英国战斗机从头顶掠过，飞赴沿海投身战斗的时候，她写道：“我设法在心中唤起一种个人的情感，而非英国广播公司引导的那种集体情怀。我几乎本能地祝他们好运。我真希望自己能用科学的方法记录情绪。”（205页）另外，在她的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战争对人在精神上折磨的描述，那种悲观、迷惘和无奈的心态非常真实。“那些年轻稚嫩的孩子，被撕成碎片。但问题在于人们已经麻木到无法思考。老克莱夫坐在露台上，说：‘我不想活着经历整场战争。’继而解释说他的生命力正在衰退。最好的东西都体验过了。其实我们私底下都过得不错。每一天都充满幸福。烹饪，读书，打保龄球，不亦乐乎。没有爱国的豪情壮志。问题在于该怎么坚持下去、熬过战争。”（154页）老克莱夫说的话真的令人难过，而眼下暂时还维持的生活反而使人们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与忧虑。“我感觉战争就像一种绝症。它令人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就耗尽了人的感官。而后，感官的电池又被充满，再度——体会到什么呢？体会到轰炸带来的惊吓。担心去伦敦会被炸弹击中，还有迫在眉睫的灾难——一旦敌军突破防线。”（190页）这种感觉不断被耗尽、被抽空的无力感，真的不难体会。
在这样的思考之中，伍尔夫的抵抗是发自内心的，也是非常个人性的。“理性沦丧殆尽。处处都是暴行。我就像躲在一座临时掩体背后，看外面风暴肆虐。我们等待着。”（165页）“我在想：如果说这就是我生命的尾声，那我难道不该去读莎士比亚吗？但我做不到。我难道不该把《波因茨庄园》写完吗？难道不该完成点什么作为终结吗？终结将它的活力，甚至是它的欢快与恣意，赐予平淡的日常生活。昨天我突然想到，这说不定就是我最后一次散步了。麦浪翻滚，裹挟着罂粟的花朵。晚上，我读我的雪莱。”（200页）
现在，应该不难体会伍尔夫为什么说“思考就是我的抵抗”。看到她在1940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么几句话：“这一年即将过去；我饱受困扰，心绪消沉。但我会对一切负起责任：去擦拭、抛光、取舍，尽可能让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变得整洁、光明而充满活力。”（234页）这不正是在“思考”之外的“抵抗”行动吗？
